伍迪·艾伦（Woody Allen）是首个公开称这起运动为“猎巫行动”的人。艾伦的好几部电影都是由韦恩斯坦制作的，在后者遭到公开指控的十天后，他在一次访谈中草率地公开表示自己为那些指控韦恩斯坦的女性感到悲伤，他警告道：“你们也不想事态演变成塞勒姆猎巫那样，每个在办公室里向女人眨眼的男人，突然不得不通知律师来为自己辩护吧？”

这个比方打得很蠢，因为在1692—1693年，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镇上被处死的20位巫师里，有14位都是女性，还有4位女性因被指控使用巫术而死在监狱里。那种某个男人冲女人眨眨眼就得通知律师的办公室氛围，和塞勒姆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即便撇开这些琐碎的细节不谈，那许许多多跟着艾伦将“#MeToo”运动称为猎巫行动的批评者，其中包括北爱尔兰演员连姆·尼森（Liam Neeson），奥地利电影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为比尔·科斯比强奸审判案辩护过的一位律师，以及被指控将一名女性绑在地下室进行侵犯和威胁恐吓、遭到调查后于2018年辞职的密苏里州州长埃里克·格赖坦恩斯（Eric Greitens）等，都没能理解女巫审判和性侵故事之间的关键区别。

猎巫行动中，手握权力的政府人员以莫须有的罪名——这一点很重要——起诉并且审讯平民女性和某些男性。这些包括地方法官和州长在内的政府人员常常会对那些平民百姓处以长期监禁，甚至是死刑，而判刑的证据是他们幻想这些巫师会在阴暗的森林里与魔鬼会面。

形成对照的是，“#MeToo”运动中涉及的也是平民女性和某些男性，他们告诉记者，那些手握更多权力的男性如何歧视他们、侵犯他们、胁迫他们、猥亵他们，破坏他们的事业。那些遭到指控的男性面临的通常是开除或者被迫辞职，但这种判决不是政府，也不是指控者来决定的，而是由个体雇主和机构来决定，并且这些雇主和机构当中有很多人都指望着给自己遮丑，掩盖自己也是同谋的事实。到我写下这段文字为止，那些面临性侵甚至强暴指控的男性里面，没有一个被立即处决或者遭到监禁，只有韦恩斯坦遭到了起诉，但还不清楚他是否会坐牢；没有一个被要求退还他们猥亵同事期间得到的丰厚薪水或晋升机会，有些人仍然拿着合同里规定的丰厚薪资，有些人甚至已经重返工作岗位。

这绝非猎巫行动。

在这一事件中，有些男性丢了工作，有些男性名誉受损，很显然，单单这样就让很多男性觉得自己好像遭到了大屠杀。他们夸张的言辞暗示了男性本能地意识到女性的愤怒里潜藏着变革的力量，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是什么在促使着他们想尽办法压制女性的愤怒。显而易见，一旦女性抬高嗓门，对这些男性的行为表达愤怒，哪怕只是批评，他们就吓坏了。

“我遭到了伏击，然后被游街示众，带上断头台，”汤姆·布罗考试图强吻琳达·韦斯特的事件被爆料后，他在给同事的信里写道，“我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作为公民所取得的所有荣誉和成就都被剥夺了。”（并没有什么断头台、游街示众或者剥夺荣誉，至少在这封愚蠢的信出来之前是没有的。）

MSNBC评论员迈克·巴尼克尔（Mike Barnicle）曾公开哀悼他的朋友及前同事马克·霍尔珀林受到的伤害。“他应当为他所做的事情遭到谴责，”巴尼克尔在电视上说道，“但是难道他应当去死吗？一个人能被杀死几次？”（霍尔珀林并没有死。）

马特·达蒙（Matt Damon）因为批评“#MeToo”运动的缺点时颐指气使并且将问题过分简单化，在网络上招致群众批判，英国导演特瑞·吉列姆（Terry Gilliam）在某次访谈中就称达蒙已经被“殴打致死”（他没事）。而就在那个访谈中，吉列姆对那些遭到韦恩斯坦强奸的女性毫不关心，暗指她们早就清楚自己要面对什么。

这种将男性丢掉工作视为一种死亡的看法已经成为我们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埃里克·施奈德曼因被指控殴打、凌辱多位女友而辞去纽约州总检察长的职务后，我在阅读平常的新闻报道时注意到，《纽约时报》将这起事件随口称之为“突然死亡”。（他还活着。）

商界巨头巴里·迪勒（Barry Diller）接受莫琳·多德的采访，提起查理·罗斯这个平庸至极、因所在行业排挤女性才得以平步青云的记者时讲道：“你遭到指控，你就被抹杀了。查理·罗斯不复存在。”罗斯当然没有不复存在。事实上，就在多德对迪勒的采访见报的前几天，罗斯就手误触发出了一条仅有一个字母“H”的推特，并得到了大量支持他的回复，这些回复里有男有女，问他还好吗，说他们想念他，担心他，想让他回来。《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er）也很快刊登了他的介绍，在标题里称他“才华横溢”“心灰意懒”并且“孤独失意”。

查理·罗斯将年轻助理诱骗到华丽的海边豪宅里施以强暴，在多位女性员工面前进行性暴露，半夜打电话给女下属讲述自己性幻想，却有这么多人会向他致以同情，而对于那些被他逐出新闻界的女性却毫无怜悯，这就帮我们明确了很多事情。首先就是，这个世界是对男性有利的，没错，并且这种无形的男性优势没什么值得一提的，这就是生活。

但是更深层地讲，这也提醒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容易看见男性甚至是那些坏男人身上的才华。才华横溢。复杂高深。仁慈博爱。我们想办法略过他们的缺陷和性侵，去看他们带给这个世界的价值。这在许多方面都和我们看待女性的方式截然相反，我们看女性的成功时，仍然会满不在乎地将她们的成功归因于她们的上司想上她们。

2018年春天，不断传出那些名誉扫地的男性想要努力东山再起的消息。有传闻说罗斯将会主持一档新节目，采访其他遭到指控的男性。《今日》（Today）节目主持人马特·劳厄尔和明星厨师马利欧·巴塔利都放出了“复出”的试探信号。一位指控过巴塔利的女性读到这位厨师接下来将要做什么的报道时，气得咬牙切齿：“‘他可以自己选择：他会回到这个行业吗？或者去卢旺达？还是他只想退休待在意大利？这些他都能选。’”另一位指控过韦恩斯坦的女性补充道：“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从事梦想中的行业。”

还不止于此：一旦白人男性拥有过多的公共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被允许、被鼓励成为领导，成为名人，成为上司，为我们解析新闻、制作电影、讲述故事，他们就过多地抓住了我们的同情、想象和情感。而其他的群体，那些我们不常听到、看到的人，那些没有被派来安慰我们、消除我们的疑虑并且领导我们的人，那些因为很难出名而无法打造熟悉感和亲民形象的人，就得不到重视，甚至得不到认可。

我们只是不去考虑，甚至都看不见那些遭到驱逐、自我流放或者被边缘化的女性失去了什么，她们本可以在电视广播和管理机构中更多地展露她们的才华、展现她们的光彩，也给我们带来更多慰藉，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机会知道她们的存在。

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指出，这种情况在很多事件中都可以看到，比如《纽约时报》将2015年在科罗拉多计生诊所枪击案中致三人死亡的凶手罗伯特·刘易斯·迪尔（Robert Lewis Dear）形容为“一个性格温和、独来独往的人”，美联社将2018年马里兰州校园枪击案中的凶手描述成一个“为情所困的青少年”，《纽约时报》推特账号则将得州首府奥斯汀连环包裹爆炸案中蓄意谋杀、恐吓黑人的凶手称为一个“安静的‘书呆子’，这个年轻人来自‘一个关系融洽、信仰虔诚的家庭’”。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迪伦·鲁夫（Dylann Roof）在教堂射杀九人之后，警察还会给饿着肚子的他买汉堡。

并不是说同情这些罪犯不对；从人道主义上讲，这么做是对的，但这种做法却不适用于那些不是白人男性的人：如果他们是穆斯林，通常就很容易被媒体描述成“恐怖分子”；如果他们是黑人，那能活着被逮捕就已经很幸运了。

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凯特·曼恩（Kate Manne）写了大量关于这种失衡现象的文章，将其称之为“男性同情”（himpathy），将这种冲动与2016年以来政治媒体痴迷于报道工人阶级白人男性选民的故事、引导我们对他们产生同情的做法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看的……不仅仅是那些盛气凌人、厌恶女性的‘成功者’，”曼恩在接受《Slate》杂志采访时讲道，“还要看到这些感到失望、愤愤不平，耗尽了好运、准备好接受同情的所谓工人阶级白人……只因为他们觉得失望、觉得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欺骗，就能拿到很多免费通行证，让他们做出各种糟糕的举动。”

换言之，白人男性的愤愤不平对我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也是他们种族歧视和厌恶女性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说，选一个承诺颁布穆斯林禁令、驱逐墨西哥人、吹嘘自己强行猥亵女性的男人当美国总统。有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本能地担心那些冲着女人挥舞阴茎吓跑她们、把她们逐出所在行业的男人，却不太能去想象如何人道主义地对待那些穆斯林、墨西哥人和女性群体，更不用说优先去考虑他们了。

这种在叙述中反转侵犯和虐待的事实、将那些不太有权力的人反说成对侵略者造成了威胁的能力，正是白人父权制能够持续至今的关键所在。也正因为此，警察可以有计划地杀害黑人，但当黑人通过“黑人的命也是命”游行活动抗议这些杀戮行为时，新闻却把这些抗议者称为“恐怖分子”，共和党权威人士梅根·麦凯恩（Meghan McCain）甚至称其为“仇恨组织”。同样地，2015年巴尔的摩一位当地居民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被警察拖上警车、非正常死亡后，许多新闻报道都将抗议者在游行中扔石头的时刻，而不是将格雷被谋杀的时刻称为“暴力的开端”。

权力更大的群体，亦即警察和政府，向权力较小的群体施暴，是再正常不过的做法，稀疏平常，预料之中，甚至让人辨别不出、看不见。但一旦权力较小的群体向权力更大的群体发起愤怒的抵抗，就会被自动理解成是具有破坏性的危险过激行为。扰乱权力的运作，就会制造混乱。

公开响亮地表达出来的女性愤怒正是如此：反常、混乱、扰乱权力秩序。2017年和2018年里，女性下定决心喊出对男性的愤怒，让那些男性感觉到了一些不安，而这种不安，除了那些白人男性以外的其他群体每天都能够感觉到。

只是一点不安和不适，就已经足以让他们无法容忍了，因而在2018年，加拿大临床心理学医师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写的一本类似于男性宣言的书籍《人生十二法则：现代人应对混乱生活的一剂良药》（12 Rules for Life:An Antidote to Chaos）成了超级畅销书。“秩序就是你身边的人遵循人们熟知的社会规范行事……相反，混乱就是有意外发生。”为了更清楚地解释自己的观点，彼得森还对二者进行了性别化的阐释。他声称，根据道家的太极图，“秩序是那条白色的雄性的蛇；混乱则是那条黑色的雌性的蛇”。混乱正是彼得森和他虔诚的读者想要解的毒，他们搜寻着解药，想方设法地想要重建……秩序。

正是由于这些观念的存在，对文明行为的呼吁几乎总会帮助提高那些压迫者的声誉，因为他们对那些被压迫者的粗鲁举动是如此正常，如此令人欣慰，以至于几乎无法将其视作压迫。然而，那些弱势人群发出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挑战都会触发警报。特朗普可以把女人们说成猪、牛和狗，把墨西哥人称为强奸犯，承诺修筑边境隔离墙，鼓励种族主义暴力，但仍旧可以当选总统。但是一位女喜剧演员开了白宫新闻秘书的玩笑，就立马被安德烈娅·米切尔谴责说她“严重侮辱”了那位女性（米切尔也在NBC那封声援汤姆·布罗考的公开信上签了名）。

就在报纸开始报道非法入境者经受的骨肉分离之苦时，特朗普总统的女儿兼顾问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发了一条推特，配图是她开心地抱着小儿子的照片。萨曼莎·比在脱口秀节目里对伊万卡进行了强烈谴责，指责她支持父亲的暴政，在这种时候发布这样一张彰显完整家庭的残忍照片，是一种无礼的恶行，并且称她是“烂×”。这个侮辱性的称谓之前经常被特朗普用在各种场合侮辱女性，这次却让媒体拉响了一连串的警报，特朗普自己也发推建议萨曼莎·比所在的TBS开除她。但不管是特朗普自己过去曾经用这个词来诋毁女性，或是他的推特可能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带来的恐慌都比不过这位女权主义喜剧演员使用粗口引发的恐慌，虽然她之前在自己的节目里经常用这个词来自嘲。

通常情况下，只有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出言不逊时才会被普遍认为是言行无礼，遭到这样强烈的谴责。也正因为此，“#MeToo”运动才这么的令人焦虑不安，富有变革意义。在这次运动期间，一些最有权势的人自食其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父权主义控制遭到破坏让人觉得像是一种冒犯、一种对力量的削弱、一种对职业声望的威胁——这和性侵受害者的感觉一模一样。

在那几个月里，我常常被问起要如何解决男性面临的困惑和不适：他们应该怎么调情？如果他们为表示友好做出的礼貌、职业的举动遭到了误解，要怎么办？母亲们告诉我，她们的儿子担心自己被误解，担心自己爱意的表达也许会被看成侵犯，担心自己的言语和意图会被错误地解读，担心自己会面临不公正的后果、毁了自己的前途。

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意识到，对于白人男性以外的所有群体来说，这种焦虑不安都是一种常态：黑人母亲们每一天都在担忧，自己孩子的一个玩具、一部手机或者一包彩虹糖都有可能会被看成一把枪，自己的孩子不管在哪里，在寝室里睡觉、在星巴克里坐着、在河边烧烤还是在街头卖柠檬水，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有可能被理解成一种威胁，由此带来的后果也许远不止被从一份高薪工作或者一所著名高校里开除，而是有可能会被逮捕、监禁，甚至被警察或邻居处死。女性步入青春期后就不断意识到，自己喝醉了酒也许就会被当成同意发生性行为，同意发生性行为也许就会被认为是淫荡，而到了某一天她们声称自己遭到强暴的时候，这种认为她们要么是喝醉了、要么就是淫荡的看法，也会降低她们说法的可信度。女性进入职场之初就明白，自己需要绕开、需要适应同事色眯眯的求爱和下流的玩笑，因为一旦给错了回应，职业生涯可能就会面临变数。

我们之前被告知，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同情那些因失业和沉迷毒品而幸福感下降的白人工人阶层，才要付出这种选举结果的代价；如今我们又被告知，如果我们不去同情那些被性侵指控毁了生活的男性，将会引发愤怒的反女权主义的反噬。但是他们在呼吁同情的时候却没有承认，此前我们从未被要求去同情黑人，他们的失业率一直都更高，因吸毒被判处的刑期更长，也更容易遭到社会的非难；我们也从未被要求去同情女性，她们的职业和人生都毁于那无处不在、常常充满暴力的性侵。而现在，我们却被呼吁要替那些为恶行承担后果的人着想，考虑他们潜在的痛苦。

最先也最猛烈地向韦恩斯坦发起性侵指控的罗丝·麦高恩（Rose McGowan）回忆说，自己曾经被“一个NPR的人温和地问‘如果你说的这些会让男人觉得不舒服，要怎么办？’”，她心想：“很好。我一辈子都觉得不舒服。欢迎来到我们这个不舒服的世界。”

突然之间，男性意识到自己将面临的后果，并活在对其的恐惧之中，发现这一切并不好玩。他们非常想让这一切停下来。很多男性将会从“#MeToo”运动中学到的一课，不是意识到他们曾经给了女性怎样的威胁，而是女性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威胁。

和其他人一样，我从“#MeToo”运动开始之初就在等待这股反噬力的到来。于是，每读到一篇持有异议的报道，我都会战栗着问自己：是这个吗？是那个反噬力吗？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足够了解我们的历史，知道这股反噬力已经在来的路上。这股力量随时有可能吞噬我们，我们还来不及反应，就会被送给菲利斯·施拉夫利的鬼魂当晚餐。的确已经有了大量的反噬力。有人预言说这起运动不会稳步向前，担心群体性愤怒会给自身带来危险、引发混乱不堪的社会动荡，这些声音里就包含着很多反噬力。“这种狂热总会在某个时刻燃烧殆尽。”保守派专栏作家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冷静地指出，尽管他自己已经被“#MeToo”运动惹得大发雷霆。

“你也许……已经注意到，我们开始失去群众了。”“#MeToo”运动支持者及其有力批评者凯特琳·弗拉纳根写道，“这就叫作‘反噬力’，表面上看这像是性别歧视的产物，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愤怒自身的产物，是人们在愤怒的驱使下做出的那些不理智清算行为的产物。”弗拉纳根非常担心女性的愤怒过于激烈：“许多女性疏远的正是这次运动成功所需要的人，她们因愤怒而盲目，只能用激进、排斥他人的表达方式，看看有多少女性是这样做的吧。”劳丽·彭妮写道：“反叙事总是会这样展开：这种运动总会演变成一种灾难性的崩溃，让人雄风不振的女权主义悍妇煽动着她们的追随者陷入一种西布莉式的疯狂……我们都知道女性失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没错吧？”

是的。那时候我们就会改变世界。

“#MeToo”运动收到的很多反对声音似乎都对一个事实熟视无睹，或者说太过心知肚明，那就是这个时期的动荡不安是一种信号，一种这起运动至少有可能成为一起真正的革命的信号。

在民主党前参议员芭芭拉·米库斯基的记忆里，1991年，女议员们砰砰敲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的门，要求与他谈谈，让安妮塔·希尔出庭做证指控克拉伦斯·托马斯，场面一片混乱。“当时整个经过给人的感觉是，即便不能说完全失控，也已经是非常混乱了。”米库斯基回想那天的情景时讲道。希尔也回忆说，当时米切尔的处理手段就是“先把局面控制住，听从他的指挥”。但那些女性坚决捍卫她们说话的权利，坚决要求让希尔讲出自己的故事，正是在那一刻，乔治·米切尔失控了。

是的，事态失控了。这才是关键所在。因为控制就是没人能够报道出哈维·韦恩斯坦强奸妇女的故事；控制就是多亏对选民的压制及其背后的选举团制度，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了总统，从而能更好地控制非白人群体；控制就是无人能挑战比尔·奥赖利、罗杰·艾尔斯和比尔·科斯比在业内的主宰；控制就是女性害怕公然反抗埃里克·施奈德曼，不敢讲出他殴打自己的事实；控制就是确保没人关心福特工厂的员工或者空乘经受的虐待；控制就是所有的总统和副总统都是男性；控制就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两位黑人女性参议员，从来没出现过黑人女性州长；控制就是奴役，是把女性锁在不安全的内衣厂里；控制就是乔丹·彼得森口中道教图案里的白色巨蟒，强行刺向我们。

而女性，那些普通女性，都明白这一点。民意调查员特雷萨·温德姆（Tresa Undem）一直在细致地追踪调查美国人对于性别问题的态度，她在2017年告诉我，她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86%）选民将性骚扰和性侵犯与“对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和控制的渴望”联系在一起。温德姆指出，对生育权问题进行了多年的民意调查之后，她也看到了一个非常突然的惊人变化：她听到选民在讨论那些意图限制女性堕胎和避孕的做法时，开始使用“控制”和“掌控”女性之类的表达。

在某种程度上，希望获得自由和平等的女性知道自己需要制造些混乱。是的，这起运动的发展态势如此迅猛、难以预测，令人恐惧。但只有这么激进、这么愤怒、这么猛烈，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才能真正改变权力结构。规则必须改变，就像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那样，在不平等基础上缔结的婚姻再也无法让人接受，有些婚姻就此画上句号，对当时的体制造成猝不及防的冲击，也让一些男性觉得在这种婚姻期待的迅速改变之下，自己成了遭受不公的受害者。如今，摸屁股、下流的挑逗和骚扰也成了无法接受的行为，一些男性将失去工作，这无疑也会让有些人觉得他们成了不公的受害者。

但这就是我们说想要世界变得不一样的意义所在：不是说要等着某个不可知的未来到来，等着所有那些没有丝毫不一样的男人老后从他们的位子上退下来，在睡梦中安详地死去。我们想要的是现在就要不一样，这就意味着有些人要早早被罢免。事态必须失控。

“法律不能替我们做这件事，”雪莉·奇泽姆曾经说过，“我们必须自己来。这个国家的女性必须成为革命者。”

女性知道自己会受到惩罚。所有的对话都充满威胁：男性再也不会指导你了；他们不会和你共进午餐；他们不会雇用你。然而，这些威胁固然没错，却似乎没能阻挡“#MeToo”运动坚定向前的步伐。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明白，问题就在于那些再也不打算邀请女性共进午餐的男性正是那些会在午餐时骚扰我们的人。我们本可以对他们态度好点，保护自己不受他们控制的——这种想法也是他们试图对我们施加的控制。

我们也明白，女性赋权的反噬力并不是将要到来，而是已经到来。那就是唐纳德·特朗普。“反噬力来了。”塔拉纳·伯克在2018年的一次会议上讲道，“数百万的女性都在倾吐自己的心声，你觉得这只是想要打倒某些有权有势的男性吗？这是想推翻给她们带来阻碍的那个体制。”

即便是在男性畏缩不前，害怕被押上断头台之时，那个体制也一直在运作，继续削减女性在社会、职业、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苏珊·法露迪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特朗普“签署通过的税改法案向女性扔了一枚炸弹”。她写道：“这项税改从制度上夺走了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女性的福利。它意味着个人及受养人不再享受免税（这对于拿最低工资的人来说是个灾难，他们当中有几乎三分之二都是女性）。儿童税收抵免多了个有效期限，没有社保卡的移民儿童则无法享受抵免。《平价医疗法案》的个人强制参保令遭到废除。而多亏民主党的反对，才勉强避开了扔向合法堕胎的那枚狡猾的手榴弹，避开了为未出生的胎儿设立大学教育储蓄账户这种将‘胎儿人格’神圣化的政策。”

那些本应该保护女性免受骚扰和歧视的机构，被一些根本不认为存在骚扰和歧视的人领导着。这个政权要求停止接收关于薪酬不平等的报告，削减对少数族裔买家不受汽车经销商歧视的保护；提出“国内堵漏规则”，扣留那些为孕妇提供堕胎转诊服务的“第十条”诊所的联邦经费；唐纳德·特朗普将移民儿童与其家人强行分开，让他们住在仓库里；杰夫·塞申斯宣布家暴不再作为美国为妇女提供庇护的合法理由；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宣布退休后，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可能会推翻罗诉韦德案。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在唐纳德·特朗普的影响下，有可能会禁止堕胎，限制避孕手段，撤销平权行动政策，进一步削弱投票权及集体谈判权，同时强化反移民政策。

比起我们正在经受的反噬力，与其恐惧即将到来的反噬力，当下我们正在经受的才更具历史意义。我们正在经受的反噬力，是对于一位黑人总统和一位可能的女性总统所带来的混乱的反应，是对女性和有色人种在教育、职业和娱乐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反应。这是对《捉鬼敢死队》、《疯狂的麦克斯》、绝地女武士和碧昂丝的反噬力。这种反噬力体现在2014年艾略特·罗杰（Elliot Rodger）因为女性拒绝和他发生性关系而杀害了六个人，并且被其他所谓“非独”（非自愿独身男性）尊为守护神，这些“非独”中就有阿列克·米纳希安（Alek Minassian），他2018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市街头开车蓄意撞死了十人。

因此，在这个时候，问题不在于上司再也不会与我们共进午餐的这种威胁足不足以让女性放慢愤怒的速度。许多女性担心的远远不是做得过火，而是做得不够。

“让我烦恼的是，尽管当下很好，却有个问题：女性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曾在多位骚扰者手下工作过的克里斯汀·格温（Kristen Gwynne）对我说道，“我失去了时间。我的自尊受到影响，我没法工作。所以就算那些骚扰过我的人受到了惩罚，我仍然觉得自己应该获得点赔偿。我不想让他们公开道歉，我想要他们给我寄张支票。我希望我们可以冲到这些男人的办公室里，把他们赶出去，把锁给换了。我们应当对那些男人提点别的要求，而不只是让他们参加戒酒培训。让女人掌权吧。”

这正是很多女性都想要的：重塑权力结构，重建权力体系和机制。考虑到2017年和2018年的选举之夜发生的事件，这个要求并没有那么荒诞。因为就在我们身边，在缺补选举和初选里，都有女性在参选，在赢得选举。也许“#MeToo”运动并不是要施以惩罚，而是要取而代之。

2017年秋天的选举之夜，弗吉尼亚州选举大会上的参选女性人数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其中包括首位亚裔女性候选人、两位拉美裔女性候选人以及首位变性女性候选人达妮卡·罗伊姆（Danica Roem）——其竞选对手提出了反跨性别群体的歧视法案，也就是所谓“厕所法案”。在新泽西，阿什利·本内特（Ashley Bennett）与一位共和党市县永久产权业主竞选，因为他曾公开嘲讽参加女性大游行的女性们，并做了一个表情包，问她们能不能准时结束游行来给他做晚饭——他后来在选举中落败。

看着选举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短信，她曾为希拉里竞选团队工作，希拉里败选的那天晚上她就在我身边，惊慌失措。她在信息里告诉我，看到弗吉尼亚的选举结果出来时，她哭了。

“也许我们就是那股反噬力。”她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