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将我的愤怒转化为行动。

我在尝试把我的愤怒转变为灵感。

我已经承受住愤怒，将其化作行动主义。

我的愤怒演变成了决心。

写这本书期间，我采访了很多女性候选人、活动家、女权主义者以及“#MeToo”运动中的指控者，也与朋友、同事和陌生人聊了无数次，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她们提及某种渴望，渴望接纳愤怒，渴望将愤怒转变为其他东西，其他不是愤怒的东西。

“悲伤和这种情绪的弥漫会让你想独自待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科特尼·图尼斯讲道。她是“裤装国”的管理人员之一，那是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在脸书上成立的一个粉丝团，大选之前成员暴涨，大选结束后成为一些女性组织活动的跳板。图尼斯认真琢磨着愤怒和悲伤的区别，二者是大选结束后“裤装国”里很多女性都有的感受。图尼斯接着指出：“而愤怒，打个比方，有点让人想打破窗户，其真正所指是那种去市政厅发起抗议、斥责移民禁令纯粹在扯淡的行为。”

换句话说，愤怒不需要转化成别的东西才有价值；愤怒本身就有推动的价值。有位名为阿曼达·利特曼（Amanda Litman）的年轻女性曾为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工作，她在大选结束后创立了一个叫作“竞选点什么”（Run for Something）的组织，招募并且支持千禧一代竞选公职。她写道：“不要对抗愤怒或者回避愤怒，让愤怒推着你行动。拥抱愤怒，让你的愤怒发挥作用。”

我经常发现，在女性出于政治愤怒或女权主义愤怒而开始发声和行动之前，愤怒自身就已经成为一种生产力或者催化剂。她们的愤怒已经成为一种工具，她们在与我交谈、与别人交谈的时候都会使用这种工具。愤怒给了她们一个透镜，让她们重新看清和认识这个世界，重新理解其中的种种不公；愤怒的表达已经成为她们的一段自我介绍，也成为与其他愤怒女性的一种联结纽带；愤怒已经激励着她们创作艺术、讲述故事、提起诉讼、发起投诉；愤怒已经促使她们投出选票、志愿竞选、参与抗议、竞选公职，决心参与公民生活、接受公民教育。

女性选择共同合作，选择去讨论那些共同的不满和沮丧，选择去组织行动、制定战略，选择去进一步了解那些激起我们愤怒的势力、探寻如何将其瓦解——这些选择正是反抗的基本特质，也堪称起义的构成要素，具备带来政治大变动的潜质，能够改变并且在过去也改变过这个国家及其权力结构。

对于很多女性而言，感觉到愤怒以及向他人表达愤怒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变革性的体验。女性的愤怒能够激发创造力，促进政治革新和社会变革，向来如此。

19世纪以前的美国女性基本上都各自隔绝在家庭生活里，被美国早期农业经济时代贤妻良母的性别使命束缚着。19世纪的宗教复兴以及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让她们开始有了聚集到一起的机会，她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进入工厂工作，进入学校学习、教书。一旦她们有了接触到彼此的机会，就能开始交流各自的愤怒，对非裔美国人遭受奴役的愤怒，对女性缺乏选举权的愤怒，对女性身处的危险工作环境的愤怒，对酒后家暴的愤怒。这种交流很快就产生了煽动性的效果，废奴运动、妇女投票权运动、劳工运动和禁酒运动纷至沓来。

有些时候，对女性愤怒的公开表达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革新。玛利亚·斯图尔特、格里姆凯姐妹等19世纪妇女参政论者是首批面向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群体公开演讲的女性。她们的演讲为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了激进的新模式。妇女参政论者为争取选举权而组织的露天集会和游行，也颠覆了对女性的行为和礼仪的社会期待。

20世纪早期，年轻的妇女参政论改革家爱莉丝·保罗和露西·伯恩斯（Lucy Burns）在英国学习了当地女权主义者激进的反抗模式之后，回到美国开始运用起新的反抗策略，包括绝食抗议、把自己锁在白宫的栅栏上、烧毁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演讲稿等。同为妇女参政论者的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则用了不一样的策略：她先是支持伍德罗·威尔逊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议，让她那些非战主义的姐妹大为光火，后来在1920年顺利让威尔逊签字通过了《第十九条修正案》。

妇女参政论者也用其他方式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影响。在波兰出生的犹太妇女参政论者、废奴主义者欧内斯廷·罗斯（Ernestine Rose）拒绝接受父亲强行安排的婚姻，因而被剥夺了继承权。她对此气愤不已，全身心投入到改革妇女财产保护法的法律运动之中。19世纪50年代，她和斯坦顿、安东尼一起四处游说，推动已婚妇女财产保护法的落地，最终这项法案在纽约州得到通过，后来被其他州相继采用，已婚妇女从而得以保留更多的继承权和财产权，这是前所未有的成就。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对政治愈加关心的女教师们因为不满于女性和非裔美国人群体的教育受限，开办了不少政府赠地学院、女子学院以及传统黑人学院，为子孙后代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她们开拓了教育学、护理学等新的学科，后来也加入工会，与那些男性主导的工会共同制定战略，为自己政治赋权。赛普蒂玛·克拉克在种族隔离的南方创办的公民教育学校，后来培养出了许多民权活动家。

民权运动中的女性活动家不仅组织了游行和静坐示威，还写了小册子、油印了资料、制定了战略；她们为保护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的法律奠定了思想基础。民权律师保利·默里就种族、性别和平等写下的文字独有见地、意义非凡，曾被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称赞为“民权律师的圣经”，她也被鲁斯·巴德·金斯伯格赞誉为一位“勇敢的女性”，当时身为律师的金斯伯格正是基于默里的思想，在最高法院为反性别歧视的法律保护而战。

愤怒驱使着女性开创了一百万种方式来改变世界。

愤怒促使一些女性将她们疼痛与痛苦的来源公之于众：玛米·提尔决定向世人展示她儿子遭受重创的尸体；《Ms.》杂志在1973年刊登了康涅狄格州的杰拉尔丁·桑托罗（Geraldine Santoro）非法堕胎后失血过多而死亡的照片；戴蒙德·雷诺兹（Diamond Reynolds）在2016年举着手机直播了警察枪击她的男友费兰多·卡斯蒂尔（Philando Castile），而她4岁的女儿也在汽车的后座目睹了整个过程。

愤怒促使女性进行激进的艺术创作，例如埃里卡·琼（Erica Jong）探讨性解放的小说《怕飞》（Fear of Flying），尼托扎克·尚吉（Ntozake Shange）的《彩虹艳尽半边天》（又名《给那些当彩虹出现，就要考虑自杀的有色女孩》，For Colored Girls Who Have Considered Suicide/When the Rainbow Is Enuf）；也促使女性创作更好的医学教育和性教育作品，例如《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ies,Ourselves），让世界各地的一代代女性了解自己的生理构造、自己的性快感以及自己的生育选择。愤怒让女性学者重新找回女性在学术里的一席之地，开拓女性研究和性别研究的新领域，开设新的大学课程。

女性的愤怒带来了全新的非暴力反抗形式：1965年，芝加哥大学一位名为希瑟·布斯（Heather Booth）的学生帮朋友的妹妹安排了一次非法堕胎。其他女性开始向她请求帮助之后，她和一群朋友便共同开发了一套包含电话号码、接头暗号和秘密住所在内的复杂联络系统。这个名为“简联盟”（Jane Collective）的地下堕胎组织在1963至1973年协助11000多名女性接受了安全堕胎。

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一位根本不够格的、虐待他人的白人父权主义者荒唐地击败了一位完全能胜任的女性竞争对手，由此带来的愤怒迅速引发了政治反应，催生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新行动形式。

在2017年和2018年里，到处都能看到在女性愤怒的推动下产生的新思想，例如好莱坞女艺人们发起的“时间到了”（TIME'S UP）运动及法律辩护基金，致力于筹款帮助其他行业里的性侵受害者站出来诉讼索赔。

随着媒体逐渐承认了黑人女性在推动进步主义和女权主义政治中扮演的基石和领导角色，美国更高境界组织（Higher heights for America）和杰西卡·伯德（Jessica Byrd）创立的三点战略组织（Three Point Strategies）等相关组织也得到了大量的关注，这些组织致力于推动实现种族平等，希望将种族平等转化为黑人女性在竞选市长、众议员、参议员和州长时取得的胜利。

新加入的那些活动者也创造了新的组织：卡特·加尔文放弃洛杉矶的工作，成立了“传播选票组织”，带领志愿者们筚路蓝缕，帮助有限制性法律的州选民获得选民身份证件；丽塔·博斯沃思（Rita Bosworth）、加布里埃尔·戈尔茨坦（Gabrielle Goldstein）、吴拉拉（Lala Wu）、坎迪斯·米切尔（Candis Mitchell）和雷兹·施维格勒（Lyzz Schwegler）发起了“姐妹地区计划”（Sister District Project），将深蓝州地区积极活动的志愿者与红州地区需要更多募资和志愿者的种族群体配对，结为“姐妹”。

刚刚觉醒的愤怒女性带来了她们从家长教师协会（PTA）中学到的技巧，为特别选举和初选拉票，组织活动。佐治亚州的一场早期初选结束后，药学研究员工杰西卡·齐格勒（Jessica Zeigler）——此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因不满于千禧一代选民的低投票率，开始实施一项计划，以期赢得那些有投票资格的稍年长高中生以及应届毕业生选民；考虑到这些年轻选民可能和保守派父母住在一起，而那些父母对上门拉票的民主党很不友好，齐格勒搭建了一个向当地所有高中的高年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群发短信的系统。到初选后的决胜选举前，她的选区里已经有了1800名年龄介于18岁和23岁之间的新注册选民。

密苏里州一位曾经当过律师的广告文案撰稿人米歇尔·霍尼什（Michele Hornish）出于愤怒以及想贡献一份力量的想法，创建了一个名为“日行小事”（Small Deeds Done）的网站，上面为其他愤怒的女性列出了每周可以做的一些小任务，例如写明信片，打电话给众议员，了解民权运动、劳工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等。霍尼什还和别人搭档创办了一个名为“今天开始”（It Starts Today）的募资网站，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每月捐赠小额捐款，这些捐款将平均分配给密苏里州的所有民主党候选人，避免党内权势集团让资金只流向他们认为“能赢”的地区。

2018年，在2016年大选结束之后开始步入政界、向长岛当地国会议员皮特·金（Pete King）发出挑战的柳芭·格雷琴·雪莉（Liuba Grechen Shirley），愤怒于金对特朗普穆斯林禁令的支持，成功地请愿让联邦选举委员会允许将竞选经费用于儿童保育，这对那些正巧是妈妈的女性候选人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结构性转变。雪莉谈起自己投身政治的考虑时指出，自己“被激怒了”，她在忙竞选的同时还要尽力照顾两个小孩、支付他们的保育费，这让她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公职人员里有这么多百万富翁？”

在世界各地，女性都极具创意地想出了各种形式的抗议和表达。黑人女演员在2018年戛纳电影节的红毯上发起“黑肤色不是我的职业”（Noire n'est pas mon métier）抗议活动，抨击法国电影圈潜在的种族歧视；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Frances McDormand）在2018年发表奥斯卡获奖感言时让世人知道了“包容性附加条款”（inclusion rider）的概念，好莱坞那些有话语权的演员和导演也许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要求在片约里加上这项条款，以确保电影里的角色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种族和性别的多样性。在2018年春天的“为我们的生命游行”禁枪抗议运动中，满腔怒火的年轻活动家艾玛·冈萨雷斯（Emma González）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极其不舒服地沉默了6分20秒，没有解释，也没有道歉，而这6分20秒正是那位学生枪手用于射杀17位同学的时间长度。

用话题标签发起运动、组织死亡示威、参议员要求国会改革内部关于性骚扰的规定——推动这些策略和想法实现的正是那些愤怒的女性，她们气到发疯，对自己所处的境地愤怒不已。

与此同时，新时期的愤怒艺术也在刻画当代美国这股愤怒的女性力量，例如娜奥米·阿尔德曼（Naomi Alderman）的畅销小说《力量》（The Power）；讲述一份女性杂志……以及一个将男性扔出飞机的女权主义恐怖分子组织的电视剧《节食王国》（Dietland）；汉娜·加兹比（Hannah Gadsby）风靡一时的告别脱口秀《娜娜》（Nanette）；阿德里安·派珀（Adrian Piper）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艺术展；以及塔季扬娜·法兹拉利扎德（Tatyana Fazlalizadeh）的女权主义街头艺术等。

有些想法很古老，有些想法是全新的；有些想法会改变世界，有些想法则会功亏一篑。但愤怒一直推动着女性向前，推动着她们对不平等的思考向前，这种前进既有法律上的前进，也有实质上的前进；既有想象的进步，也有意识形态的进步。有些时候，愤怒发挥自己魔力的方式仅仅是让愤怒存在，让愤怒持续，毫不松懈，也毫无歉意。

凯瑟琳·麦金农在2018年表明，“#MeToo”运动的革新之处就在于它“实现了反性侵法至今都没能实现的……这种反对性虐待的全民动员……侵蚀着在法律和生活中终结性骚扰所面临的两个最大障碍：不相信受害者，贬低受害者、称其没有人性”。

在麦金农看来，正是这个迅速发展的运动自身及其唤起的情绪，排斥，不愿再漠然处之——简言之，愤怒，改变着法律一直都没能改变的东西：文化，亦即我们共同的观念。“对于骚扰行为的厌恶……能够改变工作场所和学校。它能够约束那些习惯性掠夺与偶尔随意剥削的人，而法律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约束力……这些曾经被忽视的群体的起义……让那种认为性侵指控者都是撒谎荡妇的观点再也站不住脚，这就已经改变了一切。”

于是，有女性走上这条愤怒女性早已开辟好的道路，争取在选举政治中获得更多权力。

雪莉·奇泽姆在1972年时没有赢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她知道自己开创了一个先例，也许在未来会结出果实。她在1973年断言：“我最希望看到的是，现在其他人也会觉得自己和那些富有光鲜的白人男性一样，有能力竞选高级官职。”

奇泽姆是首位当选众议院议员的黑人女性。在她竞选总统的二十年后，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成为首位在参议院任职的黑人女性。“我被彻头彻尾地冒犯了，”莫斯利·布劳恩2017年向我回忆起1991年克拉伦斯·托马斯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自己的感受，“不，这个词太轻了。我震惊不已。我怒不可遏。”曾在伊利诺伊州议会和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任职过的莫斯利·布劳恩在1992年决定竞选参议员。

“这完全背弃了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的传承，”她指出，“马歇尔对黑人解放运动有着重要意义，这样做彻底颠覆了沃伦法院所做的一切。我的人生之所以拥有无限可能，正是归功于沃伦法院；我的丈夫不是黑人，如果没有沃伦法院的话，我们的婚姻将是非法的；我曾和马丁·路德·金博士一起游行。克拉伦斯·托马斯被提名为大法官，这与我为之奋斗、为之努力的一切都背道而驰。绝不能忍，这是我的态度。”

得知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民主党人艾伦·迪克森（Alan Dixon）打算投票批准托马斯的任命时，莫斯利·布劳恩大为光火，她去找他当面理论。“他对整件事情的态度非常暧昧，我们的对话让我窝了一肚子火。后来有了希尔的那些听证会，女性说，‘行了，够了。’”莫斯利·布劳恩指出，那些听证会和“委员会上那些满面倦容的白人老年男性……让我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竞选活动”。

莫斯利·布劳恩在初选中向迪克森发起挑战并击败对方，成为十几年来第一位在初选中打败现任参议员的候选人。她有一句直率的竞选口号，毫不客气地称“我们不需要参议院再来个傲慢自大的有钱人”。这句口号奏效了。她赢得了参议员席位，不仅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参议院任职的黑人女性，也成为南部重建时期以来的第二位非裔美籍参议员。在参议院内，莫斯利·布劳恩成为第一位进入财务委员会的女性，也和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分别成为第二、第三位加入司法委员会的女性，正是这个委员会里千篇一律的白人男性面孔促使了这些女性进军华盛顿。“她们非常愤怒，”莫斯利·布劳恩谈到当时的情景时讲道，“她们确确实实很生气，也理应如此。”

从1931年阿肯色州的哈蒂·怀亚特·卡拉韦（Hattie Wyatt Caraway）被任命补缺其丈夫的参议员席位开始，一直到1992年，总共仅有6位女性曾在美国参议院里任职超过一年。而在1992年当年，就有4位女性进入参议院，使该院女性数量增长了两倍；此后，先后有30位女性作为参议员被派去了华盛顿，其中有6位是直接得到任命。大约有290位女性曾在美国众议院里任过职，其中有将近60%都是1992年之后当选的，并且曾经有过多达24位女性同时赢得众议员席位，而之前十年里当选的国会女议员加起来也才这么多。

到了2018年，之前所有的纪录都被打破了。这年春天，有309名女性宣布竞选众议员席位，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比起两年前的参选人数也几乎增长了一倍。更大范围来看，根据“从政黑人女性”数据库显示，总共有47位黑人女性竞选联邦议员席位，其中至少有24位非公职在职黑人女性竞选众议员席位，而众议院当时只有20位黑人女议员。

罗格斯大学美国妇女与政治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研究主管凯利·迪特玛（Kelly Dittmar）提醒道，这个数字虽然达到了历史新高，但也才占众议院竞选候选人总数的22%，并且许多参选女性都要在普选里与在任候选人竞争。有更多女性参选并不等于有更多女性赢得选举。一切都尚在变化之中，没有办法预测。

然而——

这个数字的增长意义重大，并且我们在2018年的确看到，被低估的女性在那些成功几率很小的普选中取得了一波又一波胜利，她们当中有许多都不是白人女性，甚至有时满场的竞争对手都是男性。

“女性是抵抗组织的领袖。”这是劳伦·安德伍德（Lauren Underwood）参加初选前一周说的话。这位年轻的黑人女性候选人在伊利诺伊州众议院竞选中击败了六位白人男性。她在那次播客访谈中谈到，自己有很多女性候选人同伴都对当前的国会议员成员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大多不了解女性的生活经历，甚至不会去开会对带薪休假、同工同酬等政策议题进行投票。“我们之所以看到女性参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只有自己发声才能看到我们期待中的改变，”她讲道，“我们无法指望别人来成为我们的拥护者。”

每到一个地方，你都能看到首次竞选公职的女性：在加利福尼亚，军嫂塔提阿娜·玛塔（Tatiana Matta）击败了其他民主党候选人，向众议院共和党多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发起挑战；在内布拉斯加，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卡拉·伊斯曼（Kara Eastman）成为一次民主党众议院初选的黑马，打败了前国会议员布拉德·阿什弗德（Brad Ashford）。

这种挑战不仅仅跨越了党派的界限。愤怒的自由主义女性也向男性、向她们党派内部的一些女性发起挑战。女演员辛西娅·尼克松（Cynthia Nixon）在一次初选活动中向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发起了挑战；曾为民主社会主义人士伯尼·桑德斯组织竞选活动的28岁的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则爆冷打败了任职多年的纽约州国会议员乔·克劳利（Joe Crowley）。

女性向政府的堡垒发起猛攻，这一幕从某种视角来看也许是激进的，但这正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精神，是我们的建国先辈提出的代议制民主。“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当公民代表，包括鞋匠和农民在内——这才是建国之父们的本初构想。”玛丽·纽曼（Marie Newman）指出。她以前是一名小型企业老板，也是一名反对欺凌的倡导者，在2018年的初选中，她向伊利诺伊州位高权重、反对堕胎的在任民主党政客丹·利平斯基（Dan Lipinski）发起挑战，以三个百分点、不到三千张选票的差距落败。她讲道：“你带着自己的信念来到众议院待上一会儿，然后可能就回到你的生活了。”

纽曼和她那些女性候选人同伴挑战的常常是最纯粹的父权主义权力结构：她的对手已经在位十三年，而在此之前，他的父亲也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二十年。“这家人就像君主一样主宰了三十多年，”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这种疯狂的不公平的不满，她在竞选中讲道，“这个白人老头不知道自己地区的选民想要什么。你来自什么党派并不重要。我们有着超过一半的人口，却只占了百分之二十的国会议席。”

尽管玛丽·纽曼没有在初选中获胜，但她在和有着这种根深蒂固的白人继承权力的对手竞争中，获得的票数与对方如此接近，就已经让人看到了一线希望，我们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特朗普在大选中击败希拉里之后，一帮女性注视着那群上了年纪的男人、这些一直以来独占着美国政治权力的男人，想象着自己也许能够取而代之。“取而代之”，这是一个尤其让人紧张的说法，也正是在这种威胁的刺激之下，才出现了那么多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和选民。“你们不会取代我们！”这是白人至上主义者2017年夏天在夏洛茨维尔游行时喊的口号。这种对白人男性的权力可能会被重新分配的恐惧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动力，正是基于此，特朗普才会在竞选活动中用上那些说辞，共和党才会想要剥夺非白人选民、穷人选民这些最不可能投给他们的选民的选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