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MeToo”运动对那些太久以来在太多行业里拥有太多权力的男性性虐待事件的大量曝光，对于推行恢复性司法的美好幻想就尤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让那些掠夺成性的男人被女人取而代之吧，让这种潮流风靡起来，女性早就该坐上他们的位子了，”美国时尚杂志《Vogue》上的一篇文章呼吁道，“这真的是父权政治能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情。”

让女性去取代那些在“#MeToo”运动中失去了权势的坏男人，并不只在想象中令人愉快，它正在发生，至少在某些行业里是如此，并且这些女性里有许多都是非白人。亚历克斯·瓦格纳（Alex Wagner）顶替了马克·霍尔珀林，担任《马戏团》（The Circus）的主持；欧塔·卡比（Hoda Kotb）取代了马特·劳厄尔，开始主持《今日秀》；凯蒂·布洛克（Kitty Block）接替了被指控性行为不检而被赶下台的韦恩·帕赛尔（Wayne Pacelle），成为美国人道协会（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主席。2018年6月的一天，我打开电视，看到克里斯汀·阿曼普尔（Christiane Amanpour）正在主持查理·罗斯以前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节目，接受采访的是顶替埃里克·施奈德曼担任纽约州总检察长的芭芭拉·安德伍德（Barbara Underwood），她们正在谈论安德伍德最近对特朗普基金会提起的诉讼。

当然，在大多数领域，想要改变权力的分配都是漫长而又艰难的。即便有些男性被推落高枝，那些等着上位的人，那些积累了资历、经验和人脉的人，仍然倾向于以男性为主。被逐出或者自行离开自己行业的女性，常常无法简单地重操旧业，重新成为合伙人、经理，哪怕只是作为中层员工。

政治的一个相对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对变化做出回应。理论上讲，哪怕你连学生会干事都没当过，你也可以竞选地方和州里的公职，甚至联邦公职。如果你是个幼儿教师、法学教授或者环卫工人，你可能需要克服巨大的障碍，例如人际关系网较弱、募集资金处于劣势、党派机制和制度上受阻以及身份偏见等。是的。但是你可以竞选。并且如果你赢了，不管公职大小，你都有可能带来改变。带着充满正义感的激进议题成功杀进国会的奥卡西奥-科特兹，直到前不久也都还一直做着酒保的工作。

掌控着州议会和地方立法机构的那些人，常常决定了自己的社区里谁能够很容易地投出选票，谁能够获得医保或者合法庇护；全国各地的地方管理机构近些年里都通过了带薪休假、带薪病假、提高最低工资等法案。不，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候选人都想用对非白人男性有益的方式定下政策，2018年也有更多的共和党女性在竞选公职。但这一年闯进选举的女性候选人里，绝大多数还是民主党人士。

更长远来说，让女性取代男性的这种想法会给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造成冲击，改变这个国家的建设方式，也改变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这会是一种向着代议制民主迈进的天翻地覆的转变。

“#MeToo”运动过后，目睹男性权力层腐蚀败坏的女性已经开始进入他们留下的政治空间。蒂娜·史密斯（Tina Smith）顶替了艾尔·弗兰肯的参议员席位；副检察长芭芭拉·安德伍德被任命补缺施奈德曼的职位，并且在施奈德曼辞职后，有两位以上的女性宣布将在秋天竞选该职位。宾夕法尼亚州有位名为玛丽·盖伊·斯坎伦（Mary Gay Scanlon）的女性有意补缺因性骚扰指控辞职的帕特里克·米汉（Patrick Meehan）的众议员席位，并且赢得了初选。底特律则有两位女性竞选约翰·科尼尔斯空缺出来的众议员席位。共和党候选人黛比·莱斯科（Debbie Lesko）击败了同为女性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尔·蒂皮尔内尼（Hiral Tipirneni），获得特伦特·弗兰克斯（Trent Franks）的众议员席位，后者曾多次要求一位女性雇员给他当代孕妈妈。

2018年5月，蕾切尔·克鲁克斯（Rachel Crooks）在一场民主党众议院初选中获胜。她曾在选举前指控特朗普性行为不检，声称自己在特朗普大楼当接待员时遭到强吻。特朗普在推特上否认了这一指控，克鲁克斯予以回击，激他把当天的安保录像调出来：“正是因为政界有你这样的骗子，我才会自己来竞选公职。”

这感觉像是一条通往不可思议之路：似乎是要补偿女性这么多个世纪以来无法得到的所有权力。“如果女性没有像这样被逐出场，会是什么样呢？”艾琳·维拉尔迪（Erin Vilardi）问道。她是“投票竞选领导组织”（VoteRunLead）负责人，为那些竞选州级和地方公职的女性提供培训与支持。“想象一下，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有第一位女性总统赢得选举！我们的愤怒仍然不被允许。这些家伙得辞职。他们都得辞职。不愿意为性别平等出力的人，必须让贤。我们需要开放所有竞争的席位，因为研究表明，女性更有可能赢得它们。如果你猥亵、骚扰过别人，现在马上让贤。选个年轻女性来当你的继任者。”

视频游戏开发者布里安娜·吴（Brianna Wu）曾在2014年的“玩家门”事件中成为攻击目标，那是一起充满女性歧视色彩的有组织的集体攻击。她在2018年告诉我，她被自己领域中“对待女性的方式彻底激怒了”，那些主导游戏领域的男性不把女性放在眼里，甚至会猥亵女性。吴在“玩家门”事件中遭到骚扰和威胁后，曾经给自己的男性同行写信求助——她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于她收到的几十封威胁信，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给出了终止调查的决定，她感到“难以置信的愤怒”，这也促使她下定决心要竞选国会议员，在马萨诸塞州初选中向一位温和派国会议员发出冲击。

“原来11月8日（即总统大选初步统计结果公布的）那天，所有人流下的都是愤怒的泪水，而直到后来大家才反应过来。”维拉尔迪讲道。她也指出，女性直到最近都还对如何对待自己的愤恨和愤怒没有头绪。“人们不允许女性在讲台上尖叫，不允许她们在工作场所里摔门。”维拉尔迪承认这种表达上的限制也让女性上司看起来更为仁慈。“但那都是扯淡，”她接着说道，“你要是看看那些关于女性何以是更好的管理者的研究就会发现，女性什么都好，除了果断果决，因为我们没法拥有那种‘瞬间做出决定、他妈的我是老板别问我为什么’的本能反应。我们没有这样的榜样来引导我们把愤怒变成果断，变成人们谈论哈维·韦恩斯坦时说的‘他就是那样’。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通行证。”

布里安娜·吴告诉我，作为候选人，她现在也要尽力学习表达自己的愤怒了，她很想逐条向观众展示愤怒，却克制住了没让自己那么做。“你要是对男人那样讲话，他们就会哑火；他们会觉得你就是个泼妇。愤怒让男人害怕。”吴告诉我说，她在竞选期间有一次发自本能地感到愤怒，那是在一个市政厅里，一位年迈女性问起她女性医疗保健的问题，“因为她对此很生气”。吴刚开始回答她的问题时，“那个女人旁边坐着三个男人，我一开口说话，他们就像收到信号一样掏出手机开始上网。”吴记得自己站在市政厅的中间，“一股怒火陡然升起，但我当时面前有一大群人，这个时候要保持专业精神，实在是太难了。”

尽管这些愤怒的女性候选人要努力压制或者伪装自己的愤怒，“竞选点什么”组织共同创办人阿曼达·利特曼仍然认为她们是最佳候选人，因为她们富有激情，每天都挨家挨户地敲门、打电话，动员投票，而这才是关键所在。

在利特曼看来，弗吉尼亚州的竞选中，女性的愤怒还产生了一种反向的裙带效应：那些第一次参选的女性候选人干劲十足地奔走在街头，四处游说拉票，使得投票人数大增，进而帮助民主党候选人拉尔夫·诺瑟姆（Ralph Northam）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艾德·吉莱斯皮（Ed Gillespie），当选弗吉尼亚州州长。利特曼指出：“让那些愤怒的候选人去挨家挨户地敲门，说出她们的愤怒，向选民承诺带来改变，这样能说动选民，提高投票人数。”

1992年美国国会出现“女性之年”之后，耶鲁大学女性竞选学校从1994年起就开始为女性候选人提供培训。执行董事帕特里夏·拉索介绍道：“刚开始来我们学校参加培训的女性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如今则是30岁左右。”这反映出人们对于女性何时“被允许”从政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她们投身政治再也不需要等到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因为30多岁甚至20多岁的女性更有可能得到重视；年轻的单身女性和年幼孩子的母亲不再会被视为无望的候选人。拉索还指出，另一个改变是如今来参加培训的学员里，大多数都是有色人种女性。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其他一些团体组织也开始为竞选候选人提供培训与支持，并且在2016年后呈现激增的趋势。美国更高境界组织成立于2011年，旨在发挥黑人女性的选民力量，助推她们组织运动、参选公职。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该组织的参与人数就在缓慢上升；2017年秋天，政治媒体公开称赞黑人女性选民在弗吉尼亚州、新泽西州和亚拉巴马州的选举中帮助民主党取得了胜利，该组织的参与人数顿时迎来激增。“作为政治变革的驱动力量，作为初次参选的候选人，作为带来改变的选民，黑人女性真正得到了认可。”更高境界组织共同创办人金伯利·皮勒-艾伦（Kimberly Peeler-Allen）指出。她回忆起2017年秋天去明尼阿波利斯市参加候选人培训的时候，起初被告知有四五十名黑人女性会参加这次培训，但等她走进会场，发现有七十名黑人女性在场。“参加培训的人里面，几乎有百分之六十都是有色人种女性，”她回忆道，“我印象太深刻了！”

“投票竞选领导组织”的负责人艾琳·维拉尔迪（Erin Vilardi）指出，往年该组织会将三分之二的资源用于劝说女性参选，年度目标一般是发掘两千名候选人。但在2017年，该组织培训了三千二百名女性，并且还有一万名女性完全自发地联系了她们。与此同时，特朗普赢得大选以来，“艾米莉名单”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州级团队和地方团队规模几乎扩大到了原来的三倍，网络团队规模也增加了一倍，以处理其收到的四万条关于加入选举大战的咨询。

“在我看来，当女性发现自己的竞选对手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没有更换过个人网站上的照片，当她们发现这些男人已经在任了这么久，就会生出一股厌恶情绪。”维拉尔迪讲道。她同时指出，至少是在自己打过交道的那些政界新手里，她看到有另外一种厌恶情绪也在得到更多的表达：“她们非常反感那些有权有势的男性个个无法无天地滥用权力，也非常反感让这些男性继续掌权的那些人。”

生育自主权受到侵犯，非裔美国人遭到警察射杀，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对美国政界的束缚使枪支管控立法寸步难行，改划选区以及压制选民削弱了非白人选民的竞选权，性骚扰和性侵犯无处不在，代议制政府里缺少女性和非白人官员……如此多的不平等让愤怒浮出水面，也推动着女性开始参选。她们参选背后的初衷很明显：倘若有更多女性，尤其是更多非白人女性当选，就将纠正当前错置的权力结构。

但是让那些在美国政党制度中存活已久的组织和机构相信这是一次全面大检修的机会，是件很难的事情。玛丽·纽曼向反对堕胎和移民的在任民主党众议员丹·利平斯基发起竞选挑战时，就很难得到党内核心集团的支持，即便利平斯基经常投票反对自己的党派。她在竞选初期就获得了参议员柯尔斯滕·吉利布兰德、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NARAL）以及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支持，但美国计划生育协会和“艾米莉名单”很久之后才开始把资金调拨给她。最终，纽曼在初选中以微弱差距惜败利平斯基，如果那些组织和机构能早点给她支持，也许就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我们也在对冲赌注。”谈到为何那些组织和机构故意拖延了纽曼参选所需的资金调拨时，维拉尔迪向我解释道。她也提到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Democratic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州级党派以及政党核心集团里的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倾向，给初选中的新候选人拨钱时会慢一些。“不把所有的钱都投向女性候选人，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候选人，”维拉尔迪讲道，“就是在错失我看到的政治良机。”

那群愤怒的女性里大都是政治新手，她们的确需要时间和资金的投入。许多女性候选人培训机制很快就开始满负荷运作，因为这些突然涌来的大部分女性都知道自己非常愤怒，但除此之外她们并没有进一步的打算。

2017年末到2018年初的那几个月里，几乎每个周末，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女性在学习公民参与的速成课，希望有一天能够领导自己的社区，或许还能领导自己的国家。2017年10月底的一个周六，艾米莉名单的董事长斯蒂芬妮·史里罗克（Stephanie Schriock）在底特律举行的妇女大会上向未来的候选人发表演讲，而执行董事艾米莉·凯恩（Emily Cain）也在曼哈顿向一百位女性发表演讲。那间镶着木板的房间里坐满了认真做着笔记的女性，她们未来也许会成为美国的领导人，凯恩对她们讲道：“如果你早上醒来时正在担心什么，你就有资格竞选公职。”更高境界组织共同创办人皮勒-艾伦向许多缺乏自信的黑人女性给出的建议中也传达了相似的理念：“你们每个人都早就准备好竞选公职了。你们心中都有个平庸的白人小子，现在，利用起来，去参加竞选吧。”

如果说这个门槛看起来似乎有点太低，想想特朗普政府吧，他带给这个世界的礼物就是让人们认识到政治合理性的标准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公设辩护律师珍妮弗·卡罗尔·福伊（Jennifer Carroll Foy）怀着双胞胎赢得选举，最终取代一位共和党白人男性坐上弗吉尼亚州众议员席位，她在之后一部纪录短片里谈到自己的候选人身份时讲道：“如果他可以竞选，我就知道我也可以。”

“投票竞选领导组织”的培训大纲在2017年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大修之后的课程特色可以用其行动口号来概括：“本色参选。”维拉尔迪提到，马里兰州有位竞选州参议员的女性伊芙·赫尔维茨（Eve Hurwitz），她是名海军预备役人员，也是位小型企业老板，她的头发一直都染成鲜艳的紫色。“每个人都对她说，你不能顶着一头紫发去竞选，她就把头发恢复了原色，但是又有其他人说，‘你怎么能不顶着紫发去竞选呢？那才是你啊！’于是她又把头发染回了紫色。”皮勒-艾伦也提到，最近有位候选人担心自己在不同的观众面前是否需要转换一下风格和言谈举止。“讲话时要真诚，”皮勒-艾伦给出的建议是，“只要人们觉得你真的在最大程度考虑他们的利益，不管你是带着鼻音、带着拖腔，还是时不时地丢掉一个辅音，都没有关系。”

这并不是说政治的波澜会突然裂开一道缝隙，让出一条路来，让女性安稳地走进公职办公室。“你可以在培训中听到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被第一位索马里难民获选公职的故事所鼓舞，知道自己是最适合竞选公职的人选，”维拉尔迪指出，“但这个世界仍然会攻击你，告诉你小吉姆·史密斯（Jim Smith,Jr.）已经等了十年，他将继承你想竞选的那个职位。”

尽管初次参选的女性候选人面前有许多障碍，维拉尔迪却注意到，2016年之后的这些女性候选人让人耳目一新。“我们以前听到‘我有资格吗？’的时候，女性会劝自己不要竞选公职——要怎么管理时间？要如何告诉自己的丈夫、伴侣或者老板？能不能一边工作一边竞选？议会的收入很微薄吧？——如今，她们会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跨过这些阻碍。”她们不再劝自己不要参选，而是劝自己去勇于参加。“就好像到处都有人突然醒悟，”维拉尔迪说，“2016年大选之前，投票竞选领导组织里有2/3的女性都告诉我们说她们想要一个五年计划。如今有60%的人都想在2020年之前就参选。”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近来曝光的性侵事件让她们意识到，多年来错以为已经缓解的性别歧视仍旧猖獗，这让她们有了紧迫感。2016年12月，特雷萨·温德姆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她问选民，特朗普的竞选和当选是否会让他们“更多地反思我们社会中的性别歧视”，40%的被调查人给出了肯定答复。2017年11月，她再次调查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新闻是否会让人们更多地意识到社会性别歧视，这次给出肯定答复的占73%。2016年12月，温德姆的调查对象中有52%认为，如果有更多女性担任公职，这个国家会变得更好；到了2017年11月，该比例达到了69%。2016年，65%的调查对象认为男性比女性占有更多的权力职位；到了2017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至87%。温德姆讲道：“作为民意调查员，我们很少看到这么明显的态度转变。”她同时也指出女性开始使用“厌女”（misogyny）这个词，而在此之前，她几乎没有听别人用过这个词。

这么多女性争先恐后竞选公职的景象，几乎肯定会引起敌意。尽管有人反复保证说这不会带来伤害，但它的确就是个零和游戏：如果女性获得了更多政治权力，白人男性就会失去一些权力。2018年印第安纳州的初选中有多名女性获胜，一位名为肯尼斯·道-施密特（Kenneth Dau-Schmidt）的法学教授在当地报纸上撰文指出，这些竞选结果让他深感“不安”。“所有的女性候选人都赢了，哪怕她们的对手是政绩赫然的男性在任者。”他写道，“这令人不安。”在道-施密特看来，显而易见，“数百名民主党女性成员给女性候选人投票，只是因为她们的性别”。显然，道-施密特从来没有意识到在美国的选举政治历史上，性别一直都被用来操纵选票。焦虑不安的当然也不止他一个，他的这种反应尤其能够引起共鸣，因为我们经受过一股强大的破坏性力量——因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可能当选总统带来的威胁而产生的反噬力——这股力量给我们带来了茶党，最终让特朗普当上了总统。

美国“初露头角组织”（Emerge）为24个州的民主党女性候选人提供了竞选培训，该组织的负责人安德丽娅·斯蒂尔（Andrea Steele）1992年曾在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的竞选团队里工作，她记得女性候选人的数量在1992年之后有过下降。回忆当时的情景，她说“我们以为一切都会迎来改变”，但后来发现并没有，她为此深深沮丧了很久。“现在和当时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有基础设施了。艾米莉名单变得更加强大了，‘初露头角’的支撑结构更加稳固了，也有州级组织帮忙资助候选人。我们在这些年里看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女性开始投身政治，她们就会开始把其他女性也带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