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改变，哪怕是政治改变，并不仅仅来自竞选公职的女性；那些参与竞选活动的女性同样带来了改变，那些自告奋勇的女性密切关注着竞选的进展，积极主动地自学新知，有生之年第一次成为活动人士。自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这些女性的数量就开始日益增长。2017年的一项皮尤调查发现，几乎每10位女性里就有6位称自己在2016年大选之后开始对政治有了更多关注，高于男性中的这一比率。

为了应对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有一些自称“秘密抵抗组织”的力量逐渐壮大，这些组织都是在女性的努力之下建立、也是由女性构成的。“不可分割”示威抗议组织是为反对特朗普和共和党创立的一个大型组织，其地方分会很多都由女性管理。据该组织创办人介绍，其女性管理者的数量是男性管理者的两倍；该组织的邮件订阅用户里3/4以上也都是女性。美国计划生育协会向记者夏洛特·奥尔特（Charlotte Alter）披露，该协会的志愿者已经向国会议员打了超过20万次电话，在全国各地组织了2200多次活动，反对废除《平价医疗法案》，这些志愿者以女性为主，她们还向国会议员递交了100多万封请愿书，请求他们不要撤回女性生殖保健的资金。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使用反特朗普短信服务的用户里有86%都是女性。对2017年联系国会向特朗普政府提出抗议的28000名群众调查时，民主党民意调查员塞琳达·莱克（Celinda Lake）发现，其中同样有86%都是女性。

是的，进步主义政治一直以来都依赖于女性的努力，其中许多都是有色人种女性，她们吃苦耐劳，并在各州和地方政治组织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自从希拉里输掉选举，“#MeToo”运动愈演愈烈，集体枪击事件引发的众怒越来越盛，另外一个蛰伏已久的群体——郊区的白人女性也慢慢苏醒过来。

2017年6月，在乔恩·奥索夫（Jon Ossoff）特别选举活动的先导阶段，我去了一趟佐治亚州，在那里见到了一些女性并和她们进行了交谈。走近她们，就好像走进了《末路狂花》的片场一样，她们刚刚从政治梦游中醒来，无比确信她们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自己。“有些东西掠过我的心头，”在那部证明了暴怒能够带来质变的电影里，一位女主角这样讲道，“我不能回去。”在另一幕中，她说：“我觉醒了。我不记得自己有这么清醒过。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如果我没在敲门，就是在打电话；如果我没在打电话，就是在写明信片；如果我没在写明信片，就是在更换我草坪上的标语。”在亚特兰大郊外的一家餐馆里，我听到有位女士这样对她的同伴讲道。她们使用的那些关于觉醒和解放的语言让人回想起了以前的暴动。

“我不再躲躲藏藏，”64岁的前语言病理学家安·怀特（Ann White）对我说，“我走了出来，我亮着蓝色阵营走了出来。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民主党人，我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有点厌烦，但不重要，还没完呢。我才刚刚开始。”怀特和此前安于现状的很多白人女性一样，简单地以为希拉里·克林顿一定会打败唐纳德·特朗普。希拉里输掉大选的时候，怀特感觉到了自己的转变。“我嘴上的脏话滤嘴消失了。”她记得自己给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像个船员那样痛骂不休，家里的孩子震惊不已，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我爆过粗口”。她参加了次年1月亚特兰大的女性大游行，声称“那是大选以来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获得了力量”。她也第一次意识到，“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不会对这种事情坐视不管！”

怀特加入了罗斯威尔和科布县的自由主义妈妈联盟（Liberal Moms）。“我最爱的口号是，”她强忍着眼泪告诉我，“‘你不是一个人’。我找到了自己人。”

这正是愤怒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色：愤怒是一种联结，帮助女性找到彼此，帮助她们认识到有人与自己一样挣扎、沮丧，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并不疯狂。如果她们保持安静，就仍然会与世隔绝；但如果她们愤怒地怒吼，同样愤怒的其他人也许就能听见她们，也许就会开始一起怒吼。当然，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反对女性的人要努力压制她们愤怒的原因。

一个又一个女性向我谈起，她们爆发的愤怒如何将她们带到了一个之前从未听过的团体当中。“我以前从来没在院子里打过标语，因为我不确定如果放的不是共和党的标牌，别人会怎么看。”44岁的谢里什·伯纳姆（Cherish Burnham）说道。伯纳姆一直都是民主党人，却在共和党占绝对优势的红州里长大。11月9日早上，选举结果出来的第二天，她绝望万分地去儿子小学的科学课上当志愿者，在那里遇到了两位同样看起来非常苦闷的妈妈。三个妈妈试探性地询问了一下对方，发现她们沮丧的是同一件事情；她们在校门外聊了整整一个小时。

她们也是。

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女性本能表达出来的这种痛苦的愤怒意味着，有些女性，即便是那些多年来住得很近的女性，第一次听到了彼此的声音。

“每次看到奥索夫的标牌，我都感觉自己有了盟友。”51岁的写作研究助理塔玛拉·布鲁金（Tamara Brooking）说道。她是一位民主党人，给希拉里投票之前曾经投给过伯尼·桑德斯。布鲁金称，大选结束后“我他妈气疯了，我气得无可救药”。如今，积极参与组织民主党活动的她说：“我觉得我在朝着某个目标努力。愤怒和沮丧退去后，我开始有了动力。”

许多女性在车上贴了自己活动组织标识的磁性贴；如果她们看到某辆车上有同样的磁性贴，就会把它旋转180度，这是一种问候方式，也是一种交流信号。“就是为了让彼此知道‘我的姐妹在这里’。”44岁的詹妮弗·莫斯巴赫（Jennifer Mosbacher）所讲的这种姐妹情谊让人想起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正盛的20世纪70年代和更为激进的其他年代。“在这个经常让人感到孤立无援、没有归属感的地方，这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同志情谊。如今你去趟附近杂货店，回来发现车上的磁性贴翻转了，你就会觉得‘太好了，还有人在这里’。”

这些中老年女性像年轻人一样热情洋溢，她们找到了新的朋友，找到了对政治和对彼此的热爱。有些人甚至睡不着觉，整晚都在浏览脸书和留言板，阅读政治文章，彼此发消息。

她们的狂热让人想到女权主义作家维维安·戈尔尼克（Vivian Gornick）在1990年写的一篇散文，她在文中回忆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期间的情景：“每周都有某种形式的集会，有令人欢欣的交谈。在场没有哪个女性不加入谈话的……我们看到那些交谈在自己的心里留下永久的印记。我们在彼此面前蜕变，正视自己的想法，成为我们从来没有成为过的人。”

我在佐治亚州听到的这些表达，在全国各地的女性访谈中都能听到。《华盛顿邮报》有篇文章报道了一位46岁、有着三个孩子的作家金姆·德鲁·赖特（Kim Drew Wright）。2016年大选结束后的那周，她邀请“裤装国”本地成员到当地一家酒吧和她一起喝一杯；最后来了90个人。她成了保守派郊区里的自由派女性领导，并且助力民主党在2017年弗吉尼亚州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要不是特朗普让我这么生气，过去一年里我是不会天天都在忙这件事的。”赖特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讲道，“一旦你清醒过来，看到地方选举有多重要，就很难再缩回去，装作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赖特也在别处解释过：“在那个大选之夜，我内心有个开关打开了。我开始把它称作‘我就不是人’开关。要是我再这么沉默下去，我就不是人。”

这些女性花在组织政治行动上的时间多到令人惊愕，尤其是她们大都有全职工作，也都养育着孩子。“我的工作和家庭都因为我目前在做的事情受到了影响，”莫斯巴赫告诉我说，“我们家的冰箱空空如也；我女儿会说‘我们又要出去吃了吗？’”

“我告诉别人我他妈压根儿不在乎了，”塔玛拉·布鲁金对我说道，“我受够了。我受够了假装你们那些可恶的话没有关系。我受够了假装我们这样的人必须保持安静好让你们觉得舒服。”

再一次地，这种想让男性感到不适的声音出现了；这会搅乱一切，打破平衡，让那些在自满、平静的状态下建立起的家庭关系和伴侣关系难以为继。同样，这当中也有些东西让人联想起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想起它当时给亲密关系带来的动荡。

艾米·布彻（Amy Butcher）教授在第二次妇女大游行之后发表了一篇名为《战斗失踪人员：我们深爱的开明男性》的文章，其中谈到了这些运动带来的痛苦影响。“相恋三年的男朋友对我说，你这么激动的样子让我又沮丧又尴尬。他不能接受我的愤怒，不能接受我对特朗普、对那些给他投票的男男女女的愤怒……他感到尴尬的是，我从俄亥俄大学带了90个学生，和50万美国人一起走上华盛顿的街头……我从华盛顿回来之后兴奋得睡不着觉，觉得自己匡扶了正义，还有些小小的满足，而他站在过道里，对我说他不知所措。你们所有女人都戴着阴唇帽子，他说，你们都举着阴蒂标语。”布彻和男友分了手。

但布彻仍然指出，她希望那些对这股飙升的愤怒感到反感的男性能够明白，从华盛顿的妇女大游行回来的路上，她与那些同路返回的女性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心时刻。“那天晚上，我看到前面有一千盏尾灯，很多是轿车，但更多是大巴，这些车上载着几千个故事，我们沿着美国的边境线，返回自己的家乡……黄昏时分，我们穿过西弗吉尼亚州这个美国的心脏，确切说是特朗普国家的心脏，就好像有人为我们留着门廊的灯，哪怕只有这一个晚上……多美妙啊，真的，在车流中红色的尾灯闪烁，我们引领着彼此回家。”

女性在共同的愤怒中感觉到了一种联结，愤怒的源头是相连的，愤怒的回报是相似的，愤怒的团体是相像的。对一些女性而言，她们的行动遭到的反对、带来的损失——不管是经济上的损失、家庭安逸的丢失还是（基于之前对女性言谈举止的期待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的破坏，都已经让她们没有了退路。

“我认识的人里面有五个因此离婚了。”道恩·佩尼奇-塞克（Dawn Penich-Thacker）在2018年春天的采访中告诉我，“因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她们对于自己女性身份的认知。”38岁的佩尼奇-塞克是位大学教授，曾经在亚利桑那州坦佩担任军队公共事务官。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她开始干劲十足地参与公民事务，带头请愿撤销亚利桑那州普遍发放教育券的项目，也在2018年协助发起了亚利桑那州教师罢工抗议。

佩尼奇-塞克是位民主党选民，但此前算不上活跃，后来在选举的准备阶段加入了“裤装国”。希拉里输掉大选之后，裤装国的本地成员商量着转为线下，变成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活动组织；她们成立了“亚利桑那州团结起来更强大”组织（Stronger Together Arizona）。佩尼奇-塞克回忆道，2016年12月，“我们召开了一次全州范围的会议，有800人参会，其中大部分是女性”。“组织者们觉得很意外；我们预定的博物馆场地甚至容不下那么多人。”在那次会议上，参会者根据感兴趣的政策议题分成了不同的小组，佩尼奇-塞克去了一个讨论教育议题的小组。她开始去州议会大厦抗议州政府意欲调整学校拨款计划的企图。后来，州议会在特朗普任命的教育部部长贝齐·德沃斯（Betsy DeVos）的带领下通过了一项教育私有化法案，意图扩大教育券的发放范围，佩尼奇-塞克和其他五位经常见面的女性聚到了一起，商量接下来的行动。她们意识到亚利桑那州是允许发起全民公投的，如果她们收集到了足够多的签名，就可以阻止法案通过。

“无知是福。”佩尼奇-塞克说道。她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在90天里收集到75000个签名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真的一分钱也没有，我们也只有六个人。但我们认识那些同样气坏了的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女性，百分之九十都是从‘团结起来更强大’、脸书以及‘不可分割’中认识的。”她们收集到了11万个签名，成功阻止了那项法案的通过。与德沃斯和科赫兄弟有联系的一些组织起诉了她们，但她们迎难而上，打赢了官司。“我们让教育一直出现在头条新闻里，我们的网络一直在扩张，”她说，“我们现在有大概5000名志愿者了。”西弗吉尼亚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教师发起罢工时，游行到那里的草根组织已经与佩尼奇-塞克的志愿者结识，他们帮忙将她们的请愿书扩散开来。到了5月，亚利桑那州的教师获得了19%的涨薪。

“要是说我看得到尽头，我肯定是在撒谎，”接受我采访的前一天晚上，佩尼奇-塞克对丈夫说道，“到11月不会结束，到明年也不会结束，因为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带来改变。”她和那五位最初的共谋者开始合作的时候，以为这只是为了击退那一项糟糕的法案。“但现在很明显，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我们要做的远不止阻止一项法案。”她顿了顿，继续说道，“不过我想，从许多层面上说，我们真的热爱这项事业。我们愿意为之耗尽生命。”

佩尼奇-塞克说，婚姻、爱情和家庭关系的确会因为这次运动遭到破坏，但她与那些积极行动的同伴之间“是我目前拥有过的最深厚的友谊”。她接着说道：“这次运动中的这些女性是我的战友。我无法想象自己抛下这一切，哪怕它毁了我的人生。”佩尼奇-塞克指出，这种纽带之所以如此紧密，原因之一就是她们一起经历了这种自我变革带来的余震。“我们有因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共同的合作建立起的纽带：我们动手，我们完成，我们感觉好极了。但我们也有精神和情感上的纽带，会说‘我的同伴已经受够了’或者‘我工作的时候很挣扎’。我们能够彼此交谈着挨过这个时期。”

“那是一个快乐的时刻，”1990年，戈尔尼克回望70年代的时候写道，“太多的人因社会对于她们应当如何生活的说辞而感到震惊，她们在同一个时间聚集到同一个地方，用同一种语言做出同一种分析，一次又一次地在餐馆里、讲堂里、公寓里碰头……这是革命政治的快乐，也是我们的快乐。成为70年代早期纽约市的一位女权主义者，能活在那样的黎明中是何等幸福，其中深意，不是一句‘我爱你’可以概括的。除了彼此站在一起，没有其他去处，我们所有人都活在女权主义温柔的拥抱中，就好像我们刚从一种集体的终生沉默中释放出来。”

佩尼奇-塞克对我说，三十几岁的女性觉醒时，“我就知道有些男人会说‘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现在我就是这样，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也会是这样。”

“我认为这是新一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始，”莫斯巴赫告诉我说，“我希望我9岁的女儿上大学之前能读到关于这次运动的书籍，读到这次运动如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现状。”

这么多新生的活动家都在描述自己之前的厌倦和孤立，讲述自己后来在姐妹情谊中的重生，这听起来的确像是一次女性运动令人震颤的开端，也让人想起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开篇所写到的那种“奇怪的躁动”“不满足感”和“渴求”，“每一位居住在城郊的已婚女子都在单枪匹马地与之搏斗”。

时任佐治亚州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的斯泰茜·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2018年赢得初选成为美国首位黑人女性州长候选人，她指出，女性“认为这一定是什么的开端……因为她们第一次尝到了不作为带来的真实苦果，所以就有了这些醒过来的女性，她们知道自己不能再躺回去睡觉了”。

她也承认道：“非裔美国女性群体一直都在并肩作战，是她们让女性社群离政治权力越来越近。你如今在城郊看到的正是她们的变体。”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历史的重演让他们无法忍受。

2017年夏天，阿底提·朱内贾一直都在与那些刚开始积极行动的白人女性打交道，“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并不是第一个成为活动家、组织者的人”。与这些女性交谈的时候，“我试着告诉她们，好吧，‘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这么做过；追梦人也这么做过。我试着提到其他那些有色人种领导的组织，好让她们知道自己并不是第一批这么做的女性”。

朱内贾注意到，这些白人活动家非常注重规则。“她们问的问题是我在有色人种女性组织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比如‘我们拉票需要得到许可吗？’她们非常重视等级制度和规章条例，我和有色人种一起共事的时候是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在她看来，去市政厅抗议的形式之所以在2017年流行起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白人（甚至白人女性）群体相信，如果他们向议员代表讲出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声音就会被听到，就会产生影响，他们就会有政治发言权，进而得到官员的回应”。而黑人和棕色人种知道他们有代表，也知道政府怎么运作。“但他们不相信那些政客会觉得让黑人和棕色人种失望要付出什么代价。而这些女性则认为你打电话或者去市政厅就可以了，因为你以为他们会在意你说的话。”

有些行动主义里也存在其他形式的结构性偏见，例如绝大多数放弃了自己的生活、为竞选和政策议题而努力的女性——她们常常也贡献了最有创意的想法，对于如何影响自己社区里的选民有着新思路，同时还要平衡照顾孩子和全职工作——都是作为志愿者在做事，而那些高薪的党派顾问里却有这么多男性。

杰西卡·莫拉莱斯注意到，2016年底和2017年里突然涌现的那些抵抗组织里，许多都是由女性领导或组织的，这些组织与那些酬劳丰厚的“思想领袖”在策略上并不一致。那些思想领袖不知怎的，一直在说：“你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吗？关注白人男性。”对于那些反对这种策略的活动家，她们也清楚其中的言下之意：“你们不懂数学；你们技术不行；你们对这次选举太情绪化了。”对此，莫拉莱斯的回应是：“说真的，操，你们自己关注去吧。”

莫拉莱斯认为，政治行家之所以对这些抵抗组织带来的影响不予理会，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常常是由女性领导、女性组成的。“他们就是看不到、也理解不了这些组织的影响，”她讲道，“但之前从来没有哪个组织能像这样一天之内处理数百万通电话。而这正在发生。”

但如果愤怒的女性要向前行进，这个故事就不能只是重复不平等的历史、分等级的模式以及内部的边缘化。因而，在特朗普时代的政治斗争里，活动家、候选人和参与者面临的任务就是找到适当的位置来实现期待已久的成长。

“目前我们在这个抵抗运动中遇到的问题，”朱内贾讲道，“就是白人女性会将她们的权力用于捍卫自己的利益，还是用于改变体制、让我们都拥有更多权力？如果这个运动一直持续下去，一旦你和不太一样的人并肩作战，你能看得到你们斗争之间的联结吗？你会不会意识到自己必须为她们出面？因为我们的解放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不是个什么我转发的表情包，这是个确凿存在的问题。”

认为这些斗争彼此关联并不是什么新想法：妇女选举权运动和废奴运动正是这样一起拉开帷幕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也是这样渗进了劳工运动和睦邻运动；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中存在的性别歧视，以及这两个运动对结构性不平等和人性解放的处理方式，也都影响着推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那些女性。

对不公的愤怒能够传染给他人，也能够迁移到其他语境下，一直以来这都是社会进步的原则之一。教育记者达娜·戈尔茨坦（Dana Goldstein）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提及2018年的教师罢工浪潮时写道，“教师罢工的政治活动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但在每一代的罢工里，那些领导罢工的领袖都将其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联系到一起”。戈尔茨坦提到，19世纪芝加哥教师联合会（Chicago Teachers Federation）领袖玛格丽特·黑利（Margaret Haley）就是“受到了苏珊·安东尼和其他妇女参政论者的鼓舞”，“1968年在纽约领导了美国最为著名的教师罢工的工会领袖，许多都曾活跃在民权运动中”，而那次持续七天的芝加哥教师大罢工则发生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2018年，西弗吉尼亚州的教师们告诉她，她们“是因为2017年妇女大游行、‘#MeToo’运动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才开始加入行动主义的”。同样，一位西弗吉尼亚的罢工者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米歇尔·戈德堡采访时指出，妇女大游行“以及随后各地爆发的政治组织活动”是她和其他罢工者的“催化剂”。

杰西卡·莫拉莱斯希望这些联系的建立者是那些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的人。她提到一位在推特上给她发私信的女性，那位女性想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反对特朗普旅行禁令的抗议。“她是圣路易斯一位脾气很好的老师，她在私信里告诉我，‘我从来没有发起过抗议，但是我现在愿意去机场，马上就可以出发。我真的很想抗议；我对这件事充满激情，但不知道要怎么做。’”

莫拉莱斯给她发去一个事项清单：“开上你的车；叫上你的朋友，越多越好；可以的话，做点标语；到那儿之后，唱点歌，喊点口号，比如：‘不要离开’‘他们会告诉你必须离开，但不要离开’；在脸书上发起活动，我会帮助转发。这就是抗议。”那位女性发起了脸书活动。几百名抗议者去了圣路易斯的机场，而在全国各地的机场，也出现了几万或者可能有几十万的抗议者。

“我觉得那个女人可能不认识多少移民，”莫拉莱斯几个月后提起这件事时讲道，“但她的行动表明，女性正在学着了解更多内容，她知道旅行禁令从道德上来讲是不对的。这真的很棒。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

到2018年的时候，刚刚崛起的这一代活动家们了解这些信息的速度，似乎要比她们的女性和男性前辈都要快上许多。

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高中校园枪击案事件发生后，事发学校的学生在3月份组织发起了“为我们的生命游行”的禁枪抗议，那次运动就很好地展示了愤怒之间的相互联结。这次抗议运动在官方层面是反对枪支暴力和美国步枪协会对美国政治的操控，但演讲者们却似乎只将它看作一个大整体当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老师配备……他们维持家庭和生计所需的钱财。”一位演讲者如此讲道。11岁的娜奥米·瓦德勒（Naomi Wadler）则念出了那些太常被遗忘的非裔女孩的名字，指出“她们的故事注定不会出现在每份报纸的头版头条里”。

不难发觉，这次抗议中的各种关切都是相互联系的。反对枪支暴力的标语也指出，白人父权主义深深嵌在大规模枪击案的危机之中，那些标语中写着“白人男性是可怕的（从统计学上来讲）”“你的枪比我的阴道拥有更多权利”“我们生活在一个枪支比黑人女性的性命更重要的国家”等。“我支持和平、爱与女性权利”也是极为常见的标语。演讲者们痛哭流涕；一位年轻女性因为在数百万人面前讲话太过紧张，演讲中途直接俯下身子开始呕吐。看着那些女性发自肺腑地展现自己的激情，没有丝毫的歉意和羞愧，我震惊而又感动——这本身就证明了她们是多么迫切，多么愤怒，多么愿意改变。

这次抗议游行让人回想起一位名为拉维尼娅·多克（Lavinia Dock）的妇女参政论者在1917年写下的一句爆炸性宣言：“年轻人来到大门口了。”这句话后来成了全国妇女党（National Women's Party）为妇女选举权而战时的口号。

“什么是强大的青春精神？”多克问道，“难道不是起义，不是反抗那些毫无意义、毫无用处、令人窒息的事物的精神吗？最重要的是，难道不是反抗不公、反抗这个所有的愚蠢之物中最为愚蠢的一个吗？望着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战场时，看着白宫和国会大厦外面的示威抗议时，就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坐在白宫和国会大厦里的那些男人得意地享受着将女性拒之门外的权力……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僵化的旧思想必须让步。自私的旧思想必须消失。阻挠的反对派必须离开。年轻人来到大门口了！”

2018年，来到大门口的既有真正的年轻人，也有另一种“年轻人”——那些新近才愿意表达自己愤怒的人。她们站在大门口，向那些沾沾自喜地享受着别人被剥夺的权利的男性发起挑战。

佐治亚州郊区那位刚刚从政治冷漠中觉醒的64岁女性告诉我，她感到了一种应当表明立场的责任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有色人种，为了那些买不起健康保险的群体，为了那些同性恋和变性人群体，为了那些移民群体。我是个上了点年纪的白人女性。有很多老年白人现在都站在共和党一边。然而，我是个老年白人，我也可以大声表达”。

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的那天，杰西卡·莫拉莱斯给我发来信息，她非常兴奋地提到，全国家政工人联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正在针对总统的演讲举办一场活动，邀请了许多运动领袖会集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家政工人联盟总监蒲艾真（Ai-Jen Poo）、“黑人的命也是命”联合创始人艾丽西亚·加尔萨、计划生育协会主席塞西尔·理查兹、国会女议员芭芭拉·李和普拉米拉·贾亚帕尔、塔拉纳·伯克以及（曾力挺“#MeToo”运动中女演员的）全国农工女性联盟（National Farmworker Women's Alliance）的莫妮卡·拉米雷斯（Mónica Ramirez）等人。

“这力量是如此强大，有点让我想起了愤怒的另一面是希望，”莫拉莱斯写道，“如果我们不相信局面可以好转的话，我们就不会感到愤怒了。”

如果说局面可以好转，是因为女性能够、愿意并且需要感觉到自己的愤怒、向世界释放自己的愤怒，那么我们此刻经历的就不是什么赶时髦，不是什么一时狂热，也不是什么猎巫行动，而是一次起义，一次由愤怒女性领导的正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