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小我十五岁的女权主义活动家阿曼达·利特曼，是在她上大学的时候。她那时正跟着我很喜欢的一位大学教授写一篇关于政界女性的论文，因为我写了本关于2008年总统大选的书，她就找到我寻求指导。这本书动笔的几个月前，我读到了她发表在《女性健康》（Women's Health）杂志上的文章，我意识到是她在为我提供指导。

在那篇文章里，她谈到2016年的大选结果让她多么的震惊，也讲述了自己作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里的忠实成员如何奋勇向前，创立了“竞选点什么”组织，成为美国最成功的新型政治组织之一。

“我的愤怒就是我的晨间咖啡，”她写道，“它让我起床，让我专注……仅仅是做着这该死的事情就能让我得到宽慰，找回自我。我写的每一条备忘录，约的每一个捐赠者，见的每一位记者，聊的每一次对话，都有策略上的考虑，但更有怒火的驱使；让我愤怒的有我的国家，那些危险的男性，我所在的党派，还有我深深热爱、却让我痛苦失望的民主制度。”

第一次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就在考虑写这本书了，大选结束后我下定了决心，但打算慢慢来，因为想记录下特朗普时代女性愤怒的稳步发展。然而，女性愤怒的野火在2017年秋天迅速蔓延之时，我明确意识到自己需要迅速行动，才能准确描绘这次起义，以免等到事后追溯的时候，那锋利带刺的轮廓已经被时间磨平。因此，我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

我提起这些，是因为在这本书即将写完的时候，我意识到尽管这四个月压力巨大，却是我成年后身体最健康的几个月。是的，我感到恶心，感到恐惧，因为我所处的世界就是这副模样，特朗普政府造成了这么多破坏，民主制度面临着如此危险，身处其中的人遭受着这般伤害。是的，我当然感到恶心和恐惧。

然而，尽管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之中倾注了恐惧和愤怒，却发觉自己开始能够睡个好觉，开始想锻炼身体。我的胃口很好；我和我爱的人能够很好地交流；我的性生活很棒。这当然不是写书带来的好处；毕竟我之前已经写过两本书，也没有这么要命的截止日期，但那两次写书过程都没让我觉得更健康，反倒感受到了写书对身体的伤害。而这一次，正如利特曼描述自己的经历时指出的，日日夜夜沉浸在愤怒里、沉浸在我自己和别人的愤怒里，竟给我带来了确凿无疑的好处。

这与我以前所知道的愤怒带给人体的不良作用似乎恰恰相反，甚至四个月前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序言时，还认为那些不良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是的，我想要开垦、想要挖掘女性愤怒的价值，在2月的初稿里我是这样写的。但我也明白愤怒这种情感具有一些破坏性的维度，我所处的文化和我获得消息的来源都在向我证实这一点，以至于我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这就是事实。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曾经写道，愤怒也许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能带来激动人心的催化力量，在交流中也不可或缺，但我知道过于愤怒也对人不好……会带来毒害，腐蚀人心。

到了6月，我已经不再认为愤怒有害身心了。事实上，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两百年前的宣言：“如果女性能够更自由地纵容自己谩骂，她们将会比现在健康十倍。在我看来，她们都遭受着压抑的病痛。”

让我的健康得到提振的不只是因为我能够释放自己的愤怒，也是因为我有机会去认真看待其他女性的愤怒，我不得不（也被鼓励去）真正审视那些情绪，那些我们一直以来都被教唆着去避免、去回避、去嘲笑的情绪。这本书的写作让我能够直视那些情绪，认真地思考、揣摩它们在塑造这个国家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我承认，现在几乎不管谁说愤怒有害健康，不管对方有多用心良苦、来源有多令人信服，我都持怀疑态度。我觉得斯坦顿说得对：说到愤怒，对女性有害的是那些我们接收到的信息，这些信息要我们压抑愤怒、任其溃烂、保持沉默，要我们因为愤怒感觉羞耻、感觉孤立，要我们让愤怒流向不合适的地方。对我们有益的做法是张开我们的嘴巴，释放我们的愤怒，允许我们自己去感受愤怒、表达愤怒、思考愤怒、采取行动，将愤怒融入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们将欢乐与悲伤、忧虑与乐观融入生活一样。

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礼物：让我有机会、也有动机去探索愤怒的维度，去对我自己和其他女性的愤怒感到好奇，也予以尊重。这感觉很棒。我感觉很棒。在这个表达愤怒、理解愤怒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慰藉，得到了释放，收获了灵感，也感觉到了欢欣。

但我也深知，我的这种经历是独特的，不能据此给出适用于别人的建议。因此，尽管我当然会劝那些有条件这么做的人去尖叫、去呼喊、去咒骂，去写出自己的愤怒，去打电话给朋友，不要阻止自己去感受愤怒，但我并不会劝你像我这样一头扎进愤怒里去。

我没有因为表达自己的愤怒付出任何代价，事实上还因此获得了报酬；这是我的工作，我的职责就是认真对待女性的愤怒。我的编辑、上司和朋友都很认真地对待这本书的写作，对待书中剖析的愤怒。这很棒。但它不可复制。

建议其他女性就那么大声呼喊、发泄怒火、表达愤怒，只会让历史重演；这种理想化的女权主义策略虽然用意非恶，但最终会事与愿违、达不到实际效果，因为那些女性所处的社会体制并不会顾及，甚至都不会承认她们。我不能让其他女性像我一样去表达她们的愤怒，却又不承认这种愤怒在现实世界里可能会让她们被开除，失去涨薪升职的可能，招致惩罚甚至暴力。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一位黑人女性被警察没有任何来由地要求停靠路边而感到生气，就会有遭到逮捕的危险；一位女性被不公正地逮捕而感到愤怒，就会有死亡的危险；年轻的女性会遭到枪杀、会遇到车祸，只因为她们或者别的女性拒绝了某个男人的追求。

很幸运有了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让自己的愤怒得到认真对待、让愤怒本身得到重视之后，我不再认为伤害我们的是愤怒，真正伤害我们的是这个体制，这个因为我们表达愤怒就惩罚我们的体制，这个不尊重愤怒也听不到愤怒的体制，这个不想去了解愤怒的体制，这个嘲笑愤怒、无视愤怒的体制。正是它让我们感到恶心；正是它让我们觉得疯狂、觉得孤单；正是它让我们在夜里咬牙切齿。

因此，不是女性（或者说不只是女性）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那个有意压抑我们的愤怒、压制我们的权力的体制。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可以抗议、游行、打电话、寄明信片；我们可以向候选人捐赠，为她们敲门拉票；我们自己去竞选公职，对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工作场所提出要求，成为我们自己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去代表那些比我们更有理由愤怒，却没有能力去最合理利用这种愤怒的人群，与他们并肩作战。

但更直接的做法是，我们可以去做这个世界没有做到的事情：认可其他女性的愤怒，关注她们的愤怒，尊重她们的愤怒，绝不回避她们的愤怒。去找到她们的愤怒，去注意她们的愤怒，去问是什么让她们愤怒，然后倾听她们。如果你也是招致她们愤怒因素的一部分，接纳这种愤怒，承认她们的不满也许会映照出你自己的不满，哪怕她们的不满会折射向你。

想一想，很少会有人对生活在美国北部衰败的工业区锈带的那些白人男性说，他们的愤怒有害健康。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到对他们有害的是那些令他们不满的生存环境：失去工作，失去名望，缺少付得起的医保，缺少日托所，以及毒品的祸害。我们知道他们的愤怒在政治上是有启发性的，能够指向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不管是在媒体还是政治中，抑或是在我们的个人生活里，我们都可以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像对待白人男性的愤怒一样对待女性的愤怒。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女性愤怒的潜能，认识到当代女性对于不平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缺乏代表权的愤怒，也是让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感到的愤怒，女性由此提出的要求，也和潘恩提出的要求一样具有变革性。这个国家诞生于愤怒，其诞生之时就带着深嵌其中的不公，而如今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正在愤怒地想要挣脱这种限制。

再重温一下凯瑟琳·麦金农在2018年2月写下的文字。她指出“#MeToo”运动带来的进步，是法律改革在几十年里都没能做到的，“以前被忽视的群体的起义……已经在改变一切……今天的运动正在改变性别秩序的地质构造”。

当然，对于这种可以说意义重大的改变，我们绝不能低估它面临的反对势力。有一股很强的反对势力想将这种破坏性的社会愤怒按回去，让它重新回到地表之下。这种愤怒必须要变得更为强大，才能够抵抗冷漠的拖拽和权贵的责难。

马丁·路德·金也深知这一点，因而他在那篇著名演讲中坚定指出：“自由和平等的爽朗秋天如不到来，黑人义愤填膺的酷暑就不会过去。1963年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开始。有人希望，黑人只要撒撒气就会满足；如果国家安之若素，毫无反应，这些人必会大失所望的。……正义的光明一天不到来，叛乱的旋风就将继续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

金牧师给出的指令也是我们必须给出的指令：我们的要求只要得不到满足，这一切就会被当作一场夏季风暴、一次狂躁失常、一种一时狂热或者一段歇斯底里一笔勾销。我们必须坚持表达我们的不满，不允许它被很快压抑或置之脑后。我们必须取得实质性的胜利：改变法律、改变政策，得到代表、得到权力；制定新的规则，通过改革刑事司法和环境、扩大生育公平和劳工权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来更好地支持平等；同时也要改革社会观念，改革那些允许不平等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法典里的观念。

在2017年到2018年间，一直有人问我，妇女大游行、“#MeToo”运动以及女性竞选公职的热潮到底“是一个瞬间，还是一起运动”。向我提问的人渴望多多少少能从我这里得到保证，希望我肯定地指出，这些艰辛的努力，这些艰难的感受，这种恐惧，这种痛苦，这种冒险，都是为了某个更大声势、更长期、更重要的事业。

但是这个问题以及这种二元对立式的提问并没有考虑发展的维度。运动是由一个个瞬间组成的，这些瞬间散布在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间。只有当这些瞬间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之后，人们才能辨认得出这是一起运动，才能看得见它们之间平稳的进展、彼此的联结和连贯的逻辑。埃米特·提尔遭到谋杀之后，过了九年《民权法案》才得以通过。19世纪30年代的废奴主义者和妇女参政论者召开集会之后，过了八十多年才迎来《第十九条修正案》的通过，过了一百三十多年才等到《投票权法案》。然而这个法案最近毁在了最高法院的手里，并且这个最高法院还在2018年支持一些州清除选民名单，而这种清除针对的主要是少数群体选民。这就意味着想让美国实现完全的民主解放的运动尚未成功，而这起运动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这很容易让人觉得挫败，但更应该让我们受到鼓舞，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进行的抵抗、持有的异议，是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故事之中扮演着我们的角色，我们的根基名正言顺、令人自豪。

不会有什么救世主突然出现，向美国以及全世界那些鼓动变革的人宣布我们开启的是一场运动；没有人能够保证我们当下所做的事情将会重绘我们的图景，重塑我们的未来。这个重担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这些迫切想要看到变革的人身上。我们决定了自己是否会改变世界。

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刚刚觉醒、刚刚愤怒的女性来说，对于那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最有可能被诱惑着放弃愤怒的白人女性来说，当下的任务就是一直向前，不要回头，不要向更容易的路径屈服，不要停下自己的愤怒，不要接受那些种族和经济优势带来的舒适，放弃挑战的权力。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持愤怒……很可能要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这很有可能会持续很多年。”艾玛·冈萨雷斯2018年在采访中谈到自己与枪支游说团体的斗争时讲道，“此时此刻，我知道我并不在乎。值得持续这么多年的事情并不好做……我们尝试去做也许会死。但我们不去尝试同样会死。所以为什么不去为之奋斗到死呢？”

冈萨雷斯似乎小小年纪就明白了一些活动家花上很多年才能领悟的东西，明白了在她面前的是什么。维维安·戈尔尼克曾经写过，身为活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名女性，她读到一个世纪前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留下的文字时，感受到了一种喜悦。“我们是……女权主义先辈的转世，”她写道，“我记得读到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的文字时，惊诧地发现她在一百年前就讲出了我现在的心声。惊诧，而又满足。但还不清醒。那是以后的事。”

当然，应该让人感到清醒的，也是我在2018年夏天读着安德丽娅·德沃金、弗洛·肯尼迪、奥德丽·洛德和维维安·戈尔尼克写下的文字时让我感到清醒的，是如果说女性之前已经走到过这一步，而我们如今还得重新走这一步，那就意味着这个改变的过程将会缓慢艰难，将会经常性地徘徊不前。

戈尔尼克回忆起自己在上世纪70年代的想法时写道：“现在整个国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转变，开始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确的。毕竟，并不是说以前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些话。当然，如今这些话又在被完整、自由地讲出来，也是最后一次讲出来。女性和男性都很快开始纠正这让人痛苦的失衡，然后，用存在主义的话说，就让一切顺其自然。”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开始从那些言辞中形成自己确信无疑的分析：“我们都惧怕去清楚地探究性别歧视的含义，要逆转几个世纪以来的情感习惯太过艰难，这样的努力尝试又会引发严重的焦虑。”这些都是冷酷而又具决定性的事实。她对那些挑战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开始认识到，它持续的时间将会比我们任何人预料的都要久。很久很久。”

这次运动要持续很长时间的事实不应该把我们吓坏，而应该让我们变强，必须让我们变强，就像艾玛·冈萨雷斯因此变强一样。我们也应该记住，在每一次存在缺陷、最终停滞不前的重大社会变革中，都曾出现过一些真正的进步：更多群体获得选举权、更多群体获得更多自由、身体自主权扩大等。是的，每向前一步，都会传来海妖那美妙的魅惑歌声，让人停下愤怒去向传统结构示好效忠，让其缓解叛乱留下的灼伤。但现在还远远没到听塞壬歌声的时候。

我们需要努力确保这个时刻会催生真正的改变，知道我们带来的改变会在遥远的未来不断产生回响。想想雪莉·奇泽姆吧，她生气的时候会哭泣，也没有赢得选举。她输了。但是，她把芭芭拉·李拉进了政界。芭芭拉·李是国会里唯一投票反对《授权作战法案》的议员，也一直在努力废除该法案。她也输了这场战役。芭芭拉·李在2015年提出了一个法案，想要推翻《海德修正案》、这个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没有人敢触及过的议题，为贫穷女性群体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她的法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是她的努力激起的热情，让人们对《海德修正案》的反对意见纳入了希拉里·克林顿在总统竞选中提出的议程。希拉里输掉了选举。她的失败激励了数万名女性投身选举政治，也让这个国家第一次开始严肃对待女性的性侵经历。这些女性当中有些也会输。但故事也不会就此画上句号。

在所有的游行和集会里，你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同一个标语。那是一句显然源自希腊语的墨西哥谚语：“他们以为可以把我们掩埋；他们不知道我们是种子。”女性的愤怒被一次又一次地掩埋。但它已经在土壤里生根发芽；我们是很久以前被掩埋的愤怒长出的新苗。

如果你在未来某天恰好读到，或者偶然发现这本书，试图弄清自己是否被允许对不管什么惹人生气的事情都可以感到愤怒，我告诉你：是的。是的，你得到了允许。事实上，你必须愤怒。

如果你此刻正在读这本书，在这个瞬间与我同在；如果你读到了这一页，因为你对不公平和不公正感到愤怒，对这个国家的缺陷感到愤怒，因为你的愤怒让你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这个世界，那么我有非常重要的话要告诉你：不要忘记这种感觉。

告诉你的朋友，把它写下来，现在就讲给你的孩子听，这样他们才能记住。不要让任何人说服你，告诉你这样不对、这样很奇怪、这只是你人生中某个全盘政治化的古怪阶段。还记得吗，亲爱的，那年你气得发了疯？不。不。永远别让别人那么说。因为人们会试图那么做。

未来将会到来，但愿如此。如果我们幸存下来，如果我们迎来好转——哪怕只是一点点，但我希望会有很大——这种紧迫感就会淡去，很可能愤怒也会平息，你会短暂地感觉到安慰。这样很好，没问题。

但是接下来，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你不应该再生气了，因为你有点像发疯、从来不煮晚饭、冲电视大吼大叫、也没那么好看，如果你能变得像从前那样风趣，生活就会容易得多。你会受到很大的诱惑，想要把自己戴着猫逼帽的照片收起来，把自己的抗议标语塞到阁楼里，悄悄溜回来，远离那种赤裸裸的愤怒，一身轻松地回到新的现实当中，不管那时的现实会是怎样。

但是我要对所有此刻读到这里的女性说，也对未来的自己说：现在让你感到愤怒的不公仍然存在，即便你自己没有遭遇不公，哪怕你想停止思考自己如何经历不公、如何加剧不公。其他人仍然在经历不公，仍然在感到愤怒；其中有些人还对你发火。不要忘了她们，不要将她们的愤怒一笔勾销。为她们保持愤怒。与她们一起保持愤怒。她们愤怒是正确的，你与她们一起愤怒也是正确的。

愤怒是正确的；愤怒才是美国人；愤怒也可以令人高兴，带来成效，产生联结。永远别再让他们说服你停止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