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终安养院的一个单人间里，明信片和从家里带来的靠垫、织物摆得到处都是，一位年轻、虚弱的红发女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母亲的搀扶下，她小心翼翼地在铺着艳丽毯子的椅子上坐下来。她丈夫安迪和父亲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床上望着她。她抚摸着毯子上柔软的羊毛，嘴里冒出一串含糊不清的话语：“好柔软啊！这是羊驼毛吧。记得你哥哥把这个毯子从秘鲁带回来的那会儿吗，安迪？等我好点儿以后，我们和他一起去秘鲁，他知道哪些地方最好玩儿。我想看看那些太阳神庙。太阳神有一头浓密的头发，跟我很像！我可以成为太阳神……”

她无法安定下来，她想站起来，可浮肿的右腿不听使唤，差点儿跌倒，但她还是不让担心她的母亲搀她，她一瘸一拐地回到床边，在床沿上坐下。她面对着沙发，她父亲和安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

“你们两个高兴点儿！”她以一种命令的语气说，“没人死！”她咳嗽起来，然后叹了口气。

这是莎莉，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没人敢提起这茬事。

护士妮古拉给莎莉送来止痛、防止恶心和呼吸困难的药，这些症状是毁掉她身体的癌症引起的。

妮古拉给莎莉倒了一杯水，莎莉尖声笑着说：“啊，鸡尾酒！”她拿起杯子，但她的手臂承受不了杯子的重量，水洒在了她的衣服上、床上和护士身上。“见鬼！”她生气地怒吼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浑身都湿透了！”然后对着那两个男人说：“别那样看着我！去拿条毛巾来！”又对她妈妈说：“不，妈妈，不用再拿毛巾了！天哪，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这么没用？！”她突然放声大哭。

莎莉的焦躁不安、虚弱不堪、暴跳如雷、泪雨滂沱……这一切，妮古拉都看在眼里。妮古拉想知道尽管莎莉竭力忽视身体状况快速恶化的事实，但莎莉是否自知自己的情况并不乐观。一个人可以以否认的方式应付无法忍受的悲伤，避免面对痛苦，但是如果他们不再能维持这种防御心理，残酷的真相就会像潮水一样，汹涌地席卷过来，把他们淹没在自身的恐惧之中。妮古拉猜测，经过几年的坚决否认之后，莎莉终于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滔滔洪流”。妮古拉很明智，她只清理从杯中溅出的水，而没有想办法阻止莎莉心中恐惧的浪潮，然后回到办公室求助。

莎莉最初刚拿到癌症诊断报告时，我就认识她了。那会儿她是个派对女郎，光滑的铜红色秀发像一道华丽的喷泉，流泻到肩头，她整个人光芒四射，活脱脱一个19世纪唯美主义画家笔下的女神。我提到头发是有原因的，因为化疗导致它们都掉光了。

第一次见到莎莉的时候，我还是癌症中心的研究员，作为姑息治疗训练的一部分，我负责肿瘤学教授的一个研究项目。莎莉的右脚大脚趾指甲下面有个黑色素瘤，会导致疼痛，为了阻止黑色素瘤扩散，她切除了大脚趾，因此影响到她去派对跳舞。我给莎莉打点滴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准备向癌症反击，她忙着享受生活，才不会让癌症妨碍她，她的人生计划多着呢。

我一边擦拭莎莉的手臂，准备插入塑料插管，让她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进行化疗，一边鼓励她：“给我讲讲你的计划吧。”

莎莉用另一只手握住那飘逸卷曲的头发，免得它们妨碍我工作，然后吸了口气，微笑着说：“噢，我想学冲浪。去个暖和的地方，也许去希腊吧。”她双眼凝视远方，接着说：“你可以体验各种水上运动，学习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还想去澳大利亚，去看大堡礁，学习潜水。这应该会是一次美好的旅行！”然后，她身体前倾，注视着从胳膊里伸出来的插管，说：“弄好了吗？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以为会很疼，流很多血呢！”

我用胶布粘好插管，接上盐水，等待医院药房的化疗药袋时，莎莉继续说着她的计划。她似乎把脑海中的想法全都说出来了。

“我想去旅行，”莎莉说，“我希望有个很棒的假期。我想跟安迪结婚。我们会去一个绝佳的地方，过一个难忘的蜜月。去喜马拉雅山，或者阿尔卑斯山。他喜欢爬山，但他讨厌水。我们俩看着很像，但其实一点都不一样！属于‘异性相吸’的那种类型，你明白吗？我是说，安迪非常安静、体贴、聪明，我却咋咋呼呼的，他是会说‘我想专注地做这件事，你介意吗’的那种人，一头扎进一本书中，或者看一些攀岩、自然之类的电影。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到相处融洽的。我要学着做饭，做他最喜欢的饭菜，我要学着安静下来。嘘——是的，就这样，”她压低了声音，“他想事情的时候，我会保持安静。”

但莎莉无法保持这种轻声细语的说话方式，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她看上去兴高采烈、热情高涨——还是说，她是因为害怕才喋喋不休的？我很难判断。“但是，我显然不能做一个没有头发的新娘，所以我们必须等到我停药以后，头发长回来了才行，只要能治好我的病，就值得等待，等我成了老太太，回顾这一切，我会觉得这些事情就像一个疯狂的梦。我要打败它，我知道我会的。”

莎莉的热情感染了我，所以，直到当天晚些时候，和同事一起参加教学会议期间，抓起一个三明治时，我才想到大脚趾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如果没有大脚趾，冲浪和攀岩将会非常困难。潜水时需要用大脚趾使脚蹼上下移动吗？我摇晃着伸出的脚，直到演讲者与我四目相对，我才意识到，他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满脑子都是莎莉和她喋喋不休的声音，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

三周后，莎莉回来接受下一轮化疗。我差点儿没认出她，没有了蓬乱头发的她显得那么娇小，活像一个小精灵，也没有了眉毛和睫毛，面部特征一览无余。见到我，她很兴奋，用一番意识流独白和我打招呼：“嗨，医生！我又来了！天啊，上次你离开以后，我恶心不止。可以给我一些药吗？这让我太难受了。希望我永远不会晨吐，你能想象这种症状持续好几个月的感觉吗！难以置信！我想要很多孩子。安迪是金发，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几个姜黄色头发的孩子。我觉得姜黄色头发的宝宝看起来很可爱，你觉得呢？”

我解释说，我要给她做检查，要在确认她的骨髓和肾脏已经从上一轮化疗中恢复过来之后，才会给她输液；现在我要拿她的血去做化验，化验结果出来后，立刻打电话通知她。莎莉看起来很失望。“输上吧！”她宣布，“我要痊愈，所以把杀癌药给我输上吧！”我在做抽血准备时，问她对未来与安迪在一起的生活还有什么规划。莎莉说她至少想要4个孩子，而且已经把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她话还没说完，血就进了管子，莎莉眨眨眼睛，说：“哎呀！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她圆圆的、光溜溜的脸上，有着一双猫头鹰般的眼睛。

其实，莎莉是被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搞得心烦意乱，以至于针扎进去的时候，她根本没有注意到，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技巧。这是她自己的应对方式，是她的内心想法让她表现得好像和我这个老朋友在一起喝咖啡，了解彼此的近况，随便说着“最近没有发生什么事……”

这一周，另一位护士负责给莎莉输液，所以直到下班回家，我才见到她。莎莉坐在停车场的地上，吊着点滴，指间夹着一支香烟，和一个瘦削的高个子男人在一起，他一头短发，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嘿，医生！这是安迪。安迪，这是教授的助手。她是毒药组的头儿。”莎莉向我和安迪来回说道。

我穿过停车场，过去向他们问好。我了解到莎莉只需要再输一袋盐水就行了，正如莎莉所说：“它在冲洗我的肾脏。我知道它对我有好处！”然后安迪要带她回家。他看上去疲惫、焦虑。实际上，安迪看起来更像是患者，如果莎莉不是秃头，没有拖着一个输液架，她看起来完全是个健康的人。

在后来的4个月里，莎莉继续每三周来医院做一次化疗。她吐得很厉害，但每次来的时候都笑嘻嘻的，因为她认为别人的情况一定比她更糟。莎莉服用类固醇减轻恶心感，在药物的作用下，她双颊丰满、红润，看上去容光焕发，而安迪则越来越憔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甚至觉得他也需要输液。

过了一段时间，莎莉的治疗结束了。科研组的护士偶尔在教授的诊所见到她，说她情况很好。我们还曾收到一张从希腊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

研究项目结束后，我回到临终安养院工作，对莎莉的情况知之甚少。面对不幸，有些患者采取轻描淡写的方式应对，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的情况比自己更不妙。每当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会想起莎莉，她对自身情况的否认帮助她承受住了治疗的折磨。

从那以后，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没料到莎莉会转诊到临终安养院，我也没把她婚后的名字与她联系在一起。骨科病房医疗组曾问我，如何为一位身上广泛分布黑色素瘤的年轻女性提供治疗。他们担心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知道这是癌细胞扩散到脑所致，还是面对疾病消极否认的心理问题。于是，领导派我去看看。

我来到了骨科病房，医生解释说，这位年轻的患者身上广泛分布着黑色素瘤，预期寿命只有几周。癌细胞布满了她的腹股沟，医生曾经切除过受到癌细胞感染的淋巴结，但癌细胞通过手术创口又向外生长了。

受腹股沟肿瘤的反压，患者的整条腿都肿了。而且她还有多个肺部结节，X光片显示，结节一周比一周大，肝转移癌几乎肯定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发展。“可是，”医生叹了口气，“我们告诉她情况时，她似乎听不进去任何坏消息。她认为只是伤口感染了，化疗会把她治好。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拿她怎么办。”这位医生请我和他一起去病房，把我介绍给这位患者。

我看见那头令人难忘的头发在病房里闪闪发亮，莎莉还没认出我，我就认出了她。因为头痛，她大剂量服用类固醇，结果脸肿了；她右腿上套着紧身长袜，脚上余下的4个脚趾从弹力袜口露出来，一个个肿得发亮，紫得触目惊心。安迪坐在她旁边，面色苍白，一副憔悴不堪、几近崩溃的样子，活像奥斯卡·王尔德笔下的多里安·格雷，而莎莉尽管已病入膏肓，见到我却依然散发着一种由衷的喜悦，冲我微笑致意。

“嗨，医生！好久不见！见到你好意外呀！”

我忧心忡忡地想：我也这么觉得。

莎莉大声地说：“啊，上次见过你之后，我一直很忙。”

“看！安迪和我结婚了！”她举起左手，让我看她的订婚戒指和结婚戒指，戒指上的珠宝非常漂亮，显然是为她特制的。莎莉及时实现了一些梦想，我感到很欣慰。

“不过，黑色素瘤有点儿小问题，”莎莉继续轻描淡写地说，“腹股沟这儿有几个淋巴结，里面有些黑色素瘤，所以我可能需要做点儿化疗。但伤口感染了，你知道。”她神情诡秘地咧嘴笑笑，又对我说：“有异常情况的话，他们绝不给我化疗，所以我现在先等感染处理好了再说。因为感染，我的腿有点儿肿，但我会战胜它的。你知道我总是战无不胜。你是要跟我说化疗的事吗？”

莎莉停下来喘口气。安迪瞪大眼睛看着我，眼里满是焦虑，病房医生也看着我，显然想知道我打算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其实，这与莎莉以前的应对方式一模一样：淡化消极因素，强调最微小的积极因素，假装一切都会好起来，并制订未来的计划。她似乎对自己的真实处境毫无觉察，但一看安迪的表情，我就意识到，对即将到来的毁灭和他妻子没有认清情况的现实，他感到非常紧张。

我心想，如果我提到“临终安养”，莎莉会怎么样？她还会找借口吗？她会被吓着吗？她会赶我走吗？她的所有否认会令她轰然崩溃吗？面对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我首先祝贺她举办了婚礼，然后说：“上次见面之后，我们俩似乎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你结婚了，我换了工作……”

莎莉惊讶地问道：“你不当医生了吗？”

“我现在是另一种类型的医生了。刘易斯这位优秀的老教授仍然在努力寻找治疗癌症的方法，我希望他能成功。同时，我也在努力治疗头痛、恶心和呼吸困难之类的棘手症状，就是那些让人感觉不舒服的病症。”

“啊，这些症状我全部都有！”她几乎是尖叫着说话。也许是类固醇令她不再拘谨，或者是我提及她的症状，所以她感到紧张。

我说：“那也许我现在正是你需要的医生。”安迪在她身后轻轻点头，病房医生跑出去用寻呼机传达消息。

我问莎莉目前有什么问题，她自信满满、毫不犹豫地说：“都是因为感染。”

我轻轻地问她：“你有没有担心过，哪怕一秒钟，事情可能比这更严重？”那一刻，我如履薄冰……

“当然没有，我有很多计划！”莎莉立即坚定地答道，“我会好起来的。我会打败它的。我是说，我并不糊涂，我知道我患有癌症。只要感染好了，我就做化疗，战胜癌症，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该生红头发的小宝宝了，毕竟我老大不小了！安迪也是。”她伸手握住安迪的手，又捏了捏，像是在鼓励，“化疗后我就没事了。”安迪咬住他颤抖的嘴唇。

确实，这是完全的否认。我了解这种情形，也曾与协作的精神科医生讨论过，但这样坚决的否认，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面对接踵而至的病症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莎莉找到了另一种解释，让自己完美地保持平静，甚至乐观。

我字斟句酌地告诉莎莉，我在一个专门进行症状管理的地方工作，有些患者到我们那儿住一段时间，等病情好转以后，再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我正要说另一些人病得很重、即将死去时，她打断了我。

“这就是我需要的！”她断言，“我要把身体恢复到可以回来做化疗。你在哪儿工作？”

我倒抽了一口气，只好说：“你听说过临终安养院吗？”

莎莉笑着说：“知道啊！去年他们照料过安迪的奶奶，他们很棒。你喜欢那儿吗？”

“非常喜欢，那是一个优秀的团队。他们会很乐意帮助你减轻头痛、让呼吸不那么困难。你觉得这个星期过去怎么样？”

没想到莎莉听到这话如此平静。

“听起来很好，”她说，“那里停车容易多了。安迪可以陪我更长时间，我父母也更方便探望我。等你们让我感觉好点儿以后，我可以回来做化疗。”

因此，两周前，莎莉来临终安养院做症状处理。她每天都盼着病情好转，好接受进一步的化疗。可是，她一天比一天虚弱，动作越来越缓慢，呼吸越来越困难。虽然我们能够减少她的生理痛苦，但她把情绪痛苦藏在“否认”这一幕墙后面，尽管现实如此糟糕，莎莉却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和护士妮古拉进了莎莉的房间，发现她动弹不得。她母亲帮她换好了上衣，她丈夫和父亲在落地窗外的露台上，安迪在那儿抽烟。莎莉搓搓双手，舔舔嘴唇，揉揉眉毛，把头发拢起来，放下，又拢起来。她一边做着这些动作，一边不停地说话：“我只是需要一点儿新鲜空气。不要关灯。妈？妈，别走开！安迪去哪儿了？感染什么时候能好些？我想回家，但医院的台阶太多了我走不了。”然后转头对我们说：“姑娘们好！你们知道我有一回差点儿把妮古拉‘淹死’吗？对不起，发生这种事！妮古拉你的衣服干了吗？”

妮古拉端着一杯水，协助莎莉把晚上的药吃了，我和另一个护士换下了湿床单，然后两位护士熟练地把这位疲惫的患者弄到干净、干爽的床上，抖抖枕头，又把头靠调整好。莎莉坐在床上，那只让她感到疼痛的腿放在靠垫上，赤褐色的头发披散在枕头上。

“莎莉，怎么了？”我坐在她床边椅子的扶手上，这样我们的眼睛就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和以前一样，”她说，“等情况好转以后做化疗。”

我发现她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便问她：“你的呼吸怎么样？”

“正常。我感觉烦的时候，就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但这是正常的，对吧？”

不，这不正常，但她不想听这样的话。所以情况比较棘手。莎莉看上去烦躁、焦虑，但她甚至不肯承认自己感到焦虑。除了莎莉本人，我们都注意到，这几天她比过去嗜睡得多，白天多次小睡，醒着的时候，精力越来越不济。

临终安养院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莎莉已经进入弥留之际，但除了好转以后做化疗、生孩子、从此与安迪一起幸福生活之外，她绝对不愿意讨论任何结局。今天，她几乎连一杯水都端不住。焦虑令莎莉坐立不安，耗费着她仅剩的一点儿能量，她正在慢慢地失去意识，对此，她用恐惧进行对抗。虽然我们有抗焦虑药，但我知道，逆转她的痛苦，就意味着让她走向死亡。

我也知道莎莉疲惫不堪、烦躁不安，无法放松下来。小剂量的镇静剂可以缓解这种令人精疲力竭的躁动，但我不能要求莎莉知情同意，因为她既不能，也不会接受现实。我决定给她小剂量的抗焦虑药，看看能否缓解她的烦躁情绪，然后安排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一边等着那半片药在她舌下溶解，一边闲聊。

“莎莉，你今天的精力如何？”我这样问是想了解她是否观察到自己的变化。

“哦，不太好。疼痛让我睡不着，我需要补觉。我一直在打瞌睡，你觉得是因为吗啡吗？”莎莉改变了姿势，不安地把头发拢起来，又放下去。

“嗯，有时候，在头几天，吗啡会让人有些头昏眼花，但这个药你已经服用两个星期了，而且你也昏昏欲睡过，所以我认为不是因为吗啡。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你的情况更差了……”说到这儿，我停顿一下，试探一下她的反应，然后接着说，“而且需要更多的睡眠。”莎莉能领会我的暗示吗？

“那你觉得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化疗呢？疼痛好多了，恶心感也消失了，所以情况肯定已经好些了。你知道的，我要战胜癌症。”不，她不接受我的暗示，仍然坚决地否认。多么惊人的自我保护！

我不准备摧毁她的防御，让她充分认识到，死亡现在离她已经非常非常近了。我们的团队需要以某种方式与莎莉的家人合作，准备一下她的后事，同时让她继续保持她的这种心态。当然，这意味着没有机会说再见。

我问莎莉可否让我和她的家人离开一下，去走廊尽头的一个安静房间谈谈。

她说：“他们可以在这里谈！”

“当然可以，”我表示同意，“但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可以私下和医生交谈，很多家属的感觉会更好一些，压力不会那么大。拜托，我可以带他们离开吗？我们谈话的时候，妮古拉会陪着你。”

“好吧，等你们回来，我要知道你们都谈了什么！”莎莉说道。但我知道，她会找到避免了解谈话内容的办法。

我把莎莉的家人带到拐角处一个安静的房间，他们都认为莎莉快死了，我也证实了他们的想法。

“你认为她意识到了吗？”莎莉的妈妈流着眼泪问我。

我问她：“你们觉得呢？”她把手帕绕在手指上，以探寻的眼光看着莎莉爸爸。他摇摇头，看着安迪，安迪低头看着地板。屋子里一片静寂。然后莎莉的妈妈说话了：“她知道，但她不想谈这件事。”

两位男士盯着这位女士，我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莎莉受不了。她忍受不了悲伤，她承受不住这种恐惧，她更受不了看着我们难过。所以她假装不在乎，我们必须协助她假装下去，”莎莉妈妈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丈夫，“她爸爸认为我们应该把实情告诉她。但我认为这样一来，她会崩溃的。”

安迪抬起头来，目光落在屋子中间的某个地方，说：“我也这么想。这跟我做极限攀登是一样的。我多少会意识到，如果掉下去，我会摔死。但是琢磨危险只会让人更害怕、更危险。我需要专注于岩石、手、双脚、风、绳子……除了危险以外的各种因素。这就是莎莉现在的做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

我如释重负：“安迪，你真是个天才！”他明白，他的这一比喻可以帮助家人渡过这个难关。“这就等于我们都在支持她，让她专注于最能帮助她的事情，那就是保持冷静。所以我们可以说实话，”她妈妈恍然大悟般地说，“但不告诉她全部真相。”

为了进一步解释，我建议他们如实地告诉莎莉，他们多么爱她，多么为她感到骄傲，他们珍视哪些她迄今为止留给他们的记忆，欣赏她哪些善良的举动。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许多临终者最后留下的信息，然而，这并不是道别。

“如果她想谈论一个我们看不到的未来，”我继续说，“那么我们只要鼓励她就够了。她给未出世的孩子取了名字、安排了以后的假期。如果这些事情能让她忘掉现实，那我们就让她选择她的关注吧。大家都同意这样做吗？”莎莉妈妈大声抽泣，而莎莉爸爸唯一能做的，就是轻轻拍她的肩膀。

每个人都点头同意，于是我们回到莎莉的房间。这时候，莎莉坐在椅子上，虽然看起来更加困倦，但显然没那么烦躁了。她也没问我们谈了些什么。安迪完全能理解莎莉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的这种窘境，每个家庭成员都按照刚定好的剧本扮演自己的角色。妮古拉和我朝门外走去，莎莉说：“明天见，医生！”

第二天早晨，我在走廊上碰见妮古拉，她告诉我，莎莉那“光辉灿烂的太阳终于落山了”，昏迷时，莎莉仍在打算击败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