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参加工作时，我有幸得到一份为期12个月的癌症研究员工作，在一家癌症学术研究中心任职，与一群享有声望、富有开创性的人并肩工作。我负责观察诊所和病区里那些同意参加新药临床试验的患者。新药有时候是抗癌药，有时候是旨在减少治疗不良反应的药。那一年，我处理的主要是没有其他治疗方案可选的患者，他们知道自己唯一的治疗选择是提高生活质量，或者是稍微多活一段时间。其中一些患者很勇敢，主动要求尝试抗癌新药。他们知道自身不太可能从中有所获益，但愿意促进我们的研究，为未来的患者提供帮助。有些人把这视为他们个人的抗癌运动；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对自身不幸的利用，目的是改善其他人未来的命运，并以此理解自身无望的处境；对其他一些人来说，这是与命运进行谈判的一种形式，希望得到回报，使自身的健康状况得到意想不到的改善。

我经常探望其中的大多数患者。他们每三周来医院住两到三天，接受新化疗药物治疗，此外，他们每周都要接受血液测试，监测药物对身体的影响。这时，我也会见到他们，并了解他们体验到的各种不良反应。当然，我们还会聊其他事情：他们总体感觉怎么样、家人做什么工作、节日期间有什么计划、女儿的孕程或者孙子的实习申请进展如何。他们跟我说话的次数可能超过朋友和邻居，我见他们的时间，肯定多过我见自己家人的时间。

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弗格森。他是苏格兰人，身材矮胖，说话粗声粗气，从18岁起就在他叔叔的农场当牧羊人。他喜欢绵延的群山、广阔的天空和连绵的景致。他很文静、害羞，他承认自己年轻时太胆小，不敢和女孩子说话，而且还以为自己会把一生都献给农场。

43岁时，弗格森爱上了在当地肉品市场看管牛圈的女人，他意识到这一点时非常震惊，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弗格森被她迷住了，把羞怯忘到了九霄云外，热烈地追求她。18个月之内，他们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5年后，弗格森成了我的患者，恶性肿瘤无情地攻占了他的肝脏，他的肤色渐渐变黄。

弗格森参加了一项针对他那种癌症的新药临床试验。“我要打败那个混蛋，”他说，“我还有太多值得为之生活的东西。我的玛吉，我可爱的姑娘，我才和她生活在一起，怎么可以丢下她？还有我家男孩子……”他的眼睛紧盯着我，看看我有没有好消息，看看我是不是会给他带来情况好转、暂停用药的报告，告诉他还有更多时间可以享受他未曾盼望、意想不到而又快乐美满的家庭生活。他总是叫他儿子“男孩子”，语气很恭谨，好像在谈论什么无比神圣、不能直呼其名的事物。

弗格森的第四个疗程安排在2月中旬，正好是他儿子6岁生日之前、情人节当天。弗格森要回家过这个重要的日子，但治疗总是让他痛苦不堪，呕吐了5天后，他才汗流浃背地睡了48小时，并恢复了与家人交谈的力气。他在那之前的一周来验血，说自己去了一趟城里，给我看他为玛吉买的漂亮小吊坠，那是准备送给她的情人节礼物。弗格森说：“我要把男孩子的照片放在这一边。玛吉喜欢我的这张老照片，你看。”他给我看在家庭婚礼上拍摄的快照，照片上的弗格森年轻、身强体壮，有着一头乌黑的卷发，漂亮的男式短褶裙下面是一双粗壮的腿，他笑容满面，黑色的眉毛高高扬起。“所以我要把照片上自己的头剪下来，放在后面。这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总是紧靠着玛吉、与她在一起。”

我问起弗格森为儿子制订的生日计划。他告诉我，他们会在家里过，只有他们三个人。“我们给男孩子买了一辆蓝色的自行车，带稳定装置的那种。他还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会很开心的。”说到这时，他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我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没有改善，为了避免生日计划被他的恶心和疲劳破坏，推迟一周治疗对他的整体前景不会有任何影响。不过他的情况不妙，肤色越来越黄，开始现出衰相。

“弗格森，如果我们下周进行治疗，你在儿子生日期间的情况会怎么样？”我问，“你能全身心沉浸在送儿子自行车、吃蛋糕等这些活动中吗？”

“哎呀，我可能会感到很糟糕，你知道，至少几天之内我总是那个样子。但我不能放弃治疗！”弗格森挑衅似的扬起下巴。

“我是说推迟一周治疗怎么样？不是放弃治疗。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尽情享受儿子的生日和情人节。之后你可以回来接受下一次治疗。休息几天没什么影响。你觉得怎么样？”

弗格森皱着眉头，若有所思。他试探性地问道：“推迟几天没什么害处，对吗？”

“我认为没什么害处。你想和妻子商量一下吗？”我知道她在候诊室。弗格森把她留在那儿，一个人进了诊断室，“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可以和你一起跟她谈谈。”

“不，没必要费这个事儿，”弗格森说，“我自己可以解释。好的，那我们再等一等吧。那样的话，我也许可以给男孩子扶着自行车陪他玩会儿。生日是和家人一起度过的日子，对吧？我对小时候过生日的记忆非常深刻。我希望也能给男孩子留下美好的记忆。”他拿起夹克，继续说：“那么，我19号回病房，对吗？或者你下周要我来验血？”我告诉他19号可以。“那就谢谢你了，医生，下周见。”听起来我们好像在讨论一场拳击比赛。他把夹克甩到肩头，朝门口走去。

我问弗格森：“你确定不需要我问问你妻子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他说：“不需要，没什么好解释的！”然后就消失在了拐角处。

情人节之后的那个星期一，一位家庭医生打电话给癌症中心，说弗格森的右腿红肿。那个医生说：“这看起来像是深静脉血栓。你们有床位吗？”弗格森获许入院，医院派了救护车去家里接他。没过一小时他就到了医院，穿着睡衣和短裤，说：“腿太肿了，长裤穿不进去。”

是的，看起来好像是深静脉血栓，这是癌症的一种过度凝血并发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弗格森做了静脉扫描，以确认诊断结果，并开始用药物稀释血液，以防血块变大。他告诉我儿子生日的细节：男孩子非常喜欢那辆自行车，生日那天在家外面的人行道上骑了好久，此后每天也都是这样；玛吉看到小吊坠时流下了热泪，把它挂到脖子上之前还亲吻了照片。弗格森还讲到她做的美味晚餐，以及自行车车轮状的生日蛋糕，他说那几天令他非常开心，没有病痛的折磨。和我讲述这些事时，弗格森的眼中闪烁着光芒。离开他的病房时，我觉得推迟治疗是明智的选择。

突然，心脏骤停的哔哔声让我大吃一惊。我从办公室跑出来，只见弗格森病房外一片混乱：一个护士边跑边推着抢救车，一名麻醉师冲上楼梯，朝我们跑来；给患者用的茶水车被丢在了病区中央。弗格森面色苍白，神志不清，喘息不止。他的嘴唇发紫，大大地睁着眼睛，一副惊恐的样子。我向麻醉师描述，弗格森腿上的血块可能破裂了，进入了周围的静脉，阻塞了肺部的血液供给。我们用氧气面罩给他补氧，氧气面罩的嘶嘶声盖过了他喘息的声音。然后，我请一位护士给他妻子打电话。

麻醉师告诉我，由于弗格森的癌细胞已扩散，而且他的肝脏、心脏和肺部处于衰竭状态，所以不宜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我知道这么做是对的，如果他快死了，他应该待在这儿，他妻子也可以在身边陪伴他。抢救小组离开后，我们等着玛吉过来。我给弗格森服用了少量药物，缓解了他的呼吸困难，喘息也没那么急迫了。我坐在床边，心里为他即将离去恸哭不已。

弗格森戴着氧气面罩喘了口气，问我：“我要死了吗？”

“有可能，”我字斟句酌地回答，“但我们还不知道。玛吉在来的路上。我们就在身边，如果你有任何痛苦，我希望你能说出来。”

“笨蛋！”弗格森说，“我死得太快了，我还有那么多遗憾。我的玛吉、可怜的男孩……”他每吸一口气，只能说出几个字。

“弗格森，只要你需要，我可以开些药治疗你的呼吸困难，不过它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你是想醒着等玛吉来，还是宁愿睡觉，让呼吸不那么困难？”

弗格森还没回答我，他的呼吸就变慢了，发出了呼噜声，呼吸得很费劲。他的瞳孔开始放大，并陷入昏迷，没有反应。他快死了，血块进入了更深的部位。他的肺停止工作，大脑得不到氧气。不到5分钟，他就彻底停止了呼吸。

10分钟后，玛吉到了，被直接带到了护士长办公室。护士长也让我进去了，把我介绍给玛吉。我听过很多关于玛吉的事，但从未见过她。我必须把弗格森的死讯告诉她，我必须慢慢地、仔细地说出每个字，好让她理解。我在她旁边坐下，告诉她弗格森腿上的血块流向了肺部，导致缺氧。我解释说我们缓解了他的呼吸困难，他走得很平静、安详。我还告诉她弗格森开心地讲述了他们儿子的生日活动，也复述了他最后的话：“我的玛吉、我们的男孩……”

我们一同来到弗格森的病房。护士已经把输液器和氧气管拿走了，弗格森静静地躺在床上，面色苍白，整个人透露着虚弱、憔悴。我给玛吉找了个位置坐下，让她可以抚摸他、拥抱他，和他说话。我告诉玛吉，她想坐多久都可以。

后来，玛吉回到护士长办公室，喝了一杯茶，等着我写死亡证明。我问她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没有，”玛吉的语速很慢，“我只想告诉你，我很高兴今天是你在这里照顾他，而不是上次他在医院碰到的那个母夜叉。”

我大吃一惊。玛吉是什么意思？我问她医院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那个医生说弗格森没有希望了，还不如放弃那周的治疗，说这和继续治疗没什么区别。这是他回家后才告诉我的。那个母夜叉夺走了他所有的希望。”

护士长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我听见体内的血往头上冲去的声音。呼吸！呼吸！我说了什么话？弗格森是怎么理解我的话的？难以想象我们在医院的谈话被重构成了这个样子。我记得问过弗格森是否需要我和玛吉谈谈，也记得他拒绝了。我想知道他是如何理解我说的话的。

我告诉玛吉：“那个人是我，每次弗格森来这儿，我都会见到他。我记得在你们儿子生日之前见过他。”我尽量复述我和弗格森的谈话，如何决定避免在情人节期间遭受治疗的痛苦，弗格森如何希望给儿子留下快乐的生日记忆。玛吉努力把诊室的母夜叉与眼前这个向她介绍丈夫死亡过程的女人联系起来。透过她的眼神，我看得出她仍困惑不解。

“我很抱歉，玛吉，”我说，“我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也许我的表达方式有问题。也许他误解了我想表达的意思。”

沉默了好一会儿以后，玛吉说：“实际上，我想弗格森说过刚才你对我说的话。但我知道，如果情况顺利，你就不会放他一个星期的假了。他总是满怀希望，而我一直在等待灾难的来临。正如我看到的，他那几天非常开心。你绝对不会认为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庆祝儿子的生日，是我们最后一次度过情人节。也许他不知道，但我知道。”

玛吉喝着茶，抚摸着挂在脖子上的吊坠。我在沉默中思考我所造成的可怕伤害。如果我当时对弗格森表达了我的担忧，那他可能会和妻子讨论对死亡来临的理解。如果我及时验证了玛吉的悲观想法，她可能就有机会问自己想问的问题，进一步了解令她感到绝望的预感。他们可能就可以在临终告别时，彼此交代一些重要事项。但事实是，这个孤独的女人没有机会告别。

然而，玛吉准备原谅这种不可原谅的冒犯。她知道丈夫宁愿少说话，甚至不希望了解病情，而我也顺从了他这个想法。

玛吉说：“对不起，我把你称为母夜叉。”

我说：“不怪你，都怪这个局面。”

玛吉走了以后，我才哭出来。她要回家把消息告诉儿子，对一个母亲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对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