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不可言及的话题

好好告别  作者:凯瑟琳·曼尼克斯

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有许多人生大事,其中之一是我的两个孩子的成年历程和让他们了解人生中固有的基本概念,从卧室地板上的脏袜子如何变得干干净净、一双双地放到抽屉里,到为什么给金鱼喂适量的食物很重要;从婴儿来自哪里到为什么诚实很重要,不一而足。其中还包括通过金鱼、老人以及我们爱和思念的人,让他们了解生命有限的观念。

同孩子谈论死亡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不太令人舒服。我想保护他们,不让他们悲伤,但又希望他们做好面对生活的准备。儿童对时间和永恒、对眼睛看不见的东西的执念、对普遍性等概念的理解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因此,在不同的年龄段,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和看待我们的话语。我对此虽然在理论上有所认知,但有时候他们对谈话的理解还是让我感到震惊。

以下是发生在我们家庭中的一些事例,你从中能看出这些早期经历如何发展成对死亡的理解,他们的误解有时候相当好玩儿。

鱼有点不对劲儿

外公去世的时候,我30多岁,最小的那个孩子刚上幼儿园。那时候,我们养了一些宠物,包括两条金鱼和一位临终关怀患者遗赠给我们的猫。孩子们很爱那些鱼,为了防止他们把鱼喂得过饱,为了防止猫把鱼吃掉,我们可没少费功夫。我们的想法是,让孩子们观察宠物的生命周期,以比较温和的方式了解一些事实,比如,不用害怕水(完美达成:两个孩子都很擅长游泳)、学会照料动物(完美达成:两人对鱼都很温柔,对猫也很小心翼翼)、掌握疾病和保健知识(完美达成:兽医给猫打针后,他们负责照料、呵护它),甚至认识到最终的死亡(但这三只宠物都很健康、强壮)。

因此,听说我深爱的外公突然死于肺部感染后,我分别向两个3岁和7岁的孩子解释说:“你们的曾外公去世了,我要去见他最后一面。你们的外祖母和外祖父都很难过,所以我要去陪他们住几天,过几天爸爸会带你们一起参加葬礼。”第二天早上出发的时候,我发现那条身上有斑点、叫作“瓢虫”的金鱼游动的姿势有点奇怪,只有一侧的鳃和鳍在动。金鱼会中风吗?这条鱼看起来确实病了,但我要赶早班火车,家里人还在梦乡当中。这个问题还是留给无所不能的丈夫处理吧。

那天晚上,我和父母一起去了太平间。很奇怪,那张脸令人感到陌生。我们亲吻了外公冰冷的前额,然后我接到了孩子们打来的电话。我3岁的女儿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妈妈,‘瓢虫’死了,但你不用担心。我们把她装进罐子,放到冰箱里了,你还可以看到她。”

孩子们对葬礼的兴趣不大,但对葬礼之后与表兄弟姐妹的团聚兴致盎然。死去的鱼是主要话题,我的两个孩子向他们的表亲展示了自己的新专长。得知厨房冰箱被当作“停尸房”,我的亲戚们吃惊不小,但因为我丈夫是一位病理学家,对这一行为早已见怪不怪。

我再次见到“瓢虫”是在它死了大约4天之后。它躺在我的量筒里,腮部有点儿发绿,好像准备好进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样子。我把它放在手心里的纸巾上,和孩子们聊起了死亡。“看,”我说,“它一动不动,连呼吸都没有了。它什么都感觉不到,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不知道。它既不悲伤,也不害怕。它没有痛苦,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他们凝视着它,频频点头。其中一个孩子用衣服夹子轻轻戳它,好像在做检查似的。

“动物和植物死了之后,身体逐渐变成泥土,”我解释说,“这有助于新植物生长,为其他动物提供食物。”顺着这个思路,我让他们在花园里选一个地方,把“瓢虫”埋了,让它的身体变成土,帮助里面的植物生长。他们帮我在灌木丛下挖了个洞,我们用纸巾当作它的裹尸布,把它埋进土里。

几周后,到访的朋友发现我们少了一条鱼,询问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女儿睁着大大的眼睛严肃地看着她,以“解释的语气”说:“‘瓢虫’生病了,所以妈妈把她放进了一个洞。”看来我的话他们还是没完全明白。

5岁之前,儿童还理解不了“死亡不可逆转”这回事,也不明白死亡意味着身体彻底丧失功能。我7岁的儿子对于埋葬一条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死鱼感到心满意足,而他3岁的妹妹对整件事情感到相当困惑。也许她有点儿担心自己会生病!

纪念匾

8岁的时候,大儿子对死亡感到困惑不解。这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可这事都快把我搞疯了,弄得我无法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以公共长椅上的纪念匾[这在国外很常见,这种长椅通常放置在公共场所,椅背上标有铭牌或纪念匾,用以纪念某人、某机构或历史事件。——编者注]为例,儿子深信那匾代表死亡地点,好像每次坐在公园长椅上,或者每次在河边的一条长椅上打开便当时,都有灰飞烟灭的危险。“他们是在这条长椅上死去的吗?”不,是他们死后才放在这儿的。“他们是死在了这个公园的路上吗?是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的吗?”不,这是他们的家人希望人们记住他们的标志。一旦试图避开儿子的追问,你会发现,不管走到哪里,冷不丁就会冒出一个长椅。令人庆幸的是,对长椅进行了数周的诘问之后,他终于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有一天,我们在野外散步。高高的峭壁上面有一条长椅,长椅上标有一块牌匾,纪念一位父亲,他和儿子一起骑山地自行车时,死在了这个地方。“酷……”大儿子满怀恭敬地低声问道,“爸爸,我们可以把自行车带到这儿吗?”

几周的工作瞬间归零,全都白做了,我们又要开始跟他掰开揉碎了解释一遍……

对死亡的这种病态痴迷是儿童发育过程中的一个正常阶段。除了对牌匾感到好奇,我们的儿子还在这个阶段画过葬礼和棺材,它们与画中描绘的人物故事有关。这些都帮助他把死亡放在一个语境下,例如,用在老人身上,或者把它视为疾病或事故的结果。

到了7岁左右,孩子们意识到每个人都会死,甚至不久之后他们也会死去。这可能会导致一段时间的焦虑,他们还会经常要求家人保证不死。在孩子们的童年时期,我们告诉他们,在长大成人之前,妈妈和爸爸通常不会抛下他们死去。

猫遇难了

女儿将近6岁,她哥哥将近10岁时,我们把家搬到了乡下。那只临终关怀患者留给我的猫似乎永远不会死,它至少有16岁了,活下来的那条金鱼也仍然很健康。搬家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搬去的地方很好,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们种了些蔬菜,挖了一个池塘,附近有一条河,可以筑坝、划船或捕鱼。我们把金鱼放进池塘,还放了一些刺鱼给它做朋友。刺鱼非常快乐,繁衍速度很快。猫和当地的苍鹭常在池塘边抓鱼吃。

那只猫长得尤其好。搬家后才发现原来它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猎手,它会去远处的田野觅食,带回田鼠、地鼠,偶尔也带回鸟儿。有一次它甚至掀开猫洞门,拖进了一只兔子。它把这些东西摆在车库里,孩子们逐渐学会了包容它的这个习惯,后来甚至欣赏起来了。因此,在女儿8岁和儿子12岁的那一年,对于猫科动物所捕获的“战利品”干尸,他们已经异常熟悉了。

我家后门通向田野,但房子坐落在一条繁忙的道路上,这就导致了我家这只“猎手”的噩运。那天下班后,我听见一阵汽车喇叭声,我来到前门,只见我们的猫坐在马路中央,置身于快速行驶的车辆中间。我朝它走去,举手示意汽车停下。这时,我意识到它的背扭曲着,后腿和尾巴都没反应,它肯定是被汽车撞了。

当时,我们的保育员正准备回家,她看了看猫,又看了看我8岁的女儿,说:“我留在这儿。你把猫带到兽医那儿去吧。”我们迅速找来一个结实的纸板箱,并在里面放了一条毯子。我儿子仿佛一下子就长大了,好像从12岁的少年变成了50岁的壮男,他爬上汽车后座,把装猫的箱子放在身旁。出发后,我从后视镜里观察这两位“乘客”。猫喘着粗气,伸出舌头,目光呆滞,不时发出微弱的叫声。

“要不你对奥斯卡说说话?”我对儿子说,“只要让它听见你的声音就好。你也可以轻轻抚摸它的头。它不是喜欢别人挠它的耳朵吗?只是别碰它的背,免得它痛。”

我们飞快地开了20多千米,直奔镇上的兽医处,一路上我儿子都在低声鼓励着猫咪:“你是一只很棒的猫,奥斯卡。你没事的,我们在这儿呢。我在你身边,别担心。我们会照顾你的。你真的很了不起。”

我注意到猫的意识水平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它似乎睡着了,然后突然“喵”一声,又苏醒过来。我意识到这就是我在工作中每天都能看到的一种现象:猫随时都有可能死去,而我的儿子还没有做好准备。

“有没有发现,你和它说话的时候,它是多么舒服?”我说,“它快睡着了,对吗?你听见它的呼吸变化了吗?现在更柔和了,比以前慢了,对吗?这说明它很舒服,很放松,但也病得很重。它一定很高兴听你对它说的话。”

儿子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声音颤抖,但仍然继续着他的赞誉:“你是最好的猎手,你抓住了那么多老鼠,你喜欢追逐鸟儿,甚至兔子!你真勇敢,奥斯卡,你真是一只了不起的猫。”缓了一会儿后,他继续说:“不要离开我们,奥斯卡。不要死。兽医会帮助你的。我们就快到了……”

保育员给兽医打过电话了,他们在等着我们。我们到了后,他们只瞄了一眼猫的背,就让我带它去附近的动物医院,他们会打电话给那儿的人。我们回到车上,慢慢地开着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朝动物医院驶去。但是剧情已经变了,后座传来这样的话:“你是最好的猫,奥斯卡,我爱你。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奥斯卡,你真是一只了不起的猫。我们都爱你。奥斯卡,我们绝不可能再遇见比你更好的猫了……”儿子用的是过去时,这个男孩知道告别的时候到了。

奥斯卡虽然挺到了动物医院,但在那天晚些时候还是去世了。我们把它带回了家。它安眠在自己的狩猎场(家里的花园),帮助植物生长。

抵达终点

我的教母快死了,她是我妈妈的妹妹,在80多岁时得了脑瘤。她基本丧失语言能力,但别人对她说的每一句话她都听得懂。她拒绝放射治疗,在她看来,“那只是表面功夫”,如果心智受损,即便寿命有所延长,也没什么存活的意义,所以她坦然接受了不久于世的预期。她唯一担心的是没人照顾半残的丈夫,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能打扰她宁静的内心了。

在家人和邻居的大力支持下,姨妈得以在家里庆祝生日,但多次发作癫痫之后,她住进了一家看着很破的大医院。她所住的病房总有百叶窗传来的嘎嘎作响的声音。不过,医院工作人员的尽职和热情弥补了硬件设备的缺陷。医院的姑息治疗小组来过了,姨妈告诉他们等等“我的侄儿,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尽管她混淆了我的性别,但不妨碍他们对我的热情和亲切。他们告诉我:“你姨妈很可爱,她为你骄傲死了!”然后他们意识到自己说了“死”这个字眼,顿时面红耳赤,缄默不语。

我和女儿乘火车去医院看姨妈,这时女儿17岁了。我父母在开车前来的路上,我儿子到车站接我们,因为他在这个城市上大学。我们埋葬那条鱼的事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他是一个高大健壮的橄榄球队前锋,特别喜欢热闹,洪亮的嗓音中尽显对生活的热爱。他妹妹温柔、安静,比哥哥矜持,更倾向于想好了再开口说话,她能凭直觉感知别人的感受,会默默地握住孤独者的手。

我们进了姨妈的病房。她躺在宽大的病床上,显得瘦小、苍白。她穿着病号服,病号服那黄色的镶边与她的肤色格格不入。我的一个表弟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他抬起头来,脸上写满了绝望。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赶了半天的路来到这里,希望能够发挥点儿作用,表达自己对母亲的爱。姨妈似乎睡着了,但我家温柔的男子汉声如洪钟:“你好,姨姥姥!我喜欢你漂亮的睡衣!”她睁开一只眼睛,微笑着,挨个认出了房间里的人。看到我们大家,她先是眉开眼笑,然后满眼泪水地说:“你们都不辞辛苦地来看我!”说罢嘤嘤哭泣起来。

我的父母也到了,先招呼外孙外孙女和远道而来的侄子,然后才问候姨妈,毕竟他们每天都来探望她。她右侧的脸有些下垂,右臂不能动弹。我发现表弟坐在病床右侧,姨妈可能看不见他。脑瘤让她慢慢地失去了视力、感知、注意力、活动能力,以及支配右侧身体的能力。

我们都找了椅子坐下。我把表弟拉到姨妈的左侧,这回看见他了,姨妈很开心。我口袋里有一管护手霜,我握着姨妈瘦骨嶙峋的右手,让我女儿握着她的左手,一起给她按摩,让护手霜渗入她的皮肤。她微笑着说:“味道很好。”病房里充溢着零零星星的谈话。我父母看上去很疲惫。我女儿很坚强,也看到了在座亲人脸上的悲伤。我对孩子们说:“来看看能不能给每个人弄一杯茶来。”我们顺着走廊,跟着咖啡厅的标志走。因为打橄榄球经常受伤,儿子是这家医院急诊科的常客,所以他在前面带路,我和女儿跟在后面。女儿面色苍白,虽然沉默不语,但神情紧张。

“我为你们两个感到骄傲,”寻找咖啡厅的途中,我对他们说,“你们把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好。你们主动发起谈话,对外祖父母照顾周到,对姨姥姥那么温柔、关爱。”

“哦,妈妈,”儿子说,“你和爸爸一辈子都在帮助我们学会应对这种事。学校里没有一个人谈论过死亡,只有我们家才会讨论这件事。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不害怕,也相信自己能处理好这件事。这是你们对我们的希望,你们希望我们面对死亡时不畏惧。”

在咖啡厅门前,我拥抱了他们两个。我不确定儿子的话是否代表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因为我美丽的女儿泪流满面,看上去非常焦虑。但这也很正常。我们可以在姨妈生命的最后几天陪着她,给予她爱,回忆与她的过往;在她的睡眠时间越来越长时,及时反应过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比如,知道她会说得越来越少,知道她会平静地离去。

事实上,几周后的最终结局的确很平静。姨妈准备好了,我们也是。

我们都秉持开放而诚实的态度,希望借此营造一个安心的氛围,让孩子们提出问题,表达焦虑,并且在死亡最终来临时,直面自己内心的悲伤。我们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伤害,也没有使他们害怕冒险、不敢迎接人生,他们似乎满足了我们的期待,好好长大了。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面对人生真理的方法,我们应该记住,承认和讨论死亡的真相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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