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仲夏夜。晴朗的天空下，女性病房外面的日式花园一派明亮，在生命的最后阶段，4个陌生人在这里建立了友谊。阿玛是一位安静端庄的日本婆婆，她在20世纪50年代与一位英国水手结婚，并随他来到英国；布里奇特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爱尔兰女性大家长，在我们这个城市经营疗养院很多年；90多岁的帕蒂是家人和员工口中的奶奶，因患脑瘤而丧失了语言能力；马乔里被工作人员亲切地称为“公爵夫人”，喜欢高档内衣、精美化妆品和昂贵的香水。

一大家子人来看望帕蒂奶奶，他们的嘘寒问暖把她搞得很累。她一整天都坐在轮椅上，已经长大成人的孙子们推着她在大楼里、花园里、附近的街道上转悠，带她去比萨店吃晚饭，然后把她送回临终安养院。护士帮助她上床之后，她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脑瘤影响到帕蒂奶奶的右侧身体和讲话能力，随着病情恶化，她能说的字越来越少，在行动方面需要更多的帮助，但她的左半边脸仍然很有表现力，善于表达幽默和不可思议的荒谬感。

帕蒂奶奶觉得非常荒谬的事情之一，是对面“公爵夫人”床边花盆里的那株孤挺花球茎。那是她女儿送的礼物。“公爵夫人”的女儿是当地的知名演员，很有潜力成为大明星。作为复活节礼物，这个小植物在金色花盆里极速生长，经过一个春天，就长出了一个紧致的圆柱形的茎，顶着一个金字塔状的花蕾，不可否认，它极像一根直直的绿色阴茎。“公爵夫人”要么视若无睹，要么没有发现这种相似之处，但帕蒂奶奶被它迷住了，这盆花带给她无尽的欢乐，每次“公爵夫人”叫护士“给我的宝贝花花浇点儿水”时，帕蒂奶奶都咯咯笑个不停。随着脑瘤的恶化，帕蒂奶奶的判断力逐渐减弱，今天花盆被端到水池边浇水的时候，她只能发出有气无力的笑声，这让护士们几乎情不自禁地笑个不停。

“公爵夫人”有一本剪贴簿，记录着女儿的辉煌事业，她会向每个愿意倾听或者来不及走掉的人展示她的剪报。帕蒂奶奶和阿玛都属于被“俘虏”的观众。阿玛的礼仪意识十分强烈，她太有礼貌，不会回绝欣赏剪报的邀请。“公爵夫人”把阿玛当女侍，对阿玛在日本绢画艺术方面的看法饶有兴致。由于长期患肺病，“公爵夫人”只能戴着氧气面罩，呼吸机的管子很短，她走不了多远，只能在有4张床的病房活动。

阿玛的对面是布里奇特。多年的护士职业生涯教会了布里奇特凡事自己做决定，她发现阿玛与自己一样喜静。两人偶尔会一起在日式花园里散步，这里很宁静，来到临终安养院时，这个地方令阿玛喜出望外。她们手挽着手，默默无语地指着花园里的美丽之处。布里奇特喜欢池塘里巨大的锦鲤，阿玛则更愿意欣赏植物的颜色和形状的交错。

布里奇特总是和帕蒂奶奶的家人聊几分钟，因为她曾经是帕蒂奶奶住的那家疗养院的总管。布里奇特终因患乳腺癌被迫退休，几年之后帕蒂奶奶的家人还能认出她、记得她，她深受感动。听说之前一块共事过的团队仍保持着自己为疗养院设立的高标准，布里奇特很开心，帕蒂奶奶希望放射治疗结束后回到那里。对帕蒂奶奶来说，疗养院是家，在那里度过最后的时光再好不过了；对布里奇特来说，那是她一生的事业和遗产。

严重的食道癌导致气管压迫、呼吸困难，帕蒂奶奶痛苦不堪。她做了放射治疗，医生给她的喉咙里插入了一个特殊的支架，保持气管开放。她来这儿一个星期了，看起来好多了。起初她害怕下床，在布里奇特的鼓励下，她终于有信心走到外面，我们也希望她下周可以回家。

在昨天的每周小组会议上，我们讨论了每个患者的状况，以及在适当的情况下，需要关心患者哪些最亲近和最亲爱的人。我们把日式花园病区几位女士的亲戚们都讨论了一番：帕蒂奶奶的家人似乎没有意识到，放射治疗并不能治愈她的脑瘤；阿玛的丈夫担心妻子回家以后能否应付得了陡直的楼梯；布里奇特的儿子担心母亲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危机，因为她不再啰里啰唆地要他去做弥撒；“公爵夫人”的女儿正在拍一部戏，不能来看母亲，“公爵夫人”那身为喜剧演员的丈夫与妻子住在一栋楼，他每天都来探视，也给工作人员和患者带来很多的快乐，据病房护士说：“他关于那株可怜的植物的双关语笑死我们了！”

我们决定处理布里奇特可能面临的信仰危机（请牧师来访），帕蒂奶奶的儿子需要理解母亲的预后不良（由领导或我跟他谈谈），以及阿玛家的室内情况（职业治疗师上门评估居住环境）。还没有看过孤挺花的人现在都想一睹尊容。

那天已经很晚了，我还没走，因为我答应会见一位临终患者的家属，他们从澳大利亚赶来，经过26小时的舟车劳顿，将于今晚到达。厨师也工作到很晚，等他们到了以后，他要为他们做饭。他坐在病房小组的办公室里，大家在讨论那株孤挺花。

“真奇怪，真可怕！”年龄较大的护士阿曼达说，“我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子，但今天我发现它弯腰正对着阳光。哈！”

年龄最小的护士阿丽咯咯笑了。

“还有你，”阿曼达以告诫的语气用手指着阿丽说，“你这么年幼，根本就不应该知道我们说的事儿！”

泪水顺着阿丽的脸颊流下来。她一边笑得不能自已，一边说：“阿曼达，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而且我是个护士！”

厨师看上去有点儿莫名其妙，部分原因是因为孤挺花，部分原因是因为办公室的玩笑，他笑着说：“我一直觉得你们都很不苟言笑。”他的话又让阿丽爆发出一阵大笑。

有人敲办公室的门，我看到玻璃门外帕蒂奶奶的儿子焦急的脸。护士们迅速调整好上班时的状态，我打开了门。

“医生，听说你想见我，”他说，“我也有事问你。”

“是的，我想找个机会跟你谈谈。”我们一起走到访客厨房，泡了一杯茶，端到会客室。

在厨房里，阿玛的丈夫和另一个患者的丈夫正在聊天，他们决定到外面去抽烟。我给帕蒂奶奶的儿子泡茶的时候，他一直盯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你想加入他们吗？”我问道，“如果你想先抽支烟，我可以在这儿等你。”他闷闷不乐地摇了摇头，好像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们在会客室坐了下来，盯着色彩鲜艳的茶杯，用余光观察彼此。这个人现在70多岁了，行将死去的母亲仍然保护、珍爱着他。他用尽一生去习得应对诸多挑战的能力，可阿玛极力不让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有多严重。直到今天，她才允许我们把情况透露给家人，部分原因是为了帮助她不要再因家人的热情而感到疲惫。所以我在琢磨从何说起。

我问他：“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他放下杯子。“有。我想问你她是不是要死了。”他的问题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天哪，他知道的一定比我们想象的多。

“我想知道什么原因让你这么问。”我在摸索如何展开讨论。

“是布里奇特。”

“布里奇特？她怎么……”

“今天晚上我到这里的时候，妈妈睡着了，所以我和布里奇特聊了一会儿。她问我是否注意到妈妈这些天精力不足。我并没太注意到。布里奇特告诉了我她看到的现象：精力减退、嗜睡，然后是失去知觉、死掉。这种情况她见过很多次了，她根据经验看出了妈妈目前的情况。布里奇特问孩子们是否准备好了……”他难过得说不下去，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真厉害，患者之间的关系网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布里奇特已经帮我把工作做到前头了。

“嗯，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我说，“你对布里奇特的话有什么看法吗？”

“不知道，真的。我从没见过人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她肯定不如以前那么好，对吗？她的脸下垂得更厉害了，她站不稳，手臂僵硬、扭曲。她口齿也不清楚。我想所有情况加起来……”他吞了一口口水，搓着双手，用恳求的眼神看着我。

我无法为他扭转事态。他希望我告诉他布里奇特的话是错的，但他已经注意到了母亲现在的初步情况。我说：“你说得对。”他眨巴着眼睛，看向别处。

“回顾一下，你觉得她现在和一个月前相比怎么样？”

“现在肯定更糟了。”

“一周前呢？”

他摇了摇头，说：“是的，即使是一周前，她也比现在好。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没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考虑。”

“面对你深爱的人，事情发展到如今的地步真的很难办。你看到的是整个人，而不只是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一直在揉眼睛。他似乎对现实情况进行了一番思考，屋子里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撑在膝盖上，挺直腰背，问道：“那么，她还有多长时间？”

我非常讨厌这个问题，因为这几乎不可能回答，但人们总问这个问题，好像真的可以计算似的。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场旅程的方向，是穿越时间的运动，是踮着脚尖通往一个转折点的旅程。我给出了最诚实、最直接的答案：“我也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如何进行估计，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猜测。”

我记得之前我们的领导跟萨比娜谈死亡的事，以及他描述那个过程时，我感到多么难以置信。仅仅两年后的此刻，我从自己的嘴里说出了那些话，而且现在，我也有了通过频繁练习所获得的自信。意识到这个可爱的儿子是第一次面对死亡后，我必须温柔从事，必须配合他的步伐。

我们一起回顾了他注意到的那些变化：丧失运动能力、丧失语言能力。然后我们谈到她的精力水平，与几周前相比，帕蒂奶奶愈发容易感到疲惫。疲惫有时可能是暂时的，这与放射治疗有关，但她的精力水平变化一周比一周明显。因此，我们预期她还有几周的寿命。也许可以撑一两个月，但撑不过秋天。

他把手中的茶杯转了一圈又一圈，透过茶杯，凝视着心里的一处空间，开始感觉人生变得不完整。他70多岁，如今妈妈快死了。他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知道如何承受这一打击。我能给他什么帮助？我感觉无力，我还不到30岁，却要给一个比我父亲还年长的人提出建议。我如何给他提供支持？他对我表示感谢，说要回去看看他妈妈醒了没有，于是我回到了办公室。那几位澳大利亚人已经到了，厨师给他们做饭去了。我还有更多的坏消息要宣布。

我给那几位澳大利亚人泡茶时，刚出去吸烟的人也回到了厨房。喜剧演员为我拿了一罐牛奶，阿玛的丈夫对我这么晚还在工作表示同情。帕蒂奶奶的儿子眼睛红肿，看上去很绝望，喜剧演员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在这个由各不相同的人组成的小群体中，彼此之间有一种依偎感，他们在生命的尽头，在不可抗拒的力量召唤下，一同聚集在这里。喜剧演员发表了一番尖锐的评论。

“上一次我在一个这样的人群里，”他挥了挥手，示意在对厨房里所有的探视者说话，“是在妇产科医院。一群准爸爸和焦急的妈妈，都在等着他们的老婆和女儿生孩子。大家相互对比情况，如她的羊水破了吗？宫缩多久一次？开了几指？孩子的头出来了吗？可怜的妻子在用力、喘息的时候，他们偷偷跑出去抽根儿烟，喝杯茶……所有人都在等待同样的结果，都在经历同样的过程，在不同的房间，每个人处于不同的阶段。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对吧？我们都在比较进程，等待同样的事。然后我们会回到家中，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这些人。你们会更换床单，为接待下一个家庭做好准备。”他说最后一句话时紧盯着我的眼睛，而不是看着其他对他点头的听众。

说完，人们离开厨房，去到各自的亲人身边，留下我一个人在那儿思考喜剧演员的精彩发言。我仿佛听到他在走廊上结结巴巴地重复着这段话，这回，他换了一种方式，把它润色成可以在舞台上使用的语言。他的这番话触及了一个基本事实。

我们知道出生和死亡在顺利进行时是什么样子：阶段清晰、可预测进展，以及需要陪伴和鼓励，但不需要干预，就像看着潮水涌向海滩一样。

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需要采取额外的行动，比如助产士应该在什么时候要求母亲用力、吸气和等待？这个过程到了什么时候应该进行医疗干预？同样，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护士知道什么时候召集家人，什么时候进行疼痛缓解或焦虑治疗，什么时候只需确认一切正常，死亡按照正常的方式进行。

我和那几个澳大利亚人交谈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日式花园笼罩在黑暗之中。在紫色霞光的衬托下，匍匐在花园墙上的猫看起来轮廓分明。我沿走廊走着，走廊沐浴在朦胧的夜光中，经过女性病区时，我看到里面的一盏床头灯穿透了阴影。金色的花盆和粗犷的孤挺花沐浴在光圈中，今晚，它那不“体面”的顶端花苞绽放出一朵鲜红的花朵，好似一幅日本绢画。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这朵花已经悄无声息地开了，无须帮助，也无须陪伴，自然的力量实现了它不可避免的结果。

离开大楼时，这幅景象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

生命两端有着相似的情形，家属的这个看法对我来说是一份极好的礼物，反复引起我的共鸣，至今依然回响在我的耳边。在出生和死亡的时候，我们有幸陪伴患者度过意义重大和充满力量的时刻，这个时刻是家族的传奇，它会被铭记和复述下去；如果我们给予恰当的照料，在未来几代人面对这些人生大事时，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安抚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