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奋力写文章时，儿子在播放他最喜欢的音乐，我感觉很烦躁。他就不能用耳机吗？在准备和他交涉时，我的思绪回到了10年前，那时我身处另一个房间，听着另一种震耳欲聋的音乐。时光飞逝，我的心思转回医院病房，想到了梁太太和她的收音机，以及她那些叽叽喳喳的邻床病友。

梁太太那时98岁了。她在马来西亚长大，年轻时来英国读书。那时，攻读学位的英国女性很少，马来西亚女性就更少了。

作为经济学教授，她的一本关于债务和发展中国家的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一位头脑非凡的女性。

她在70岁退休，之后仍然继续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问题发声，还在国际会议上发言，直到80多岁，她丈夫去世为止。之后，梁太太一直独自生活，她的健康状况也开始下降。她患有骨质疏松症，导致脊柱出现一系列骨折，她的身高因此变矮，身体前倾，行动能力也受限。再加上糖尿病引起血液循环不良，脚踝周围出现了溃疡，她只好卧床，或者坐在椅子上。

90岁以后，她患上了白内障，无法继续阅读，对她而言，阅读是最大的爱好。因为不能自己洗澡，不能自主进食，也没人帮助自己上床、起床，她选择搬到疗养院生活。95岁时，她的手总是颤抖，被诊断为帕金森病。这意味着她再也拿不起餐具吃饭了，如果没人帮助，她也开不了收音机。她的体重近年一直在下降。承载她那强大头脑的是一具已经精疲力竭的躯体。我们医院的糖尿病组、神经病学组和肌肉骨骼服务组都知道她，但她的病症已不是单一科室能解决的了。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通过急诊科住进医院，急诊科护士征求姑息治疗专家的建议。护士长莫妮可和我去急诊室评估她的情况。

急诊科护士玛丽亚解释说，一位背部疼痛的老年女士尖叫嚷嚷，搞得病房里的其他患者都很不安，希望知道我们的对策。玛丽亚说：“她现在显然很烦恼，但我们无法和她交流，疗养院里负责陪护她的护理员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玛丽亚报出了梁太太那长长的用药清单，有治高血压的，有治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有治骨质疏松的，还有治帕金森病的。梁太太吃药很吃力，但每天都必须吃三四次的药。

莫妮可点评梁太太的用药剂量时，玛利亚点头表示认可。我想起我刚取得行医执照时照顾过的一位老妇人，她像梁太太一样，也患有多种疾病，服用各种相应的药。我问她：“你怎么记得服用所有的药？”她说自己会勤奋地写下令人生畏的清单：早上吃的药片、心脏药、类固醇和多种维生素，中午吃更多的“心脏药”、甲状腺素和较小剂量的类固醇，下午晚些时候服用更多的心脏药，还有睡前要吃的各种其他药。每天要吞服30多颗不同的药片。

她朝我眨眨眼，调皮地笑了笑，让我帮她把床头柜里的购物袋拿出来。她坐在床上，身体前倾，拉开袋子拉链，拿出一个巨大的玻璃罐。这是一家知名糖果商在圣诞节出售的精选产品的包装罐，各种各样的散粒药片装满了三分之一的罐子。我在无数个白色、蓝色、黄色和粉色的药片中认出了紫色的甲状腺素片和一些降压药：圆片、含片、正方形药片和小小的球状药片，有些药片是空白的，有些药片上面印着字母或数字。

“每次我拿到一个药，”她对我说，“我就打开药瓶，把药片都倒进这里面。然后，一天4次，我抓出一把药，吞进肚子。这个办法好像很管用！”在地高辛片剂量不足之前这个办法连续几个月都是有效的。地高辛是一种白色小药片，作用是维持心跳的稳定。最终，她因用量不足，心脏病复发，并住进了医院。我当时好想把那个罐子拍下来，因为它说明了多种药物混用的危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不仅是我们开的药物越多，出错或者药物之间相互产生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我们的处方必须契合患者的生活方式、服用药物的能力或者意愿。

20年后，急诊室的这位梁太太每天都要经受一场吃药的战斗，并可能因此精疲力竭。难怪她要尖叫。玛丽亚在接电话，于是我和莫妮可去看患者了。

我们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位痛苦的患者在哀号，于是循着声音来到病区，里面有三位女士在输液，她们身上连着心脏监护仪的导线，神情凄凉地看着另一张床边拉拢的帘子。帘子里面传来不愉快的尖叫、哀号和喘息声。帘子里面，一位身穿当地疗养院工作服的护理员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对躺在床上的那位著名经济学家柔声细语地说着话。

我们的患者看上去不成人样。她的身体直直地靠着背后的枕头，但她的脊柱是弯曲的，胸口前倾，所以面朝下。她曲着双腿，由于肌肉挛缩，她的双腿固定在一个位置。她的一头白发仍然浓密、平直、色泽暗淡，乱蓬蓬的。她搁在膝盖上的手不安地颤抖着。她和20年前那位活泼顽皮的配药师差异再大不过了。我和莫妮可交换了一下眼神，示意这将是一个非常难伺候的患者。

莫妮可马上行动起来。她在床边跪下，这样可以仰头看梁太太的脸。她微笑着，伸手去抚摸对方的手，语速缓慢而温柔地说：“你好，梁太太。我是莫妮可，是这儿的护士……”梁太太停止了哀号，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盯着莫妮可。“你好，”莫妮可看着老人的眼睛，微笑着说，“很高兴认识你。”梁太太像个洋娃娃似的眨了眨一只眼睛，看着莫妮可，那张患帕金森病的脸毫无表情。莫妮可接着说：“你听起来很不舒服。”梁太太笨拙地用一只颤抖的手拍了拍肚子。

“她肚子痛，便秘，”护理员解释说，“我们的家庭医生把她送到医院治疗，但她不喜欢背靠床头坐着。她害怕离开自己的房间，所以我陪她一起来。我把她最喜欢的毯子也带来了。”护理员自我介绍叫多琳，说话间，眼泪就流了下来。“有时候他们活得太久了，不是吗？这样活着已经和死没区别了。真是可怜，她是个很好的女士。”

莫妮可把多琳视为同事，并立即请求她的帮助。多琳介绍说，她的照顾对象喜欢平卧，莫妮可精心地拉好床单，挪了一下枕头，给予柔声安慰，带领我们帮梁太太侧卧着，这下，丰盈的枕头可以支撑梁太太的四肢和弯曲的脊柱了。梁太太又慢腾腾地眨了眨眼，她的眼周布满了皱纹。

“啊，她笑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多琳抓住梁太太的手，发出了惊叹。梁太太深吸了一口气，脸上浮现出若有所思的表情，低声说：“谢谢你们。”为了说这句话，她费了好大的劲儿。

莫妮可说：“谢谢你允许我们挪动你。”然后她向梁太太介绍了我。她一如既往地说我是她“钟爱的医生”。她提醒梁太太，我可能有几个问题要问，梁太太立刻闭上了眼睛。

莫妮可和我换了个位置，以便梁太太可以看见我。梁太太骨瘦如柴，右胫骨皮肤上有一个小裂口，这是典型的溃疡，是血液循环不良所致。脚踝、膝盖、手腕和肘部骨头突起处的皮肤紧致而有光泽，且完好无损，这说明她在家时得到了良好的护理。我知道我们也需要检查她的脊柱和骶骨处的皮肤，但现在我们打算从病情最轻的地方开始逐步完成我们的评估。

我想了想这位患者的困境。她是一位极老的老人，身体虚弱，有多种疾病，到了她这个年纪，朋友和家人可能已经去世，她难免会感到孤独，这其中的每个因素都会影响其他因素，并破坏个人融入世界的能力。这个曾经强大的女人似乎只剩下一个空壳。很少有人承认这个事实：现代医学让我们活得更久，但它延长的是我们的老年，而不是我们的青春和充满活力的岁月。我们在对自己做什么呢？

还是明天再考虑生活质量问题吧，今天先处理疼痛问题。

“听说你肚子痛，”梁太太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我继续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它不那么痛。我摸你肚子的时候，请握住我的手，如果你要我停下来，就捏我一下好吗？我不想弄疼你……”她抓着我的右手腕，我用手指尽量轻轻地触摸她的腹部。她允许我继续，因为她的手和我的手一起移动，她知道我会碰到哪里。她太瘦了，我轻易就可以摸到她的内脏器官，以及严重便秘的肠道，难怪她肚子痛。

玛丽亚再次掀开帘子进来，宣布在老年病房为梁太太找到了一张床。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可以一并考虑她面临的多重挑战，并制订行动方案。再过一小时，那张病床就可以用了。莫妮可和我建议给她安排一个治疗方案，让她的肠道休息一下，软化粪便，以缓解她剧烈的痉挛性疼痛；肠道休息、使用大便软化剂一两天后，新病房的护士可以帮助她更舒适地排便。她僵硬且颤抖的肌肉对改善帕金森病的药物还没有反应。也许她回家的时候会比来的时候稍好一点；这是一个收益递减的游戏，任何小小的改进都可能带来很大的改变。

我通过莫妮可跟踪了解梁女士在老年病区的近况。莫妮可每天都去看望她，评估肠道治疗方案的效果。她睡在一张特制的床垫上，以保护皮肤。便秘的情况正在好转，疼痛也控制住了。她服用的药品大大减少了，有些以皮肤贴片替代，所以需要吞服药物的次数也减少了。她仍然面瘫，但抽搐情况改善了。医生准备让她回疗养院，但她的右脚仍然疼痛，担心她的莫妮可就此征求我的意见。

我到的时候患者刚好吃过午饭。饭菜已经收走了，梁太太坐在一张躺椅上，她背靠椅子，身体向后倾斜，这样她就可以面向窗户，而不是面朝下。桌子上的收音机正在播放古典音乐，征得她的同意后，我暂时关掉收音机，以方便我们交谈。

“我希望有人把它扔出窗外！”她的声音出奇大，她一边说话，一边把颤抖的手伸向收音机，“吵吵嚷嚷的鬼东西。整天开着它，我都要烦死了！”我发现医院和疗养院往往有播放背景音乐的习惯，不知道是谁的主意。

我问她：“你是喜欢保持安静呢，还是喜欢听谈话节目？”她喜欢听BBC第四台。我保证谈话结束后，为她重新调好收音机。她慢慢地眨了眨眼，告诉我莫妮可每次来访都会重新调台，但这间病房有6张病床，其他女士抱怨谈话节目妨碍她们欣赏音乐。“这些女士大多数听力都很差，或者用不了耳机，所以一个人选好节目以后会把声音放得很大，大家都不得不听。如果但丁写《神曲》的时候已经发明了收音机，他会提到这种惩罚方式的。”

环顾四周，我发现这里还住着另外5位老太太。她们都穿着干净的病号服。身体情况较好的病友穿着便服，但这个房间住的是最虚弱的患者。有人在安睡。有位患者向我伸出一只手，好像希望我去救她；另一个则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拿着一个带吸管的塑料杯。当代版《神曲》可能也会描写这样的情形：老态龙钟的种种变化，清醒的头脑系缚在一具逐渐退化、但仍继续苟且的躯壳中；或者说，那些认知能力无情衰退，身体却健壮得近乎残酷的人无法再充分体验丰富的生活。这个病房可以说是一座干净整洁的地狱，不难想象这些女士正盼望着死亡的光临。

然而，观察者觉得难以忍受的事情，老年人往往觉得值得为之活着。梁太太并不是某天一觉醒来突然变老的，来这里之前，她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身体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衰弱，偶尔部分恢复，疾病间歇性发作，通过治疗予以抵御。她和我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观察她的处境，重要的是她的看法。随着陪伴老年人的时间增多，我学会了不做假设，实事求是。

我在她旁边坐下，同她讨论病情。她很高兴腹痛的问题解决了，便秘也有所缓解。采用了药效更强的止痛药以后，她可以仰卧，尽管她的脊柱情况还在持续恶化，但这个姿势改善了她的视野，让她更容易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她请医院的美发师给她洗头、梳头、剪发，康复小组还提供了大型的握把用具，有助于她自主进食，尽管帕金森病令她行动迟缓，需要别人帮助，她同意放置一根进食管，让她更轻松地摄入营养。更好的营养可以保护她的皮肤，可以通过管子把药物喷射进去，她不用那么费力地吃药。她可以为了享受口福随心所欲地吃点儿、喝点儿东西。

“我活得太久了，”她说这话时没什么感情色彩，我想起了入院当天那位护理员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分几年给年轻人，给有家庭的人，给那些需要活得更久、却办不到的人。如果生命的长度像可转移的资产那样简单就好了。”这是她对自身困境的经济学评价。

我问她：“你想终结生命吗？”她没有马上回答，想了想说，她不想有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遗憾生命到了如今已失去了意义，失去了行动能力。我点点头，反思了一下她提到的老年人普遍面对的一个关键困境。

我正准备把话题转到她脚上的疼痛，这时身上突然涌起一阵潮热。我浑身发热，感觉到与更年期潮热相伴而至的那种突如其来、类似于恐慌的不安。我知道我的脸红了，我能感觉到身体在出汗。

梁太太指了指桌面上一个看起来像眼镜盒的东西，让我打开。里面是一个电池驱动的手持风扇。她推开开关，将它举在我面前，说：“别担心，亲爱的。很快就会过去的。这种感觉很讨厌，不是吗？”她等着我的潮热过去，一边用风扇给我扇风，一边专注地看着我的脸。她这种善良的举动一下就把我征服了。

“我曾经觉得这是个很烦人的问题，因为我大学系里的其他同事都是男的，没人能理解。这下你感觉好点了吗？”我感激地点点头，她摁下开关，把风扇关了。

“终究会习惯的，”她说，“对，它们消失以后可真是太舒服了！我可不想念它们。”她告诉我，她直到80多岁潮热才停止——希望我的脸不会暴露我听到这话时感到的恐惧。这时，我意识到发生了某种有趣的情况：我们的关系改变了。现在，一位年长的妇女在指导一位年轻的妇女。梁太太老迈的身体仍然有一个敏捷的头脑，它想跟上时事的发展；它发展了一种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时间消失哲学；它可以给人智慧，可以予人善意，然而很少有施展它的机会。通过这个简单的善意之举，她暂时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脚痛很容易诊断。她的脚总是抽筋，检查的时候，我看到足弓上面有一条带状肌肉锐利的边缘。她说得对，抽筋是帕金森病一个公认的特征，可以通过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让肌肉瘫痪数周或数月，并根据需要重复注射。不需要额外的止痛药，不再有突如其来的抽筋扰乱她平静的心情或者睡眠。

我在她的指示下重新调好了收音机，把它放在她耳边的枕头上，这样能保证她听得见，却不会干扰其他患者。我们像一对同谋一样会心一笑。我起身准备离开。周围的几位女士在我眼中有所变化，我感觉到了我与她们之间的相似，而不是年龄和健康状况所致的差异。年轻人很容易忽视老年人的个性，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看不到他们的人格，对他们积累的智慧、经验和耐心往往不放在心上。从这位体弱多病的老妇人身上，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

她轻声说：“再见，亲爱的。”她的声音里透露着哀婉。我回答说：“再见。谢谢，教授。”她又像洋娃娃一样眨了眨眼睛，眼角布满皱纹。

我们对彼此都有所帮助。

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真的只能由自己衡量。人们很容易认为带病生活会是一种负担，但老年人往往接受身体的局限性，认为为了活得久一些，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许多人告诉我们，与身体不好相比，孤独更让人难以承受，这是一种隐藏在眼前的悲伤，是一种现代流行病。

无论有没有认知能力衰退的问题，活得更久的代价是我们都会步入高龄。2015年，阿尔茨海默病首次成为英国最普遍的死亡原因。在发达国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增加构成了道德和社会的双重挑战，在这些国家，家庭成员星散四处，老年人不太可能与亲属生活在一起。

如何对待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是对我们价值观的真正考验。他们在工作期间为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我们应该如何为这些疲惫的长者提供支持？如何帮助他们为独特的自我而感到满足感和自我价值，而不是因为他们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