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起风的日子，午饭时，我冲进临终安养院那会儿，皱巴巴、核桃壳似的棕色树叶像一群兴奋的老鼠一样飞驰而过。和往常一样，我带的包太多了，有一只公文包、一个背包和一个装着昨晚文件的大购物袋。我的孩子们都以为我的秘书要批改我的作业。

我狼狈不堪地朝办公室跑去，只见白灰色的云在下面的河谷上空掠过，看来天黑之前会有一场秋雨。孩子们上学时带上外套了吗？我不记得。我拿出一盘口述信件磁带、一份预约单和电话清单，交给我非常信任的秘书处理，又给她交代了购物袋里的东西，然后朝楼下冲去。查房之前，团队成员聚在一起讨论我们的患者。

人都到齐了：一位病区护士、一位社工、一位牧师、一位理疗师，以及我和另外两位医生。其中一位医生和我们一起工作6个月了，这是他家庭医生培训内容的一部分；另一位正在接受姑息治疗专业培训，她马上该准备申请她的第一份会诊顾问工作了。职业治疗师尽可能配合我们。她在和患者一起烤面包，这位患者不记得昨天做过的事，但记得多年前和母亲一起烤蛋糕的情形。这类记忆工作往往会开启重要的新信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而且还有面包可吃。

会议开始了。查房时，我们有一个习惯：讨论有关患者的重要问题时，大家一起喝着茶或者咖啡。讨论完查房期间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后，我们会巡视整个临终安养院，挨个探望患者。对于有些患者，我们的关注点可能是身体症状或推进出院计划；对另一些患者，我们的关注点可能是近期更换药物、物理治疗或者职业治疗的影响；还有一些人，我们可能会讨论他们的情绪困扰或对自己的认知问题。偶尔我需要会见新患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年轻医生负责介绍截至目前的情况，我俩将综合考虑需要为患者及其家人解决的所有问题。

今天的会议将讨论5名我很熟悉的患者、2名我在医院姑息治疗联络小组工作时认识的患者以及1名新患者。

我们的实习家庭医生介绍了新患者纳姆丽塔·巴赫特的情况。纳姆丽塔37岁，已婚，有8个年龄在2～16岁的孩子。他们家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她在临终安养院也会按时祷告。她的肺癌已经扩散到肝脏，导致她总会感到非常恶心。她是由家庭医生转介到临终安养院的。家庭医生去她家，发现她用一个碗接着呕吐物，焦虑的亲戚和8个孩子围着她，医生认为我们也许可以帮助她控制症状，给她一个休养喘息的机会。

纳姆丽塔同意来临终安养院。她的婆婆每天带上孩子们乘出租车来看望她。她丈夫每天晚上下班后来照顾她。大女儿鲁巴妮晚上住在临终安养院，为不会说英语的母亲做翻译。我问专门找一个翻译怎么样，因为让一个16岁的孩子翻译有关母亲重病的对话似乎有些残忍。医疗团队说，纳姆丽塔不接受家人之外的翻译。恶心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她拒绝服用我们通常使用的任何药物。

我问道：“她不吃药的原因是什么？”

“不知道，”护士说，“一开始我们以为她怕打针，但她也不吃治便秘和治咳嗽的药。”

牧师问道：“她是不是认为应该使用传统药物？”

“不，不是那样的，”护士说，“她和丈夫似乎认为她应该受苦。看起来真让人难过。她在床上一动不动。她最小的孩子才两岁，他想坐在妈妈的膝盖上，但纳姆丽塔必须把呕吐用的碗放在膝盖上，所以孩子只能坐在奶奶或者护士长的膝盖上不停地哭。”

“有时候，虔诚的穆斯林认为苦难代表真主的意愿，”牧师说，“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很难过，但她可能觉得有意义。查房的时候不妨问一问。”

整场会议气氛明显很压抑、沉重。我们每天24小时都在处理患者的痛苦，但我们的应对机制是提供帮助。如果帮助不被接受，我们会感到权利受到了剥夺，无助感令我们陷入悲伤。

喝完已经变凉的饮料后，大家开始查房。护士把巴赫特先生也请了过来，他大概在一个小时后到，所以我们先去看了其他患者。

我们来到纳姆丽塔的病房时，牧师已经走了，因为他要去拜访一个亟须帮助的家庭。职业治疗师表示，烤面包治疗成功地让那位健忘的患者想起以前的往事，她很高兴石头一样的面包和她儿时记忆中的味道一模一样。这下，我们的队伍共有6个人，但请求患者允许进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为人数太多而尴尬，于是便一个挨着一个进了房间。

纳姆丽塔个子很高，但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她佝偻着腰，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试图克服体内汹涌的恶心感。无论是干呕还是朝碗里呕吐，她的头巾都保持在正确的位置。女儿鲁巴妮给她揉着背，用旁遮普语喃喃安慰她，再用英语向我们解释纳姆丽塔的痛苦。巴赫特先生坐在床脚的一张矮凳子上，手指划拉着头发，眉头紧锁。其他孩子和他们的祖母出于尊重去了休息室，他们认为顾问出席的会议需要隐私。

我介绍了团队成员，并与纳姆丽塔和她丈夫握手，然后绕过病床，坐在靠窗的直立扶手椅上。其他人各自找了地方坐下。进病房坐下是我的另一个习惯——和患者平视能表达对患者的尊重，传递探访的意味，而不是“顺便看一眼”。单人房里设计了一张沙发床，可以坐4个人。剩下的人坐在椅子上或者席地而坐。我通常坐在地上，但我感觉这家人很看重礼仪，所以我坐得端端正正的，尽量摆出顾问的样子。

我们讨论了纳姆丽塔迄今的健康状况。她丈夫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只是带有旁遮普口音。他解释说，因为必须照管生意，他白天一般来不了。鲁巴妮补充了一些细节，说父亲开了一家业务兴盛的地毯店，在巴基斯坦街区、清真寺和商界都有店，他是一位受尊敬的人。他在英国和巴基斯坦的家人都靠他生活。女儿显然很为父亲感到骄傲。即使在妻子病得这么重的情况下，工作对他来说依然是一项重要的职责。鲁巴妮告诉我们：“看到妈妈病得这么重，爸爸很伤心，有时候还会流泪。”

巴赫特先生告诉我们，纳姆丽塔是他生命中的珍宝。他把妻子带到英国，靠卖地毯挣钱。虽然没有发多大的财，但他们在旁遮普人聚居的社区过着幸福、舒适的生活，纳姆丽塔从来没觉得有必要学英语。家庭规模逐渐庞大，而且几乎每年都资助巴基斯坦的亲人来英国探望。他们都很欢迎纳姆丽塔的姐姐一家及巴赫特的父母长期逗留。生活这幅画卷被他们描绘得丰富多彩。

大约一年前，纳姆丽塔喂最小的孩子吃奶时，感到有些疲倦。开始的时候，她以为是因为忙于家务、照顾孩子，但婴儿断奶以后，她仍然打不起精神，并咳嗽起来。婆婆建议她服用传统药物，但丈夫是现代医学的支持者，坚持要纳姆丽塔找一位家庭医生看看。

在两周的时间里，纳姆丽塔做了检查，发现患有广泛期肺癌。她每次去看病，丈夫都陪着她，并为她和医生做翻译。确诊后，同情他们的胸科医生也落了泪。

巴赫特说：“那个人看起来人很好，但我们觉得不能信任他。”

我认识那位医生，他是我愿意托付生命的那种人，所以我很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继续往下听。

每次看病，巴赫特都会翻译纳姆丽塔目前的问题，并把医生的回答告诉她。癌症中心的专家解释说，癌细胞肿块太大，不宜做手术，建议放疗和化疗同时进行，缩小癌肿块，但是这种办法并不能治愈她的病。她最大的希望，是看到她刚开始走路的孩子长大上学。

纳姆丽塔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她住进了癌症中心，每天接受几次放疗，同时进行输液化疗。治疗过程很消耗人的体力。她不断祈祷能恢复到照顾家人的水平，渐渐地，她咳得少些了。她回到了家里。婆婆搬到她家照顾孩子，因为每天被爱包围，家里的伙食也很好，她的体重增加了，长出了新头发。

“她参加了学校的体育日，看上去好多了，”巴赫特告诉我们，“然后病又复发了。总是感到恶心，有种晕船的感觉。不吃东西，一直呕吐。这不太好，我意识到她需要帮助。我们又去找那位胸科医生，他发现癌细胞现在在她的肝脏里。情况非常糟糕，非常严重。”

巴赫特停顿了一下。我们等着他。他哽咽了，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又用手指拨弄起头发，看着疲惫的妻子干呕，护士长替她拿着碗，用一块湿布给她擦脸。他说不下去了。我知道该我说话了。

“巴赫特先生，我们很高兴可以照顾纳姆丽塔，”我说话小心谨慎，他点点头，“我知道她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你能先给她解释一下，你刚才是如何介绍病情的吗？”他又点了点头，用旁遮普语和妻子交谈，鲁巴妮则满面关切地看着母亲。

“巴赫特先生，现在我希望你帮我问纳姆丽塔一些问题，好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她。请解释一下我想问她一些问题好吗？”

他又一次和蔼地告诉了妻子。

“我们想了解，”我说，“为什么纳姆丽塔感到非常不舒服，却不愿意服用我们认为对她有帮助的药。”

巴赫特一下坐直了，用明亮而专注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可以代表我们俩回答这个问题，”他宣布，“我们意识到不能接受英国医生的任何建议，一点儿也不能。因为英国医生认为他们是上帝。他们认为自己洞悉上帝的想法。我们在医院遇到的那个值得信赖的医生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医生认为他们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那他们就被误导了，我们就不能相信他们。”

我听得目瞪口呆。没想到是这个样子。我想起了那位同事，他和蔼可亲，极其勤奋、认真地对待这家人，他可能是我认识的最谦卑的人。如果他听到这个指控，他会惊讶的。

之前同事们的目光都看向巴赫特先生，现在齐刷刷地转向了我。经验丰富的实习生睁大着眼睛，社工的表情好似在看一部悬疑片。他们在等我的反应。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情况，”我用尽可能谨慎的语气说，“请你向纳姆丽塔解释一下你刚才对我说的话，好让她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好吗？”巴赫特转向她。交谈了几句之后，语调从温柔变得突兀起来。他把脸转向我。

“谢谢！我很高兴知道纳姆丽塔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我说，“现在，如果你愿意，请帮助我直接和纳姆丽塔谈谈好吗？”

我对着她说：“纳姆丽塔，我了解你对奥黑尔医生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似乎认为他知道上帝的想法。我对你的理解正确吗？”巴赫特先生用旁遮普语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我希望没被曲解。即便被曲解了我也无从知道，不过鲁巴妮似乎对目前的交流感到满意。纳姆丽塔说了几句话，鲁巴妮等着父亲说话，他说：“确实是。我们非常震惊。”

我问道：“纳姆丽塔，你能给我解释一下那天的情况吗？”

巴赫特和她交谈了几句之后，鲁巴妮说：“妈妈说她很累。她建议由爸爸解释，我会把他的话告诉妈妈。”

“谢谢你，纳姆丽塔，”我说话时，眼睛一直看着她，“你歇着吧，我们请他解释。”鲁巴妮轻声给她母亲翻译，我把目光转向巴赫特先生。所有团队成员也一致把头转向他。

“我们去了他的诊所，”巴赫特先生说，“我们知道纳姆丽塔的病情加重了。我们在家里讨论时，她说想死在巴基斯坦。那是她出生的地方，她想在那里举办葬礼。所以我对诊所的医生说，我想带她回巴基斯坦。”他停下来歇口气，让鲁巴妮有时间轻声翻译给母亲听。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她的肺承受不了飞行。我告诉他我们可以乘船、乘火车。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打住话头，满脸期待地看着我。所有人都把头转向我。

我平静地问：“他怎么说？”大家齐齐把头转向他。

“他说……他说……他告诉我们她会死在途中。她会在三个月之内死去。她活不过三个月。只有上帝才能给予生命或者拿走生命。只有上帝才行！如果他认为，如果英国医生认为，他们了解上帝的意思，那我们就不能接受他们的帮助。这是一种亵渎。不能这样！”

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我，全场一片沉默。鲁巴妮也没作声，她的眼中涌起惊诧的神情，泪水顺着脸颊流淌。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新闻。她父亲极度痛苦，而她了解到了以前不知道的情况。巴赫特先生怒气冲冲地看着我，我从眼角的余光看见护士长握着鲁巴妮的手。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着我。我理解了文化差异如何破坏了巴赫特夫妇对英国医生的信任。我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不知道如何予以纠正。

“噢天哪！这下我明白你们不能接受我们建议的原因了。尽管我认为他的本意是为了帮助你们，但我明白那些话有多伤人。”我停顿下来。大家仍然注视着我。

这些善良的人试图过一种忠于信仰的生活，我想象着他们陷入这种困境时内心该多么痛苦、多么恐惧。他们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实在太令人敬佩了！我感到喉头发紧，泪如泉涌，但竭力保持声音稳定、平静。

“巴赫特先生，纳姆丽塔，鲁巴妮，我不知道该对你们说什么。很抱歉你们的医生，也是我的同事和朋友给你们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我停顿了一下，鲁巴妮低声把我的话告诉她母亲。

“我只知道，你们在这里接受治疗期间，我和我的同事们会把每一天都当作上帝的礼物。无论你们是否接受我们的药，我们都欢迎纳姆丽塔留在这儿。谢谢你帮助我们了解情况。请告诉纳姆丽塔，我无比钦佩她与这些可怕症状斗争的勇气。”鲁巴妮低声翻译道，纳姆丽塔抱着那只碗努力微笑、点头。

我问道：“你们还有别的问题想要和我们讨论吗？”

没有了。我站了起来。团队成员和巴赫特先生也站起来准备走了，离开之前，我再次和这家人握手。这次对话把我搞得筋疲力尽，我对纳姆丽塔的症状感到无助、绝望。我们默默地回到办公室。

着手后面的任务之前，我们做了10分钟的总结。职业治疗师带着烤好的面包加入进来，我们一起商讨如何最好地帮助巴赫特一家。对他们而言，信仰最重要，我们如果以任何方式挑战他们看待病情的角度，那就会破坏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与不知情的胸科医生之间的关系那样。我们决定请牧师明天给他们的清真寺打电话征求意见，但不披露患者和家属的姓名。处方保持不变，纳姆丽塔若改变想法了，随时可以服用那些药。

社工说：“每一天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你这个说法太美了。”

“若是我的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即将成为顾问的医生说，“她的困境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我急切地想知道你会怎么说。”

我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们如何工作：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就像一份礼物一样，我们努力让每一天都有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仍然感到不知所措，但我该去接孩子了，然后还要回家做晚饭，所以我整理好思绪，拿上我那几个包。我出发的时候，天下雨了，风骤雨斜，凄凉的雾气倒是与我的心情挺吻合的。

我女儿比纳姆丽塔的小儿子大一岁。遇到刮风天，孩子们往往会不耐烦，托儿所里一片嘈杂、喧闹，我家小艺术家的手里拿着她的画，上面是恐龙在对青蛙说话。我们像地上被吹得飞舞的树叶那样匆匆跑到车上，然后急忙赶往儿子的学校。泥泞的球场上，足球训练接近尾声了。他满脸通红，兴高采烈，因为全身都湿透了，不得不垫着塑料袋坐在车里。两个孩子觉得坐在塑料袋上很好玩儿，想到回家可以洗个热水澡，然后和爸爸一起吃饭，他们一路上都很开心。

他们喜欢我们的阁楼浴室，外面冷雨敲窗，风在屋顶上的烟囱周围呼啸，屋里却是一派温暖、欢乐。他们谈论恐龙，猜想是不是所有的青蛙都讲相同的语言，我看着、听着、笑着，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心里想着在余下不多的时间内，纳姆丽塔是不是还有机会与她心爱的孩子们分享这样的甜蜜。

第二天下午到达临终安养院时，风已经停了，潮湿的人行道上落满了黄色、红色、黄褐色的树叶。进了大楼后，我发现托盘里有一张护士长给我的便条：“请到楼下，跟你说说纳姆丽塔的事。”我的心顿时沉了一下。

护士长看起来心情很好，说让我“来看看这个”。我跟着她，沿着病房走廊，经过香气扑鼻的餐车，这时我又想起纳姆丽塔因为恶心而失去的所有乐趣。护士长在开着的病房门外停下了脚步。我看见鲁巴妮和奶奶坐在窗边，面对着房门聊天。我换了个位置观察，只见纳姆丽塔坐在床上，幼小的孩子坐在她的膝盖上。她微笑着，全然沉醉于和他的交谈。她唱着歌，抱着他在膝盖上跳动。接呕吐物的碗不见了。这怎么可能？

鲁巴妮对我笑笑，然后对母亲说话。纳姆丽塔抬头看着我，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挽起袖子，给我看皮肤上粘着小针头的地方。我看到一根细细的塑料管，意识到她安上了注射器驱动泵，她在输抗恶心的药。

“怎么……”我甚至不知道如何问问题。

“昨天晚上，”护士长说，“巴赫特先生把孩子们送回家后又回来了，他和纳姆丽塔交谈之后，来到办公室，说她愿意试试我们推荐的药，因为我们尊重上帝的生命礼物。她先注射了一剂药，然后我们启动了注射驱动泵。她睡了一整夜，今早喝了果汁，午饭吃了一个薄饼。”

我们一边治疗纳姆丽塔的恶心，一边呵护她的精神健康，不让她感到受冒犯，帮助她重获生命力。她可以回家和心爱的家人住在一起了。如胸科医生预估她活不过3个月的那样，10周过后，她永远安眠在了自己的床上。在那70天里，她是妻子、母亲、管家，以及她所理解的神的信徒。虽然她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但她忠诚的乡亲围着她，第二天日落之前，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埋葬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