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已经是阿布·穆萨卜·扎卡维重获自由之后的第六个月。出狱纪念日当天，扎卡维出现在安曼的阿里娅王后国际机场，准备离开故国，出去避避风头。他的护照刚刚获批，编号Z 393834，护照上还贴着崭新的巴基斯坦签证。为了拿到前往巴基斯坦的许可，扎卡维并未透露自己曾经的“阿富汗志愿老兵”身份。至于那段铁窗岁月，他也没有告诉签证官。他只说自己是个买卖人，以销售蜂蜜为生。

这一次出国，扎卡维带上了自己的母亲。商人行走江湖寻求商机，身边总喜欢有家人作陪。于是，55岁的达拉·哈莱伊拉（Dallah al-Khalayleh）将和儿子一路同行。扎卡维的妻子和3个孩子倒是一应缺席。这也难怪，他此次的真实去向对于妇女儿童并不适宜，更何况，扎卡维的心里还另有算盘，一旦在目的地站稳脚跟，就马上迎娶第二位妻子。

算来算去，扎卡维却未曾想到，约旦情报局早在机场给他备下了一出欢迎典礼。

他还没来得及走进候机厅的大门，几个黑衣大汉已经蹿了出来。他们架着他的肩膀，把他拖进了一个小房间，留下他那可怜的母亲一个人缩在机场大厅里瑟瑟发抖。

不过几分钟时间，他已经坐在了情报局总部大楼中。对此情形，他自然是怒意难掩。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他抗议道，“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出国？”

扎卡维的对面，坐着阿布·哈伊萨姆。眼前这个极端分子，哈伊萨姆已经见过不知道多少面。对方只要张一张嘴，哈伊萨姆就能猜出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作为反恐部门的一名上校，哈伊萨姆的任职时间超过了15年，为了这次“会面”，他也精心谋划了好几周的时间。不过，扎卡维并没给上校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哈伊萨姆觉得眼前的他平淡无奇，跟其他的“圣战”分子并没有太大差异。若以性格论，扎卡维确实比大多数同类都要高调一些、暴烈一些。不过，他缺乏学识，也没展现出高人一筹的组织能力。这样的人，似乎不可能太危险。但是，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当口选择出国，背后的阴谋，似乎又不言而喻。他，到底在打着什么鬼主意？

扎卡维的抗议并非毫无道理，他确实没有犯罪。至少，他的罪状不足以得到如此大阵仗的“款待”，值得这么多情报局的特工设下埋伏。而且，抓捕的过程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甚至没有避开当事人的母亲。贾法尔的日子深化了扎卡维的极端思想，同时，还让他建立起了一整套人脉体系。他此行的目的地远在白沙瓦（Peshawar），一个隶属巴基斯坦的边境小城。那个地方位于兴都库什（Hindu Kush）山脉的要冲，距离阿富汗已经不远，本·拉登就在那里。1998年，就是这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本·拉登策划炸毁了2座美国驻外大使馆，随后还公开对美宣战。

扎卡维此行，到底有什么打算？其中的细节，哈伊萨姆并不清楚。但有一点上校倒是可以肯定，扎卡维前往巴基斯坦西北部边境山区的目的，和蜜蜂、蜂蜜都绝对无关。假若他是要到那边联络恐怖同伴，那么可以预见，他回来一定会祸害约旦。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让他遂愿。”提到抓捕扎卡维的原因，哈伊萨姆总要向同事解释，“他这种危险人物，迟早会回来制造事端。”

按照法律，哈伊萨姆有权截留扎卡维，让他在情报局待上整整3天。其间，情报局人员可以清查扎卡维的行李，同时仔细询问和调查他的朋友和亲戚。当然，只要哈伊萨姆等人愿意，他们要把扎卡维无限期地拘役下去，也不是不可以。当事人显然了解这一点。因此，他耐住性子，只在情报局的审讯室里静静等待。倒是哈伊萨姆，给他提了个醒。

“我们是国家安全部门，”上校表示，“弄清你的一举一动，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审讯室里的扎卡维显得非常顺服。过去的他，可不是这个样子。哈伊萨姆还记得自己和扎卡维初次见面的场景。那时，这个宗教极端分子还叫艾哈迈德·法迪勒·哈莱伊拉。第一次交锋，双方就已闹得不可开交，由此引发的冲突差一点就要了人命。

1994年3月29日，14名荷枪实弹的特勤人员突袭了一处公寓。扎卡维正好是公寓的住客之一，而哈伊萨姆则是特勤小组当中的一个兵。当时情报局获悉，一些“阿富汗老兵”聚在一起准备生事。这伙人的头头是一个思想极端的传教士，名叫阿布·马哈茂德·麦格迪西。老兵们备下地雷，还搞到了反坦克火箭炮，打算向约旦、以色列边境的以军哨所发动袭击。扎卡维正好是这个团伙的头目之一。当时的他不过27岁，在一家光碟租赁店上班。业余时间里，扎卡维和一帮宗教极端分子来往密切。那次行动之后，团伙的其他成员落入法网，被关进监狱，扎卡维却悄悄离开住所，躲进了一处公寓，计划秘密潜往国外。要不是哈伊萨姆等人堵到了楼下，扎卡维的逃跑计划可能已告成功。

哈伊萨姆和同事们守候了很久，想要确定扎卡维回到公寓的时间。入夜之后，他们继续等待。几个小时过去了，四周已经一片黑漆。凌晨1点，特勤人员从房东那里要来钥匙，悄无声息地溜进大厦，又蹑手蹑脚地爬上楼。一番搜查过后，特工们在一间小屋里发现了扎卡维，当时他只有一个人，睡得死沉。

特勤人员的脚步挪近了些。突然，扎卡维翻身坐起。他开始骂娘，朝着哈伊萨姆等人大吼大叫，同时，扎卡维的一只手还向枕头底下摸去。

“他有枪！”一名特勤队员惊叫。

顷刻间人墙重重压在扎卡维的身上。大家七手八脚行动起来，抓捕对象很快就动弹不得了。与此同时，另一组特勤队员正在找寻扎卡维藏匿的武器。正在这个当口，哈伊萨姆一位同事的眼光落到了一块帘子背后。那个地方，似乎有些不大对劲。很快，同事一蹿而起，从帘子后拎出了一个人。原来，小小的房间里不止躲着扎卡维一个人。逮捕对象的同伙来自埃及。万幸，这个埃及人赤手空拳，并未携带任何武器。

“我们不知道，原来扎卡维还有同伙。”哈伊萨姆事后回忆，“他躲在那块帘子后面瑟瑟发抖。可是，那里根本没有窗户。没有风，帘子怎么会动来动去？”

扎卡维的武器，也落到了特勤人员手里。那是一把M15自动手枪，3颗子弹已经上了膛。很快，抓捕对象已经身在情报局的小货车里了。落网之后的扎卡维，仍然是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当时，扎卡维的凶相给每一位特勤队员都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只见他歪在座位上，怒目圆睁。他的头发蓬乱纠缠，衣衫早已被扯得稀烂，露出手臂上密密麻麻的文身。

“他大发雷霆，一直在高声地叫骂：‘你们这些卡菲勒！异教徒，你们都是异教徒！’”时至今日，特勤队员们还能想起扎卡维当时的反应。

一行人回到外观森严的情报局总部，准备对犯人进行审问。很快，大家就忙碌起来了。他们挤在小小的刑讯室内摩拳擦掌，准备利用刺眼的亮光打破犯人的心理防线。这时，情报局的副主管萨米·巴迪吉（Samih Battikhi）站在一旁耐心观察。巴迪吉一头银发，为人开明。他还记得，自己的手下用尽了手段，但扎卡维丝毫不为所动。

“他只是嘟嘟囔囔，重复着那些言辞。极端主义思想把他的脑袋塞得满满当当。”巴迪吉说。

不久后，巴迪吉就升任约旦情报机构的一把手。升官的同时，他的忧虑也在迅速升级。原来，越来越多的约旦公民潜入阿富汗参加“圣战”，而后又打着“圣战”的旗帜回到约旦。巴迪吉觉得，这些投奔战场的人“本性都算善良，他们前往异国他乡只是为了抵抗苏联侵略”。而打击苏联完全符合约旦诸多重要盟国的利益，美国、英国、沙特阿拉伯都对这种行为表示首肯。不过，当这些战地老兵回到故国，却都像变了个人似的。他们身上的衣衫变了，口中的用词也变得大不相同，而这样的改变，也发生在扎卡维身上。并且，他变得比其他阿富汗老兵更为暴虐。在巴迪吉看来，他那副恶狠狠的样子活像一头笼中困兽。小时候的扎卡维常常卷入斗殴，时不时还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他的人格似乎可以一分为二，一半是混混，一半是宗教极端分子。巴迪吉时常思忖，这两种人格如何能在一副躯体之上相安共存？

“扎卡维完全不是我们印象里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应有的模样。”巴迪吉分析道，“他就是个无赖，而且非常滥饮。为了让扎卡维走上正路，他的家人开始求助于宗教组织。于是，他过往的恶习未曾消减，却又沾染了宗教极端主义的新毛病。”

其实，情报局方面对于扎卡维知根知底。他入狱之前的往事，他们也是一清二楚。毕竟，警察局里，他留着厚厚的案底。而且，他们有着密布的眼线，足以掌握他的一举一动。通过多方打探，情报人员轻而易举地还原了阿布·穆萨卜·扎卡维的成长经历。

资料显示，艾哈迈德·法迪勒·哈莱伊拉从小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的人生履历劣迹斑斑。他破坏公物，滥药滥酒，还屡次作下更为恶劣的各种罪案。1966年10月30日，扎卡维出生于约旦一个工薪阶层家庭，他的父亲是个小公务员，供职于扎卡市政厅，他的母亲笃信宗教，非常虔诚。他有7个姐妹、2个兄弟。兄弟姐妹之中，他最得母亲的宠爱。他的祖屋位于一座小山之上，是幢普普通通的二层小楼。山下，铺着一片墓园。当地的贫苦人民亡故之后，往往选择在此栖身。墓园非常荒芜，几千块手打而成的石头墓碑歪歪扭扭、插满山间。四周野草丛生，无家可归的野猫到处出没。但对于附近的活人而言，这个地方算得上一处“公园”。年幼的扎卡维，就是在墓碑之间奔跑嬉戏，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待他进入青春期，开始作奸犯科之后，墓地又成了最为适宜的窝赃地点。

哈莱伊拉一家的祖先来自约旦河东岸。这个家族所属的部落名叫“巴尼·哈桑”（Bani Hassan），算得上深孚众望。在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约旦国内，部落的余荫好处多多。扎卡维本可借此优势，谋得一份不错的营生。可是，人生道路上，他却屡屡行差踏错。扎卡维早年辍学，但其实，辍学之前的他成绩还算不错。在艺术方面，他还颇有几分天赋。两年义务兵役期间，扎卡维的表现也还算可以。后来，父亲为他安排了一份工作，他却没能好好把握，只落得个被开除的下场。

12岁那年，扎卡维开始沾染犯罪恶习。一次殴斗中，他砍伤了邻居少年。而后，他先后涉嫌介绍卖淫、贩卖毒品和暴力伤人等罪行。20岁的扎卡维，已经是个臭名昭著的街头流氓。当时，他一身刺青、满口酒气，常常挥舞拳头、欺凌乡里并以此为乐。不仅如此，扎卡维还是个鸡奸惯犯。这一点，情报局非常清楚，他身边的人也是再熟悉不过。大家都知道，扎卡维惯用性暴力对付那些少年，以此作为一种羞辱与胁迫的手段。

21岁那年，扎卡维结了婚，对方是他的一位表亲。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不过，扎卡维最为依恋的对象，还是自己的母亲。眼见自己的小儿子恶习连连，达拉·哈莱伊拉非常痛心。同时，作为母亲，她还是非常相信儿子的“善良本性”。因此，儿子作奸犯科的时候，她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达拉始终觉得，扎卡维的智力和见识都很有限，因此她的小儿子不可能是个大奸大恶之人。多年以后，外国记者找上门来，告诉她扎卡维的真实身份，以及他那些制造炸弹、指挥恐怖分子的“成就”时，为人母者总是一笑了之。

“我儿子可没有那种本事。”达拉告诉一位来访的美国记者。她甚至觉得，儿子“皈依宗教”是件好事。当然，母亲认为，儿子之所以加入“圣战”团体，主要是由于工作无依。年轻人在家乡找不到工作，似乎也只有那么一条活路可寻。

“我的儿子是好人。他是个普通人，也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母亲表示。

扎卡维之所以和宗教极端主义扯上关系，有赖于母亲充当介绍人。是她把他送进了扎卡当地的侯赛因·本·阿里清真寺（al-Husayn Ben Ali Mosque），并为他投报了相关的宗教课程。母亲希望清真寺里的教士能成为儿子的指路明灯，希望儿子得到那些虔诚同伴的濡染。清真寺的课程充斥着神学辩论，以及对于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鼓吹。一番修习下来，扎卡维确实变了个人。这一点，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变得很是虔诚，昔日对于犯罪的热情，似乎完全转移到了宗教之上。他不再饮酒，转而痴迷于经学辩论。每周五的礼拜，他也是施行不辍。种种极端主义宣传品，比如光碟、磁带，以及记录阿富汗、波黑和车臣等地“圣战”实况的影音制品，成了他最为喜爱的精神食粮。每一次，当诵经人高声叫喝，呼吁年轻人赶赴阿富汗帮助当地信众打击苏联军队的时候，扎卡维的双手总是高高举起表示响应。

1989年春天，扎卡维的阿富汗梦终于成了真。他的落脚地点，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线上。此时，最后一批苏联军队已经离去了好几个星期。不过，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苏联人扶持的阿富汗政府仍然存在。下飞机之后，扎卡维偶然遇见了一名阿富汗老兵。对方印象中的他，是个热忱满满的年轻人。而且，这个年轻人“性格敏感、有点怪异”。老兵记得，扎卡维当时非常少言寡语。对此，扎卡维解释道，因为自己读书不多，对于宗教经典也了解甚少，因此才选择缄言收声，免得自曝短处。春天的阿富汗已经很热，不过，扎卡维浑身上下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生怕不小心露出了手臂处刺青的痕迹。

“其实，大家都清楚他的底细—他臭名昭著，是个来自扎卡的暴力分子。”胡德海法·阿扎姆（Hudhaifa Azzam）如是说。阿扎姆原籍巴勒斯坦，也是个阿富汗老兵。他的父亲阿卜杜拉（Abdullah Azzam）系著名的宗教极端人士，被许多人视作全球“圣战”运动的开山鼻祖。

“不过，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他现在已经皈依宗教，所以，他以皮肤上的文身为耻。任何时候，他都不敢袒露自己的双手。”

加入“圣战”组织之后，扎卡维领受的第一份任务并非上阵厮杀，而是操办报纸。他要负责为一家极端主义杂志撰写稿件，描绘“圣战”组织征战沙场的情景。对于一个智识不高的年轻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份苦差事。很快，扎卡维有了一位知心朋友，此人名叫萨利赫·哈米（Saleh al-Hami），和扎卡维任职于同一家杂志社。因为一次地雷事故，哈米失去了一条腿。康复期间，扎卡维始终待在哈米的病榻旁边。哈米的事迹给了他深深的震撼。为了表示崇敬，他甚至安排自己的一位姐姐来到巴基斯坦，并劝说她下嫁哈米。而后，姐夫曾为小舅子的传记执笔，而这部传记最终大受欢迎。姐夫始终记得自己的那位小舅子是个特别容易感怀的人。每次阅读宗教经卷，他都会含泪涕零，甚至痛哭出声。一般的“阿拉伯裔阿富汗人”都不会如此外放感情，唯有这个约旦年轻人是个例外。

“他每一次大声诵读经文时，都会痛哭失声。即便身为领颂者，他也不能克制自己的泪滴。”哈米写道。

训练之余，扎卡维经常在白沙瓦小城里闲逛。城中的一处清真寺是他常去的落脚地。在那里，他成了红人，得到了阿拉伯同胞们的爱戴与欢迎。时隔多年，寺内的伊玛目仍然记得这个来自约旦的年轻人，他显得非常虔诚，为了过去的种种罪孽而深表悔恨。一次，伊玛目提到自己准备去麦加朝圣，这时，阿布·穆萨卜·扎卡维恭恭敬敬走上前来，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您真能成行，”年轻人恳求，“您可不可以在路上为我祈祷一阵？请您向安拉祷告，敬请真主原谅我阿布·穆萨卜这个罪人。”

阿布·穆萨卜·扎卡维初尝战斗滋味，已经是1991年的事情。当时，“圣战”武装开进阿富汗东部，向政府控制下的帕克提亚（Paktia）和霍斯特（Khost）发起突袭。战友们都记得，那时的扎卡维满怀激情。他非常勇敢，胆大得近乎不顾性命。阿扎姆还记得那次发生在加德兹（Gardez）的危险遭遇，扎卡维单枪匹马挡住了十几个阿富汗政府军士兵的进攻，其他的同伴才能趁机逃脱。

“扎卡维很有胆量。我经常说，他怀有一颗必死的决心。”阿扎姆这样评价扎卡维。巴勒斯坦人甚至觉得，扎卡维的英雄气概不单单是无惧风险。很多时候，这个约旦人如此舍生忘死，似乎全是为了赎罪悔过。

“他的过去，深深影响了他的行为。对此，我深表惊讶。他无时无刻不在和负罪感苦苦斗争。”阿扎姆表示，“他之所以如此勇毅，就是出于赎罪的原因。他曾经自白：‘因为我过去的累累罪恶，安拉已经不可能原谅我。除非我肯献出生命，成为一名舍西德（shahid，即殉道者）。’”

扎卡维没能成为“舍西德”。但是，这段纵横阿富汗东部的征战岁月为他赢得的名声，并不亚于任何殉道者。借此，他成了“穆贾西德（mujahid）”，即“圣战士”。1993年，扎卡维离开战场。此时，他已经有了数年的战地经历，是个真真正正的老兵，并且深受“圣战”熏陶。他的头脑之中，满是极端主义神职人员灌输的思想痕迹。这些神职人员既有阿拉伯裔，也不乏当地的阿富汗人。日后，他们还会成为本·拉登和塔利班（Taliban）的精神导师。扎卡维的军事素质，全仗阿卜杜勒·拉苏尔·赛义夫（Abdul Rasul Sayyaf）所开办的那个训练营的教益。训练营走出的学生当然不止扎卡维一人。策划“9?11”事件、在纽约和华盛顿制造事端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同样出自赛义夫的训练营地。

所有的“阿富汗老兵”，都在为一种“战地情谊”而迷醉不已，扎卡维当然也不例外。“圣战”组织赢得的巨大胜利，也给了扎卡维等人无尽的骄傲。没错，一支破破烂烂、有如乞丐的武装，何德何能可以击败一个超级大国？胜利的缘由，又该归于哪里？除了上天的庇佑，似乎找不出更好的解释和原因。

赛义夫·阿德勒（Sayf al-Adel）是本·拉登的副手。他觉得，“圣战”之所以大获全胜，有赖于“安拉保佑参与圣战的士兵，保佑他们战胜那些异教徒”。阿德勒的看法，得到了所有“阿富汗老兵”的一致同意。对于这种“上天的保佑”，扎卡维自然也是深信不疑。

1993年，来自约旦的数百名“阿拉伯裔阿富汗人”先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阿布·穆萨卜·扎卡维也是潮流中的一分子。所谓的故国，对于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当然，变化的不只是家园，还有这些“圣战士”本身。4年之内，安曼市区大了许多倍，约旦国内其他的大城市同样也在扩张的过程之中。至于街头的风景，也变得愈发摩登。时不时，扎卡维等人还会回到阿富汗去看一看。那个时候，阿富汗的统治者已经变成了塔利班。那边的种种市井风貌好像迟滞了一般，比起世界的其他角落，阿富汗好像落后了几千年。

回到家乡之后，扎卡维的名号也随之一变。“陌生人”—这是他给自己取的新名字。确实，他在家乡感觉非常陌生。仅仅逛一趟超市，他也能生出对阿富汗岁月的怀念。眼前这个温和、随意的约旦，和他在阿富汗习以为常的那些极端主义教条是如此不同。两边的生活，仿佛隔着一道巨大的天堑。他常常对朋友抱怨国内的女人着装太过随便，餐厅和电影院里亲昵的情侣也让他万分看不惯，他也受不了卖酒的商家。过去，他曾经营过一家租售色情录影带的小商店，但这曾经的营生，现在却让他非常讨厌。就连他的家人也让他感到反感。他的母亲和姐妹拒绝穿戴阿富汗妇女穿着的“布卡”（布卡（burqa）：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女子服装。）面罩，他的兄弟竟然允许自己的家人观看“不符合教义”的电视节目，还对电影和喜剧异常痴迷。当然，新闻节目的内容更是叫他不满。从中，他知晓了中东和平的最新进展，还发现约旦王室与巴勒斯坦方面正和以色列进行谈判。对于许多宗教极端分子而言，以色列象征着无尽的罪恶。大概只有侯赛因国王的少数拥护者，才能原谅他和以色列的这种勾连。

就这样，扎卡维渐渐和正常的生活绝缘。他浑浑噩噩，打理着自己的影碟租赁店，出租碟片的内容既有极端主义宣传品，也有一般的好莱坞影片。终于，一件事情的发生，让扎卡维再次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偶然间，他读到了几本关于阿拉伯帝国时期英雄豪杰故事的书，并为其中的内容激动不已。努尔·阿丁·赞吉（Nur ad-Din Zengi）的事迹尤其让扎卡维心生向往。这位努尔·阿丁生活在12世纪，是大马士革的一位战神。他悍勇善战，曾把一支入侵的十字军部队摧毁殆尽。而且，努尔·阿丁纵横捭阖，联合了许多穆斯林小王国。他的统治区域南到尼罗河畔，北达土耳其南部。这种种伟业都让努尔·阿丁英名远播。一次战斗当中，努尔·阿丁的部队击杀了安提阿（安提阿（Antioch）：中世纪邦国，在今天的希腊境内。）的亲王，努尔·阿丁砍下敌酋的首级并将其呈到巴格达，作为献给哈里发的礼物。

恍惚中，扎卡维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努尔·阿丁再世。于是，他立下志向，一定要重现偶像的不世武功。当然，他也做好了英雄起于卑微的准备。经过辗转询问，扎卡维联系到了一位旧相识。此人是个学者，名叫阿布·马哈茂德·麦格迪西。麦格迪西还记得，一天，扎卡维突然出现在自家门前。来客声称自己要“为了约旦的宗教事业奋斗终生”。于是，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密起来。他们共同开办了读经班，将昔日的战友一一招揽到了身边。渐渐地，扎卡维等人开始实践自己的野心。

“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读经班的人把这些文字刊印出来，散发给广大群众。”对于与扎卡维并肩相处的日子，麦格迪西有着这样的回忆。“在我们的号召下，年轻人团结一致。我们的书籍、我们的言论，在他们当中流传广泛。”

同样的组织，在约旦并不少见。心怀不满的“圣战”老兵操办的这种“读经班”很快便星火燎原，蔓延至整个约旦。一些老兵甚至组织成员向所谓的“西方邪恶标志”开刀。出售酒类的商店首当其冲，频频遭到袭击。扎卡维自然不甘人后，他的构想远不止散播极端主义读物那么简单。在他看来，自己的“组织”应当制造混乱，把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彻底搞砸。他甚至已经开始筹划，还列出了一些可能的袭击目标。对于这个计划，他是如此津津乐道，但他的一些朋友却有些不安。

“扎卡维太想一蹴而就了！”穆罕默德·阿布·蒙塔沙里（Muhammad Abu al-Muntasir）回忆道。这个蒙塔沙里同样痴信宗教极端主义。1993年，此人曾经多次出席极端分子的聚会，和扎卡维打过几次照面。蒙塔沙里说：“扎卡维觉得，自己的目标用不了几个月就可以全数实现。正因为他的鲁莽，才会选错了行动的时间和地点。”

“倒霉的是，”蒙塔沙里指出，“他那些亲密伙伴都同意他的意见。”

1994年，扎卡维一伙开始以“拜亚特·伊玛目”（Bay’at al-Imam），也就是所谓的“伊玛目誓言联盟”自居。与此同时，“联盟”手中开始有了武器。若论军火的来源，还真是让人大吃一惊。海湾战争期间，麦格迪西曾经短暂侨居科威特。冒着战火，教士秘密搜集了不少军火。其中包括地雷、手榴弹，甚至还有一些火箭弹。到1991年伊拉克军队开始撤离的时候，麦格迪西已经收获颇丰。他把这些东西藏匿在家具之中，悄悄运进了约旦境内。1994年2月25日的一场风波，让麦格迪西和扎卡维等人下定了策动袭击的决心。事发约旦河西岸的小城希伯伦（Hebron）。当天，一名犹太极端分子持械闯进一处宗教场所，此人连开数枪，酿成一起惨案，29名男性因此丧生，伤者人数更众。扎卡维大受刺激，他们决计展开报复。麦格迪西虽然有些犹豫，却也表示支持。他答应打开自己的军火库，为同伙提供方便。扎卡维等人的目标直指边境，瞄准了位于那里的以色列哨所。根据计划，他们先突袭哨所，然后连续点爆自杀式炸弹，最后使用小型武器，对目标进行扫射。

然而，他们的计划未曾开始，便夭折了。通过庞大的线人网络，约旦情报部门侦察到了扎卡维一伙的阴谋。阿布·哈伊萨姆等人突袭了极端分子的老巢，将他们一一逮捕归案。3月29日早上扎卡维的落网，就是整个行动的一部分。经过审讯，扎卡维等13名嫌疑人悉数认罪。他们签下自白书，承认自己非法持有武器，而且阴谋发动恐怖袭击。

法庭上，麦格迪西试图抓住时机，把庭审变成自己推销极端思想的演说场地。为此，他面对法警，颇为戏剧性地大喊大叫：“你们才是罪人！”宣判之后，一干被告更是愚蠢地行动起来了。他们拍打栏杆，制造声浪。麦格迪西的宣言混在其中，显得分外刺耳。

“你们的所谓判决，只会让我们的信念愈发坚定！”

也许，麦格迪西说得没错，但长达15年的刑期很有可能让他和扎卡维，还有他们这场“运动”最终难逃被人遗忘的下场。即便约旦的监狱系统难以管束他们，情报局方面也有大把的手段能让他们乖乖听话。对于这些手段，哈伊萨姆相当自豪。面对西方来客，他经常洋洋得意地提及这些手段。“情报局从不吝于使用强制手法，”哈伊萨姆如是说，“很多时候，唯有强力方能防微杜渐，彻底清除邪恶势力。”

1999年春天，扎卡维等人重获自由。这时候，情报局又该拿他们怎么办？对此，局里的一干高官也没了主意。他们陷入沉思，足足想了6个多月。直到那天早上，扎卡维陪着老母在机场现身。如若情报部门再不出手阻止，母子二人将会搭乘国际航班，消失在巴基斯坦。

于是，扎卡维被扭送到了情报局总部。他在此逗留的3天中，情报人员仔仔细细搜查了他带在身边的全部家当。他们想从中找出他出国之后确切的落脚地点，同时，他们还想知道他打算在那边待多长时间。寻来觅去，特工只发现了一封信，信中的字字句句，仿佛都蕴含了暗示与密语。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封普普通通、毫无危害的信。扎卡维受一位朋友之托，要把问候带到巴基斯坦。

最终，哈伊萨姆换了一种审讯方式，直截了当地问扎卡维。终于，扎卡维吐出实情：他确实想要移民。一旦蜂蜜生意走上正轨，足以承担一家老小的生计，他会选择在巴基斯坦定居。

“我在这个国家过不下去了。”扎卡维告诉上校，“所以，我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在约旦，扎卡维活得很不如意，这一点，倒并不令人惊奇。有时候，他甚至开始怀念贾法尔的那些日子。监狱虽苦，却给了扎卡维一种认同感。相反，牢狱之外的日子只让他心生烦躁、万分焦虑。面对家人，他也并不避讳这种想法。

当然，情报局的存在，才是令扎卡维焦虑的最大原因。这样一个恐怖分子早早走出牢笼，情报局的反恐官员显然并不乐见。他们会使尽手段，让扎卡维不得安宁，也让他生活在恐慌之中。

让人不得安宁—在这方面，哈伊萨姆等人都是专家老手。当然，约旦情报部门的特长实在不少。扰乱恐怖分子的思想，只是他们特别精熟的业务之一。与他国同行业相比，约旦情报局规模不大，技术手段来自外国培训，运营资金也一向依赖美国等盟友的划拨和赠予。不过，论及发展线人、策划间谍、开展秘密活动的能力，世界上少有同类机构堪与约旦情报局媲美。有一段时间，情报局的刑讯手段残酷至极。为此，不少约旦人都把哈伊萨姆的供职单位称为“指甲工厂”。后来，情报局高层革除了种种酷刑，但刑讯的效果并未因为改革而降低。

为了让扎卡维意志动摇，情报局的特工们用上了一种名为“骚扰”（annoyance）的手段：情报局人员会频繁造访审讯对象的住所，使之不胜其烦。特工们频繁地出现在扎卡维的家，“邀请”他外出详谈。时间并不固定，甚至大多发生在深更半夜。有时候，他们会载着他来到情报局总部，扣押他几个钟头的时间。“骚扰”行动的核心在于反复提醒扎卡维：他曾经说过什么话，又做过什么事。而这些消息，则全都来自线人的告密。借此，情报局方面想让扎卡维知道，他的生活细节，完全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面对这样的不速之客，扎卡维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默默承受。负责“骚扰”的情报员还记得，一次，扎卡维见到他们的黑色座驾，情绪立即爆发了。

“好啊，看看是谁来了？原来是情报局的特务！”扎卡维的口气很冲，言语中的讥诮，隔着几个街区都能听到。当时，达拉·哈莱伊拉立即变了脸色，发紫的面庞与黑色的头巾形成了鲜明反差。最后，还是母亲出面接洽了两位客人。她喃喃自语，咒骂眼前的情报人员，咒骂约旦政府。面对自己那个问题儿子，她也很不客气。“我也不知道，生他那一天到底中了什么邪！”达拉叹道。

如今，扎卡维困在了情报局的总部。在这里，一大批侦讯人员轮流上阵，围着他转。每一次，他们都会使出不同的讯问手段。阿布·哈伊萨姆自然常常出现。有时候，上校的顶头上司阿里·布尔扎克（Ali Bourzak）也会出面。情报局的反恐部门，由布尔扎克一手监管。这个布尔扎克，也是情报局中最令人生畏的人物。他脾气暴躁，留一头绛红色的板寸。人们送了他一个外号—“红魔”。“红魔”的威力，连扎卡维也畏惧三分。多年以后，哪怕极端分子已经远远逃离约旦，也难以忘却布尔扎克带来的梦魇。为此，扎卡维两次派遣手下潜入安曼，想要索取布尔扎克的性命，但是，两起阴谋最终都宣告破产。

除哈伊萨姆和布尔扎克以外，还有一位情报官员一直紧盯着扎卡维一案。此人与极端分子年纪相仿，名叫阿布·穆塔兹（Abu Mutaz）。情报局人员当中，穆塔兹属于年轻的那一代。他受过高等教育，曾经留学国外，还在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那里受过专业训练。有趣的是，穆塔兹的出身背景竟与许多“圣战”组织成员和犯罪分子的出身背景有些相似—他的父亲来自沙漠，是一位部落领袖。穆塔兹有着一头又粗又密的卷发，以及一口不大整齐的牙齿。这副尊容让他看上去颇有一点混迹街头的机灵气质。不过，他那对黑色眼珠却时时发出和蔼的光芒，再加上笑口常开的随和个性，让穆塔兹颇得同事的喜欢。就连许多犯人，也觉得他为人和善。

第一次见到扎卡维的时候，穆塔兹的表现很随便。他一手拿着笔记本，另一只手里攥了一包“议会牌”香烟。面对犯人，他略一致意，随后领着他朝一间办公室走去。这里是非正式聆讯的房间。扎卡维与穆塔兹相向而坐。两人中间，只隔着一把小小的圆椅。犯人的手铐脚镣已经卸下，脸上还是那副冷漠表情。穆塔兹眼中的扎卡维显得有些老气。这也难怪，对方穿着阿富汗式的松垮衣衫，蓬乱的胡须看上去很久没有打理了。当时，扎卡维的指甲又长又尖，指甲缝里还夹着泥垢。看他这副德行，仿佛刚刚从战场上下来。

穆塔兹常会摆出甜茶与糖果招待客人，对此，对方没有推辞。但随后穆塔兹送上的咖啡和香烟却遭到了扎卡维的拒绝。扎卡维不喜欢喝咖啡，而作为一个宗教极端分子，香烟这种“西洋魔物”更是不可触碰。穆塔兹可没有理会他这层忌讳，自顾自地开始吞云吐雾。

“我说艾哈迈德啊，”穆塔兹一开口，便对扎卡维以名相称，“谈一谈你那个计划吧。”

几次交锋下来，穆塔兹发现了扎卡维的情感软肋。于是，他决定用计引诱对方吐露实情。穆塔兹察觉到一个现象，每当自己提及宗教或者家庭，扎卡维的情绪便会开始波动。那些关于部落同一血统的子孙后代的纠缠，更是宗教极端分子的情绪焦点。其实，生活在约旦河东岸的人们莫不如此，从那里走出的每一个人都分外看重部落身份。扎卡维作为巴尼·哈桑的一员，拥有约旦最为庞大、最为重要的一个大“家庭”。这个家族的历史，足足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还在世的时期。在约旦，部落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很多约旦人把忠爱部落视为一种必需的美德，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热爱国家、珍爱家庭相提并论。有意无意之间，阿布·穆塔兹向扎卡维提及，他曾经造访过他的部落兄长，并与他们多次商谈，长辈们非常关心扎卡维这个同胞的命运。穆塔兹甚至表示，只要扎卡维愿意顺服，他以往犯下的那些罪恶都可以一笔勾销。为此，情报官甚至搬出部落长老的名号对天发誓。可是，对方还是不为所动。

“你知不知道，”穆塔兹循循善诱，“你的所做所为正在危害部落的利益。甚至可能导致家破人亡。”对此，扎卡维仍然毫不作声。

话题转到宗教方面，扎卡维才变得活跃起来。他开始滔滔不绝，大段大段地背诵《古兰经》。有时，他又会频繁地引用《圣训》。所谓《圣训》，是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弟子的言论与故事集。宗教极端分子常常以此为据，为自己的行为巧言辩护。看来，扎卡维很喜欢展示自己对于宗教经典的熟知程度。穆塔兹常和宗教极端分子打交道，自然熟悉他们的伎俩。于是，情报官直接问扎卡维对于暴力有何看法，因为伊斯兰教是绝不允许夺取无辜人的性命的。

“叛教者死有余辜。”这是扎卡维的回应。“而且，他们不守教法。”扎卡维的语气很平静，“所以，我们有权杀死那些卡菲勒。”慷慨陈词一通后，扎卡维露出了倦容。于是，他停了嘴。“过去，我是个惯犯，你们不喜欢我。”一次，他面对穆塔兹喃喃自语，“现在，我投身宗教，还是无法讨得你们的欢心。”

扎卡维的口才并不出众，说起话来，甚至有点颠三倒四，以致情报局的高级官员都觉得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兵”。相对而言，他那个导师麦格迪西才是真正的危险分子。麦格迪西很有思想，而且善于蛊惑人心。大家觉得，有必要找个理由再让他蹲上15年监狱。至于扎卡维，显然不能与他的导师相提并论。不过，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觉得，扎卡维异常危险。总之，扎卡维的真正面目，情报局的一众专家也有点看不清楚。

究其言辞，扎卡维无疑是个宗教极端分子。但是情报局的侦察人员发现，此人的日常行为却时不时违背宗教极端主义的规矩。这些矛盾之处，显然源自他那放浪的过去。比如，扎卡维经常躲进一个女人家中，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而这位女士并非他的合法妻室。刚刚会过情妇的扎卡维又像没事人一般，毫不羞惭地来到当地的清真寺并出席那里的晚祷仪式。

阿布·穆塔兹还觉察出了另一点怪状：这个被审对象思绪混乱，常常口出谰言。面对确切的证据，他也会坚持撒谎、绝不改口。他的行为让人捉摸不透。情报局不得不聘请精神病学专家，仔细分析扎卡维的思想状态。分析结果显示，扎卡维患有多重人格分裂症（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患者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股罪恶欲望，让他蠢动不安。同时，一种追求伟大的超我（outsized ego）的理想，则在和欲望反复斗争。

“简而言之，”阿布·穆塔兹解释道，“他有‘英雄’的一面，也有恶棍的一面。他渴望成为‘英雄’，也以‘英雄’自居。哪怕他其实表现得像个流氓，他也不会脱下这层外衣。不过，他的行为却完全受恶棍一面的驱使。因此，他才会如此偏激。”

一些同为宗教极端分子的人，也发觉扎卡维的某些举止特别怪异。在一个同伴的印象中，扎卡维会穿上那套“阿富汗制服”，来到家乡小镇那家最具人气的三明治（falafel）小卖店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其间，他一言不发，“仿佛一个入定的苏菲派（苏菲派（sufi）：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崇尚神秘主义与出世清修。）教徒”。“他那样子真是把我吓得不轻。”那人回忆，“他就那么枯坐着，不言不语。看上去安详虔诚，还有一点点忧郁。”有的时候，扎卡维又会变得躁狂不已。他会反复提及自己“复兴宗教”的雄心，他的野心不仅限于约旦，甚至波及了临近的其他地区。

1994年那次突袭，让家在安曼的另一位极端分子穆塔希尔陪着扎卡维一起进了监狱。“一天，扎卡维来到我家门前。他要我立即追随他前往阿富汗，翻开人生新的篇章。”穆塔希尔回忆道，“不过，我拒绝了。他作为客人，我还是欢迎的，但是，看看他那种狂躁自恋的性格，更别提其他那些毛病了。他这种人，我是万万不能与之共事的。”

但是这样几句供词根本无法给扎卡维定罪。3天的拘押时间也已近尾声。最后的一段对话，倒是让哈伊萨姆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扎卡维其人。当时，哈伊萨姆表示，这可能是他和扎卡维的最后一次攀谈。对方立即开始抱怨，说自己这几天简直有如身陷地狱一般。

“你要真是掌握了我的什么把柄，不妨直接把我告上法庭。”扎卡维讪笑道。

“那是一定的！只要我抓住你的任何把柄，马上就送你上法庭。”哈伊萨姆不甘示弱。

局长表示，对于扎卡维这种人，执法机关总会额外关注一些。“这是我们的规矩，不是专门针对你。”哈伊萨姆说。

“你要知道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哈伊萨姆告诉扎卡维，“你不过是个恐怖分子而已。”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又算个什么东西？”扎卡维反唇相讥，“你们不过是群异教徒而已。”

第二天，扎卡维又去了机场。他的身边，跟着他的母亲。巴基斯坦是他们此次旅程的目的地。这一次，再也没人阻挠母子俩的出行。不过，情报局的眼睛，始终盯着扎卡维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