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视台负责警视厅新闻口的记者，在听说这件事的当天，就对我进行了采访。当时，为了赶在案卷送检的节点做出报道，我们采取了一些行动，希望配合着检方的节奏，通过报道弄清楚为何逮捕令没有派上用场，以及警方是否进行了正当的调查。

然而，实际上直到案卷送检，案子也没能获得报道。随后，在二〇一五年的年末，对方又发来联络，说：“想赶在新年之际报道出来。”

可是这一次又没能实现。最后，对方承诺说：“假如判定结果为不起诉，就会报道。”

至于届时该以什么样的切入点展开报道，说实在的，我怀有不信任之感。假如最后公布结果是“不起诉”，赶在这个节点上，该怎样传达事实真相呢？我不懂。

我已厌倦了这样的交涉。

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机会，也只能眼睁睁看它从我身边溜走而束手无策。当时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检察官判决。已经再也没有其他办法。连律师也严厉地提醒我，鲁莽行动的话，会影响检察官的判断。

在第二次与检察官K面谈的时候，我心里已有所察觉：“很快就会判定不起诉了吧。”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听到日本电视台的记者说“假如判定不起诉就会报道”，内心的某处对他的提议竟有一丝认同，这样的自己，简直太愚蠢了。仔细想想的话，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假如判定为不起诉，我会被封口。别说针对案情和审理过程列举其中的问题点了，不起诉会作为一个事实被公众接受下来，即使它并不能反映事实。话虽如此，我也别无他法，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果然，判定不起诉后，日本电视台也并未对此事件做出报道。

这年头，在这个国家里，对司法系统做出的判决，能够秉持怀疑的态度进行报道的主流媒体，究竟还存不存在？

隶属于组织系统内的警视厅新闻记者，大概很难自由地思考和报道吧？要是这样的话，希望他至少每次能坦诚一些，直接告诉我无法报道的原因，不要总是用“下次找机会报道”这样的借口往后拖延。

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他每次见到我，都会探听新的消息。

他也曾提出想见见我的代理律师，一起参与过好几次面谈。结果是，直到我召开记者见面会，对于我提供的内容，他一次都没有报道过。所以，有一阵子我甚至考虑，这位警视厅的新闻记者，是不是一直在把我掌握的信息和接下来的计划透露给当局？这份不安，我对A同样也有。

我已经完全不知道，到底该去信任谁。

我也见了《东京新闻》的记者。该女士作为一名优秀的时事评论员非常有名。她亲切地听完了我的陈述，也说：“很难抓到合适的时机，作为新闻事件加以报道。”

也有人告诉我，假如山口“被拘捕的话”，倒是能成为新闻，“未被逮捕”这种事，该怎么报道呢？很难操作。

客观来看，为了维持判决的公正性，本案的证据的确显得不够充分。可是这种情况下，“未被逮捕”这一事态本身，通常来说就是不该发生的，这里面恰恰存在着报道的价值，不是吗？

反正不管怎样，最终有没有足以报道的新闻价值，还是媒体说了算。背后，或许存在各种各样的隐情吧。对此我虽心知肚明，但是继司法机构之后，向新闻机构投诉也无果而终。眼看一道道门在面前相继关闭，我感到茫然无措。

另外，“不起诉”这个词，作为整个案件调查的“最终事实”传达给我，即使它并非事实，也给我套上了封口的嘴套。

不起诉已成定局。接下来，这个案子就封卷收官，莫要再提了。我不愿再深想下去。历时一年四个月的调查，令我筋疲力尽。最后就是这样的结局。和这个国家的法律与体制一战再战，期间，我只能把伤痕累累的一颗心丢在一边不加照管。

然而，这些努力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法律和体制的问题尚未解决，就迎来了终局。

对朋友和家人，我也不敢马上把消息通知他们。从事发算起，经过的一年零四个月里，我不再跟他们谈论案子的进展。他们也认为，我大约是想拼命忘记这段经历，于是小心翼翼，绝不敢刨根问底。在他们面前，我总是神色如常，拼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