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桑尼

坏血  作者:约翰·卡雷鲁

切尔西·伯克特感到筋疲力尽。那是2009年夏末,她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初创公司工作,疲于奔命地干着相当于一家成熟公司的5个不同岗位的活。并不是说她反对努力工作。像大多数25岁的斯坦福毕业生一样,奋斗已深植于她的基因里。但她渴望有一点能鼓舞她的东西,从她的工作中却什么都得不到。她的雇主是Doostang,一个为金融专业人员设计的就业网站。

切尔西是伊丽莎白在斯坦福最好的朋友之一,入学第一年,她们都住在校园东面边缘的一个大型居住区威尔伯宿舍楼(Wilbur Hall),宿舍挨着,两人一见如故。第一次遇见时,伊丽莎白穿一件红白蓝三色的T恤,印着“别惹得州人”的字样,笑容灿烂。切尔西觉得她善良、聪明、有趣。

两人都喜欢社交,性格外向,有着相似的蓝眼睛。两人一起喝酒,参加派对,宣誓加入女生联谊会——部分原因是为了有更好的住宿。不过,当切尔西还是一个试图找到自我的寻常年轻人时,伊丽莎白似乎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了。二年级刚开始,当她带着自己设计的一项专利回到校园时,切尔西无比震惊。

伊丽莎白从学校辍学、创建希拉洛斯的最初5年,两个年轻女子始终保持联系。她们不经常见面,但常常发短信。在一次短信交流中,切尔西谈及自己的工作不太开心,结果伊丽莎白回道:“为什么不来为我工作呢?”

切尔西去山景大道的办公室见了伊丽莎白。她的朋友不需要费多少力气向她推销希拉洛斯。伊丽莎白热情地谈论未来,说她的公司将用技术拯救生命。对于切尔西而言,这听上去比帮助投资银行家找工作要有趣、高尚得多。伊丽莎白又如此有说服力。她说话的时候会目光灼灼地盯着你,让你相信她,想追随她。

她们很快就敲定了切尔西的角色:她将在客户解决方案小组工作,负责安排希拉洛斯为了拿下制药企业的业务而正在开展的验证项目。切尔西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强生公司的子公司山陶克(Centocor)组织一项研究。

几天后,当切尔西汇报自己的新工作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并不是伊丽莎白的朋友里唯一给她打工的。就在一周之前,拉米什·“桑尼”·巴尔瓦尼也进来了,担任希拉洛斯的高管。切尔西见过桑尼一两次,但跟他并不熟,只知道他是伊丽莎白的男朋友,他们一起住在帕洛阿尔托的一间公寓里。桑尼加入公司的事,伊丽莎白只字未提,而切尔西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必须跟他一起工作。或者说为他工作?她不确定自己是向桑尼汇报,还是向伊丽莎白汇报。桑尼的头衔是执行副总裁,既高高在上,又含糊其辞。但不管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他都不遗余力地为自己树立权威。从一开始,他就将触角伸入公司的方方面面,变得无所不在。

桑尼天生充满力量,表现得却并不太好。尽管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而且很胖,但他以一种咄咄逼人、当面挑衅的管理风格,弥补了身材的缺陷。他长着浓眉、杏核眼、方下巴,嘴角下垂,流露出一种威吓人的神情。他对员工傲慢、无礼,喜欢颐指气使,动辄斥骂。

切尔西一见就不喜欢他,即便他考虑到她与伊丽莎白的交情,尽量对她友善一些。她不明白自己的朋友看中这个男人什么,他差不多比她大了20岁,缺乏最基本的风度和礼貌。她所有的直觉都告诉她,桑尼不好相与,但伊丽莎白似乎对他无比信任。

桑尼出现在伊丽莎白的生活中,是在她去上大学之前的那个夏天[Ken Auletta,“Blood,Simpler,” New Yorker,December 15,2014.]。他们在北京相遇,当时是伊丽莎白参加斯坦福普通话项目的第三年。那年夏天,伊丽莎白被同行的一些学生欺负,很难交到朋友[Theranosm,Inc. et al. v. Fuisz Pharma LLC et al.,deposition of Lorraine Fuisz,85-86.]。桑尼是这群大学小子中唯一的成年人,他挺身而出,施以援手。这是伊丽莎白的母亲诺尔向洛兰·富兹描述他俩关系的起因时说的。

桑尼在巴基斯坦出生、长大,1986年第一次到美国是来上大学的[桑尼·巴尔瓦尼在领英(LinkedIn)上的资料;希拉洛斯公司网站。]。其后,他在莲花公司(Lotus)和微软公司做了10年软件工程师。1999年,他去了以色列企业家利龙·彼得鲁什卡在加州圣克拉拉的一家初创公司CommerceBid.com。当时,彼得鲁什卡正在开发一个软件项目,它将使得公司可以让其供应商在实时在线竞拍中互相竞争,以确保规模经济和更低的价格。

桑尼加入CommerceBid.com时,正是互联网最热的时候,彼得鲁什卡的公司所在的细分领域被称为B to B电子商务,更是红得发紫。分析师们正屏气凝神地预测企业之间将很快有6万亿美元的商业往来是通过互联网处理的。[Steve Hamm,“Online Extra: From Hot to Scorched at Commerce One,” Bloomberg Businessweek,February 3,2003.]

该领域的领先者“第一商业”(Commerce One)彼时刚刚上市,其股票价格在上市第一天就翻了3倍。到年底时,已经上涨超过10倍[Steve Hamm,“Online Extra: From Hot to Scorched at Commerce One,” Bloomberg Businessweek,February 3,2003.]。当年11月,就在桑尼被任命为CommerceBid.com的总裁和首席技术官几个月后,“第一商业”便以2.32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购了这家初创公司[“Commerce One Buys CommerceBid for Stock and Cash,” New York Times,November 6,1999.]。对于一家只有三个客户在测试其软件,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的公司而言,这简直是天价[“Commerce One to Buy CommerceBid,” CNET website,November 6,1999.]。作为公司排名第二的高管,桑尼将4000多万美元收入囊中。他的时机掐得极准。5个月后,互联网泡沫破灭,股票市场崩盘。“第一商业”最终申请破产。[Eric Lai,“Commerce One Rises from Dot-Ashes,” San Francisco Business Times,March 3,2005.]

然而桑尼并不认为自己是拜运气所赐。在他的心目中,他是个天才商人,“第一商业”的那笔意外之财就是他才能的证明。当伊丽莎白在几年后遇到他时,对此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她那时还是个容易受人影响的18岁女孩,把桑尼看作她的榜样:一名成功而富有的企业家。他成了她的导师,那个能够告诉她如何在硅谷做生意的人。

说不清伊丽莎白和桑尼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恋人的,但看上去是在她从斯坦福辍学之后不久。他们2002年第一次在中国遇见的时候,桑尼已经与一位日本艺术家藤本惠子(Keiko Fujimoto)结婚,住在旧金山[旧金山滨海大道和斯科特街拐角一处不动产的契书,日期为2001年3月2日,其中将桑尼·巴尔瓦尼和藤本惠子列为夫妻。]。到2004年10月,在购买帕洛阿尔托钱宁大街(Channing Avenue)的一套独立产权公寓的契约上,他填的是“单身”[加州帕洛阿尔托钱宁大街118号325室的契书,日期为2004年10月29日。]。其他公开记录表明,伊丽莎白在2005年7月搬入了那套公寓。[TLO的搜索记录上,从2005年7月开始将伊丽莎白·霍姆斯的住址列为帕洛阿尔托钱宁大街118号325室。在2006年10月10日的选民登记表中,她也将该地址作为她的居住地。]

在CommerceBid.com的任职短暂且获利丰厚,之后10年里,桑尼没做什么事,除了享受自己的金钱,就是在幕后给伊丽莎白出谋划策。他在“第一商业”担任副总裁,直到2001年1月,然后去读了伯克利商学院,后来又在斯坦福参加了计算机科学的课程学习。[桑尼·巴尔瓦尼在领英(LinkedIn)上的资料;希拉洛斯公司网站。]

2009年9月加入希拉洛斯的时候,桑尼至少有一项前科。为了给他在CommerceBid.com的收入避税,他雇用了德豪国际会计师事务所(BDO Seidman),德豪安排他投资一种避税工具。这一操作产生了一笔4100万美元的虚假税务损失,抵销了他从CommerceBid.com获取的收益,几乎完全免除了他的纳税义务[Ramesh Balwani v. BDO Seidman,L.L.P. and Francois Hechinger,No. CGC-04-433732,California Superior Court in San Francisco,complaint filed on August 11,2004,10.]。当美国国税局(IRS)在2004年打击此类行为时,桑尼被迫与其达成和解,为他所欠的税支付了数百万美元。他转而起诉德豪,声称他对税务一窍不通,是事务所故意误导他[Ramesh Balwani v. BDO Seidman,et al.,4,6-7.]。这一诉讼在2008年达成和解,但具体条款没有公开。

抛开税务的麻烦不谈,桑尼对自己的财富洋洋自得,喜欢用车来炫耀。他开一辆黑色的兰博基尼加拉多,一辆黑色的保时捷911。两辆车都有着浮夸的车牌。保时捷的车牌是“DAZKPTL”,这是对卡尔·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的著作的戏仿和嘲弄[《资本论》的德文名为Das Kapital。——译者]。兰博基尼的车牌是“VDIVICI”,是用短语Veni, vidi, vici(我来,我见,我征服)玩了个文字游戏,此话是尤利乌斯·恺撒在泽拉之战后在给罗马元老院的一封信中所写,用来夸耀他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桑尼的穿着打扮也刻意标榜财富,虽然不一定有品位。他穿袖子蓬松的白色名牌衬衫,酸洗牛仔裤,蓝色的古驰休闲鞋。他的衬衫最上面的三个纽扣一向开着,袒露着他的胸毛,露出脖子上的一条细细的金项链。不论何时,他身上总是散发出刺鼻的古龙水味。再加上那的豪车,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某人要去夜店而不是上班。

桑尼的专长是软件,据说这也是他能给希拉洛斯带去的价值。在第一次参加公司会议时,他夸口说已经写了超过100万行代码。一些员工觉得太荒谬了。桑尼在微软工作过,在那里写Windows操作系统的软件工程师团队是按照每年1000行代码的开发速度工作。即使我们假定桑尼的速度比Windows开发人员快20倍,也需要50年的时间他才能做到自己所说的那个工作量。

桑尼好夸口,喜欢对员工摆出一副有恩的样子,但也时不时古怪地故作高深。当唐·卢卡斯每月来公司两三次看望伊丽莎白时,桑尼就会突然消失。一位员工曾经在办公室的打印机上看到伊丽莎白传真给卢卡斯的便条,在那上面她夸赞桑尼的技能和资历,所以她并没有隐瞒雇用桑尼的事实。但是像戴夫·尼尔森——帮助托尼·纽金特制造第一台爱迪生原型机的工程师,现在坐在切尔西的小隔间对面——这样的人开始怀疑,伊丽莎白对董事会刻意淡化了桑尼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不明之处是,她是如何跟董事会讲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当伊丽莎白通知托尼,桑尼即将加入公司时,托尼直截了当地问他们是否还是情侣。她回答说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她说,向前看吧,这就是纯粹的生意。但事实将证明她说的是假话。

2009年秋天,切尔西负责的山陶克的业务让她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陪她一起来的是聪明的丹尼尔·杨,毕业于麻省理工的一名生物工程学博士。丹尼尔6个月以前入职,职责是帮助希拉洛斯在血液检测系统中加入新的一环:预测建模。现在,当伊丽莎白说服制药企业的高管时,她告诉他们希拉洛斯可以预测服药的病人会产生怎样的反应。病人的测试结果将会输入公司开发的专有计算机程序。她说,随着越来越多的结果录入到程序中,它预测血液中的标志物在治疗期间将如何变化的能力会越来越完善。

这听上去很尖端,但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如果要让计算机程序的预测有价值,血液检测的结果就必须可靠,到比利时之后不久,切尔西开始怀疑这一点。希拉洛斯得测量病人血液中的生物标志物——过敏原-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IgE)——来帮助山陶克评估病人对于一种哮喘药的反应。但在切尔西看来,希拉洛斯的设备似乎非常麻烦,不断出现机械故障。要么是检测盒没法妥帖地进入阅读器,要么是阅读器里面的什么东西失灵了。甚至在设备没有出问题的情况下,要从中得到任何输出结果也很困难。

桑尼总是怪罪无线连接,部分情况下他是对的。产生测试结果的过程需要0和1跨越大西洋地来回传输:血液检测完成时,阅读器上的一个蜂窝移动天线将光信号产生的电压数据传送到帕洛阿尔托的一个服务器上。服务器分析数据,将最终结果传回比利时的一台手机上。当移动网络信号微弱时,数据传输就会失败。

但除了无线连接问题,还有其他情况会干扰测试结果的产生。几乎所有的血液检测都要求一定程度的稀释,以降低物质在血液中的浓度,否则可能会歪曲检测结果。在化学发光免疫测定中——这是爱迪生设备所用的测试方法——必须对血液进行稀释,以过滤掉吸光性色素和其他可能干扰光信号发射的成分。希拉洛斯系统要求的稀释量更大,因为伊丽莎白坚持使用少量的血液样本。为了让阅读器有足够多的液体开展工作,样本的量必须大幅增加。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血液稀释得再多一点。那样做将导致光信号更弱,更难进行精确的测量。简单地说,稀释一点是可以的,但稀释太多就糟了。

爱迪生设备对周围的温度也非常敏感。为了正常工作,它需要在恰好为34摄氏度的环境中运行。在阅读器中内置有两个11伏的加热器,力图在运行血液检测时保持这个温度。但戴夫·尼尔森注意到,在更冷的环境中,例如欧洲的某些医院,小小的加热器不足以让阅读器保持足够的温度。

桑尼没有任何医学背景,更别说懂实验科学,因此他对此并不知情,也不理解。他更没有耐心去听科学家们的解释。责怪移动网络连接要简单得多。切尔西并不比桑尼更了解这些科学知识,但她与化学团队的主管加里·弗伦泽尔关系很好,从他们的对话中,她了解到困难远不止网络连接问题。

那时切尔西还不知道,他们的药企伙伴之一已经与这家初创公司渐行渐远。那年的年初,辉瑞公司通知希拉洛斯,它将终止双方的合作,因为它对田纳西州所进行的验证研究的结果感到失望。伊丽莎白向这家纽约的制药巨头发送了一份26页的报告,竭尽全力为耗时15个月的研究解释,但报告中暴露出太多明显不一致的地方[Confidential “Theranos Angiogenesis Study Report.”]。在病人的蛋白质水平下降与抗肿瘤药物的使用之间,这项研究未能显示出任何清晰的联系。就像现在切尔西在比利时遇到的,报告承认发生了一些混乱情况,诸如机械故障和无线传输错误之类。它将无线传输错误归因于“过于茂盛的林木、金属屋顶以及位置偏远导致的信号质量太差”等。

田纳西州的两位病人打电话给希拉洛斯在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抱怨阅读器由于温度问题而无法启动。按照报告的说法,“解决办法是请病人将阅读器移到离空调和可能的气流远一点的地方”。报告说,一位病人将设备放在房车里,另一位把它放在“非常炎热的房间里”,极端温度“影响了阅读器保持所需温度的能力”。

这份报告从未给切尔西看过。她甚至不知道辉瑞公司研究项目的存在。

切尔西在安特卫普待了三周,返回帕洛阿尔托之后,切尔西发现伊丽莎白和桑尼的注意力从欧洲转向了地球的另一处:墨西哥。一场猪流感自春天以来在那里肆虐,而伊丽莎白认为它提供了一次展现爱迪生设备的绝好机会。

在她的脑海中种下这个想法的人是希拉洛斯的首席科学官赛斯·迈克尔森(Seth Michelson)。赛斯是一个数学奇才,曾经在美国航天航空局的飞行实验室工作。他的专长是生物数学,运用数学模型帮助人们理解生物现象。他在希拉洛斯负责预测模型的构建,是丹尼尔·杨的上司。赛斯让人想起迈克尔·J.福克斯[加拿大裔著名演员,在《回到未来》三部曲里饰演马蒂·麦克弗莱。片中布朗博士由克里斯托弗·洛伊德(Christopher Lloyd)饰演。——译者]演的1985年那部《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里的布朗博士。他没有博士那头狂野的白发,但他蓄了一把卷曲的灰色络腮胡,这赋予了他类似于疯狂科学家的外表。尽管已经快60岁了,他仍然把“老兄”挂在嘴边,而当他解释科学概念的时候会变得尤为兴奋。

赛斯曾经给伊丽莎白讲过一个叫做SEIR(这几个字母分别代表易感[Susceptible]、接触[Exposed]、感染[Infected]和解决[Resolved])的数学模型,他认为可以运用这个模型来预测猪流感病毒接下来会往哪里扩散。为此,希拉洛斯需要检测最近受感染的病人,将血液检测结果输入模型中。那意味着得带着爱迪生设备和检测盒去墨西哥。伊丽莎白设想将它们放在皮卡的车厢里,开车带它们去处于疫情暴发前线的那些墨西哥村子。

切尔西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因此他们决定让她和桑尼前往墨西哥。一般来说,在外国要获得当局的许可使用一种实验性的医学设备并非易事,但伊丽莎白可以动用斯坦福一位有钱的墨西哥学生的家族关系。此人安排切尔西和桑尼会见了墨西哥社会保障研究所(IMSS,管理该国公共健康系统的机构)的高级官员。IMSS批准运送24台爱迪生阅读器到墨西哥城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名叫墨西哥总医院(Hospital General de México),规模庞大,坐落于多克托雷斯(Colonia Doctores),那是墨西哥犯罪最猖獗的社区之一。切尔西和桑尼不敢自己往返医院,每天早晨,一名司机开车到医院的大门内把他们放下,一天结束时再来把他们接走。

有好几个星期,切尔西每天将自己关在医院的一个小房间里。爱迪生阅读器一台台堆在沿墙的架子上。储藏血液样本的冰箱排成一排。血液来自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受感染病人。切尔西的任务是加热样本,将它们放入检测盒,再将检测盒放进阅读器中,观察它们是否检测出病毒阳性。

这一次,事情进展仍然不顺利。阅读器经常跳出报错信息,或者从帕洛阿尔托返回的结果是病毒阴性,但它应当是阳性。一些阅读器根本就不工作。而桑尼继续将其归咎于无线传输的问题。

切尔西越来越沮丧和悲观。她质疑自己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加里·弗伦泽尔和希拉洛斯的其他科学家告诉她,诊断H1N1(猪流感病毒的名称)的最佳方法是用鼻腔拭子,在血液中检测该病毒的效用是可疑的。在来之前,她将这一点告知伊丽莎白,但伊丽莎白嗤之以鼻。“别听他们的,”她说的是那些科学家,“他们总是在抱怨。”

切尔西和桑尼在墨西哥卫生部与IMSS的官员们碰了几次面,通报了他们的工作进展。桑尼完全不懂西班牙语,因此全是切尔西在说。随着会议的拉长,桑尼的脸上会流露出一种混合着不安和担忧的表情。切尔西怀疑,他是在担心她告诉墨西哥人希拉洛斯的系统没有正常运作。看到他坐立不安的样子,她很开心。

在帕洛阿尔托,公司里传言伊丽莎白正在谈一笔生意,要卖400台爱迪生阅读器给墨西哥政府。据说这笔交易将带来急需的现金流。希拉洛斯在头两轮募集的1500万美元早已用完,在2006年下半年的C轮融资中,由亨利·莫斯利帮助引来的3200万美元资金也已烧完。公司现在靠着一笔由桑尼个人担保的贷款在维持运转。

与此同时,桑尼还飞去泰国建立一个猪流感检测的前哨站。流感已经蔓延到了亚洲,泰国是该地区受打击最厉害的国家,有上万例病例,200多人死亡。但与墨西哥不同,尚不清楚希拉洛斯在泰国的活动是否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许可。员工中流传的是桑尼在泰国的关系见不得人,他得掏钱行贿才能获得受感染病人的血液样本。切尔西在客户解决方案团队的一名同事斯蒂芬·赫里斯图陪同桑尼去了泰国,回来之后,斯蒂芬立即在2010年1月辞职了,许多人认为这说明传言是真的。

那时切尔西已从墨西哥回来了,关于泰国的小道消息令她感到恐慌。她知道有一部反腐败的法律叫做《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违反该法是重罪,可能会坐牢。

当切尔西驻足思考时,希拉洛斯的很多事情都让她觉得不舒服。然而没有什么比桑尼更让人难以忍受了。他以恐吓行为散布恐惧文化。在公司,解雇已经是家常便饭,但在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初,是桑尼扮演了打手的角色。切尔西甚至知道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消失某人。当有人被开除的时候,员工们就是这样使用这个平常的不及物动词的。他们会说“桑尼消失了某人”(Sunny disappeared him),令人想起1970年代布鲁克林的黑帮火拼画面。

科学家们尤其害怕桑尼。唯一敢于直面他的人是赛斯·迈克尔森。圣诞节前的几天,赛斯外出给他的团队买了Polo衫。颜色与公司logo的绿色很配,上面印有“希拉洛斯生物数学”的字样。赛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团建形式,而且他是自掏腰包。

桑尼看到Polo衫时大为生气。他不喜欢这事没有征询他的意见,认为赛斯给自己团队的礼物让其他部门经理难堪了。在职业生涯早期,赛斯效力于瑞士的大制药公司罗氏,他在那里领导70人的团队,经手25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他觉得轮不到桑尼来教他怎么管理。他反唇相讥,然后两人大吵了起来。

从那以后,桑尼似乎对赛斯耿耿于怀,常常刁难他,这导致赛斯另寻工作。几个月后,他在总部位于雷德伍德城(Redwood City)的一家名叫基因组健康(Genomic Health)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他手拿辞职信,走进了伊丽莎白的办公室告知他的决定。桑尼也在她的办公室里,他打开辞职信读了,然后把它摔回赛斯的脸上。

“我不接受!”他喊道。

赛斯面无表情地高声回道:“先生,我告诉你:在1863年,林肯总统解放了奴隶。”

桑尼的回应是将他赶出了办公大楼。过了几个星期,赛斯才得以取回他的数学书、科学杂志,还有放在桌上的妻子的照片。他不得不请公司的新律师乔迪·萨顿和一名保安帮忙,在一个工作日的夜晚,趁桑尼不在把东西打包带走的。

桑尼在某个周五的晚上与托尼·纽金特也闹翻了。他一直直接对托尼团队中的一位年轻工程师下达指令并施加巨大压力,导致其不堪重负精神崩溃。托尼为此质问桑尼,他们的争执迅速升级。桑尼暴怒,大喊大叫说公司每个人都欠他的,他花时间在公司帮忙,人们应当多一些感激。

“我挣的钱足够养活我家七代人。我根本就不用待在这儿!”他冲着托尼的脸尖叫。

托尼以他的爱尔兰土腔反击道:“我身无分文,也不需要待在这里!”

伊丽莎白不得不出面缓和局面。戴夫·尼尔森觉得托尼将会被解雇,星期一上午他就会有个新老板。然而不知为何,托尼从这次冲突中幸存了下来。

切尔西试着向伊丽莎白投诉桑尼,但没能说服她。他们的关系似乎牢不可破。伊丽莎白的办公室与桑尼的办公室只隔着一个玻璃会议室,无论什么时候伊丽莎白走出办公室,桑尼都会立刻从自己的办公室冒出来,与她并肩而行。他经常陪着她一路走到大楼后面的卫生间,引得一些员工半开玩笑地猜测他们是不是到后面吸可卡因去了。

工作了6个月之后,到2010年2月,切尔西已经失去了在希拉洛斯工作的所有热情,想着是不是要辞职。她痛恨桑尼。随着猪流感的消退,墨西哥和泰国的项目似乎正在失去动力。公司踉踉跄跄,从一个考虑不周的举措奔向另一个,就像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碍的孩子。最重要的是,切尔西的男朋友住在洛杉矶,每个周末,为了见男朋友,她得在洛杉矶和湾区之间飞来飞去。这种来回奔波令她濒临崩溃。

正当她纠结于该怎么做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促使她更快做出了决定。一天,让伊丽莎白在墨西哥借用过其家族关系的那位斯坦福学生和他父亲一起来访。切尔西当时不在,没有亲眼见到,但后来办公室里都在议论此事。这位父亲正担忧自己是否患了某种癌症。在听到他对健康的担忧后,伊丽莎白和桑尼说服他让希拉洛斯来检测他的血液中是否有癌症的生物标志物。托尼·纽金特当时也不在,但当天晚些时候从加里·弗伦泽尔那里听说了此事。

“呃,有意思,”加里告诉托尼,他的声音带着迷惘,“我们今天扮演了医生的角色。”

切尔西极为震惊。比利时的验证研究与墨西哥、泰国的实验是一回事。那些都只是为了研究的目的,跟患者的治疗方法毫无关系。但鼓动某人基于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做出重大医疗决策完全是另一回事。切尔西觉得这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

没过多久,当桑尼和伊丽莎白开始分发让医生用来订购实验室的血液检测设备的申请表,并且兴奋地谈论消费者检测方面的巨大机会时,切尔西更加震惊了。

结束吧,切尔西跟自己说。这已经越过太多底线了。

她去找伊丽莎白,说自己想辞职,但决定不说出自己的担忧。相反,她告诉她的朋友,她周末来回奔波的成本太高,所以她想彻底搬到洛杉矶去,这些情况当然都是真实的。她提出可以留下来过渡一段时间,但伊丽莎白和桑尼并不想这样。他们说,如果切尔西想走,最好立刻就走。他们要求她离开时,对她手下的三个人什么都不要说。切尔西表示反对。这样的离开让人感觉不好,好像一个窃贼在午夜逃走。但桑尼和伊丽莎白的态度坚决:她不用再对他们说什么了。

切尔西走出大楼,走进帕洛阿尔托的阳光里,百感交集。最主要的感觉是如释重负。但她也觉得难受,没能和她的团队告别,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离开。她会告诉他们那个官方理由——就是她要搬到洛杉矶去——但桑尼和伊丽莎白不相信她会这样做。关于她离开的理由,他们想要自己来决定怎么说。

切尔西也很担心伊丽莎白。在她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初创企业创始人的不懈努力中,她在自己周围造了个气泡,将她与现实割裂开来。而她允许进入那气泡的唯一一人,却对她造成了可怕的影响。她的朋友怎能对此视若无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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