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历从2009年翻到2010年，美国仍然深陷于经济萧条。在过去的两年中，大约有900万人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失业。还有数百万人收到了抵押物止赎通知。但在旧金山以南那片构成硅谷边界的1500平方英里地域内，动物本性再次蠢蠢欲动。

在沙山路上，新开了一家名叫瑰丽（Rosewood）的奢华酒店，尽管房价已经达到1000美元一晚，但总是客满。它遍植进口棕榈树，毗邻斯坦福大学校园，很快就成为风险投资家、小企业创始人、外来投资者的首选之地。他们蜂拥来到酒店的餐厅和池畔酒吧里谈生意，在人前亮相。在石头铺就的停车场里，停着一排排的宾利、玛莎拉蒂和迈凯伦。

当美国的其他地方还在舔舐自己在毁灭性的金融危机中所受的伤，一波由多个因素驱动的新的科技热潮已在这里蠢蠢欲动。其中之一是Facebook异乎寻常的成功。2010年6月，这个社交网站的私募股权估值升至230亿美元[Alexei Oreskovic，“Elevation Partners Buys $120 million in Facebook Shares，” Reuters，June 28，2010.]，6个月后，飙升至500亿美元[Susanne Craig and Andrew Ross Sorkin，“Goldman Offering Clients a Chance to Invest in Facebook，” New York Times，January 2，2011.]。硅谷的每一个创业者都想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每一个风险投资人都想在下一艘暴富的火箭飞船上占据一席之地。推特公司横空出世，到2009年下半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给这热潮又加了一把火。[Michael Arrington，“Twitter Closing New Venture Round at $1 Billion Valuation，”TechCrunch website，September 16，2009.]

同时，随着移动网络速度越来越快，能够处理更多数据，苹果手机和它的智能手机竞争对手（以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为代表）正在开始迎来向移动计算的转变。像《愤怒的小鸟》这样广受欢迎的手机游戏，有数百万的苹果手机用户支付1美元来下载它，由此催生出一种理念，即可以围绕一个智能手机app打造一门生意。2010年春天，一家寂寂无名的初创公司优步打车（UberCab）在旧金山推出了测试中的黑色轿车呼叫服务。[Christine Lagorio-Chafkin，“How Uber Is Going to Hire 1，000 People This Year，” Inc.，January 15，2014.]

不过，如果没有另一个关键要素——跌到谷底的利率——的话，所有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引燃新的热潮。为了拯救经济，美联储将利率降到近乎零，使得债券之类的传统投资毫无吸引力，迫使投资者向其他地方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他们转向的地方之一，就是硅谷。

突然之间，东海岸那些平常只投资于上市公司股票的对冲基金经理纷纷来到西海岸朝圣，在全新的初创公司世界寻找有前景的新机会。与他们一起来的还有老牌公司的高管，这些人想利用硅谷的创新能力，让被衰退重创的生意焕发生机。这个高管群体中有个人来自费城，65岁，他跟人打招呼的时候喜欢用击掌代替握手，人送绰号“J博士”。

J博士的真名叫杰·罗山，他本是一名医生，但是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大公司工作。他是沃尔格林公司（Walgreens）创新团队的成员，该团队的职责是鉴别新的想法和技术，帮助这家109岁的连锁药店巨头重启增长之路。J博士在费城郊区康舍霍肯（Conshohocken）的一间办公室工作，这个办公室是沃尔格林在2007年收购Take Care Health Systems时接手的[杰·罗山的领英资料；Jessica Wohl，“Walgreen to Buy Clinic Operator Take Care Health，” Reuters，May 16，2007。]。Take Care Health Systems是一家店内诊所运营商，J博士此前在此工作。

2010年1月，希拉洛斯通过电子邮件找到沃尔格林，声称它开发了能够利用指尖针刺取得的几滴血当场进行血液检测的设备，成本比传统实验室的一半还要低[Walgreen Co.v. Theranos，Inc.，No. 1:16-cv-01040-SLR，U.S. District Court in Wilmington，complaint filed on November 8，2016，4-5.]。两个月后，伊丽莎白和桑尼来到沃尔格林公司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迪尔菲尔德的总部，向沃尔格林的一群高管做了一次演示[Walgreen Co.v. Theranos，Inc.，No. 1:16-cv-01040-SLR，U.S. District Court in Wilmington，complaint filed on November 8，2016，5-6.]。J博士从宾夕法尼亚飞过来参加这次会议，他立刻意识到了希拉洛斯技术的潜力。J博士相信，将这家初创公司的设备放到沃尔格林的药店里，可以为这家零售商开辟一个新的巨大的收入来源，并成为其一直在寻求成为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吸引J博士的不只是商业提案。他是一个注重养生的人，对自己的饮食非常小心，很少喝酒，狂热地坚持每天游泳，他对于推动人们去过更健康的生活充满激情。伊丽莎白在会上介绍的图景——让血液检测更少痛苦，更普遍可用，从而可以成为一种疾病早期报警系统——令他产生了极大的共鸣。那天晚上，与两位对于跟希拉洛斯私下谈论毫不知情的同事在一家红酒吧吃晚饭时，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在要求他们对他将要告知的事守口如瓶之后，他压低语调宣布，他发现了一家他确信将会改变医药行业面貌的公司。

“想想看，不需要做乳房X光就能查出乳腺癌。”他对欣喜若狂的同事说，为了营造效果，还故意停顿了一下。

2010年8月24日早晨，还有几分钟就到8点时，一队租来的轿车停在帕洛阿尔托山景大道3200号前。一名健壮男子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他戴着眼镜，宽宽的鼻梁上有些凹痕。此人名叫凯文·亨特，是一家名为“合作”（Colaborate）的小型实验室咨询公司的负责人。J博士率领沃尔格林公司代表团飞到加州与希拉洛斯进行为期两天的会谈，亨特是代表团的一员。这家连锁药店企业几个星期前雇用了他，让他帮助沃尔格林评估和建立与希拉洛斯正在洽谈中的伙伴关系。

亨特对于沃尔格林所在的行业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药剂师。在成长过程中，他暑假会去父亲管理的纽约、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空军基地药房帮忙照看柜台，给药房的货架上货。不过，尽管亨特对药店如此熟悉，他真正的专长却在临床实验室。他在佛罗里达大学获得MBA学位后，在全球最大的实验室设备提供商之一“奎斯特”（Quest Diagnostics）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头8年时光。随后，他创建了“合作”公司，为从医院到私募股权公司在内的客户提供实验室事务的咨询服务。

亨特关上租来轿车的门，往希拉洛斯办公楼的入口走去，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门口的右侧停着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兰博基尼。他想，看来有人准备给我们留下点深刻印象。

伊丽莎白和桑尼在台阶的最上面迎接他及沃尔格林公司团队的其他人，领他们来到两人办公室之间的玻璃会议室。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丹尼尔·杨，他已接替赛斯·迈克尔森领导希拉洛斯的生物数学团队。沃尔格林这一方，除了亨特和J博士以外，来的还有另外3人：一位名叫雷纳特·范登霍夫的比利时高管、财务高管丹·多伊尔以及亨特在“合作”公司的同事吉姆·桑德伯格。[2010年8月24日，沃尔格林和希拉洛斯会谈的备忘录。]

J博士与桑尼、伊丽莎白击掌致意，然后坐下来，以他一贯用来介绍自己的话开始了这次会谈：“嗨，我是J博士，过去我是打篮球的[美国NBA前著名球星朱利叶斯·欧文的绰号是“J博士”。——译者]。”在一起工作的这几个星期里，亨特已经听过几十次了，不再觉得它好笑，但对于J博士，那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笑话。这番话引发了一阵尴尬的轻笑。

接着，J博士大声说：“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我非常激动！”[2010年8月24日，沃尔格林和希拉洛斯会谈的备忘录。]他说的是两家公司已经同意的一个试点项目。该项目计划于2011年年中之前，在沃尔格林的30到90家门店内放置希拉洛斯的阅读器[Schedule F of Theranos Master Purchase Agreement dated July 30，2010，filed as Exhibit C in Walgreens Co.v.Theranos，Inc. complaint.]。药店的顾客只需要刺破手指，就可以检测自己的血液，并在一小时内得到检测结果。他们已经签了一份初步合同，在合同中，沃尔格林承诺预购价值5000万美元的希拉洛斯检测盒，并另外贷款2500万美元给这家初创公司[Schedule B，F and H1 of July 2010 Theranos Master Purchase Agreement.]。如果试点顺利，两家公司将把他们的伙伴关系扩展到全国范围。

如此快速的行动在沃尔格林是不多见的。创新团队发现的机会常常被内部委员会耽搁，被这家零售业巨头的官僚主义延误。这一次，J博士直接去找了沃尔格林的首席财务官韦德·米克隆，争取他对这个项目的支持，设法让它进入了快速通道。米克隆计划那天晚上飞过来，参加他们第二天的议程。

围绕试点项目讨论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亨特问洗手间在哪里。伊丽莎白和桑尼明显僵了一下。他们说，保密是头等大事，所以任何人离开会议室都需要有人陪同。桑尼陪亨特去了洗手间，在洗手间门外等他，然后与他一道走回会议室。在亨特看来，这样做毫无必要，显得太过多疑了。

在从洗手间返回会议室的路上，他扫了一眼办公室，想找到实验室，但没有看到任何类似实验室的地方。他被告知，那是因为实验室在楼下。亨特说他希望在这次访问的某个时候看看实验室，伊丽莎白回答说：“没问题，只要我们有时间。”

希拉洛斯告诉沃尔格林，它拥有一个已经具备商业化条件的实验室，并且提供了一份有192项不同血液检测项目的清单，称其专有设备可以处理[Document with a Theranos logo titled “Theranos Base Assay Library.”]。实际情况是，尽管在楼下确实有一间实验室，但那只是加里·弗伦泽尔和他的生物化学团队开展研究的研发实验室。而且，清单上有半数的检测无法按照化学发光免疫测定方法进行，而爱迪生系统必须依赖这一方法。那些检测需要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超出了爱迪生设备的范围。

会议继续进行，一直开到下午3点左右，此时伊丽莎白建议他们一起到城里去吃个早点的晚餐。当他们从椅子上站起身时，亨特再次要求去看看实验室。伊丽莎白拍了拍J博士的肩膀，示意他跟她到会议室外面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告诉亨特不行。伊丽莎白还不愿意给他们看实验室。桑尼转而带着沃尔格林团队去参观了他的办公室。在他桌子后面的地上有一个睡袋，他的洗手间里有个淋浴间，旁边备有换洗的衣服。他自豪地告诉参观者，有很多个夜晚，他因为工作得太久，在办公室累瘫了。

在他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桑尼和伊丽莎白让他们错开时间离开。他们不想让大家同时到达饭店，担心会引人注意。他们还要求亨特和他的同事不要使用本人的姓名。亨特来到饭店，那是埃尔卡米诺路上的一家小寿司店，名叫富贵寿司（Fuki Sushi），女招待领着他进入后面一间带移门的包间，伊丽莎白在那里等着。

这种神神秘秘、遮遮掩掩的把戏让亨特觉得愚蠢。那是下午4点，饭店里空无一人，不需要对什么人遮掩他们的存在。而且，要说有什么可能会引人注意的话，那就是桑尼停在车位上的兰博基尼了。

亨特开始产生怀疑。黑色的翻领毛衣，低沉的声音，还有整天小口啜饮的绿甘蓝汁，这些说明伊丽莎白在竭力模仿乔布斯，但她似乎并不完全了解不同血液检测项目的差异所在。希拉洛斯也没能满足他两个最基本的要求：让他看看实验室，以及在其设备上现场演示一次维生素D的检测。亨特的计划是让希拉洛斯检测他和J博士的血液，然后晚上去斯坦福的医院重新检测，比较结果。他甚至安排了一名病理学家在医院待命，准备开单子给他们抽血。然而，尽管他在两周前就提出了这个要求，但伊丽莎白声称自己并没有接到什么通知。

还有其他事情困扰着亨特：桑尼的态度。他的行为既傲慢又轻佻。当沃尔格林方面提出让其IT部门参与试点的准备时，桑尼立即婉拒了，他说：“IT的人跟律师一样，尽量避免跟他们打交道。”[Confidential memo titled “WAG/Theranos site visit thou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addressed by Kevin Hunter to Walgreens executives on August 26，2010.]在亨特听来，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个问题。

但是，J博士似乎并没有跟他一样心存怀疑。他仿佛被伊丽莎白的光环迷住了，陶醉在硅谷的氛围之中。亨特觉得他好像一个追星族，飞越整个国家，就为了去看喜欢的乐队的演唱会。

第二天上午，他们在希拉洛斯的会议室继续开会，沃尔格林的首席财务官韦德·米克隆也来了。韦德已经与伊丽莎白直接协商了试点协议。他似乎也成了她的忠实粉丝。那天的会开到一半，伊丽莎白安排了一个节目，送给米克隆一面美国国旗，她说这面旗帜曾经飘扬在阿富汗的战场上。她在国旗上写下赠与沃尔格林的字样。

亨特觉得整件事都很古怪。沃尔格林把他带来，是来审查希拉洛斯的技术，但他们却没有让他去做该做的事。对于这次拜访，他们拿出来展示的唯一一件东西就是那面签名的国旗。然而，J博士和米克隆好像完全不在意。在他们看来，这次拜访进行得很顺利。

一个月后，2010年9月，沃尔格林的一群高管在这家连锁药店企业位于迪尔菲尔德的总部会议室会见了伊丽莎白和桑尼。气氛相当喜庆。带有沃尔格林logo的红色气球飘浮在桌子上空，桌上放满了小零食。韦德·米克隆和J博士正在为沃尔格林的管理层揭开“贝塔计划”，那是希拉洛斯试点项目的代号。

投在大屏幕上的标题为“搅局实验室行业”，沃尔格林的一位高管站在投影前演唱了《想象》（Imagine）[PowerPoint titled “Project Beta—Disrupting the Lab Industry—Kickoff Review” dated September 28，2010.]。为庆祝合作，创新团队想出了这个主意，把约翰·列侬这首歌的歌词改了，以此赞颂他们的伙伴关系。当不伦不类的卡拉OK表演结束后，伊丽莎白和桑尼鼓动沃尔格林的高管检测自己的血液。他们带了几台黑白色的机器来参加这次会议。沃尔格林的高管们排成队，跟在公司总裁克米特·克劳福德和创新团队的头头科林·瓦茨身后刺破了自己的手指。

亨特现在全天在沃尔格林工作，为创新团队担任现场顾问，他没有参加这次会面。但当他听说沃尔格林的几位高管亲自做了血液检测，他发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看看这项技术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他告诉自己，下次会谈的时候，要向伊丽莎白追问一下这些人的检测结果。帕洛阿尔托的拜访结束后，他汇总了一份报告，在其中警告希拉洛斯有可能“过分吹嘘或者夸大……检测盒/设备的科学性”[亨特给沃尔格林管理层的备忘录，2010年8月26日。]。他还建议沃尔格林派人去希拉洛斯参与这个试点计划，并且推荐他在“合作”公司的一位名叫琼·斯马特的同事前去，这位娇小的英国女子最近刚结束在斯坦福大学实验室的管理工作。希拉洛斯拒绝了这项提议。

几天后，在每周视频会议——两家公司以此作为他们的主要沟通方式——上，亨特问及血液检测结果[希拉洛斯与沃尔格林的会议视频，会议在中部时间2010年10月6日下午1:00-2:00举行。]。伊丽莎白回应称，希拉洛斯只能将结果告知医生。从康舍霍肯接入视频会议的J博士提醒大家，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医生，那么为什么希拉洛斯不直接把结果发给他呢？他们同意由桑尼会后单独跟他处理此事。

一个月过去了，结果还是没有来。

亨特的耐心逐渐耗尽。在那一周的电话会议上，双方讨论了希拉洛斯遵照对它的监管措施突然做出的一个变动。希拉洛斯最初表示，根据1988年颁布的有关实验室监管的联邦法律《临床实验室改进法案修正案》（CLIA），其血液检测可被“豁免”。该修正案豁免的检测通常是FDA清楚表明为家用的简单实验室程序。

现在，希拉洛斯的调子变了，说它正在为沃尔格林提供的检测是“实验室开发检测”。这里存在巨大的差异：实验室开发检测处于FDA和另一家联邦医疗监管机构——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之间的灰色地带。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依据CLIA对临床实验室进行监管，FDA监管的则是实验室为检测而购买和使用的诊断设备。但没有一家对实验室按照自己的方法开展的检测进行严密监管。对于这一变动的重要性，伊丽莎白和桑尼在与亨特交换意见时咄咄逼人[希拉洛斯与沃尔格林的会议视频，会议在中部时间2010年11月10日下午1:00-2:00举行。]。他们坚称，大型实验室公司大多使用实验室开发检测，但亨特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亨特认为，这一变动使得核查希拉洛斯的检测的准确性变得更为重要。他建议做一项50名病人的研究，他们将把希拉洛斯的检测结果和斯坦福医院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他与斯坦福那边有过工作往来，认识那里的人，这事儿很容易安排。亨特注意到，电脑屏幕上伊丽莎白的身体语言立即发生了变化。她明显变得警惕和防备起来。

“不，我觉得这次我们不必那样做。”她说，迅速将主题转到了电话会议议程的其他几项上。

会议结束后，亨特把沃尔格林一方负责试点项目的雷纳特·范登霍夫叫到一边，告诉他有些事不太对劲。危险信号一个接着一个。先是伊丽莎白拒绝让他进入实验室。然后，她拒绝了他安排一个沃尔格林的人去帕洛阿尔托的提议。而现在，她又拒绝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研究。最最重要的是，希拉洛斯已经从沃尔格林最高级管理人员之一——公司药品业务总裁身上采了血，却不能给他一个测试结果！

范登霍夫听着，一脸苦涩。

“我们不能这样要求，”他说，“我们不能冒险让西维斯（CVS）在6个月内与他们达成交易，那是真有可能的。”

沃尔格林的竞争对手西维斯总部位于罗得岛，按收入来说比沃尔格林的规模大三分之一，两者之间的竞争确实影响了沃尔格林的一切行为。这是一种缺乏远见的世界观，对于亨特这样一个并非沃尔格林员工的外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希拉洛斯聪明地利用了这种不安全感。结果，沃尔格林患上了严重的错失恐惧症（FoMO）——生怕会错过。

亨特请求范登霍夫至少让他看一看那个黑白两色阅读器的内部，那是希拉洛斯在“贝塔计划”的启动派对上留下的。他非常想撕下那个盒子上的封条，把它打开。希拉洛斯给他们寄过一些检测试剂，但都是用于像“流感的易感性”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血液检测，他知道没有其他任何实验室提供这样的检测。所以不可能拿他们的结果去做什么比较。亨特想，多么投机取巧。而且，那些试剂已经过期。

范登霍夫说不行。他们已经签了保密协议，除此之外他们还被严厉警告，不得乱动阅读器。两家公司签的合同注明，沃尔格林同意“不得拆解或反向还原设备或其中的任何部件”。[Schedule B of July 2010 Theranos Master Purchase Agreement.]

亨特努力克制自己的沮丧，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希拉洛斯总是提及两件事，作为其技术已经得到认可的证明。第一个是它为多家制药公司所做的临床试验工作。它给沃尔格林的文件中声称，希拉洛斯的系统“在过去7年里经过了15家最大的制药企业中的10家的综合验证”[“Project Beta—Disrupting the Lab Industry—Kickoff Review，” 5.]。第二个是一份对其技术的评估报告，据说是J博士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拿到的。

亨特给那些制药公司打过电话，电话那头没有一个人能够证实希拉洛斯公司的说法，尽管这很难证明什么。现在，他要求范登霍夫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评估报告拿给他看。一番犹豫之后，范登霍夫不情不愿地递给他一份两页纸的文件。

读完之后，亨特差点笑出来。那是一封信，日期是2010年4月27日，概述了伊丽莎白、桑尼和J博士与霍普金斯大学5位代表的一次会议，地点在该校位于巴尔的摩的校园内[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抬头、标明“机密”字样的信函，会议题为“Summary of Hopkins/Walgreens/Theranos”。]。信件称，他们向霍普金斯大学的团队展示了“基于测试作业的专有数据”，霍普金斯认为该技术“新颖且合理”。但它也明确表示，霍普金斯大学自己没有进行独立的验证。事实上，该信在第二页底部加了一条声明：“所提供的材料绝不意味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对任何产品或服务的认可。”

亨特告诉范登霍夫，这封信毫无意义。从这名比利时人的表情判断，他感觉自己的努力开始起作用。范登霍夫的信心似乎动摇了。亨特知道负责创新团队财务的丹·多伊尔也跟他有一样的疑虑。如果他能够让范登霍夫转而支持他的观点，他们也许能够让J博士和韦德·米克隆幡然醒悟，从而避免潜在的危机。

沃尔格林并不是希拉洛斯在巴结的唯一一家大型零售业合作者。就在同一时期，希拉洛斯的员工注意到一位老先生多次造访他们在山景大道的办公室，他戴着无框眼镜，穿西服，打领带，看上去一丝不苟。此人就是西夫韦公司（Safeway）的CEO史蒂夫·伯德。

西夫韦是美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伯德执掌该公司已达17年。一路走来，他专注于百货行业本身，在担任CEO的第一个十年赢得了华尔街的赞誉，现在却转而对医疗保健行业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他之所以转向这个领域，是因为意识到西夫韦的医保成本逐年攀升，如果他不想办法改变的话，公司总有一天会破产[Richard S. Dunham and Keith Epstein，“One CEO's Health-Care Crusade，” Bloomberg Businessweek，July 3，2007.]。他率先为自己的员工办了创新性的健康和预防性医疗项目，并且倡导全民医保，这使他成为共和党人CEO中唯一欢迎奥巴马医改方案的人[Jaime Fuller，“Barack Obama and Safeway: A Love Story，”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8，2014.]。与J博士一样，他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在意。每天早晨5点，他就在跑步机上锻炼；晚饭后还要练举重。[Dunham and Epstein，“One CEO's Health-Care Crusade.”]

应伯德的邀请，伊丽莎白来到这家连锁超市位于旧金山湾另一侧的普莱森顿市（Pleasanton）的总部。她描述了她对针头的恐惧是如何引导她开发出了突破性的技术，让血液检测不仅更方便，也更快速和便宜，令西夫韦的CEO和他的一群最高层管理人员听得入迷。她随身带了一台黑白色的设备来演示它是如何工作的。

演示对西夫韦的执行副总裁拉瑞·伦达（Larree Renda）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伦达的丈夫正在与肺癌作斗争。他必须经常进行血液检测，以便医生调整他的用药。每一次抽血都是一次折磨，因为他的静脉越来越脆弱。她觉得希拉洛斯的指尖取血系统将是他的福音。

伦达16岁就开始在西夫韦做兼职的装袋工，她在公司一路晋升，成为伯德最信任的高管之一，她发现自己的老板也很受触动。希拉洛斯的提案完全契合他的健康哲学，并且提供了一条途径来提高连锁超市停滞不前的收入，扩大微薄的利润空间。

没过多久，西夫韦也和希拉洛斯达成了一笔交易。根据协议，它借了3000万美元给这家初创公司，并承诺对自己的连锁店进行大规模出新，以便为光鲜的全新诊所留出空间，让诊所的顾客在希拉洛斯的设备上做血液检测。

伯德为这种伙伴关系欣喜若狂。他将伊丽莎白看作早慧的天才，以少有的尊重待她。除非绝对必要，他一般不愿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但对她是个例外，他常常开车越过海湾到帕洛阿尔托来。有一次，他来的时候带了一盆硕大的白色兰花。另一次，他带了一个私人飞机的模型送给伊丽莎白。他预测说，接下来她会有一架真正的飞机。伯德知道希拉洛斯同时在跟沃尔格林洽谈。伊丽莎白告诉他，他的公司将是超市中独家提供希拉洛斯血液检测的，而沃尔格林将是药店方面独家提供希拉洛斯血液检测的。两家公司对这一安排都不满意，但双方都觉得至少好过错失一个新的巨大的商业机会。

芝加哥这边，亨特竭力让范登霍夫把他的怀疑当回事，他的努力在2010年12月中旬落空了，因为范登霍夫通知同事说自己将在年底离职。他获得了新泽西一家公司的CEO职位，该公司为制药公司制造温度指示器。这是他职业生涯不可错过的一个机遇。

沃尔格林从内部任命了接替的人选，是一位叫翠西·利平斯基的女高管，她在实验室界有一定的知名度。来沃尔格林之前，她在美国病理学家学会工作，它是代表实验室科学家的医疗学会。亨特一刻也不耽搁地让她知道了自己对希拉洛斯项目的看法。他告诉她：“我得阻止这个事情，要不然哪天它将成为某人的耻辱。”

他也将自己的怀疑直接告知了J博士，但几乎毫无用处。J博士是希拉洛斯的坚定支持者，不遗余力地为其摇旗呐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他觉得沃尔格林的动作太慢了。在得知史蒂夫·伯德送伊丽莎白模型飞机的事之后，他向翠西抱怨说沃尔格林也应向伊丽莎白表达好感。令亨特惊讶的是，他甚至不再向伊丽莎白和桑尼索要项目启动派对上所做检测的结果。他显然愿意纵容希拉洛斯不给出这些结果。

J博士有一个强大的同盟，就是韦德·米克隆。韦德衣着时髦，喜欢昂贵的西装和名牌眼镜，他喜欢交际，在沃尔格林很受欢迎。然而，《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曝光他那年秋天因为一年多来第二次酒驾而被捕，在此之后，许多同事开始质疑他的判断力[Melissa Harris and Brian Cox，“2nd DUI Arrest for Walgreen Co. CFO Wade Miquelon，” Chicago Tribune，October 18，2010.]。他本来完全不应出现在方向盘后面：他的驾照仍因上次被捕而处于吊销状态。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他拒绝接受呼气酒精检测，因而未能通过现场的清醒测试。这次事件为他在沃尔格林总部的办公室中赢得了一个新绰号：米凯罗（Michelob）[美国著名啤酒品牌。——译者]。

韦德的酒驾，J博士的盲目为希拉洛斯叫好，让人很难相信“贝塔计划”在由最优秀的人负责。但那超出了亨特的职权范围。他关注的是自己能管的事，继续在每周的视频会议上提出尖锐问题，直到2011年初的一天，利平斯基告诉他，伊丽莎白和桑尼不想在两家公司的视频会议或会谈中再看到他。她说，他们觉得他制造了太多的麻烦，干扰了工作的进行。她还补充了一句，沃尔格林公司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否则希拉洛斯公司会退出。

亨特试图说服她拒绝这种要求。如果要让他置身事外，让他难以开展自己的工作，那沃尔格林为什么又要每个月付他公司2.5万美元，让他维护公司的最佳利益呢？这说不通。他的抗议被礼貌地扔在了一边，伊丽莎白和桑尼得逞了。亨特继续与创新团队一起工作，在需要的时候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但被排除在后续的视频会议和会谈之外，他被边缘化，这限制了他的作用。

与此同时，沃尔格林继续推进项目。作为试点项目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亨特与创新团队一起进行实地考察，前往距迪尔菲尔德几英里远的一个工业园区，在那里有一座没有标识的仓库。这家公司在仓库里按实际尺寸建了一个药店。店内设了一个血液检测实验室，安装了特别设计的架子，放得下希拉洛斯那款黑白两色的阅读器。

亨特看着这间模拟药店和其中的小小实验室，恍然之间发现它是那么真实。他不安地想，很快，就会有真正的病人在这些小实验室做抽血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