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吉本斯是伊丽莎白在创建希拉洛斯后雇用的第一位有经验的科学家。他是伊丽莎白在斯坦福的导师钱宁·罗伯逊推荐来的。1980年代，伊恩和罗伯逊在Biotrack Laboratories相识，在那里他们发明了一种稀释和混合液体样本的新机制，并取得了专利。[U.S. Patent no. 4，946，795 issued August 7，1990.]

从2005年到2010年，伊恩与加里·弗伦泽尔一起领导希拉洛斯在化学方面的工作。伊恩加入这家初创公司在先，最初职位比加里高。但伊丽莎白很快就调换了两个人的位置，因为加里更懂跟人打交道，这让他在管理上更游刃有余。他们两个人对比极为鲜明：伊恩，有着怪异幽默感的保守的英国人；加里，带有得州腔的爱唠叨的前牛仔。但他们关系很好，因为他们有着作为科学家的相互尊重，开会时偶尔互相吐槽。

伊恩符合人们对书呆子科学家的刻板印象。他蓄胡子，戴眼镜，裤子提到腰部以上。他可以花好几个小时连续分析数据，写下大量的笔记，记录他在工作中所做的一切。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他的业余时间：他是一位狂热的读书人，把读过的每一本书都列进单子里。其中包括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七卷本作品《追忆逝水年华》，他重读过不止一遍。

伊恩和他的妻子罗谢尔是1970年代初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认识的。他从英国来，在该校的分子生物学系做博士后，罗谢尔则在读研究生。他们一直没生孩子，但伊恩非常宠爱他们的狗狗克洛伊和露西，以及一只名叫莉薇娅的猫——他给猫咪取了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之妻的名字。

除了阅读，伊恩的另外两个爱好是去歌剧院以及摄影。他和罗谢尔常常去旧金山的战争纪念歌剧院（War Memorial Opera House），夏天则飞到新墨西哥州去看圣达菲歌剧院黄昏时的露天演出。他喜欢修改照片，图个乐子。他改过许多照片，其中一张他把自己改成了一个戴着手套、打着领结的疯狂科学家，正在配制蓝色和紫色的魔药。另一张照片中，他把自己塞在了一张英国皇室家族合影的最前面。

作为一名生物化学家，伊恩的特长是免疫测定，这是希拉洛斯早期专注于这类检测的主要原因。他对血液检测学相当痴迷，很喜欢讲授这门学问。在公司发展的早期，他有时候会搞些小讲座，给其他员工讲解生物化学最基本的东西。他还做了关于如何创建不同的血液检测的演示，都被记录并存储在了公司的服务器上。

伊恩和希拉洛斯公司的工程师们一再出现不和的原因之一，是他坚持认为他和其他化学家设计的血液检测，在希拉洛斯设备内的表现与在实验室工作台上一样准确。他收集的数据表明，这种情况少之又少，令他相当沮丧。在开发爱迪生设备时，他和托尼·纽金特在这个问题上互不相让。尽管伊恩的严苛标准令人钦佩，但托尼觉得他做的一切只是抱怨，从来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办法。

伊恩对伊丽莎白的管理也有微词，尤其是她把各个团队隔开，而且不鼓励他们互相交流。她和桑尼采用这种操作方式的理由是希拉洛斯还处在“隐形模式”，但这对伊恩毫无意义。在他工作过的其他诊断设备公司，总是有跨职能的团队，来自化学、工程、制造、质量控制、监管部门的代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工作。这样才能让每个人达成共识，解决问题，在最后期限内完成任务。

伊丽莎白对真相的漠不关心是另一个争议焦点。伊恩不止一次听到她谎话连篇，在与她共事5年之后，他已经不再相信她说的任何话了，尤其是当她向员工或是外部人士介绍公司技术已经准备就绪时。

2010年秋天，当希拉洛斯加紧讨好沃尔格林时，伊恩的沮丧情绪翻涌不止。他去向老朋友钱宁·罗伯逊发牢骚[Theranos，Inc. et al. v. Fuisz Pharma LLC et al.，预审会和动议听证会的文字转录稿，2014年3月5日，第47-48页。]。伊恩以为罗伯逊会对他们之间的谈话保密，但他把伊恩说的一切都报告给了伊丽莎白。那个星期五的晚上，伊恩很晚才回到他们在波托拉山谷（Portola Valley）的家，罗谢尔已经上床了。他告诉妻子，罗伯逊背叛了他的信任，他被伊丽莎白解雇了。

令他们惊讶的是，桑尼第二天打来电话。伊恩不知道，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的好几位同事劝说伊丽莎白重新考虑。桑尼给伊恩回来工作的机会，但不再担任原职。伊丽莎白解雇伊恩的时候，他是通用化学团队的头，该小组负责在他们为爱迪生开发的免疫测定法之外研究出新的血液检测方法。他被允许回来担任该团队的技术顾问，但团队的领导权交给了保罗·帕特尔，此人是一位生物化学家，两个月前在伊恩的推荐下进入公司。

伊恩是个骄傲的人，很难接受降职。18个月后，公司搬到Facebook用过的办公楼时，他失去了自己在山景大道总部拥有的私人办公室，这令他备感羞辱。可以肯定的是，那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边缘化的人：加里·弗伦泽尔和托尼·纽金特也被晾在了一边，因为伊丽莎白与桑尼雇了新人并且提拔到了他们的上头。公司的旧人——那些帮助伊丽莎白走到今天的人——正在被束之高阁。

搬家前几个月，托尼在伊恩的办公室注意到一张《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的电影海报，便聊了起来。这部根据D.H.劳伦斯的同名小说改编的1969年的电影，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个矿业小镇上两姐妹和两个男人之间关系的故事。伊恩提到，这部电影上映时，他在周游爱尔兰，托尼那时还是个住在那里的孩子。由此引发了其他话题。托尼得知伊恩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在北非被俘，起初被关押在意大利的战俘营，后来穿越欧洲，被押解到波兰的另一个战俘营，直到战争结束时才获救。

谈话最后又回到了此时此地，回到了希拉洛斯身上。托尼和伊恩一样不再受到伊丽莎白的青睐，也被排除在迷你实验室的开发之外，他忽然冒出个想法，这家公司也许只是伊丽莎白和桑尼之间浪漫关系的载体，他们并不真的关心任何工作。

伊恩点了点头。“他们是一对二联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他说。

托尼对法语一窍不通，所以离开后去翻词典。他发现这个定义很贴切：“在两个彼此关系密切的人身上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妄想。”

搬到Facebook原来的办公楼后，伊恩变得更加闷闷不乐。他被安排跟普通员工坐同样的办公桌，背后是墙。这是他已经多么无足轻重的一个象征。

一天，工程师汤姆·布鲁米特在埃尔卡米诺路的一家名为鱼市（Fish Market）的海鲜餐馆见朋友，在那里碰到了伊恩。在他们排队等位时，伊恩问能不能跟他们一起。汤姆和伊恩都是65岁左右，一向关系不错。他们的第一次打交道是在2010年，汤姆到希拉洛斯工作后不久。在某次讨论应当雇什么样的工程师来给他当助手时，桑尼和其他经理无视汤姆的意见，汤姆非常气恼，从会议室出来萌生了辞职的念头。伊恩追了出来，安慰他，向他保证他的意见很重要——这一姿态令汤姆非常感动。

接下来的两年里，汤姆注意到伊恩日渐消沉。当他们坐下来在鱼市吃午餐时，汤姆很怀疑伊恩是不是跟着他过去的。希拉洛斯的大部分员工都在公司吃伊丽莎白和桑尼提供的午餐，白天不离开公司。更重要的是，这家餐馆并不在公司附近，而伊恩进去只比他晚了一两分钟。汤姆觉得，伊恩可能想单独遇到他。他似乎很想找人聊聊。但汤姆到那里是为了与一位朋友重聚，后者是一家日本芯片制造商的销售员。他们试图让伊恩加入谈话，但他在最初的寒暄之后便一言不发了。事后回想这一幕时，汤姆意识到他忽略了这位同事的无声呼救。

汤姆最后一次遇到伊恩，是2013年初，在公司的餐厅。那时，他看上去非常沮丧。汤姆试着给他打气，提醒他现在的薪水不错，劝他不要把工作上的困境太当回事。毕竟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但伊恩只是盯着餐盘，神情郁郁。

伊恩的降职并不是唯一折磨他的事。尽管现在他只是一名内部顾问，但他还是跟接替他工作的保罗·帕特尔紧密合作。作为一名科学家，保罗对伊恩极为尊重。他还在英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研读过伊恩1980年代在一家叫做西瓦（Syva）的公司所做的免疫测定的开创性工作。

在被提拔后，保罗继续平等地对待伊恩，所有的事情都征询他的意见。但他们在一个关键方面存在分别：保罗回避冲突，与伊恩相比，他更愿意与制造迷你实验室的工程师妥协。伊恩则寸步不让，当他觉得自己被要求降低标准时会勃然大怒。保罗有无数个夜晚跟他通电话，想让他平静下来。在讨论的过程中，伊恩告诉保罗要坚持自己的信念，永远不要忽视对病人的关注。

“保罗，必须做正确的事。”伊恩会说。

桑尼安排了一个叫萨玛撒·阿内卡尔的人负责将迷你实验室的各个部分整合到一起，此人拥有化学工程博士学位，但没有从业经验。一些同事认为萨姆[萨玛撒的昵称。——译者]就是个应声虫，对桑尼唯命是从。整个2012年，伊恩和保罗多次与萨姆剑拔弩张。其中一次，萨姆告诉他们，迷你实验室的分光光度计还不能达到伊恩认为不容商量的某些标准，伊恩愤然离去。萨姆之前是同意他们意见的，但现在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伊恩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时心烦意乱。

周末的时候，伊恩和罗谢尔经常带着他们的两只美国爱斯基摩犬克洛伊和露西，去波托拉山谷周围起伏的山丘上散步。有一次散步时，伊恩告诉罗谢尔，在希拉洛斯没有一件事顺利，但他没有透露任何细节。严格的保密协议禁止他讨论任何与公司有关的具体信息，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妻子。他也哀叹自己职业生涯的转折，觉得自己就像一件被扔进仓库的老旧家具。伊丽莎白和桑尼早就不听他的意见了。

2013年的头几个月，伊恩大部分日子都不去公司上班，而是在家里工作。6年前，他被查出患有结肠癌，在接受了手术和化疗后，他有段时间没有工作。同事们以为他癌症复发了。但实情并非如此。他的病情正在缓解，身体健康状况良好。问题在于他的心理健康：他正在忍受未确诊的深度临床忧郁症带来的痛苦。

4月，希拉洛斯通知伊恩，他已被传唤去富兹一案中作证。将要接受质询一事使他变得精神紧张。他和罗谢尔多次讨论这个官司。罗谢尔曾做过专利律师，所以伊恩叫她核查一下希拉洛斯的专利组合，希望她能给自己一些建议。在这个过程中，她注意到该公司所有的专利上都有伊丽莎白的名字，常常在发明者名单中列在首位。当伊恩告诉她伊丽莎白的科学贡献微不足道时，罗谢尔警告伊恩，如果这一情况被曝光，这些专利可能会无效。这让他更加焦虑不安。

当伊恩把富兹的专利和希拉洛斯早期的专利申请放在一起研读时，发现找不到伊丽莎白的剽窃指控有任何依据。但他可以确定一件事：他不想卷入此案。然而，他担心自己的工作将取决于此。他开始在晚上喝很多酒。他告诉罗谢尔，他认为自己再也不能在希拉洛斯恢复正常的工作安排。他说，一想到要回办公室，他就感到恶心。罗谢尔说，如果这份工作让他如此痛苦，那他应当辞职。但辞职似乎并不是他的可选项。在67岁的年龄，他觉得自己没法找到其他工作。他还坚持认为自己仍能帮助公司解决问题。

5月15日，伊恩联系了伊丽莎白的助理，要求安排与她会面，希望能讨论出某种替代性的工作安排。但当助理回电确定第二天会面时，伊恩变得焦躁起来。他告诉罗谢尔，他担心伊丽莎白会借这次会面把他炒掉。同一天，他接到希拉洛斯的律师大卫·多伊尔的电话。富兹家的律师给了个日期，要求博伊斯律所的律师安排伊恩在那天接受质证，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耐心，于是发出通知，要求他必须于5月17日上午9点出现在他们位于加州坎贝尔的办公室。[Theranos，Inc. et al. v. Fuisz Pharma LLC et al.，被告要求伊恩·吉本斯接受采证的通知，2013年5月6日提交。]

这就是多伊尔打电话来的原因。离他出现的最后期限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律师怂恿伊恩以健康问题为由逃避质证，并且通过电子邮件发了一份医生证明给他，要他去找他的医生修改并签字[大卫·多伊尔发给伊恩·吉本斯、抄送莫娜·拉玛莫西的电子邮件，题为“作证-保密的律师/客户特权”，太平洋标准时间2013年5月15日晚7:32。]。伊恩将电子邮件转发到了自己的谷歌邮箱，并从那里转发给了妻子，让她打印出来[伊恩·吉本斯发给罗谢尔·吉本斯的电子邮件，题为“转发：转发：作证-保密的律师/客户特权”，太平洋标准时间2013年5月15日晚7:49。]。他的焦虑似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罗谢尔早已知道伊恩的状态不好，但她还有其他事要操心：她正在为母亲的离世悲伤，母亲留下了一个复杂的不动产需要整理，而且她刚刚跟一个合伙人开办了一项新的法律业务。在这段充满压力的时期，她没能从婚姻中获得她需要的支持，这让她有点不满。但伊恩那天的痛苦状态使她意识到他的精神状况已经变得多么糟糕。她设法让他同意去寻求帮助，并预约了第二天上午去看他的全科医生。

5月16日，罗谢尔在7点半左右起床，她看到卫生间的灯是亮的，门关着。她以为伊恩在为去看医生做准备。但过了一会儿他并没有从里面出来，她叫他，他也没有回答，于是她推开了卫生间的门。她发现丈夫弓着腰坐在一张椅子上，不省人事，几乎没了呼吸。惊慌失措的她打了报警电话。

接下来的8天，伊恩都在斯坦福医院靠呼吸机维生。他服下的对乙酰氨基酚——这是泰诺等止痛药中的活性成分——多到足以杀死一匹马。再加上他喝的酒，这些药物已经毁了他的肝脏。5月23日，他被宣布死亡。作为一名专业化学家，伊恩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罗谢尔后来发现了一份署名遗嘱，是他几个星期前在保罗·帕特尔和另一个同事的见证下所立。

罗谢尔悲痛欲绝，但她勉力支撑，给伊丽莎白的办公室打电话，留下消息给她的助理，通知她伊恩的死讯。伊丽莎白没有回电。相反，那天晚些时候，罗谢尔收到一封希拉洛斯的律师的电子邮件，要求她立即归还伊恩的公司笔记本电脑、手机以及他可能保存的任何其他机密信息。

在希拉洛斯内部，伊恩的死亡也是以同样冷漠、公事公办的方式处理的。大多数同事甚至没有被告知此事。伊丽莎白只是在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中通知了公司的一小部分老员工，含含糊糊地提到要为他举行追悼会。但她从未跟进，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与伊恩长期共事的同事，比如安加丽·拉哈里——一位化学家，与伊恩在希拉洛斯密切合作了8年，此前还在另一家生物技术司共事过2年——只能猜测发生了什么。大多数人认为他死于癌症。

托尼·纽金特非常不满公司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纪念他已故的同事。他和伊恩走得并不近。事实上，在开发爱迪生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时不时会小打小闹。但他恼火的是，对于一个把将近10年的生命奉献给公司的人，公司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在希拉洛斯工作，仿佛就是要逐渐把人的所有人性剥离干净。托尼决心表明自己仍然是个人，仍然对同胞有悲悯之心，他从专利办公室的在线数据库下载了一份伊恩的专利清单，将其复制粘贴到电子邮件中。在清单之上，他嵌入了一张伊恩的照片，然后将邮件群发给他能想到的曾与伊恩共事的20多位同事，并特别抄送给了伊丽莎白。这不算什么，但至少给人们一点东西记住他，托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