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我坐在《华尔街日报》位于曼哈顿中城的新闻编辑部，正在我那乱糟糟的办公桌前寻觅可以深入调查的新报道。我最近刚完成了一个长达一年的医保诈骗调查，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好。即使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了16年，我仍然没有掌握一件事：如何从一个调查项目快速有效地过渡到下一个。

我的电话铃响了。来电的是“病理学博客”的亚当。8个月前，我为了我医保系列报道中的一篇曾找他帮过忙，想看懂复杂的实验室账单。他耐心地向我解释了某些账单代码对应的实验室程序，这些知识后来被我用来曝光了一家大型癌症治疗中心的运营商的骗局。[John Carreyrou and Janet Adamy，“How Medicare ‘Self-Referral’ Thrives on Loophole，”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22，2014.]

亚当告诉我，他偶然发现了一个他认为可能是个大新闻的东西。人们经常向记者爆各种料。十有八九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我总是花时间听他们说。世事难料。而且，这种时候，我就像一只没了骨头的狗。我需要找根新骨头来嚼嚼。

亚当问我是否读过《纽约客》最近的一篇特稿，写的是一个叫伊丽莎白·霍姆斯的硅谷奇才和她的公司希拉洛斯。我确实读过。我订了《纽约客》，经常在上下班的地铁上读。

既然他提到了这篇文章，其中确实有些东西我在读的时候觉得可疑。其中之一是没有任何经同行评议的数据支撑该公司的科学主张。过去十年中，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报道医疗保健问题，我想不出有任何医学上的重大进展没有经过同行评议。霍姆斯对她神秘的血液检测设备如何工作所作的简短描述也让我感到惊讶：“进行一项化学实验以发生一个化学反应，并从与样本的化学互动过程中产生信号，信号被转化为检测结果，然后由经过认证的实验室人员审核。”[Ken Auletta，“Blood，Simpler，” New Yorker，December 15，2014.]

这些话听上去并不像是一个老练的实验室科学家讲的话，而是像一个学化学的高中学生所说。《纽约客》的撰稿人称这一描述“含糊得可笑”。

当我停下来思考时，我发现很难相信一个只上过两个学期化学工程课的大学辍学生开创出了尖端的新科学。诚然，马克·扎克伯格10岁时就在父亲的电脑上学会了编程，但医学不一样：那不是你可以在家里的地下室自学的[Jose Antonio Vargas，“The Face of Facebook，” New Yorker，September 20，2010.]。你需要多年的正规训练和数十年的研究才能有所成就。许多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是60多岁获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成就到那时才获得认可。[“Average Age for Nobel Laureates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Nobelprize.org.]

亚当说，对于《纽约客》的这篇文章，他也有类似的感觉，他在他的博客上发帖质疑后，有一群人联系了他。起初，他对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与希拉洛斯的关系讳莫如深，但他说他们有我想听的这家公司的信息。他说他会与他们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是否愿意与我谈谈。

与此同时，我对希拉洛斯做了一些初步调查，无意中发现了《华尔街日报》评论版17个月前的文章[Joseph Rago，“Elizabeth Holmes: The Breakthrough of Instant Diagnosis，”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7，2013.]。文章发表的时候我并没读过。这增添了一点有趣的波折，我暗自想：我的报纸在霍姆斯的迅速崛起中发挥了作用，成了第一家宣传她所谓成就的主流媒体。这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但我并不是太担心。《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和新闻部同仁之间有一道防火墙。就算我真的在霍姆斯的壁橱里发现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也不会是这家报纸的两帮人第一次相互矛盾。

在我们初次谈话的两个星期后，亚当帮我联系上了理查德·富兹、乔·富兹、菲丽丝·加德纳和罗谢尔·吉本斯。听说富兹一家跟希拉洛斯打过官司，我一开始感到很失望。即使他们坚称自己受到了错误的指控，这官司也给了他们报复的充分理由，令他们无法成为消息来源。

但当我听说他们与希拉洛斯刚刚离职的实验室主管谈过话，而且这个人声称公司存在若干不当行为时，我的耳朵竖了起来。我还发现，伊恩·吉本斯的故事令人同情，对罗谢尔说伊恩多次向她透露希拉洛斯的技术不起作用的事很感兴趣。在法庭上，这类事情会被当作道听途说，但它似乎足够可信，值得仔细查查。不过，为了进一步调查，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非常明确：我需要和艾伦·比姆谈谈。

一开始我拨了五六次艾伦的电话号码，都转入了他的语音信箱。我没有留言，而是决定继续试试联系他。2015年2月26日星期四，下午，一个带着我不确定是哪里口音的声音终于接听了电话。在确认他真的是艾伦之后，我做了自我介绍，并告诉他我知道他刚刚出于对公司运营方式的担忧离开了希拉洛斯。

我能感觉到他非常紧张，但他似乎也想卸下心事。他告诉我，他可以跟我聊聊，但我必须保证对他的身份保密。希拉洛斯的律师一直在骚扰他，他很确定如果公司发现他跟记者谈过，一定会起诉他。我同意隐去他的姓名。这不是个很难的决定。没有他，我所拥有的只是二手资料和所知信息的推测。如果他不肯说，这个故事就不存在了。

随着我们谈话的基本规则建立，艾伦放下了戒备，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说的第一件事是，伊恩告诉罗谢尔的是真的：希拉洛斯的设备不起作用。他说它们被称为爱迪生，很容易出错。它们一直通不过质量控制检查。而且，希拉洛斯只用它们做一小部分检测。它的大部分检测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商用设备上做的，并且对血液样本做了稀释。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理解稀释这件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为什么很糟？我问道。艾伦解释说，这只是为了弥补爱迪生设备的缺陷——它只能做被称为免疫测定的那类检测。希拉洛斯不想让人们知道其技术是有限的，所以它设计了一种在传统设备上运行小剂量的指尖采血样本的检测方法。这包括稀释指尖采血样本，让其剂量变大。他说，问题在于，当你稀释了那些样本，被分析物在血液中的浓度也会降到传统设备无法准确测量的水平。

他说他曾试图推迟希拉洛斯在沃尔格林的门店中推出血液检测服务，并警告霍姆斯，实验室的钠和钾的检测结果完全不可靠。按照希拉洛斯的检测，完全健康的人血液中的钾含量会爆表。他用“疯狂”一词来形容那些结果。当艾伦提到一种叫做“能力验证”的东西时，我发现自己还没来得及理解他透露的这些情况。他非常肯定希拉洛斯违反了“联邦能力验证”的规定。他甚至让我去参考《美国联邦法规》（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的相关章节：第42章，第493条。我记在了笔记本上，告诉自己随后去查。

艾伦还说，霍姆斯虔诚地相信要革新血液检测，但她在科学和医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很贫乏，这证实了我的直觉。他说她并不是希拉洛斯的日常管理者，一个叫桑尼·巴尔瓦尼的男人才是。艾伦谈及桑尼时完全不加掩饰：他是一个通过恐吓来管理的不诚实的土霸王。然后，他抛出了又一个重磅炸弹：霍姆斯和巴尔瓦尼之间是恋爱关系。我读过《纽约客》和《财富》上的文章，浏览过希拉洛斯的网站，知道巴尔瓦尼是该公司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如果艾伦说的是真的，这又是一个转折：硅谷的第一位女性亿万富翁、科技企业创始人，与她的二号高管睡在一起，此人还比她大了将近20岁。

这是一种草率的管理方式，但话说回来，这是一家私人公司。在硅谷的私人创业世界中，没有任何规则禁止这类事。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霍姆斯似乎向她的董事会隐瞒了这层关系。否则，为什么《纽约客》将她说成单身，而亨利·基辛格还告诉这家杂志，他和妻子曾试图为她安排约会呢？如果霍姆斯没有向董事会坦陈她与巴尔瓦尼的关系，那她还隐瞒了什么呢？

艾伦说，他曾多次当面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向伊丽莎白和巴尔瓦尼提出对“能力验证”和希拉洛斯的检测结果可靠性的担忧。但巴尔瓦尼总是要么矢口否认，要么搪塞过去，在邮件往来时肯定抄送一份给希拉洛斯的律师，并注明“把这个列入律师-客户保密义务的范围”。

身为实验室主管，希拉洛斯的实验室CLIA执照上登记的是艾伦的姓名，他担心如果政府进行调查，他个人将承担责任。他告诉我，为了自保，他将数十封与巴尔瓦尼的往来邮件转发到了他的私人邮箱。但希拉洛斯发现了此事，威胁要起诉他违反保密协议。

相比他可能面临的个人责任，更让他担心的是患者面临的潜在伤害。他描述了虚假的血液检测结果可能导致的两种噩梦般的场景。一个错误的阳性结果可能导致患者去做不必要的医疗检查。但一个错误的阴性结果会更糟：一名病情严重但未经诊断的患者可能会死。

我挂上电话，感受到了熟悉的冲动，那是每次我在报道上有重大突破时才会有的，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这只是漫漫征程的第一步。还有许多东西要去弄明白，而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需要确证。如果只有一个匿名消息来源，报纸绝不会接受，不管那来源有多好。

再次与艾伦交谈时，我正站在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一边看着我的两个儿子（一个9岁，一个11岁）与他们的一个朋友到处疯跑，一边让自己保持暖和。那是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日后这个月将以纽约城81年来最冷的2月被载入史册。[N. R. Kleinfield，“With White-Knuckle Grip，February's Cold Clings to New York，”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7，2015.]

第一次谈过之后，我给艾伦发了短信，询问他是否能想起几个可以证实他告诉我的事的前同事。他发了7个名字过来，我联系上了其中两位。两人都极度紧张，只同意作为深层背景[on deep background，美国新闻业术语，即不得标明信息来源，甚至不能写成“不愿提供姓名人士”，通常只能写成“据了解”或“我们了解到”，也就是说只是记者的理解，而非采访对象的。这种情况下提供的信息不得在文章中直接使用，只是作为背景知识，帮助记者更好地写稿或理解报道内容。——译者]。其中一位是希拉洛斯的前实验室工作人员，她不愿意多说，但她说的东西让我相信自己找对了方向：她告诉我，她对公司发生的事非常不安，并且担心患者的安全。她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不想看到自己的名字继续出现在检测结果上。另一位是实验室的前技术主管，他说希拉洛斯是在一种保密和恐惧的文化下运作的。

我告诉艾伦，我感觉自己开始有所进展了，听到这个他似乎很高兴。我问他是否还保留着转发到个人Gmail邮箱的电子邮件。他回复说为了遵守公司迫使他签的宣誓书，律师让他删除了这些邮件，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沉了下去。对于这类故事，书面证据是黄金准则。这会让我的工作变得困难许多。我努力抑制住自己的失望。

我们的话题转到“能力验证”上。艾伦解释了希拉洛斯是如何操纵它的，他告诉我希拉洛斯的大部分血液检测都是用哪些商用分析仪做的。两种都是西门子制造的，这证实了菲丽丝·加德纳的丈夫安德鲁·佩尔曼在飞机上从西门子销售代表那里听到的消息。他还披露了我们第一次谈话中没有提到的其他事：希拉洛斯的实验室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放了商用分析仪，另一个放了爱迪生设备。一位州巡查员在检查实验室时，给她看的只是有商用分析仪的那部分。艾伦觉得她被骗了。

他还提到，希拉洛斯正在研制一种新一代设备，名为“4S”，据称将替代爱迪生，进行范围更广的检测，但它根本不起作用，也从未部署在实验室中。稀释指尖取血的样本并在西门子的机器上运行，本应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但由于4S的惨败，它已经变成了永久解决方案。

一切都开始说得通了：霍姆斯和她的公司过度承诺，当无法交付时就想投机取巧。用软件或智能手机的app这么做是一回事，但用人们据以做出重要医疗决策的医疗产品这样做就有违良知了。在第二次谈话的最后，艾伦提到了另一件我感兴趣的事：前国务卿、希拉洛斯董事会成员乔治·舒尔茨有一个叫泰勒的孙子，他曾经在该公司工作过。艾伦不确定泰勒为什么离开，但他认为闹得并不愉快。我在iPhone的记事本上简略地写下了这些事，并且加上了泰勒的名字，作为又一个潜在的信息来源。

随后的几个星期，我又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遇到了一些复杂情况。为了证实艾伦的话，我联系了20多位希拉洛斯的在职和离职员工。许多人没有回复我的电话和邮件。少数几个联系上的人告诉我，他们签了非常严格的保密协议，不想冒着因违反协议而被起诉的风险。

一位前实验室高级员工确实同意与我交谈，但只同意私下里[Off the Record，美国新闻业术语，即记者被告知的任何信息都不得在报道中使用。信息只供记者理解所用。——译者]。在新闻工作中，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艾伦及另外两名前员工同意作为深层背景跟我谈谈，就是说我可以使用他们提供的信息，但必须对他们的身份保密。私下意味着我不能使用其提供的任何信息。但这种对话仍然很有帮助，因为这位消息人士证实了艾伦告诉我的许多事，让我坚定了继续调查的信心。他用一个比喻总结了在这家公司发生的事：“希拉洛斯的运作方式就像是你一边造一辆公共汽车一边在试着开它。会死人的。”

几天后，艾伦再度与我联系，带来了一些好消息。我让他打电话给他在秋天联系过的华盛顿特区那家代理揭发者的律师事务所，看看能否找回他曾发给该律所的与巴尔瓦尼的往来邮件。律所满足了他的请求。艾伦将这些邮件转发给了我。那是桑尼·巴尔瓦尼、丹尼尔·杨、马克·潘多里和艾伦之间关于“能力验证”的一系列邮件，共有18封。它们表明，巴尔瓦尼愤怒地指责艾伦和马克·潘多里在爱迪生设备上运行“能力验证”的样本，并且不情愿地承认该设备“未能通过”测验。而且，毫无疑问，霍姆斯知道这个事：绝大多数邮件都抄送了她。

这是向前迈出的又一步，但很快又倒退了一步。3月下旬，艾伦临阵退缩。他咬定他告诉我的一切，但不想再继续卷入报道。他无法承受更多的风险了。他说，与我谈话令他心悸，使他无法专心于他的新工作。我试图让他改变主意，但他很坚决，所以我决定给他一点空间，希望他最终会回心转意。

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我在其他方面正慢慢取得进展。我希望有实验室专家对希拉洛斯稀释血液样本的做法和它进行“能力验证”的方式发表中立的看法，于是打电话给蒂莫西·哈米尔，他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实验室医学系副主任。蒂莫西向我证实，这两种做法都大有问题。他还解释了用指尖针刺取血的隐患。与从手臂上抽取的静脉血不同，毛细血管血会被组织和细胞中的液体污染，会干扰检测，降低测量的准确性。“如果他们跟我们说他们是来自27世纪的时间旅行者，也不会比说他们已经攻克了这个难题更让我惊讶。”他说。

在改变心意前，艾伦提到了亚利桑那州的一名护士卡门·华盛顿，她曾在沃尔格林旗下的一家诊所工作，并投诉过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终于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她。她告诉我，她的三名患者收到的该公司的检测结果是有问题的。一个是16岁的女孩子，拿到的钾含量检测结果极高，这表明她有心脏病发作的危险。卡门说，考虑到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而且身体很好，这个结果毫无意义。其他两位患者得到的检测结果显示促甲状腺激素（TSH）的水平高得不正常。卡门把他们叫回诊所重新抽血。这一次，他们的检测结果低得不正常。从此以后，卡门对希拉洛斯的指尖取血检测失去了信心。这些事件与艾伦的说法一致。促甲状腺激素是希拉洛斯在爱迪生设备上所作的免疫测定之一，而这设备没有通过“能力验证”。

卡门·华盛顿的故事很有帮助，但我很快就有了更好的消息来源：又一个揭发希拉洛斯的人。我注意到泰勒·舒尔茨在领英上浏览过我的个人资料，于是通过领英的站内消息功能给他留了言。我觉得他一定是从其他离职员工那里听说我在四处打探。从我给他留言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当我以为他不会回复的时候电话响了。

电话是泰勒打来的，他似乎急于倾诉。不过，他非常担心希拉洛斯会追查到他。他是用一部无法追踪的一次性手机给我打的电话。在我同意为他保密后，他大致给我讲了他在希拉洛斯8个月的经历。

泰勒跟我谈话的动机有两重。跟艾伦一样，他也担心患者拿到不准确的检测结果。他还担心他祖父的声誉。尽管他很肯定希拉洛斯最终会被曝光，但他想加速这个进程，让祖父有机会洗清自己的名声。乔治·舒尔茨已经94岁，也许时日无多。

“他经历了水门事件、伊朗门丑闻，依然保持着他的正直，”泰勒告诉我，“我肯定，如果他活着，就会熬过希拉洛斯事件，重回正轨。”

在离开公司的时候，泰勒打印了他给霍姆斯的邮件以及巴尔瓦尼的回复，把它们塞在衬衣下面偷偷带了出去。他还有自己与纽约州卫生部关于“能力验证”的往来邮件。这对我不啻为天外之音。我请他把所有东西都发给我，他很快照做了。

是时候前往帕洛阿尔托了。但在去之前，我想先去其他地方看看。

我需要证明该公司正在产生不准确的检测结果。唯一的办法是找到那些收到了有问题的实验室报告的医生，并将他们的患者送去其他地方重新检测。做这样的事的最佳地点是凤凰城，希拉洛斯在那里已经扩展到40多个网点。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去拜访卡门·华盛顿，但她已经离开了她所工作的位于奥斯本道和中央大道拐角的沃尔格林诊所，也没有她所谈及的那3位患者的姓名。

不过，我上了Yelp[美国最大的点评网站。——译者]，看看是否有人抱怨在希拉洛斯的糟糕体验，由此找到了另一条线索。果不其然，一个像是医生的女性用“娜塔莉亚·M”这个名字抱怨过。Yelp有一个功能，可以让你发送信息给评论者，所以我发给她一条留言，留下我的联系方式。第二天她打来了电话。娜塔莉亚·M的真名是妮可·桑德内，是凤凰城郊区喷泉山（Fountain Hills）的一名家庭医生，对希拉洛斯非常不满。去年秋天，她因为收到该公司一份可怕的实验室报告而把自己的一位患者送去了急诊室，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我飞到凤凰城去见桑德内医生和她的患者。我还计划在那里突然拜访其他使用过希拉洛斯的实验室检测的执业医生。我从一个业内人士那里获得了六七个名字。

桑德内医生的病人莫琳·格伦兹同意在她家附近的星巴克与我见面。她是位个子娇小的女性，50来岁，是艾伦·比姆所担心的两种情况之一的绝好展示。她从希拉洛斯得到的实验室报告显示，钙、蛋白质、葡萄糖和三种肝酶的结果异常升高。由于她又抱怨有耳鸣（后来确诊是睡眠不足引起的），桑德内医生担心她可能会中风，就直接把她送去了医院。感恩节前夕，格伦兹在急诊室呆了4个小时，医生对她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包括CT扫描。直到由医院实验室做的一套新的血液检测结果回归正常后，她才出院。不过，这事还没有完。为防万一，她在接下来的一周又做了两次核磁共振。她说直到那些检查结果也已恢复正常，她才终于放下心来。

格伦兹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因为它体现了不准确的检测结果造成的健康恐慌带来的情感和经济损失。作为一名独立的房地产经纪人，她给自己投了保，有一份高免赔额的保单。急诊室就诊和随后的核磁共振花了3000美元——她不得不自掏腰包。

当我在桑德内医生的办公室见到她时，我了解到格伦兹不是她发现检测结果可疑的唯一病人。她告诉我，她有十几个患者的钾和钙的检测结果都高得可疑，她也怀疑那些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她曾给希拉洛斯写了一封信投诉，但那家公司甚至没有告知来信收悉。[桑德内医生所写的信函，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收信地址为：“希拉洛斯质量控制部门”。]

在桑德内医生的帮助下，我决定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她给我开了一张实验室检测的单子，第二天早晨，我拿着单子去了离我住的酒店最近的一家沃尔格林门店，没有进食，以确保读数准确。沃尔格林门店内的希拉洛斯健康中心并没什么可看的：一个小房间，比壁橱大不了多少，有一张椅子，几小瓶水。与西夫韦不同，这家连锁药店并没有花很多钱重新装修门店打造成高档诊所。我坐下来等了一会儿，抽血员把我的单子输入一台电脑，然后与人通了电话。挂断电话后，她叫我把袖子卷起来，把止血带缠在我的手臂上。为什么不是指尖采血？我问。她回答说我的单子中有部分检测需要静脉抽血。对此我并不怎么惊讶。艾伦·比姆向我解释过，在希拉洛斯列出的240项检测中，只有大约80项是基于手指针刺取血的小样本（有12项在爱迪生设备上做，其他60-70项在被破解的西门子机器上做）进行的。他说，其他的要用霍姆斯在媒体采访中比作中世纪酷刑的技术：可怕的皮下注射针。现在，我自己可以证实这一点了。从沃尔格林的门店出来后，我开着租的车来到实验室集团在附近的一家网点，又抽了一次血。桑德内医生答应，两组检测结果出来后她会都发给我的。她想了想，说她也会去这两个地方做检测，以扩大我们的比较样本。

在随后的几天，我登门拜访了其他医生。在斯科茨代尔（Scottsdale）的一家诊所，我和阿德里安娜·斯图尔特医生、劳伦·比亚兹莱医生和萨曼·里扎伊医生进行了交谈。斯图尔特医生讲到了她的一个病人，在最后一刻推迟了计划已久的爱尔兰之行，因为来自希拉洛斯的一份检测结果表明她可能患有深静脉血栓（DVT），这种情况发生在有血凝块形成时，通常在腿上。患有深静脉血栓的人不应乘坐飞机，因为血凝块有可能破开，随血液流动并停留在肺里，导致肺栓塞。后来，患者的腿部超声波结果以及来自另一个实验室的第二套血液检测结果都显示正常，斯图尔特医生便将希拉洛斯的检测结果扔到了一边。

当希拉洛斯发给她另一位患者的实验室报告显示其促甲状腺激素值异常的高时，这事令她产生了怀疑。这位患者已经在服用甲状腺药物，检测结果表明她的药量需要提高。在她做出决定之前，斯图尔特医生要求患者去索诺拉·奎斯特实验室——奎斯特公司和班纳健康医疗集团（Banner Health）的合资企业——重新检测。索诺拉·奎斯特实验室的检测结果表明是正常的。斯图尔特医生说，如果她相信了希拉洛斯的检测结果，增加了患者的药物剂量，结果将是一场灾难。患者已经怀孕，增加她的药量会使得她的甲状腺激素水平过高，危及胎儿的安全。

我还去见了盖里·贝茨，他是斯科茨代尔另一个街区的家庭医生，去年夏天有过一次糟糕的经历后，他已经不再把患者送去希拉洛斯做检测。那位患者也是女性，正在服药降低血压。这种药的副作用之一是钾高，因此贝茨医生要定期监测她的血液情况。希拉洛斯的报告显示患者的钾含量接近临界值，贝茨医生办公室的一名护士让患者回去再次检测，以确保结果正确。但第二次去检测时，抽血员三次抽血都没有成功，然后把患者打发回家。第二天，当贝茨医生知道此事后非常愤怒：如果原来的结果是正确的，他必须尽快得到确认，才能调整对她的治疗。他让患者去索诺拉·奎斯特实验室重新检测。结果出来后，表明又是一次假警报：索诺拉·奎斯特实验室得出的钾值比希拉洛斯的结果低得多，完全是在正常范围内。贝茨医生告诉我，这一事件粉碎了他对希拉洛斯的信任。

正当我准备结束此行时，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人自称马修·特劳布[马修·特劳布发给约翰·卡雷鲁的电子邮件，题为“希拉洛斯”，东部时间2015年4月21日下午1:11。]。他为一家名为DKC的公关公司工作，说他代表希拉洛斯。他知道我正在忙活一个关于该公司的报道，想知道是否有什么信息可以为我提供帮助。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而且正是时候。我原本计划一回到纽约就与希拉洛斯联系。在《华尔街日报》，我们有一条基础规则叫“没有意外”（No Surprises）。如果我们没将我们在报道中收集到的每一条信息告知报道对象，并给其充足的时间和机会应对并反驳，是绝不会让一篇报道见报的。

我给特劳布回了信，证实我是在写一篇报道[约翰·卡雷鲁发给马修·特劳布的电子邮件，题为“回复：希拉洛斯”，东部时间2015年4月21日晚7:08。]。我问他，能否安排采访霍姆斯，并拜访希拉洛斯的总部和实验室？我告诉他我计划在5月初去旧金山湾区，大约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在那个时候跟她见面。他说他会查看霍姆斯的日程安排，然后回复我。[马修·特劳布发给约翰·卡雷鲁的电子邮件，题为“回复：希拉洛斯”，东部时间2015年4月22日中午12:02。]

几天后，我回到《华尔街日报》的办公室，收发室的一位员工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它来自桑德内医生，里面是我们来自希拉洛斯和实验室集团的实验室报告。我逐个查看了自己的检测结果，注意到许多不同之处[希拉洛斯和实验室集团于2015年4月24日将我的检测结果传真给桑德内医生。我是2015年4月23日在凤凰城的一家希拉洛斯健康中心完成抽血，40分钟后在实验室集团的一个门店再次抽血。]。希拉洛斯标出我的三项检测值异常高，一项异常低。然而根据实验室集团的报告，所有这四项指标显示都是正常的。与此同时，实验室集团将我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或者称为有害胆固醇）都标为过高，而希拉洛斯的报告将前者标为“理想”，将后者标为“接近最佳”。

与桑德内医生在她自己的报告中的发现相比，这些差异还算轻微[桑德内医生2015年4月28日收到实验室集团给她的检测结果，4月30日收到希拉洛斯给她的检测结果。她是2015年4月24日在实验室集团的一个门店完成抽血，53分钟后在希拉洛斯的一家健康中心二度抽血。]。按照希拉洛斯的结果，她的血液中的皮质醇含量低于1微克/分升。如此低的值，通常认为与艾迪生病有关，这是一种由于极度疲劳和低血压导致的危险疾病，如果不加以治疗，可能会死。然而，实验室集团给她的报告显示的皮质醇水平为18.8微克/分升，在健康人的正常范围内。对于哪一个值是正确的，桑德内医生完全没有疑问。

我收到特劳布的回复，他说霍姆斯的日程安排得太满，无法在这么短的期间接受我的采访。我决定不管如何都飞到旧金山去见见泰勒·舒尔茨和罗谢尔·吉本斯。另外还有一位希拉洛斯的前员工愿意跟我谈谈，如果我为她保密的话。

新的消息提供者与我在奥克兰大学路上的一家名叫Trappist Provisions的小啤酒馆见了面。她是个年轻女子，名叫艾瑞卡·张。像每个与我交谈过的希拉洛斯前员工一样，她一开始非常紧张。但当我告诉她我已经收集到多少信息时，她明显放松下来，开始给我讲她所知道的事。

作为一个曾在希拉洛斯实验室工作的人，艾瑞卡亲眼见证了2013年12月的实验室检查。跟艾伦一样，她也觉得州巡查员受到了误导。她告诉我，实验室成员得到明确的命令，在检查期间不得进出“诺曼底”，通向那里的门一直锁着。她还告诉我她与泰勒的交情，以及泰勒辞职当晚她在乔治·舒尔茨的家里参加的晚宴。和泰勒一样，她也对爱迪生设备的检测验证过程缺乏科学严谨性感到震惊。她说希拉洛斯绝不应当启动对患者样本的检测。这家公司一贯对质量控制检查的失败和检测错误视而不见，完全无视病人的健康，她说。最后，她说她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对自己成为其中一员感到恶心。这些话掷地有声，从艾瑞卡的心急如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她是认真的。

第二天，我开车来到谷歌公司总部所在地山景城（Mountain View），在一个叫做斯泰恩斯的露天啤酒馆与泰勒见面。那是傍晚时分，是酒馆的减价时段，这里挤满了年轻的硅谷专业人士。我们找不到座位，于是站在外面露台上的一个木头啤酒桶旁边，拿它做桌子。泰勒一边喝着一品脱[1品脱约等于0.57升。——译者]冷啤酒，一边更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他在希拉洛斯的经历，包括辞职那天接到母亲打来转述霍姆斯的威胁之语的那通电话，以及当天晚上他和艾瑞卡试图跟乔治·舒尔茨讲道理。他曾试图听从父母的建议，将整件事情抛在脑后，但他发现自己做不到。

我问他是否认为他祖父仍然信任霍姆斯。是的，泰勒回答，他对此几乎没有疑问。我问他是什么让他这样想，他透露了一件新的轶事。舒尔茨家的传统是在这位前国务卿的家里庆祝感恩节。那天，当泰勒、泰勒的弟弟和父母来到他祖父的家里时，迎面遇到了霍姆斯及其父母。乔治也邀请了他们。泰勒辞职才7个月，伤口还没愈合，但他被迫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尴尬的晚宴话题从加州的干旱转移到希拉洛斯新总部的防弹玻璃上[John Carreyrou，“Theranos Whistleblower Shook the Company—and His Family，”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18，2016.]。对于泰勒而言，最煎熬的时刻是霍姆斯站起来祝酒，向舒尔茨家族的每一个成员表达她的爱和感激。他说他差点没能控制自己。

泰勒和艾瑞卡都很年轻，都是希拉洛斯的初级职员，但我发现他们是可靠的消息来源，因为他们对我说的许多事都能与艾伦·比姆的说法互相佐证。我也被他们的道德感所打动。他们强烈地认为他们所目睹的事是错误的，并愿意冒着风险告诉我，以纠正错误。

我下一个见到的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菲丽丝·加德纳，霍姆斯12年前辍学时曾经向她咨询过自己最初的贴片想法。菲丽丝领着我参观了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和周边。我们乘着她的车闲逛，我惊讶于帕洛阿尔托的狭小和与世隔绝。菲丽丝的家就在乔治·舒尔茨那座木瓦大房子的山下，两家的土地都属于斯坦福大学。菲丽丝遛狗的时候，经常会碰到钱宁·罗伯逊。乔治·舒尔茨和其他希拉洛斯董事会成员办公的胡佛研究所大楼，就在斯坦福校园的中央。佩奇米尔路上的希拉洛斯新总部在不到2英里外，那块地也是斯坦福的。然后话锋突然一转，菲丽丝告诉我，那个地方以前是《华尔街日报》的印刷厂。

此行的最后一天，我与罗谢尔·吉本斯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名为仰光红宝石（Rangoon Ruby）的缅甸餐馆共进午餐。伊恩去世已有两年，但罗谢尔仍旧悲痛，强忍泪水。她将他的死归咎于希拉洛斯，并希望他从不曾在那里工作。她提供了一张医生诊断单的复印件，希拉洛斯的一名律师鼓动伊恩用这个规避在富兹一案中作证。律师电子邮件的时间戳显示，发送时间是伊恩自杀前几个小时[大卫·多伊尔发给伊恩·吉本斯、抄送莫娜·拉玛莫西的电子邮件，题为“作证-保密的律师/客户特权”，太平洋标准时间2013年5月15日晚7:32。]。尽管罗谢尔从丈夫那里继承的希拉洛斯股票期权可能价值数百万美元，但她表示我可以发表她的话。她说，她不在乎钱，而且不管怎样，她不相信这些股份真的值什么钱。

第二天，我飞回纽约，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报道所需的关键资料，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发表。但我低估了我遭遇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