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舒尔茨与5位室友合租的房子位于洛斯阿尔托斯山（Los Altos Hills），距离他父母在洛斯加托斯（Los Gatos）的家只有25分钟的车程，所以他尽量每隔一周就跟他们吃顿晚餐。2015年5月27日傍晚时分，泰勒将他的小丰田普锐斯C型车停进了父母家的车库，穿过厨房走进了屋子。他一看到父亲，立刻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父亲的脸上满是担忧和惊慌。

“你是不是跟一个调查记者说过希拉洛斯的事？”他父亲责问道。

“是的。”泰勒回答。

“不是吧？你怎么会这么傻？好了，他们知道了。”

泰勒得知，他的祖父刚刚打电话来说希拉洛斯知道他与一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有联系。如果他想摆脱乔治所说的“一堆麻烦”，就要第二天与公司的律师见面并签个什么东西。

泰勒给祖父回了电话，问他们两个是否可以在当晚晚些时候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见个面。乔治说他和夏洛特正在外面吃晚餐，但9点应该会到家，泰勒可以在那个时间过来。泰勒坐下来，跟父母草草吃了一顿晚餐，然后开车回家想想如何跟祖父谈谈。出门的时候，父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到家以后，泰勒给我打了个电话。从他的语气来看，他似乎紧张得不行。他问我是否将我们的交流泄露给了希拉洛斯。我回答说绝对没有，并告诉他我对自己向消息提供者承诺的保密是极其认真的。我们努力想找出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在山景城的露天啤酒馆的会面已经过去了三个星期。回到纽约后，马修·特劳布继续推迟我要求的对霍姆斯的采访，并要求我改为把问题发给他。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他，列出了我想和希拉洛斯讨论的7个方面，包括从伊恩·吉本斯的事到“能力验证”的事。[约翰·卡雷鲁发给马修·特劳布的电子邮件，题为“对希拉洛斯访谈的问题列表”，东部时间2015年6月9日下午6:33。]

我将这封邮件转发给泰勒，他在我们通话时看了邮件。在关于检测验证的部分，我将爱迪生设备一项血液检测的变异系数列在里面，没有意识到那是泰勒自己计算出来的数字。邮件里没有其他内容可以指向泰勒，所以他认定他们凭这个锁定了他。他似乎放松了下来。他说，那个数字他可以很容易解释清楚。它可能来自任何人。

泰勒没有告诉我他马上要去见他祖父，只告诉我希拉洛斯要他第二天去办公室见其律师。我建议他不要去。他不再为这家公司工作，没有义务答应其要求。我警告他，如果他去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套他话。泰勒说他会好好考虑的。我们同意第二天再联系。

泰勒在晚上8点45分到达他祖父家。乔治和夏洛特还没有回来，所以他在街上等着，直到看见他们的车子驶入车道。他给了他们几分钟安顿，然后走进房子，发现他们正坐在客厅里。[关于泰勒·舒尔茨的痛苦经历的删节版描述，参见John Carreyrou，“Theranos Whistleblower Shook the Company—and His Family，”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18，2016。]

“你有没有跟哪个记者谈过希拉洛斯？”乔治问道。

“没有，”泰勒撒了个谎，“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伊丽莎白知道你一直在跟《华尔街日报》的人联系。她说这个记者用了你一封电子邮件中的措辞。”

夏洛特纠正丈夫道：“我想她说的是一个数字。”

是不是一个跟“能力验证”有关的数字？泰勒问道。很多人都看过那个数据，他说。《华尔街日报》可以从其他许多离职员工那里得到它。

“伊丽莎白说它只可能是你提供的。”乔治严厉地说。

泰勒没有松口。他说他不知道记者是如何得到信息的。

“我们这是为了你好，”乔治说，“伊丽莎白说，如果那篇文章发表，你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泰勒没有承认任何事，他再次尝试说服他的祖父，希拉洛斯在误导他。他又一次讲述了一年前他告诉祖父的所有事，包括这家公司在其专有的爱迪生设备上只能进行很小一部分的血液检测。乔治还是没有被说服。他告诉泰勒，希拉洛斯为其准备了一份一页纸的文件，要其签字确认自己往后会遵守保密义务。他解释说，《华尔街日报》将公布希拉洛斯的商业秘密，如果该公司不表明已采取措施加以保护，那些商业秘密将会进入公开领域。泰勒不明白为什么要签这样的文件，但表示他愿意考虑一下，如果这意味着该公司不会再骚扰他的话。

“很好，楼上有两位希拉洛斯的律师，”乔治说，“我可以去请他们下来吗？”

泰勒吃了一惊，有一种被蒙蔽和背叛的感觉。他特意要求在他们会面时不要有律师在。但是如果他现在抬脚走人，会增加所有人的怀疑，认为他真的隐瞒了什么，于是他听到自己说：“可以。”

乔治上楼的时候，夏洛特告诉泰勒，她开始怀疑希拉洛斯的“盒子”是不是真的。“亨利也是，”她说，指的是亨利·基辛格，“而且他一直说他想退出。”

夏洛特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一男一女就出现了，咄咄逼人地大步向泰勒走来。他们是迈克·布里耶和梅瑞迪斯·迪尔伯恩——博伊斯律所的合伙人。布里耶对泰勒说，他受命找出《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来源，并在大约5分钟内确定了是他。他递给泰勒三份文件：一份临时限制令，一份两天后出庭的通知，还有一封信，声称希拉洛斯有理由相信泰勒违反了自己的保密义务，并准备对其提起诉讼。

泰勒再次否认与记者谈过话。

布里耶说知道他在撒谎，并且逼他承认，但泰勒始终不松口。这位律师不肯善罢甘休。他就像一只攻击犬，继续纠缠泰勒，仿佛非坐实不可。泰勒一度看向自己的继祖母，问她是否跟他一样感到不舒服。夏洛特怒视着布里耶，看上去像是准备给他来一记右勾拳。

“这次谈话必须到此为止。”泰勒最后说道。

乔治过来帮他的孙子。他喊道：“我了解这孩子，他不会说谎。如果他说他没有跟记者谈过，那就是没有！”前国务卿将两名律师送出门去。两人走后，他打电话给霍姆斯，说这不是他们说好的。她派来的是检察官，而不是愿意进行文明对话的人。泰勒准备第二天上法庭了，他警告她。

泰勒看着夏洛特从乔治的手里拿过电话，听到她说：“伊丽莎白，泰勒没有说过！”他感到心跳加速，双手颤抖。

乔治拿回电话，达成了一个妥协：第二天上午，他们将在这所房子里再次会面，希拉洛斯将会按照他们最初的约定带来那份一页纸的文件，确认泰勒将会遵守他的保密义务。挂电话之前，他恳请霍姆斯这次派其他律师来。

第二天上午，泰勒早早地来到祖父家，在餐厅等着。看到来的还是布里耶，他一点都不惊讶。霍姆斯将他的祖父玩弄于股掌之中。

律师带来了一套新的文件。其中之一是一份宣誓书，写着泰勒从未与任何第三方谈及希拉洛斯，并且承诺会说出他认识的每一个与《华尔街日报》谈过话的在职员工和离职员工的名字。布里耶要求泰勒在宣誓书上签字。泰勒拒绝了。

“泰勒不是告密者。找出谁与《华尔街日报》谈过话是希拉洛斯的问题，跟他无关。”乔治说。

布里耶毫不理会这位前国务卿，继续施压叫泰勒签掉这份文件，说出那家报纸的消息来源。他恳求他们从他的角度来看待事情：为了尽责，他必须从泰勒那里获得信息。但泰勒不肯让步。

在这令人不安的对峙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乔治将布里耶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回来和泰勒单独谈话。他问自己的孙子：到底要怎样才能签那份文件？泰勒回答，希拉洛斯必须加上一个承诺不起诉他的条款。

乔治抓起一支铅笔，在宣誓书上潦草地写下一行字，大意是希拉洛斯承诺两年内不起诉泰勒·舒尔茨。泰勒愣了一刹那，怀疑祖父是不是把他当成了白痴。

“这对我没用，”他说，“必须说他们永远不起诉我。”

“我只是想提出一些希拉洛斯会同意的条件。”乔治怒道。

但这位老人似乎也意识到他刚才的提议有多荒谬。他划去“两年”，改为“永远”。然后他走出餐厅去和布里耶谈。过了一会儿，两人一起返回，布里耶显然同意了泰勒的条件。

然而，这个短暂的间隔给了泰勒时间思考，而他决定什么都不签。布里耶那天上午带来的另一份文件是他与希拉洛斯最初的保密协议。泰勒假装重读，同时琢磨他不会签宣誓书这事儿要怎么表述才最好。一段长时间的尴尬沉默之后，他终于想好了该如何回绝。

“希拉洛斯的律师基于希拉洛斯的最大利益起草了这个东西，”他说，“我想我也需要一名律师基于我的最大利益来评估这份东西。”

他的祖父和布里耶看上去都非常恼怒。乔治问，如果他的遗产律师鲍勃·安德斯评估了这个文件说可以签，泰勒会不会签。泰勒说他会的，于是乔治上楼，去将修改后的宣誓书发给安德斯。泰勒知道他上楼和鼓捣传真机需要一段时间，于是来到厨房，翻看祖父的电话簿，寻找遗产律师的号码。他想先跟他联系上。正当他急切地翻着电话簿时，夏洛特递给他一张纸，上面有电话号码。“打给他。”她说。

泰勒在后院拨打了电话。他迅速向安德斯解释了情况。律师一边消化所有信息，一边问是谁在代表希拉洛斯。泰勒手上拿着布里耶头一天晚上威胁要起诉他的信。他告诉安德斯，信的签名是“大卫·博伊-兹”，他把这位著名律师的姓读错了。

“天啊！你知道他是谁吗？”

安德斯解释说，博伊斯是美国最有权势、最著名的律师之一。他说形势非常严峻，建议泰勒当天下午到他在旧金山的办公室来当面谈。

泰勒听了他的建议，开车去城里。安德斯的办公室在罗斯大厦（Russ Building）17楼，那是坐落于金融区的一座新哥特式高楼，曾是旧金山最高的建筑。泰勒见到了安德斯和他的一名合伙人，在与两位律师商议过后，泰勒决定不签那份文件。他们同意代表他将这一消息告知希拉洛斯，但最终还是要将他转介给其他律师，以避免利益冲突。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法雷拉·布罗恩和马特尔（Farella Braun+Martel）也代理霍姆斯的不动产。

当安德斯通知迈克·布里耶，泰勒不会签那份宣誓书时，布里耶警告说希拉洛斯别无选择，只能起诉他。泰勒回到家里，等待第二天被传唤出庭，但当晚晚些时候，布里耶给安德斯发了一封邮件，说希拉洛斯决定暂时搁置诉讼，给双方更多时间来解决问题。泰勒得到消息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安德斯给泰勒推荐了一名叫斯蒂芬·泰勒的律师，他在旧金山主持一家精英律师事务所，擅长处理复杂的商务纠纷。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布里耶和泰勒交换了四个不同版本的宣誓书。

泰勒尽力姿态温和，以达成协议，他在该文件的新版本中承认曾经和《华尔街日报》谈过话。希拉洛斯想好了说辞，让他说他太年轻、太天真，被记者骗了，但泰勒拒绝了。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与年轻毫无关系。他希望自己就算到了四五十岁，仍然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为了安抚希拉洛斯，泰勒同意被说成是初级员工，干的都是粗活，以至于当他谈论类似“能力验证”、检测验证和实验室操作等话题时，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但谈判在两个问题上陷入僵局。希拉洛斯仍然想要泰勒说出《华尔街日报》的其他消息来源，而泰勒断然拒绝。该公司也拒绝把他的父母和继承人包括在不予起诉的名单中，只同意不起诉泰勒。随着僵局的持续，博伊斯律所采取了臭名昭著的图穷匕首见战术。布里耶扬言，如果泰勒不签宣誓书，说出《华尔街日报》的信息来源，在将他告上法庭时，博伊斯律所一定会让他的整个家族倾家荡产。泰勒还收到一条线索，称他正被私家侦探监视。他的律师试图淡化此事。

“不是什么大事，”他说，“只要不去任何你不该去的地方就行，去上班的时候记得跟你屋子外面灌木丛中的人微笑着挥手哈。”

一天晚上，泰勒的父母接到他祖父的电话。乔治说，霍姆斯告诉他，泰勒要为《华尔街日报》掌握的大部分信息负责，说他完全失去了理智。泰勒的父母让他在厨房里坐下，恳求他，下一次希拉洛斯给他机会签任何东西时他都要签。否则，他们只有卖掉房子来付他打官司的钱了。没那么简单，泰勒回复道，但他说不出更多的话。他非常想向他们解释发生的事，但他被要求不得与任何人讨论和希拉洛斯的谈判。

为了让泰勒能告知父母事情进展如何，斯蒂芬·泰勒为他们另外安排了法律顾问。这样，泰勒可以通过律师与父母沟通，而那些谈话将受到律师-客户特权的保护。这一安排还导致了一件让泰勒和他的父母都感到不安的事。在他父母的新律师与他们第一次会面几个小时后，她的车窗被人破坏，一个装有这次会面谈话记录的公文包被盗。尽管这很可能是一次随机的盗窃行为，但泰勒无法排除他的怀疑：希拉洛斯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我对所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泰勒那晚跟他的父母吃完饭，打来那个焦急的电话之后，我试图再联系他。我给他名为科林·拉姆雷兹的邮箱发去邮件——他坚决要求我们继续使用这个地址联系以保护他——并打电话给他的一次性手机。但我的邮件石沉大海，他的手机也似乎关机了，也没有语音信箱。我继续发电子邮件和打电话，试了好几个星期，但一无所获。泰勒消失了。

我怀疑希拉洛斯在对他施压，但我不能就此与该公司对质，因为他是一个匿名的信息来源。我希望他不会在压力之下屈服，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已经把向霍姆斯质疑希拉洛斯的做法的邮件以及他发给纽约州的投诉都转发给我。再加上我从艾伦·比姆那里获得的关于“能力验证”的内部往来邮件，足以构成确凿的文件证据链。

我继续推进自己的调查，致电纽约州卫生部，查询泰勒的匿名投诉的处理结果。我被告知，它被转到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进行调查。但当我打电话给该中心时，发现那里无法查到它的任何踪迹。不知怎么的，它在转办途中丢失了。值得称赞的是，该机构实验室监管处的负责人现在知道了它的存在，似乎很认真地在跟进。他们让我将那投诉发给他们，并保证这次不会再漏掉。

与此同时，马修·特劳布继续跟我兜圈子。仿佛我是霍姆斯不接受采访的唯一一个美国记者。她最近出现在CBS的早间新闻节目中，出现在CNN上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主持的节目里，还上了CNBC吉姆·克莱默的《疯狂的金钱》节目[霍姆斯接受的采访，如CBS This Morning（April 16，2015），CNBC's Mad Money（April 27，2015），CNN's Fareed Zakaria GPS（May 18，2015）、PBS's Charlie Rose（June 3，2015）可在YouTube上看到。]。雪上加霜的是，6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电脑上抬头瞟了一眼编辑部的电视机，看见她穿着黑色高领毛衣，在上查理·罗斯[美国知名节目主持人，以其姓名冠名的访谈节目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和彭博电视台播出。——译者]的节目。第二天，我跟特劳布通了电话，火药味十足，我告诉他，希拉洛斯不能无限期地拖延我的采访。我一边在布鲁克林我家门廊前来回踱步，一边大喊：如果霍姆斯不行，公司就让其他人与我会面，回答我的问题，而且要尽快安排。

几天后，特劳布回复我，建议我去博伊斯律所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跟希拉洛斯的一名代表见面。一开始我同意了，但随后想到了更好的办法，那无异于直入虎穴。我回电给他，告诉他希拉洛斯的代表——以及我怀疑会陪他来的整队律师——得来找我。会面定在6月23日，星期二，下午1点，地点在美洲大道1211号，《华尔街日报》的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