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华尔街日报》办公室的希拉洛斯代表团主要由律师组成。领头的是大卫·博伊斯。他的左右有迈克·布里耶、梅瑞迪斯·迪尔伯恩以及希瑟·金，最后这位是博伊斯律所的前合伙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助理，不到两个月前出任希拉洛斯的总法律顾问。团队的其他成员有马修·特劳布和《华尔街日报》的前记者、华盛顿一家对手研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彼得·弗里奇[弗里奇的公司Fusion GPS后来因为一名前英国间谍搜罗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黑料而臭名昭著，该间谍声称特朗普很容易受俄罗斯的勒索。]。来的唯一一位希拉洛斯的管理人员是丹尼尔·杨。

预料到会硝烟弥漫，我请来了我的编辑迈克·西克诺尔菲，他是新闻调查团队的负责人；还有《华尔街日报》母公司的副总法律顾问杰伊·孔蒂，会在敏感的新闻事务上与新闻编辑部密切合作。我让他们俩知道了我的报道，让他们知道了我的秘密消息来源。

我们在《华尔街日报》新闻编辑部五楼的一个会议室里坐定。会谈一开始就被定了调，金和迪尔伯恩拿出两个小录音机，一边一个放在会议桌的两头。[我也对会谈进行了录音。所引对话均逐字转自该录音。]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他们将把这次会面作为未来法律诉讼的证词。

应特劳布的要求，两个星期前，我发了一组新的问题过去，有80个，以此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约翰·卡雷鲁发给马修·特劳布的电子邮件，题为“对希拉洛斯访谈的问题列表”，东部时间2015年6月9日下午6:33。]。金首先开口，说他们来是为了反驳这些问题中包含的“错误预设”。然后她抛出了第一枚导弹。

“在我们看来，很显然，你们的主要消息来源之一肯定是一个叫泰勒·舒尔茨的年轻人。”她一边说，一边直直地盯着我，很显然是预先排练过的开场白，想让我乱了阵脚。我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如果他们愿意，尽可以怀疑泰勒，但我绝不会背叛他的信任，向他们证实他们在打探的答案。她继续诋毁泰勒，说他过于年轻，不称职，然后断言我的其他消息来源都是些心怀不满的前员工，他们同样不可信赖。迈克打断了她的诋毁，他礼貌而坚决地说，我们不会披露我们的匿名消息来源，希拉洛斯公司也不应当假定知道他们的身份。

博伊斯第一次插话，配合金扮演的坏警察演起了好警察。“我们真的只想一步一步讨论下去，让你们看到这里真的没有什么。”这位74岁的大律师温和地说。他浓密的眉毛和稀疏的灰白头发，让人觉得像是个正在为争吵不休的孩童调解的祖父。

我建议开始讨论我发过去的那些问题，但我还没来得及读出第一个，金的态度再度变得咄咄逼人，她严厉地警告道：“我们不同意你们公开我们的商业秘密。”

进入会议室已经有一阵子了，我很清楚，她的主要策略就是试图恐吓我们，所以我决定，是时候告诉她这一套没用。

“我们不同意放弃我们的新闻调查权。”我厉声反击。

我的反驳似乎起到了想要的效果。她变缓和了一点，我们开始一个一个研究我的那些问题，并同意作为希拉洛斯在场的唯一代表的丹尼尔·杨将来回答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很快又起了争执。

杨承认希拉洛斯有几台商用血液分析仪，他声称公司只是将其用于比较，而不是提供患者的检测结果，我问其中是不是有西门子的ADVIA。他拒绝置评，说那是商业秘密。然后我问，希拉洛斯是否在西门子的ADVIA设备上以一种特殊的稀释方案来检测指尖针刺取血的小样本。他再次援引商业秘密逃避回答问题，但争辩说，稀释血液样本在实验室行业很常见。

从这里起，讨论开始绕圈子。我说这些问题是我的报道的核心。如果他们不准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会谈还有什么意义？博伊斯回答说，他们在努力提供帮助，但除非我们签署保密协议，否则他们不会透露希拉洛斯所采用的方法。他声称，那些是奎斯特公司和实验室集团拼命想通过任何可能的手段——包括使用工业间谍——获得的秘密。

当我继续追问，要求给出更实质性的答案时，博伊斯怒了。突然之间，他不再是那个和蔼可亲的祖父。他咆哮着，像一头老灰熊一样亮出牙齿。我心想，这才是那个在法庭上令对手恐惧的大卫·博伊斯。他抨击了我的报道方式，说我找一些医生问了有损于希拉洛斯的问题。这引得我们之间气氛紧张，隔着桌子互相瞪着对方。

杰伊·孔蒂跳出来缓解局势，但很快就与金和布里耶辩了起来。他们的争论就像是一场闹剧。

金说：“感觉就像你想让我们给你可口可乐的配方，好让你相信它不含砒霜。”

杰伊恼怒地回答：“没人找你要可口可乐的配方！”

接下来争论更激烈的问题是什么才是合法的商业秘密。我问，一个涉及第三方制造的商用分析仪的东西怎么能视为希拉洛斯的商业秘密？布里耶说区别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这一回答无法令人信服。

我们转向我关于爱迪生设备的问题。希拉洛斯有多少次血液检测是在这种设备上做的？他们说，这也是一项商业秘密。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看一出活生生的荒诞剧。

希拉洛斯真的有什么新技术吗？我挑衅地问。

博伊斯再次勃然大怒。他怒气冲冲道，在实验室行业，以前没有人能做到用指尖针刺取血的小样本进行检测。“希拉洛斯正在做这件事，除非它是魔法，否则就是一项新技术！”

“听上去像是《绿野仙踪》。”杰伊打趣道。

我们继续兜圈子，关于希拉洛斯有多少检测是在爱迪生设备上做的，有多少是在商用分析仪上做的，从未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这很令人沮丧，但也说明我的路走对了。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就不会推诿搪塞。

会谈就这样拖了4个小时。当我们继续审视我那清单上的问题时，杨确实回答了部分问题而没有以商业秘密为借口。他承认希拉洛斯的钾含量检测存在问题，但声称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没有让任何错误的结果流到病人手中。艾伦·比姆告诉我的不是这样，所以我怀疑杨在撒谎。杨还证实，希拉洛斯进行“能力验证”的方式不同于大多数实验室，但认为就其技术的独一无二而言，这是合理的。他还证实，在巡查期间，CLIA的巡查员没有见到希拉洛斯实验室的“诺曼底”那部分，但声称已经告知巡查员那部分的存在。

他的一个回答让我觉得奇怪。当我提到霍姆斯与人合著、发表在《病理学报告》上的研究时，杨立即声称它过时了，不予考虑。他说，它是以较老的希拉洛斯技术做的研究，数据太老了，可以追溯到2008年。我觉得奇怪，那为什么霍姆斯要向《纽约客》提到它呢？希拉洛斯现在似乎想要与它划清界限，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那项研究的不堪一击。

我问到伊恩·吉本斯。杨承认伊恩在公司早期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说他的行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变得很古怪，暗示他在那个阶段不再知道内情。金突然插嘴，称吉本斯是个酒鬼。与此同时，博伊斯攻击了罗谢尔·吉本斯的信誉，指出她在富兹一案中未能提供宣誓声明，导致法官裁定在庭审中不采信她的证词。

我告诉他，她是否在富兹案中提供了宣誓声明，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她是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而且她同意我将她说的话公开发表。

“她对我起过誓。”我说。

最后，我们转到我在调查过程中收集的有问题的检测结果案例。金说，为了能对此做出回应，希拉洛斯需要获得每位患者的签名弃权书，放弃其患者隐私权。她要求我帮忙从患者那里收集弃权书。我同意了。

会见最终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将近下午6点，金看上去像是要在我的胸口插上一刀。

三天后，艾瑞卡·张在她的新东家——一家叫做Antibody Solutions的生物技术公司——的实验室加班，一位同事走过来告诉她有个男人要求见她。同事说，这个人在停车场上的车里已经等了很久。

艾瑞卡立刻警觉起来。白天的时候，希拉洛斯的人力资源部主管莫娜·拉玛莫西已经给她的手机语音信箱留了几条信息，说有紧急的事要跟她谈。艾瑞卡一直没有回电，现在又有个神秘的男人等在外面要跟她说话。她怀疑两者之间有关联。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6点，Antibody Solutions公司位于桑尼韦尔（Sunnyvale）的办公室里剩下的人寥寥无几。为安全起见，艾瑞卡叫同事陪她一起去找自己的车。当他们走出办公楼的时候，一名年轻男子从一辆SUV里钻出来，飞快向他们走去，手上拿着一个信封。他将信封递给艾瑞卡，然后转身离去。

看到信封上写的地址，艾瑞卡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

通过专人递送

艾瑞卡·张小姐

莫顿环路926号

东帕洛阿尔托，加州94303

唯一知道她住在这个地址的人，是她的同事朱莉娅。两周前，艾瑞卡在奥克兰的公寓租约到期，她临时搬到朱莉娅那里，计划在秋天移居中国。她只有工作日的晚上待在那里，周末则出去露营或者旅行。连她妈妈都不知道这个地址。要知道这个，唯有跟踪。

信封里的信件印有博伊斯·席勒的信头。艾瑞卡读着信，恐惧感越来越厉害：

亲爱的张小姐：

本事务所代表希拉洛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拉洛斯”或“公司”）。我们有理由相信你未经许可披露了公司的某些商业秘密和其他机密信息。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你这样做与出于损害公司业务的目的对公司进行虚假和诽谤性陈述有关。我们要求你立即停止这些行为。除非此事在2015年7月3日（星期五）下午5点（太平洋夏令时）之前按照本信函中阐明的条款得到解决，否则希拉洛斯将考虑采取一切适当的补救措施，包括对你提起诉讼。[大卫·博伊斯致艾瑞卡·张的信函，日期为2015年6月26日。]

信中还说，如果艾瑞卡想不被起诉，她必须接受与博伊斯律所的律师面谈，并说出她向谁透露了希拉洛斯的什么信息。信件由大卫·博伊斯签字。艾瑞卡开车回到了朱莉娅的房子，整个周末都拉着百叶窗，吓得不敢出门。

在东海岸这边的我开始意识到事情正在升级。同一个星期五晚上，我收到了艾伦·比姆发来的短信。这是差不多两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收到他的消息。

“希拉洛斯再次威胁我，”他写道，“他们的律师说，他们怀疑我违反了我的宣誓书。”

我们通了电话，我将几天前在《华尔街日报》与希拉洛斯代表团的马拉松式会谈讲给他听。艾伦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被吓到，而是听得饶有兴味。他咨询了一位新的律师，此人是前联邦检察官，曾与医疗保险欺诈打击小组（Medicare Fraud Strike Force）合作，因此他对希拉洛斯的恐吓策略没那么害怕。事实上，他似乎改变了主意，想继续帮我顺藤摸瓜。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收到一封来自梅瑞迪斯·迪尔伯恩的电子邮件。邮件附有一封大卫·博伊斯发给杰伊·孔蒂的正式信函，后者是邮件的主收件人[大卫·博伊斯致杰伊·P.孔蒂，抄送约翰·卡雷鲁和迈克·西克诺尔菲的信函，日期为2015年6月26日。]。信中引用了几条加州的法律，严厉要求《华尔街日报》“销毁或归还”持有的所有希拉洛斯的商业秘密和机密信息。尽管博伊斯一定知道我们照做的可能性是零，还是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我对希拉洛斯是否会发动气势汹汹的反击的任何疑虑，在随后那个星期一的早晨烟消云散了。当时我正坐在停着的车里听收音机，等待清扫车经过——这是布鲁克林生活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一个方面[纽约停车管理严格，路边车位所停的车辆须在规定时间为清扫车作业让出位置。——译者]——我的手机响了。我调小了车载收音机的音量，接通了电话。

是艾瑞卡，她似乎非常惊骇。她给我讲了SUV上的男人，信封上的地址，还有来自博伊斯的最后通牒。我试着让她平静下来。是的，我承认她很有可能受到了监视。但我很肯定，这是最近才开始的，希拉洛斯没有证据证明她是我的消息来源之一。这是想把她吓出来，我说。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我鼓励她不要理会那封信，跟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从她结结巴巴的声音里我听出她仍然手足无措，但她同意听从我的建议。

第二天，我收到了凤凰城的桑德内医生的电子邮件[妮可·桑德内发给约翰·卡雷鲁的电子邮件，题为“回复：希拉洛斯的HIPAA豁免”，东部时间2015年6月30日晚7:04。]。一名希拉洛斯的销售代表去过她的办公室，告诉她公司总裁桑尼·巴尔瓦尼在城里，想见见她。她拒绝了，随后此人变得充满敌意，并说她的拒绝将带来不好的后果。我简直不敢相信。追查我的秘密消息来源是一回事，但威胁一位愿意接受我采访并允许我披露内容的医生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我给希瑟·金发去一封电子邮件，让她知道我已经知晓销售代表造访了桑德内医生的办公室，如果再让我知道有此类事发生，我会认为这种事有新闻价值并写进我的报道里[约翰·卡雷鲁发给希瑟·金的电子邮件，题为“埃里克·尼尔森”，东部时间2015年7月1日下午1:07。]。金否认销售代表做了任何不对的事。

希拉洛斯非但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下半周，博伊斯给《华尔街日报》发来第二封信函[大卫·博伊斯致杰伊·P.孔蒂，并抄送马克·H.杰克逊、约翰·卡雷鲁和迈克·西克诺尔菲的信函，日期为2015年7月3日。]。跟只有2页纸的第一封信不同，这一封有23页，它露骨地威胁，如果我们发表任何中伤希拉洛斯或披露其任何商业秘密的报道，将会被起诉。信函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猛烈抨击我的新闻道德。博伊斯写道，在我的报道过程中，我“远未做到公正、客观或中立”，反而似乎一心想“制造一种预先决定的（并且是错误的）叙述”。

他支持这一论点的主要证据，是希拉洛斯从与我谈过话的两位医生那里获得的签名声明，声称我篡改了他们所说的话，并且没有清楚告知他们我可能会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他们给的信息[里扎伊医生和比亚兹莱医生签署的声明，日期为2015年7月1日。]。这两位医生是劳伦·比亚兹莱和萨曼·里扎伊，是我在斯科茨代尔的诊所遇到的。

事实是，我根本没打算用比亚兹莱医生和里扎伊医生告诉我的患者案例，因为那是二手信息。所提到的患者正在他们的诊所接受另一位医生的治疗，这位医生拒绝与我交谈。不过，尽管他们签的声明绝不会削弱我的报道，但他们屈服于那家公司压力的可能性令我担忧。

我注意到没有来自阿德里安娜·斯图尔特的签名声明，她是我在那家诊所采访的第三位医生。这是件好事，因为我打算用上她跟我讨论过的两个患者案例中的一个，或者两个都用。当我通过电话联系上她时，她说她正在印第安纳州探望家人，所以希拉洛斯的代表去诊所时她不在。我把她同事签下声明的事告诉了她，提醒她这家公司可能会在她回来后对她采取同样的高压手段。

几天之后，斯图尔特医生发电子邮件过来告诉我，她一回到亚利桑那，巴尔瓦尼和另外两个人就真的去找她了[斯图尔特医生发给约翰·卡雷鲁的电子邮件，题为“希拉洛斯”，东部时间2015年7月8日晚8:26。]。前台接待告诉他们，她正在忙于诊治病人，但他们拒绝离开，在接待室等了几个小时，直到她最终出来与他们握手。他们逼她同意在两天之后的周五上午与他们会面。对这个会面我有种不好的感觉，但我什么都不能做。斯图尔特医生答应我不会向任何压力屈服。她觉得为了她的患者、为了实验室检测的诚信表明立场非常重要。

周五上午的时候，我多次试图与斯图尔特医生取得联系，但都联系不上。她在傍晚的时候打了过来，当时我正开车去长岛东部，与我妻子和三个孩子度周末。她听上去很慌乱。她告诉我，巴尔瓦尼试图让她签一份她同事签下的类似声明，但她礼貌地拒绝了。他勃然大怒，威胁说如果她出现在《华尔街日报》关于希拉洛斯的任何文章中，他就会让她名誉扫地。她的声音发抖，恳求我不要提到她的名字。我努力安抚她，试图让她相信那只是一个空洞的威胁，此时我突然明白，为了扼杀我的报道，这些人绝不会停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