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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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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华尔街日报》发表我的第一篇报道的三个星期前,加里·山本收到一封邮件,他就是2012年突然造访Facebook老办公楼的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资深现场巡查员,当时他还向桑尼·巴尔瓦尼宣读过监管规定。邮件标题是“致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投诉:希拉洛斯公司”,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加里: 我一直对发出这封信甚至写下这封信感到非常紧张。希拉洛斯在保密和隐私方面做得很极端,让我一直什么都不敢说……我为自己没有早日提出投诉而感到羞愧。[艾瑞卡·张发给加里·山本的电子邮件,题为“致CMS的投诉:希拉洛斯公司”,太平洋标准时间2015年9月19日下午6:13。] 这封邮件来自艾瑞卡·张,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指控,从科学上的不端行为,到实验室草率大意的操作。它还说希拉洛斯的专有设备是不可靠的;公司在“能力验证”中作弊,并且误导了在2013年底检查其实验室的州巡查员。在邮件的结尾,艾瑞卡说,她从这家公司辞职,是因为知道无法容忍自己“可能因给出虚假、误导性的检测结果而毁掉某人的生活”。 山本和他在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主管非常重视这封投诉信,不到三天后,就对希拉洛斯的实验室发起了一次突击检查。9月22日,周二上午,山本和另一位旧金山地区办事处的现场巡查员萨拉·本内特来到纽瓦克的工厂,解释说他们是来检查实验室的。穿黑色西装、戴着耳麦的人拒绝他们进入,叫他们在一间小接待室等待。 过了一会儿,桑尼·巴尔瓦尼、丹尼尔·杨、希瑟·金以及博伊斯律所的梅瑞迪斯·迪尔伯恩过来了。他们把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两位巡查员领到一间会议室,坚持要给他们看PPT演示。尽管这像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山本和本内特还是礼貌地坐了下来。演示一结束,他们就要求参观实验室。 走出会议室的时候,他们受到了更多身穿黑西装、手指摁在耳朵上的人的“护送”。金和迪尔伯恩紧跟在后面,拿着笔记本电脑记笔记。当他们来到实验室所在的房间,注意到实验室门口安装了指纹扫描仪,进去时会有蜂鸣提示声。这让山本想起了酒类专营店的门铃声。 山本和本内特原本留出了两天时间检查,但他们发现了太多问题,希拉洛斯的实验室基本资料缺失太多,他们得出结论,下次还得再来。巴尔瓦尼请求宽限两个月。他声称公司即将开启新的财年,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融资。他们同意到11月中旬再来检查。 等他们再来时,《华尔街日报》的调查已经发表,让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有了更大的压力采取行动。山本注意到安保措施稍微放松了一点,霍姆斯亲自迎接他们。巴尔瓦尼和金以及一个外部律师团队和一些实验室顾问也再度出现。检查分头进行:山本检查实验室的房间,询问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巴尔瓦尼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而本内特则在一间会议室安营扎寨,金和其他律师紧盯着她。 这一次,他们待了4天。有一次,本内特要求与一位在“诺曼底”工作的实验室助理进行单独谈话,她有直接接触爱迪生设备的经验。本内特被扔在一个无窗的会议室等了很久,直到一位年轻女子终于出现。一坐下来,这位女子就要求找律师。看上去她接受过指点,并且非常害怕。 在经历了6月底的停车场惊魂后,艾瑞卡·张和我一直保持着零星的联系,但我不知道她鼓足勇气联系了联邦监管机构。当我第一次听说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检查时,完全没有想到是她引起的。 整个2015年秋天到2016年初,我都在试图了解检查到底发现了什么。在山本和本内特于11月完成了第二次检查后,与希拉洛斯的在职员工保持联系的离职员工传来消息,说检查进行得不顺利,但很难获得具体的细节。到1月底,我们终于发表了一篇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巡查员在纽瓦克的实验室发现了“严重”缺陷[John Carreyrou,Christopher Weaver,and Mike Siconolfi,“Deficiencies Found at Theranos Lab,”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24,2016.]。至于有多严重,过了几天才揭晓——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公布了一封发给该公司的信函,称这些缺陷对“病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直接危害”[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服务中心官员凯伦·富勒致希拉洛斯实验室主管苏尼尔·达万的信函,日期为2016年1月25日。]。这封信函给了该公司10天时间制定可信的整改方案,并且警告称,如果未能及时恢复合规,将导致该实验室失去联邦许可。 这是一件大事。美国临床实验室的监管机构不仅证实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存在重大问题,还认定问题严重到足以使病人面临直接危险。突然之间,希瑟·金在每一篇报道发表后像闹钟一样准时的书面撤回要求再也不来了。[《华尔街日报》最后一次收到希拉洛斯发来的撤销报道的信函,是2016年1月11日。] 然而,希拉洛斯仍继续淡化事态的严重性[希拉洛斯的发言人布鲁克·布坎南发给新闻记者的电子邮件,题为“希拉洛斯关于CMS检查结果的声明”,东部时间2016年1月27日下午1:49。]。在一份声明中,该公司声称已经解决了许多缺陷,说检查结果并不能反映纽瓦克实验室的现状。它还声称,问题仅限于实验室运作的方式,与其专有技术的可靠性无关。如果不查阅检查报告,就无法推翻这些说法。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通常在将此类文件发给违规实验室几个星期后向社会公开,但希拉洛斯以商业秘密为借口,要求保密。拿到这些报告成为我的当务之急。 我打电话给我在联邦政府的一位长期消息人士,他有渠道获得报告。他所能做到的极限,就是在电话里把部分片段读给我听。这足以让我们报道检查中最严重的发现之一:该实验室不顾质量控制检查的一再失败(表明其检测存在缺陷),仍继续进行了数月的凝血检测[John Carreyrou and Christopher Weaver,“Theranos Ran Tests Despite Quality Problems,”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8,2016.]。众所周知,“凝血酶原时间测定”如果出错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医生依靠它来决定给有中风风险的病人的血液稀释药物的剂量。开得太多可能导致病人出血,开得太少可能导致他们出现致命的血栓。希拉洛斯无法反驳我们的报道,但它再次辩称这个问题不涉及它的专有技术[希拉洛斯的发言人布鲁克·布坎南发给新闻记者的电子邮件,题为“来自希拉洛斯的声明”,东部时间2016年3月7日下午3:35。]。它说凝血酶原时间测定是使用传统的静脉抽血样本在商用分析仪上进行的。当被逼到墙角时,这家公司愿意承认使用商用分析仪,只要这样做可以维持其自有设备有效的假象。 为了逼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公布检查报告,我依据《信息自由法》提请公开所有与纽瓦克实验室检查相关的文件,并要求尽快执行。但希瑟·金继续敦促该机构不得在未经广泛编辑的情况下将报告公开,声称那样做会暴露珍贵的商业秘密[金在2016年3月和4月初多次向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发函,要求该机构在向媒体发布检查报告前进行编辑。]。这还是第一次有面临制裁的实验室所有者要求对检查报告进行编辑,而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似乎也不确定如何继续。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担心完整的检查结果永远不会公开。 当这场与希瑟·金就检查报告展开的拉锯战僵持不下时,有消息传来,霍姆斯将在希拉洛斯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总部为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举办一场筹款活动[Noah Kulwin,“Theranos CEO Elizabeth Holmes Is Holding a Hillary Fundraiser with Chelsea Clinton,” Recode,March 14,2016.]。她长期以来精心培养与克林顿一家的关系,参加过克林顿基金会的几次活动,并与他们的女儿结下了友谊。筹款活动后来转移到了旧金山一位科技创业家的家中,而一张活动照片显示,霍姆斯手持麦克风对出席的宾客讲话,她的身边站着切尔西·克林顿[Ed Silverman,“Avoiding ‘Teapot Tempest,’ Clinton Campaign Distances Itself from Theranos,” STAT,March 21,2016.]。距离大选还有8个月,希拉里被视作领跑者,这提醒人们霍姆斯的政治人脉有多广。这足以让她摆脱监管问题的困扰吗?一切似乎都有可能。 我回头去找我的消息来源,这次终于哄得他将整份检查报告透露给了我。这份多达121页的文件简直令人震惊。首先,它证明了霍姆斯在去年秋天的《华尔街日报》技术大会上说了谎话:希拉洛斯在实验室使用的专有设备确实叫做“爱迪生”,而且报告表明,公司菜单上的250项检测中只有12项使用该设备。其他所有检测都是在商用分析仪上进行的。 更重要的是,检查报告援引该实验室自己的数据称,爱迪生设备的结果极不稳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它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通不过质量控制检查。一项在爱迪生设备上运行的血液检测项目是测量影响睾酮水平的激素,其未能通过质量控制检查的比例达到惊人的87%。另一项帮助检查前列腺癌的检测未能通过质量控制检查的比例是22%。在使用同一血液样本进行的比较中,爱迪生得出的结果偏离传统设备的幅度高达146%。而且,正如泰勒·舒尔茨所说,该设备无法重现自己的检测结果。在爱迪生设备上测量的维生素B12的变异系数在34%到48%之间,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实验室检测常见的2%—3%。 至于实验室本身,情况一团糟:公司放任不具备资质的人员处理血液样本,储存血液的温度也不对,任由试剂过期,不告知病人存在缺陷的检测结果,其他失误也层出不穷。 希瑟·金试图阻止我们发表这份报告,但太晚了[希瑟·金致杰森·孔蒂,抄送约翰·卡雷鲁、迈克·西克诺尔菲和格里·贝克的信函,日期为2016年3月30日。]。我们将它发在了《华尔街日报》的网站上,一同发表的报道引用一位实验室专家的话,说报告表明爱迪生设备的检测结果并不比凭空猜测强。[John Carreyrou and Christopher Weaver,“Theranos Devices Often Failed Accuracy Requirements,”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31,2016.] 致命的一击在几天后到来——我们得到了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刚发给希拉洛斯的一封信[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凯伦·富勒发给苏尼尔·达万、伊丽莎白·霍姆斯和拉米什·巴尔瓦尼的信函,日期为2016年3月18日。]。信中说,该公司未能纠正巡查员列出的45项问题中的43项,并威胁要禁止霍姆斯从事血液检测业务两年。和检测报告一样,希拉洛斯也拼命阻止这封信公开,但另一位消息人士突然联系了我,透露了这封信。 当我们报道了可能禁止从业的消息后,霍姆斯再也无法淡化形势的严重性了[John Carreyrou and Christopher Weaver,“Regulators Propose Banning Theranos Founder Elizabeth Holmes for at Least Two Years,”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13,2016.]。她不得不出来说点什么,于是她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今日秀》(Today)中接受了玛丽亚·施莱弗的采访,在节目中她声称自己“悲痛欲绝”[霍姆斯接受玛丽亚·施莱弗的采访于2016年4月18日播出,可在YouTube上观看。]。但这似乎还不足以看成是她向那些被她置于危险境地的病人道歉。看着她,我有种明显的感觉,她表现出来的悔恨只是在做样子。我仍然没有感觉到任何真正的忏悔或同情。 毕竟,希拉洛斯的员工、它的投资者以及它的零售合作伙伴沃尔格林,全都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知道了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检查结果和对她的禁止从业处罚。如果霍姆斯是真诚地想改邪归正,为什么还那么拼命压制这些消息的曝光呢? 2016年5月,我回到旧金山湾区,想了解泰勒·舒尔茨的情况。从我们在山景城的露天啤酒馆碰面已经过去了差不多整整一年。艾瑞卡告诉我,泰勒正在跟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纳米科技教授做一个研究项目,于是我开着租来的车去了帕洛阿尔托,到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寻他。问了一圈之后,我终于在材料科学大楼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了他。 泰勒看见我并不感到惊讶。艾瑞卡给了我他的真实邮箱地址,我已经写邮件给他,让他知道我会回来找他。他一直对与我见面不置可否。不过,现在我站在这儿,他的态度倒是缓和了。我们一起走到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午餐,然后轻松地开起了玩笑。 泰勒看起来精神状态很好。他告诉我,他是斯坦福大学一个小型研究小组的成员,该小组与加拿大的一家公司合作,参加高通公司(Qualcomm)赞助的奖金高达数百万美元的三录仪竞赛(Tricorder XPRIZE)。他们想造一台便携式设备,能够根据一个人的血液、唾液和生命体征诊断十几种疾病。 当我们的谈话转向希拉洛斯时,他皱起眉头,变得紧张起来。他说他不想在别人听得见的开放空间讨论这个话题。他建议我们走回材料科学大楼。我们在那里找到一间空教室,然后坐了下来。他在餐厅时的轻松举止已经不再,明显焦虑起来。 “我的律师禁止我和你说话,但我再也无法憋在心里了。”他说。 我答应不管他告诉我什么,都不会公开,只有在以后他允许的情况下我才会写下来。 接下来的45分钟,我无比惊愕地听他给我讲了在他祖父家发生的那场伏击,以及几个月来他遭受的法律威胁。即使如此,他也从未屈服。他坚决拒绝签署博伊斯律所塞给他的任何文件。我意识到,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勇气和他父母为他在律师身上花费的40多万美元,我也许永远无法发表我的第一篇报道。我很内疚让他经历了这样的磨难。 在所有事情中,最令人心碎的是泰勒与祖父的疏远。尽管我的报道揭露了一切,乔治·舒尔茨仍继续站在霍姆斯那边。他和泰勒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只通过律师联系。去年12月,为庆祝乔治的95岁生日,舒尔茨夫妇在他们位于旧金山的一间顶层公寓举办了一场派对,霍姆斯参加了,但没有泰勒。 泰勒从他的父母那里听说,他的祖父依然相信希拉洛斯的承诺。多年来严格保密的霍姆斯一反常态,将在2016年8月1日的美国临床化学协会(AACC)年会上,公开其技术的内部工作原理[美国临床化学协会2016年4月18日发布新闻通稿,说霍姆斯将在协会的68届年会上公布其技术。]。乔治相信她的陈述会让怀疑者哑口无言。泰勒不明白他为什么看不穿她的谎言。要怎样他才能最终接受事实呢? 分别时,泰勒感谢我坚持不懈地推进这个报道。他指出,从大三到大四的那个暑假在希拉洛斯实习开始,这家公司耗去了他过去的4年生命。我也反过来感谢他帮助我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感谢他在那样的境地下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过后不久,希拉洛斯联系了泰勒的律师,告诉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会面。我们俩都没有告诉过其他人,因此我们推测霍姆斯一定是派人跟踪了我们中的谁,或者是两个人都跟踪了。幸运的是,泰勒对此似乎不太担心。“下次也许我可以跟你一起拍个自拍,然后发给她,省得她费劲去雇探子了。”他在邮件中打趣道。 我现在怀疑希拉洛斯已经对我们两人进行了一年的持续跟踪。另外,对艾瑞卡·张和艾伦·比姆也很有可能如此。 在《今日秀》节目中,霍姆斯告诉玛丽亚·施莱弗,她对纽瓦克实验室的错误负有责任,但承担后果的是巴尔瓦尼。她没有自己担责,而是牺牲了她的男朋友。她与他分手并解雇了他[John Carreyrou,“Theranos Executive Sunny Balwani to Depart Amid Regulatory Probes,” Wall Street Journal,May 12,2016.]。在一份新闻通稿中,希拉洛斯将他的离开说成是自愿退休。 一个星期后,我们报道称,希拉洛斯宣布数万份血液检测结果作废,包括爱迪生设备两年来的检测结果,以求恢复合规性,避免被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下禁令[John Carreyrou,“Theranos Voids Two Years of Edison Blood-Test Results,” Wall Street Journal,May 18,2016.]。换句话说,它实际上向该机构承认,在其专有设备上运行的血液检测没有一项是可靠的。霍姆斯再次希望将检测结果作废的事保密,但我从我的一位消息人士那里得知了这事,就是他把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威胁要禁止霍姆斯从事实验室行业的信透露给了我。在芝加哥,沃尔格林的管理层了解到作废的检测结果的规模后,感到非常震惊。这家药业连锁企业几个月来一直试图从希拉洛斯那里了解此事对它的客户有怎样的影响。2016年6月12日,它终止了与希拉洛斯的合作关系,关闭了其门店内的所有健康中心。[Michael Siconolfi,Christopher Weaver,and John Carreyrou,“Walgreen Terminates Partnership with Blood-Testing Firm Theranos,”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13,2016.] 另一个严重打击接踵而至,7月初,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兑现了它的威胁,禁止霍姆斯及其公司从事实验室行业[John Carreyrou,Michael Siconolfi,and Christopher Weaver,“Theranos Dealt Sharp Blow as Elizabeth Holmes Is Banned from Operating Labs,”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8,2016.]。更为不妙的是,旧金山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将对希拉洛斯进行刑事调查,与此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对其展开民事调查[Christopher Weaver,John Carreyrou,and Michael Siconolfi,“Theranos Is Subject of Criminal Probe by U.S.,”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18,2016.]。尽管遇到了所有这些挫折,霍姆斯觉得她还有一张牌可以打出来扭转舆论:那就是展示她的技术,让世界惊叹。 8月初一个闷热的夏日,2500多人聚集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会议中心的大宴会厅里。绝大多数人是实验室科学家,是来听霍姆斯在美国临床化学协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讲的。大楼广播里播放的是滚石乐队的《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这个音乐选得似乎并非巧合。 该协会对霍姆斯的邀请在其会员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议。鉴于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有些人极力主张应当撤回对她的邀请。但协会的领导层看到,对于这个历来沉闷古板的科学会议,这是一个吸引公众关注和热议的机会。事实证明这一点是对的:有数十位记者专程来到费城观看这场盛会。 该协会主席帕特丽夏·琼斯做了简短的介绍后,霍姆斯登上讲台,她穿了一件白色衬衣,外面套了一件深色夹克。黑色高领毛衫已经不见踪影,去年秋天以来,那种装扮已经成了笑柄。 接下来与其说是一场学术演讲,不如说是一次新产品展示。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霍姆斯展示了一台机器,三年前希拉洛斯开始启动其血液检测时,它还只是一个故障频发的原型机:迷你实验室[霍姆斯在美国临床化学协会年会上的演讲可以在该协会的网站AACC.org观看。]。希拉洛斯的工程师和化学家已经对最初的模型进行了改进,但该公司仍未进行完整的临床研究,以证明此设备在使用指尖针刺取血进行的广泛检测中可以可靠地工作。尽管霍姆斯的陈述包括了一些数据,但其中大部分来自手臂静脉抽血。它所包含的少量指尖针刺取血的数据只覆盖了11项血液检测,而且未经独立验证或同行评议[霍姆斯在美国临床化学协会年会上演讲的幻灯片可在AACC.org网站上获取。]。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刚刚禁止霍姆斯从事临床实验室行业,但没关系——她解释说,迷你实验室是通过无线方式连接到希拉洛斯总部的服务器,可以直接部署到病人的家中、医生的办公室或者医院,完全不需要有个中心实验室。 实际上,她转了一圈又回到自己最初的设想,即通过Wi-Fi或者移动网络远程操作的便携式血液检测设备。当然,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想要不经FDA的许可就将其商用化是不可能的,而FDA希望看到的全面研究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这是为什么她从一开始就想绕开FDA。 在受到刑事调查的情况下,霍姆斯能够做成这场最新的胡迪尼式魔术表演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看着她自信地领着观众看她流畅的幻灯片演示,我明白了她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她是个了不起的销售员。她没有出现过一次结巴或是忘记思路。她毫不费力地说出了工程术语和实验室术语,当谈到让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中的婴儿免于抽血时,她似乎流露出了真实的感情。就像她的偶像史蒂夫·乔布斯一样,她散发出一种扭曲现实的气场,使人们暂时停止了怀疑。 然而,到了问答环节,魔法失效了。一个三人小组受邀上台向霍姆斯提问,其中包括纽约威尔康奈尔医学中心(Weill Cornell Medical Center)的病理学助理教授斯蒂芬·马斯特,他指出,迷你实验室的能力远远达不到她之前声称的水平。他的评论赢得了观众的一阵掌声。霍姆斯又换上接受《今日秀》采访时那副乖乖的样子,承认希拉洛斯有许多工作要做,就像她所说的,要与实验室社群“接触”。但她再次就此打住,没有道歉或认错。 香港中文大学病理学教授卢煜明(Dennis Lo)随后问她,迷你实验室与该公司此前在实验室中处理患者样本所使用的技术有何不同,她回避了这个问题。回避是个大问题,但在场的数百名病理学家对她的回避仍然保持礼貌和尊重,没有发出嘘声或是喝倒彩。只是在问答结束,霍姆斯转身离开讲台的时候,这种礼貌得体才中断了片刻。“你在害人。”一个声音在散场的人群中喊道。 如果霍姆斯期待通过推出迷你实验室来重塑自己的形象,并改变媒体的走向,那么这种期待被会议结束后潮水般的批评文章击得粉碎。《连线》杂志的一个大标题最能反映人们的反应:“希拉洛斯曾有机会洗清名声,它却想掉头。”[Nick Stockton,“Theranos Had a Chance to Clear Its Name. Instead,It Tried to Pivot,” Wired.com,August 2,2016.] 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华盛顿大学病理学教授杰弗里·贝尔德表示霍姆斯的演讲包含的“数据少到滑稽”,“感觉像是什么人在最后关头连夜拼出来的一篇学期论文”[David Crow,“Theranos Founder's Conference Invitation Sparks Row Among Scientists,” Financial Times,August 4,2016.]。其他实验室专家很快指出,迷你实验室的各个组件都不是新的。希拉洛斯所做的只是将它们缩小并塞到一个盒子里,他们说。 霍姆斯在会议上展示的迷你实验室检测项目之一是寨卡病毒检测,这种通过蚊子传播的病毒已经损害了全世界成千上万新生儿的大脑。希拉洛斯曾向FDA申请紧急授权使用该检测,声称它是同类检测中第一个使用指尖针刺取血的。然而,这不过是又一个令人尴尬的失利,FDA的巡查员很快发现该公司在其研究中连基本的病患保护措施都没有,迫使其撤回了申请。[John Carreyrou and Christopher Weaver,“Theranos Halts New Zika Test After FDA Inspection,”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30,2016.] 霍姆斯在美国临床化学协会年会上的魔术表演让局势出现反转的可能性,使得希拉洛斯那些寝食难安的投资者没有立即发难。在她的亮相搞砸了,寨卡病毒检测的失败又登上新闻头条之后,有一家投资者坐不住了,那就是合作基金,旧金山这家在2014年初向该公司投资了将近1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向特拉华州衡平法院(Delaware's Court of Chancery)起诉霍姆斯、巴尔瓦尼和该公司,指控他们以“一系列谎言、重大虚假陈述和错漏”欺骗了它[Christopher Weaver,“Major Investor Sues Theranos,”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10,2016.]。另一批投资者由退休银行家罗伯特·科尔曼领头,在旧金山联邦法院另外提起诉讼,还指控他们证券欺诈,并寻求提起集体诉讼。[Christopher Weaver,“Theranos Sued for Alleged Fraud by Robertson Stephens Co-Founder Colman,”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8,2016.] 其他大多数投资者选择了不起诉,以换取额外的股份[Christopher Weaver and John Carreyrou,“Theranos Offers Shares for Promise Not to Su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3,2017.]。有一个明显的例外,那就是鲁伯特·默多克。这位媒体大亨以1美元的价格将自己的股份回售给希拉洛斯,从而可以对自己的其他收入申请抵扣大笔税款[Christopher Weaver and John Carreyrou,“Theranos Offers Shares for Promise Not to Su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3,2017.]。身家约120亿美元的默多克,承受得起一笔损失超过1亿美元的糟糕投资。 对于如何应对联邦调查,大卫·博伊斯及他的律所与霍姆斯吵翻了,不再为希拉洛斯提供法律服务[John Carreyrou,“Theranos and David Boies Cut Legal Ties,”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0,2016.]。另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威尔默黑尔(WilmerHale)接手。霍姆斯在美国临床化学协会年会亮相一个月后,希瑟·金回到博伊斯律所,担任该律所帕洛阿尔托办事处的合伙人[Carreyrou and Weaver,“Theranos Halts New Zika Test After FDA Inspection.”]。几个月后,博伊斯离开了希拉洛斯的董事会。[Weaver and Carreyrou,“Theranos Offers Shares for Promise Not to Sue.”] 总共在希拉洛斯身上投进去1.4亿美元的沃尔格林单独对该公司发起了诉讼,指控其未能达到合同中“最基本的质量标准和法律要求”。这家连锁药店企业在起诉书中写道:“与任何涉及人们健康的事务一样,双方合同的最基本前提是帮人,而不是害人。”[Christopher Weaver,John Carreyrou,and Michael Siconolfi,“Walgreen Sues Theranos,Seeks $140 Million in Damages,”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8,2016.] 对于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禁令,霍姆斯最初试图申诉,但后来无计可施,只好自行辞职,并关闭了加州的实验室以及公司在亚利桑那州的第二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只使用商用分析仪[John Carreyrou and Christopher Weaver,“Theranos Retreats from Blood Tests,”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6,2016.]。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对亚利桑那州的设施进行了检查,也发现了大量的问题,几天后该设施被关闭。[Christopher Weaver and John Carreyrou,“Second Theranos Lab Failed U.S. Inspection,”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17,2017.] 随后,根据与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达成的和解协议,希拉洛斯同意向一个州基金支付465万美元,用于赔偿从该公司购买了血液检测服务的76217名亚利桑那人。[Christopher Weaver,“Arizona Attorney General Reaches Settlement with Theranos,”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18,2017.] 希拉洛斯在加州和亚利桑那州作废或纠正的检测结果最终达到近100万份[Christopher Weaver,“Arizona Attorney General Reaches Settlement with Theranos,”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18,2017.]。很难确定所有这些错误的检测对患者造成的伤害。已有10名患者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欺诈消费者和医疗伤害。其中一人声称,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未能查出他的心脏病,导致他经历了本可预防的心脏病发作。这些诉讼已在亚利桑那州联邦法院合并成一项推定集体诉讼。原告是否能在法庭上证明自身受到伤害还有待观察。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病理学博客”的亚当·克莱帕联系我的时候,希拉洛斯公司已箭在弦上,要把其血液检测服务扩展到沃尔格林在全美的8134家门店,如果它这样做了,人们死于漏诊和错误的医疗的几率可能会呈指数级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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