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第一篇报道之后没过几天，霍姆斯挑衅地声称，她将公布其血液检测系统的临床数据来反驳我。“数据最强大，因为它自己会说话。”2015年10月26日，她在克利夫兰诊所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这样说。两年零三个月后，她终于兑现了这个承诺：2018年1月，希拉洛斯在由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生物工程与转化医学》（Bioengineering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迷你实验室的论文。论文描述了该设备的组件及内部工作原理，提供了部分数据，旨在表明与FDA认可的设备相比，它是站得住脚的。但有个大问题：希拉洛斯在其研究中所使用的血来自老的抽血方式，即在胳膊上扎针。霍姆斯最初的设想——只需刺破指尖取得一两滴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得出检测结果——在论文中完全找不到踪迹。

细读之下会发现其他的重大缺陷。首先，这篇论文只有小部分血液检测有数据。其中两种检测，即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 cholesterol）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 cholesterol）的检测，比起FDA认可的设备所做的检测，差异大到希拉洛斯自己也承认“超过了建议的限度”。公司也承认它一次只做一项检测，与霍姆斯之前声称她的技术可以同时对小小一滴血做数十项检测的说法是抵触的。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要运行不同的检测，需要对迷你实验室进行不同的配置，因为希拉洛斯还没有找到办法把所有的组件都放进一个盒子里。所有这些，与2013年秋天希拉洛斯在沃尔格林的门店启动检测时霍姆斯所吹嘘的革命性突破相去甚远。

霍姆斯的名字被列为合著者，但巴尔瓦尼不在其中。2016年春天，两人分手，巴尔瓦尼离开公司，之后他似乎人间蒸发了。霍姆斯搬出了巴尔瓦尼在阿瑟顿的6555平方英尺[约609平方米。——译者]的房子（2013年通过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以900万美元购得），他自己是否还住在那里则不得而知。有段时间，希拉洛斯的前员工猜测他已经逃离美国，以躲避联邦政府的调查。

2017年3月6日上午，当泰勒·舒尔茨进入吉本斯、邓恩和克鲁彻律师事务所位于旧金山布道街（Mission Street）的一间会议室时，谣言不攻自破。站在六七名为合作基金的诉讼取证的律师中间被他们采证的，正是那个熟悉的曾以愤怒的眼神恐吓希拉洛斯员工的小个子。巴尔瓦尼是这次诉讼的指定被告，因而他的出现非同寻常，似乎只有一个目的：恐吓证人。如果目的真是如此，那么他将徒劳无功。在随后的8个半小时中，泰勒专注地面对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无视会议桌另一头默默坐着的脾气暴躁的前老板。7个星期后，在巴尔瓦尼自己作证的前夕，希拉洛斯以4300万美元达成和解。（不久以后，它与沃尔格林的诉讼案以2500万美元达成和解。）

到2017年底，希拉洛斯已经耗尽了它从投资者那里筹得的9亿美元中的大部分，大多用于法律方面的花销。经过几轮裁员，员工数量从2015年高峰期的800人减少到不足130人。为了节约租金，公司将所有剩下的员工搬到了旧金山湾对面的纽瓦克工厂。申请破产似乎是迟早的事。不过，在圣诞节前几天，霍姆斯宣布她从一家私募股权公司获得了1亿美元的贷款。这条财务救生索附带着严格的条件：贷款以希拉洛斯的专利组合作为担保，而且公司必须完成产品和运营的某些重大目标才能拿到钱。

不到三个月后，形势再次紧迫：2018年3月1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指控希拉洛斯、霍姆斯和巴尔瓦尼进行了“精心策划、持续多年的欺诈”。为了解决公司面对的民事指控，霍姆斯被迫放弃对公司的投票控制权，交出绝大部分股份，并支付50万美元的罚款。她还同意10年内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管或董事。由于没有与巴尔瓦尼达成和解，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加州联邦法院对他提起诉讼。与此同时，刑事调查仍在继续。到本书动笔之时，霍姆斯和巴尔瓦尼因向投资者和联邦官员撒谎而被刑事起诉的可能似乎很大。

1980年代初，人们创造出“雾件”（VAPORWARE）一词，用以描述大张旗鼓地宣布但就算真的造出来也是拖了很多年的计算机硬件或软件。它反映了计算机行业在营销时急功近利的倾向。微软、苹果和甲骨文都曾被指责在某些时候有过类似做法。这种过度承诺成为硅谷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其对消费者的伤害很小，端看预期的破灭和失望程度。

霍姆斯将公司打扮成硅谷中坚的科技公司，也散布这样一种“演久成真”（fake-it-until-you-make-it）的文化，然后极尽能力掩盖这些虚假信息。硅谷的许多公司都会让其员工签署保密协议，但在希拉洛斯，对保密的痴迷达到了完全不同的高度。它禁止员工将“希拉洛斯”字样放在其领英的个人资料中，反而告知他们，要写成是为“一家私人生物技术公司”工作。一些离职员工收到了来自希拉洛斯的律师的勒令停止函（cease-and-desist），因其贴在网上的工作描述被认为过于详细。巴尔瓦尼定期监控员工的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浏览器的历史记录。他还禁止使用谷歌公司的Chrome浏览器，理由是谷歌理论上可以使用网络浏览器刺探希拉洛斯的研发工作。在纽瓦克的综合办公区工作的员工被拦着，不让使用那里的健身房，因为这可能导致他们与在那里租用办公室的其他公司的员工有来往。

在临床实验室中被称为“诺曼底”的部分，爱迪生设备周围竖起了隔板，这样当西门子的技术人员来为德国造的机器提供服务时就不会看到它们。这些隔板将屋子变成了一个迷宫，也挡住了出口。实验室的窗户玻璃是有色的，从外面几乎看不到里面，但公司仍然在内侧贴上了不透明的塑料片。通向实验室的走廊的门以及实验室本身的门都装了指纹扫描仪。如果一次有多人同时进入，感应器会发出警报并激活照相机，发送照片给警卫台。至于监控摄像头则是无处不在。它们是那种带有深蓝色圆顶罩的，让你不知道镜头在对着哪个方向。所有这些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商业秘密，但现在很清楚，它也是霍姆斯掩盖她关于希拉洛斯的技术状况的谎言的一种方法。

吹嘘产品以获取资金，同时隐瞒真实进展，寄望于现实最终能赶上吹嘘炒作，科技行业仍在容忍这种现象。但关键在于，要记住希拉洛斯并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科技企业。它首先是一家医疗健康公司。它的产品并不是软件，而是一台分析人们血液的医疗设备。正如霍姆斯自己在其最出名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或公开露面时喜欢指出的，医生的诊疗决策有70%都是依赖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他们指望实验室的设备如广告宣传的那样有效。否则，病人的健康将被危及。

那么，霍姆斯是如何以人们的生命作赌注来将其谎言合理化的呢？一派观点认为，她是受到了巴尔瓦尼的邪恶影响。按照这个说法，巴尔瓦尼是霍姆斯的斯文加利[Svengali，英国小说家杜莫里哀小说中的人物，通过催眠术控制他人。——译者]，并且将她——一个怀抱远大梦想的纯真少女——塑造成为硅谷追逐的那种年轻早熟的女性创业者，而他自己年龄太大，太男性化，无法亲自出面。毫无疑问，巴尔瓦尼对她产生了坏的影响。但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不仅太过轻巧，也很不准确。近距离观察过这两人互动的员工，看到的是一种霍姆斯拥有最后话语权的伙伴关系，尽管她年轻了20岁。而且，巴尔瓦尼迟至2009年才加入希拉洛斯。到那个时候，霍姆斯已经在她的技术成熟度问题上误导制药企业好多年了。而从恐吓她的首席财务官到起诉前雇员，展现出了她冷酷无情的行为模式，不符合人们所说的一名抱有良好意图的年轻女子被一个年长男人操控的叙事。

霍姆斯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牢牢地控制一切。2011年夏天，一名现已离职的员工为申请希拉洛斯的职位而来面试时，向霍姆斯问及公司董事会的作用。她对这个问题非常恼怒。“董事会只是个摆设，”他回忆起她说的话，“在这里所有的事我说了算。”她的恼怒溢于言表，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搞砸了这次面试。两年后，霍姆斯真的让董事会永远只能是一个摆设。2013年12月，她强行通过一项决议，授予她所持有的股份每股100票投票权，使她握有的投票权达到99.7%。从那时开始，如果霍姆斯不在场，希拉洛斯的董事会甚至达不到法定人数。乔治·舒尔茨后来在一次作证时被问及董事会的审议职能，他说：“我们从未在希拉洛斯投过任何票。那没有意义。伊丽莎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决定。”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董事会从未雇用一家律师事务所对所发生的事进行独立调查。在一家公开上市公司，媒体首度报道之后的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内就会开展这样的调查。但在希拉洛斯，没有霍姆斯的同意，什么都不能决定，什么都不能做。

如果真有什么操控者的话，那就是霍姆斯自己。她一个接一个地将这些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说服他们听命于她。第一个折服于她的魅力的，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教授钱宁·罗伯逊，他用自己的声誉帮助当时才十几岁的她获得了信任。然后是唐纳德·L.卢卡斯，这位上了年纪的风险资本家的支持和人脉使她不断筹到资金。紧随其后的是沃尔格林的J博士和韦德·米克隆，以及西夫韦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伯德，后面还有詹姆斯·马蒂斯（马蒂斯与希拉洛斯的纠葛并没有阻碍他被确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国防部长）、乔治·舒尔茨和亨利·基辛格。大卫·博伊斯和鲁伯特·默多克忝列名单最末，但我觉得还有许多人都被霍姆斯身上混合了魅力、天分和领袖气质的东西所折服。

反社会者通常被描绘成几乎没有良知的人。霍姆斯是否符合这种临床特征，要留给心理学家去决定，但毫无疑问，她的道德指南针严重偏离了方向。我相当肯定，当她在15年前从斯坦福大学辍学时，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欺骗投资者，陷病人于危险之地。所有人都说，她真诚地相信一个愿景，并投身其中去实现它。但在“独角兽”热潮的淘金热中，在她全力以赴想成为“史蒂夫·乔布斯第二”的过程中，有那么一刻，她不再倾听明智的建议，开始寻求捷径。她的野心是贪婪的，不容干预。如果在她追求名利的道路上有什么附带伤害，随它去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