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4日，也就是本书精装版问世三个星期后，霍姆斯和巴尔瓦尼因2项合谋电信欺诈和9项电信欺诈罪名被起诉。他们向联邦调查局自首，被安排在加州圣何塞的联邦法院受审。为在审判前获得自由，两人分别支付了50万美元保释金。他们还得交出自己的护照。受到传讯后，霍姆斯在律师陪伴下走出法院，她在媒体镜头前勉强摆出笑容，但看上去面色苍白，颤抖着走向等在路边接她的汽车。

在起诉书中，联邦政府指控她和巴尔瓦尼不仅欺骗投资者，还通过电子线路跨州操控血液检测结果（明知其准确性存在问题），欺骗医生和病人。

在将这次起诉公之于众的新闻发布会上，负责调查此案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约翰·F．本内特说：“这一合谋犯罪在医疗检测的可靠性上误导医生和病人，危及健康和生命安全。”

通过对希拉洛斯的两位前高管提起刑事指控，联邦检察官向硅谷的所有创业家传递一个讯息：不会再姑息以创新为伪装的严重不当行为。创业精神的背后，“需要诚实、公平竞争和透明的法律规则”，旧金山的联邦代理检察长阿历克斯·G．谢说：“这些规则维系着硅谷的运作，本部门将与湾区的其他执法机构一起，不遗余力地调查和起诉那些不按规则出牌的人。”

如果罪名成立，霍姆斯和巴尔瓦尼面临最高可达20年的监禁、罚款以及向受害者做出赔偿的可能。两人都没有认罪。

至于希拉洛斯本身，公司于2018年9月资金耗尽并解散。在2017年底提供贷款的私人股权公司堡垒投资集团（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接收了其专利。

与此同时，投资者提起诉讼，其中一份法庭文件披露，前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是该公司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德沃斯女士的家族损失了1亿美元——与考克斯家族的损失金额相同。超过他们的只有损失了1.21亿美元的鲁伯特·默多克（他通过法律和解拿回了400万美元）以及沃尔顿的两名继承人，他们一共投资了1.5亿美元。总体算下来，希拉洛斯的投资者损失了大约10亿美元。

正义总是姗姗来迟。这句老话用在霍姆斯一案上格外贴切。到2021年的春夏之交，她被起诉已经3年了，而距离我在《华尔街日报》上揭露希拉洛斯的丑闻已经过了差不多6年，她还是没有受到审判。

部分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审判多次推迟，因为全国各地的法院都暂停了陪审团审案。随后，当一切似乎回到正轨时，霍姆斯的辩护团队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她怀孕了，而且预产期是7月，恰好是诉讼程序要开始的时间。负责本案的美国地区法官爱德华·达维拉别无选择，只得签字同意再推迟6周。

2021年8月31日上午，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数十名候选陪审员鱼贯进入圣何塞市中心的罗伯特·F.佩卡姆联邦法院，接受筛选[voir dire，是法官、当事人及律师通过询问来审查候选陪审员是否具备资格及适当性的程序。——编者]。三名律师护送霍姆斯抵达法院，迎接她的是早已在法院外安营扎寨的电视摄像机，浅蓝色口罩遮住了她的部分面容。媒体对这次审判高度关注，有些新闻机构称之为“硅谷的世纪审判”。

希拉洛斯破产后的这几年，霍姆斯重塑了自己的形象。史蒂夫·乔布斯式的高领毛衣、厚厚的睫毛膏以及鲜红的口红都消失不见。她现在身穿样式朴素、看上去有些保守的套装来到法院。但她的个人生活才是她最大的转变：从那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企业家，变成为自己的宝贝儿子背尿布袋的全职母亲。

孩子的父亲是比利·埃文斯，他是圣地亚哥一个富裕家族的继承人，这个家族靠酒店生意发家致富。霍姆斯在2018年认识了比她小8岁的埃文斯，没过多久两人就订了婚。希拉洛斯公司走向末路之际，他们带着西伯利亚哈士奇犬巴尔托一起搬进旧金山的一间公寓，还一起参加内华达沙漠的火人节狂欢。这些天，他们租住在绿山墙（Green Gables）的一栋房子里，绿山墙是一座占地74英亩的宫殿式庄园，距离希拉洛斯在帕洛阿尔托的老总部只有15分钟的车程。

霍姆斯决定在受审前夕生下孩子，这很难不让人带有嘲讽意味看待。为自己博取陪审团的同情显然是她辩护策略的核心。陪审团的遴选开始前三天，达维拉法官公布了法庭文件，其中表明霍姆斯打算指控桑尼·巴尔瓦尼在心理、情感和性等方面虐待过她。在法律圈，这被称为斯文加利式辩护[Svengali defense，让被告人声称因受到更年长、更有经验的人的精神控制而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犯罪行为，这种辩护策略被称为斯文加利式辩护。——编者]。霍姆斯的辩护团队请来了一位专门研究亲密伴侣间的暴力的心理学家，准备向陪审团解释其指控的虐待行为让她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让她受到了巴尔瓦尼的控制。巴尔瓦尼通过律师否认发生过任何虐待行为。

这些指控迫使达维拉法官将霍姆斯和巴尔瓦尼的案件分开审理，这是当被起诉的共同被告人相互指控时的传统做法。现在，巴尔瓦尼要在霍姆斯受审之后单独受审。这会使检察官的工作更为艰难：除了反驳霍姆斯的虐待指控，他们还得证明她跟一个男人合谋欺骗投资者和病人，而这个男人，陪审团只能听说却见不到。

霍姆斯的辩护策略是凯文·唐尼设计的。在刑事辩护界，唐尼是一位以强硬和狡猾闻名的律师。他还动用了自己的东家、华盛顿特区著名律师事务所威廉斯和康诺利（Williams & Connolly）的庞大资源。协助他处理此案的是来自该律所的不少于9名律师，以及当地一位颇有名气的律师约翰·克莱因。我们尚不清楚霍姆斯怎么支付所有这些费用。而后来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她的辩护费高达3000万美元。

尽管有名声响亮的律师，但霍姆斯和她的家人并没有放弃曾是希拉洛斯公司标志的卑鄙手段。挑选陪审员的第一天，一名头戴棒球帽、身穿巴塔哥尼亚羽绒服的神秘男子混迹于记者之中，时不时凑过去偷听他们的谈话。当被问及他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在这里时，他自称叫“汉森”，只是一名关心本案的热心市民。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汉森”其实是比利的父亲威廉·L.埃文斯，也是家族酒店企业埃文斯酒店集团的老板。几天后，当他身着灰色西装、黑色领带，与霍姆斯及其母亲以及他自己的儿子一道在庭审中现身时，身份就此大白。

“汉森”并不是霍姆斯的团队对媒体使出的唯一伎俩。他们把我也列入证人名单，这样一旦证人开始作证，我就不能进入法庭。按照联邦审判的惯例，法官已经下令，在事实证人[fact witnesses，英美法中证人有事实证人和专家证人两大类，事实证人就是知道案件情况并向法庭提供证言的组织或者个人。——编者]作证期间，其他事实证人不得在场。我怀疑霍姆斯的辩护团队是否真的想传唤我出庭，因为这样的举动极有可能引火烧身。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只想给我报道审判下绊子。我当时正在主持一个播客节目，名为“坏血：终章”，我答应要完整分析针对霍姆斯的审判和证据。而且前两集已经播出。

霍姆斯对我的敌意在庭审的一次间歇表露无遗。我站在法庭的后方，她准备穿过一扇边门去与自己的律师协商，这时她短暂地瞪了我一眼。这一举动相当明显，以至于随后有两位在场记者过来询问我的反应。

遴选陪审员的大部分时间耗在了衡量候选人接触过多少媒体对霍姆斯和希拉洛斯的报道。一如辩方担心的那样，很多人多多少少都对此事有所了解，他们或者读过新闻报道，听过播客，看过电视专题节目，或者看过HBO关于它的纪录片。不少人读过本书。在法官办公室的一次非公开协商时，双方达成协议，任何读过《坏血》的人都必须被排除在陪审员候选人之外，因为这可能令他们产生不利于被告的偏见。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陪审员也要接受家庭暴力和医学检测方面的询问。

2天后，100多人的候选陪审员队伍减少到12人，另有5名候补陪审员。在筛选陪审员期间，霍姆斯显得很轻松，时不时从被告席上转头看着候选陪审员回答问题。但当陪审团宣誓就职时，她明显紧张起来，因为她意识到，在达维拉法官拥挤的法庭上，自己的命运现在掌握在咫尺之遥的这七男五女手中。

陪审团上任后，双方都做了开庭陈述。首席公诉人罗伯特·里奇告诉陪审团：“这是一起关于欺诈的案件，一起为金钱而撒谎和欺骗的案件。它在主街上是犯罪，在硅谷也是犯罪。”他说，欺诈始于2009年下半年，当时希拉洛斯与医药公司的合作走到了尽头，其资金即将耗尽。现金流一度极为紧张，公司连发工资都成问题，霍姆斯不得不打电话给一位银行家，恳求他兑现一张支票。里奇说，就是在这个时候，霍姆斯找到了沃尔格林和西夫韦，以“豪言壮语”声称她的设备能够基于指尖取血开展数百项实验室检测。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她向沃尔格林出示了来自辉瑞和先灵葆雅等制药企业的报告，并声称报告证实了希拉洛斯技术的有效性。但这些报告是伪造的，里奇说。这些制药商的标志未经许可就被加在了报告每一页的顶部。这些报告是希拉洛斯自己写的，并非出自制药企业。这似乎是一条决定性的证据，将在庭审中发挥重要作用。

里奇告诉陪审团，欺诈的第二阶段始于2013年，希拉洛斯再次走在破产边缘的时候。霍姆斯和巴尔瓦尼命令希拉洛斯的工作人员偷偷改造第三方的血液分析仪器，以处理小剂量的指尖针刺取血样本，从而误导沃尔格林和新找来的投资者，让他们相信公司使用的是自己的技术。里奇说，霍姆斯利用两名记者来传播这个谎言：一个是《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撰稿人乔·拉格，另一个是《财富》杂志的罗杰·帕洛夫。帕洛夫将成为检方的关键证人之一。

里奇没有在案件中与病人有关的部分花太多时间。这原本有可能成为政府案件中极为有力的一部分，因为它可能在陪审员中激起愤慨：一名病人将就其收到的错误的怀孕结果作证，另一名病人则会针对一项不准确的艾滋病检测作证，但这也最难证明。与投资者不同，霍姆斯与这些在沃尔格林的门店里抽血的病人并没有直接的互动。

里奇预料到辩方会试图将责任归咎于巴尔瓦尼和其他人，他告诉陪审团，霍姆斯毫无疑问是掌管希拉洛斯的那个人。“她拥有公司，控制公司，责任由她承担……她并不是一个被架空的首席执行官。她一直在那里，知道每一个细节。”

里奇之后是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兰斯·韦德发言。唐尼决定将辩方的开庭陈述留给他的年轻同事。韦德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将霍姆斯描述为一位勤奋工作、怀着理想主义的创业家，花了15年时间追逐自己的梦想，即让实验室检测更容易实现。韦德承认，她最终失败了，“但失败不是罪”。他努力让霍姆斯充满人情味，告诉陪审团说她刚刚跟伴侣生下一个孩子，并以手势向被告席后的比利·埃文斯和霍姆斯的母亲诺尔示意。“你们会看到，政府所描述的这个恶棍实际上是一个正在呼吸的活生生的人，她每天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她是无辜的。”

韦德辩称，希拉洛斯的投资者都是富有而老练的，了解投资一家创业公司的风险。在我看来，他率先提出了辩方最有力的一个论点：霍姆斯从未出售过她自己的股份，因而从未获利，所以她怎么能被指控欺诈他人呢？

我原本以为巴尔瓦尼在韦德的陈述中会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但韦德对他只是稍稍提及，描述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轨迹，声称霍姆斯对他的信任是“她犯的错之一”。后来，他回到这个话题，提到巴尔瓦尼的脾气，暗示有所谓的虐待：“这段关系有许多人看到的一面……也有大多数人看不到的另一面。”

在陈述中，韦德提出一个极有误导性的论点，差点没让我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说，在调查本案的这些年里，检方只发现了大约20位收到不准确的检测结果的病人，鉴于希拉洛斯给出了大约800万份检测报告，他声称，这相当于错误率只有0.00025%。他完全没有提及的事实是，希拉洛斯改正或者作废了差不多100万份检测结果。

韦德这是以身犯险。在庭审之前，双方就一件失去的关键证据——希拉洛斯实验室的数据库——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公司发给检察官一份放在加密硬盘中的数据库副本，随后清除了该数据库，但检察官无法打开那个副本。对此检方非常愤怒。他们说，这有破坏证据之嫌。但霍姆斯的辩护团队坚持认为，这是政府的错误，他们查看硬盘太迟了，而且无论如何，霍姆斯本人与清理数据库毫无关系。最终，法官裁定检方不得向陪审团提及丢失的数据库，除非辩方自己提到它。有了这一番关于这20位病人的极有误导性的陈述，韦德差不多要打开这扇门了。

第一位作证的证人是希拉洛斯前内控官丹尼斯·任。检察官传唤她，是想证明希拉洛斯在2010年初已处于资金枯竭状态，此时霍姆斯劝说沃尔格林和西夫韦投资这家初创公司，成为合作伙伴，到2013年底，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她通过欺诈，诱骗其他投资者投入数亿美元的新资金。

霍姆斯告诉沃尔格林、西夫韦和后来的投资者，希拉洛斯是赢利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数字表明，希拉洛斯在其存在的15年间每年都在亏钱。到2013年下半年，当霍姆斯告诉投资者希拉洛斯基于从医药公司合同中获得的现金流而实现增长时，累计亏损已达2.53亿美元。而来自医药公司的现金流完全是虚构的：在2012年和2013年，希拉洛斯没有一分钱的收入。

里奇还通过任的证词来证明霍姆斯和巴尔瓦尼对投资者做出的收入预测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2014年秋季，他们向德沃斯家族和其他新晋投资者做出的预测之一，是到这年年底收入将达到1.4亿美元。事实上，希拉洛斯公司账面可查的收入仅有15万美元。

出庭的第二位证人是艾瑞卡·张。辩方曾提出动议，要求禁止艾瑞卡给出某些证词，这促使政府回以另一个动议。政府的动议揭露了我长久以来怀疑但是一直未能证实的事情：希拉洛斯花了超过15万美元雇用私家侦探，跟踪艾瑞卡·张和泰勒·舒尔茨。这些款项记在公司的一本分账上，标题为“E.张和T.舒尔茨计划”。政府的动议附有一些已兑现支票的扫描件。其中一张开给总部位于纽约的一家全球调查和安全咨询公司Interfor，另一张开给旧金山的著名私家侦探大卫·费奇海默。艾丽卡和泰勒并不是在胡思乱想：霍姆斯和巴尔瓦尼确实监视过他们。

艾瑞卡作证说，她在希拉洛斯实验室亲眼见过：爱迪生设备的质量控制总是失灵；数据被精心挑选；向监管机构隐瞒存在问题的能力验证结果。她讲述了她和泰勒在2014年4月从希拉洛斯辞职时发生的事。陪审团听到了她与巴尔瓦尼的会面情形，巴尔瓦尼如何愤怒地驳斥了她的担忧。他们听到了泰勒发给霍姆斯的长长的电子邮件内容，还有巴尔瓦尼言辞激烈的回应。他们也听到了泰勒、艾瑞卡与乔治·舒尔茨在这位前国务卿家里共进晚餐的事。他们还听到了一年后艾瑞卡在停车场遇到一名男子，此人交给她一份大卫·博伊斯写的恐吓信。

出于不知道什么原因，检察官决定不传唤泰勒作为证人。考虑到他的证词将是多么有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选择。我认为，要说明霍姆斯是如何掩盖其欺诈行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泰勒向陪审团讲述霍姆斯带给他的折磨。霍姆斯在泰勒和乔治之间制造的裂痕可能与欺诈指控没有直接关系，但能说明她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不惜让祖孙俩反目成仇的人。我在播客中透露了一些信息，让人们对这位老人的行为有了新的认识：霍姆斯赠予舒尔茨的股票，在希拉洛斯公司巅峰时期价值5000万美元。她明白，即使对于一个已至暮年的男人，贪婪也是一个强大的动力。（乔治·舒尔茨在2021年2月，也就是审判开始的6个月之前去世，享年100岁。到他去世时，他和泰勒的关系基本上已经修复。）

艾瑞卡作证之后，紧接着出庭的是希拉洛斯的高级科学家苏蕾卡·甘加赫德卡，她在公司2013年9月启动其血液检测之前辞职。我为本书采访苏蕾卡的时候，她非常害怕报复，我不得不隐藏她的真实身份，代之以化名“安加丽·拉哈里”。她作证说，她在希拉洛斯投入商用前夕辞职，是因为她认为公司的设备还没有做好临床应用的准备。正如本书第14章所述，她说她向霍姆斯表达了那些担忧，并且在离开公司时打印了部分资料，以便在情况变糟时保护自己。苏蕾卡作证时偶尔会变得情绪化，而且明显在避免与霍姆斯有眼神接触。

下一个证人是亚利桑那州的一名执业护士，奥德拉·扎克曼，她作证她的一个病人从希拉洛斯收到错误的怀孕情况报告。报告错误地显示这位名叫布里特妮·古尔德的病人流产了，但她的妊娠实际上非常顺利，最终生下了一名女婴。古尔德紧随扎克曼之后上了证人席。她们俩的证词都很简短。在审前动议中，达维拉法官站在被告一方，告诉检察官不得询问病人希拉洛斯的错误检测结果对他们造成的精神伤害。此举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她们证词的力量。

接下来是为普华永道工作的法医学专家贾斯汀·欧芬。他的证词的唯一目的，是将霍姆斯和巴尔瓦尼之间互相发送的数千条短消息作为证据引入。希拉洛斯的律师事务所威尔默黑尔雇用他，是为了遵从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要求，从霍姆斯和巴尔瓦尼的手机及电脑中收集信息。其中一些信息很有杀伤力。

2014年11月的一次交流中，巴尔瓦尼发消息给霍姆斯，说希拉洛斯的实验室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地方”。这个时候距离公司开始向病人提供血液检测服务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在2015年4月的另一次交流中，他们密谋操控我对凤凰城市中心沃尔格林门店的访问（我在那里抽了血），但没有成功。其后在5月，他们讨论了追查我的消息来源以及起诉罗谢尔·吉本斯——希拉洛斯科学家伊恩·吉本斯的遗孀。而随着我的调查取得进展，防护墙逐渐瓦解，巴尔瓦尼发消息给霍姆斯：“我们需要携手摆脱困境。”

最露骨的一些交流发生在监管部门检查期间。2015年8月，在FDA检查期间，他们谈及“操控”这个机构以及跟它“兜圈子”。在一个月后的CMS检查时，霍姆斯在三个不同时间发消息给巴尔瓦尼，说她正在“祈祷”，因为检查显然很不顺利。

关于这些短消息，我发现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巴尔瓦尼常常是更谨慎的那一个，而霍姆斯从未表现出犹疑。2015年春天，当霍姆斯通过接受一个又一个的采访来提升自己的媒体形象时，巴尔瓦尼担心她让自己过度曝光，担心公司的成就与夸大的宣传不匹配。霍姆斯对他的疑虑不屑一顾，还斥责一位知名天使投资人的批评是嫉妒。6个月后，沃尔格林打电话给巴尔瓦尼，愤怒地说他们从《华尔街日报》了解到希拉洛斯已经在几周前停止了指尖取血检测，霍姆斯提议误导这家连锁药店。巴尔瓦尼回复：“坏主意。那样他们肯定会知道。”几天后，霍姆斯在《华尔街日报》的科技大会上厚颜无耻地说谎，否认希拉洛斯使用了第三方设备，当时巴尔瓦尼发消息给她：“很担心你说的‘全部的指尖取血检测都是用我们的技术做的’。”

检方将会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反复使用这些短消息，证明霍姆斯做贼心虚。根据美国刑法中“犯罪意图”（mens rea）的标准，仅仅证明欺诈行为的发生是不够的。政府必须证明被告人具有犯罪意图。检方需要证明霍姆斯知道她在实施欺诈。这些短消息在证明这一点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报道这次审判的记者中，猜测哪些与本案有关的名流可能被传唤出庭作证，成了会客室里的游戏。政府列出的可能上庭证人名单有181人，包括大卫·博伊斯、亨利·基辛格、吉姆·马蒂斯、山姆·纳恩、威廉·佩里以及鲁伯特·默多克。最终，只有马蒂斯出现在证人席上。传召这位前陆军将军、特朗普内阁成员有几个目的。检方指控霍姆斯向投资者撒谎的事例之一，就是希拉洛斯与军方签有合同。马蒂斯作证，不存在这样的合同，而且希拉洛斯的设备从未在战地士兵身上使用过，这与霍姆斯给某些投资者的说法相反。但更重要的是，检察官用马蒂斯证明霍姆斯对董事会隐瞒了使用第三方设备的事。当被问及是否知道第三方设备的存在时，马蒂斯回答他不知情。在他看来，希拉洛斯的技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便携性。他说，如果他知道公司用的是其他实验室使用的那些巨大、笨重的分析仪器，那这事就“毫无意义”了。马蒂斯也作证说他最后已不再对霍姆斯抱有幻想。“到了后来，我不知道希拉洛斯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他说。

在马蒂斯之后，检方传召了他们最重要的证人之一，希拉洛斯的前实验室主管亚当·罗森多夫。罗森多夫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戴黑框眼镜，说话时略带南非口音。他在直接询问[direct examination，由传召证人到庭的一方的当事人或代理人对证人进行询问的环节。——编者]中的证词具有毁灭性的力量。检察官出示了一封又一封邮件，在邮件中罗森多夫对希拉洛斯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他说他有一次与霍姆斯谈了希拉洛斯的怀孕检测的问题，但她没表现出任何担忧。他要求希拉洛斯停止在爱迪生设备上进行这类检测，但公司依然继续。还有一次，他对希拉洛斯的胆固醇检测失去了信心，要求从爱迪生设备上去掉这项检测，但巴尔瓦尼断然拒绝了。希拉洛斯的其他检测，如对碳酸氢盐、维生素D、糖尿病、甲状腺、氯化物、钙、钾和钠的检测，也一直存在问题。这些电子邮件表明，霍姆斯是知道这些问题存在的。后三项检测变得越来越糟糕，以至于霍姆斯的弟弟克里斯蒂安发邮件给她，建议停止报告它们的检测结果。

罗森多夫作证说，他受到了来自霍姆斯和巴尔瓦尼的压力，要他说服那些抱怨的医生相信检测结果没有问题，而他自己对这些结果完全没有信心。“公司更关心公关和筹集资金，而不是病患。”他告诉陪审团。

在结束询问前，检察官约翰·博斯蒂克问罗森多夫，离开公司后他是否与其他人说过自己的担忧。罗森多夫回答说是的，他和我谈过。

这一披露令我大吃一惊。我不知道他会在证人席上揭开我们之间的信源—记者关系。6年多以来，我一直严格遵守我的保密承诺。没过几分钟，我就接到了许多记者打来的电话和发来的电子邮件，询问我的反应。这个时候，我已经回到纽约，远远地观察这场审判了。在联系上他并让他正式解除我的保密义务之前，我什么话都没说。他解除我的保密义务之后，我发了一条推特：“现在我可以确认，艾伦·比姆就是亚当·罗森多夫”，并且向他的勇气和正直致敬。

在此之前，辩方对证人的交叉询问[cross-examination，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对另一方传召到庭的证人进行的询问。——编者]基本上波澜不惊，但随着罗森多夫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霍姆斯的团队在庭前动议时就表示过，他们要追究他的责任，还试图将实验室的问题归咎于他。果然，兰斯·韦德跳出来大力反击。在第一个小时里，他咄咄逼人，大喊大叫，指手画脚，滑稽可笑。但韦德的夸张表演没有持续多久，可能是因为他累了，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个同事在开庭休息期间建议他婉转一点。接下来的4天，是极其缓慢而折磨人的提问。这将成为一种模式：辩方的策略之一似乎是拉长交叉询问的时间，这样检方将被迫减少要传唤的证人。

韦德取得了一些成效，他指出了罗森多夫证词中的一些不一致之处，令罗森多夫很恼火。他暗示罗森多夫曾经想对举报希拉洛斯的人提起诉讼，纯粹是为了挣钱，并且指责其破坏保护病人隐私的联邦法律，将工作电子邮件发到了自己的个人Gmail邮箱。韦德还透露最近有一项针对他现任雇主珀金埃尔默公司（PerkinElmer）的实验室检查并不顺利，可能会导致他的执照被吊销，试图通过这些事将他描绘成一个不称职的人。但最终，韦德还是没能击败他。证据表明，罗森多夫一直在努力做正确的事。

接下来的几个证人是来自希拉洛斯的两个零售伙伴西夫韦和沃尔格林的代表。西夫韦的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伯德告诉陪审团，霍姆斯一直在掌管公司，从来不听巴尔瓦尼的意见，这削弱了斯文加利式辩护的力度。他还作证说，霍姆斯从未向他透露过使用第三方实验室仪器的事。

沃尔格林的前首席财务官韦德·米克隆作证说，他相信了霍姆斯交给他的制药公司的报告，据称这些报告证实了希拉洛斯技术的有效性。它们就是罗伯特·里奇在开场陈述时重点介绍的带有伪造的制药公司标志的报告。在2010年4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霍姆斯跟米克隆说，它们是“独立的尽职调查报告”，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三份报告中，有两份是希拉洛斯自己写的。跟伯德一样，米克隆说他也从未被告知希拉洛斯使用第三方仪器设备。

沃尔格林的高管尼米什·贾维里作证说，他也认为希拉洛斯的所有检测都是使用其自己的专有设备。2013年8月，就在两家公司正式开始合作之前，霍姆斯和巴尔瓦尼在希拉洛斯总部为他以及其他6名沃尔格林的高管演示了希拉洛斯的设备。贾维里和他的同事被刺破手指，他们以为自己的血液样本会在做演示的那些设备上检测。但在人后，这些样品的检测是在西门子的机器上进行的。

我曾用一整集播客介绍这些虚假的演示。有证据显示，巴尔瓦尼写了一个程序，叫做“空值协议”，能让希拉洛斯的设备在演示时启动并发出嗡嗡声，但不做任何实际检测。这就像展示一台汽车，让它的发动机轰鸣，却不告诉人们：在引擎盖下面，发动机实际上没有连接传动系统。如果演示期间设备内部出现机械故障，另一个被称为“演示”的程序会阻止出错信息在触控屏幕上显示出来。

克里斯蒂安·霍姆斯的大学好友丹·埃德林作证说，他时常被安排的任务，是在演示之前设置爱迪生和迷你实验室设备。他还负责将演示时收集的血液样本带到实验室，在那里他们会偷偷在工作台或者第三方机器上进行人工检测。他作证期间出示的电子邮件表明，当检测结果看上去不靠谱的时候，常常会在给演示对象的检测报告中瞒下来。

在埃德林和贾维里之间，检方传召了苏尼尔·达万，他是希拉洛斯雇来接替亚当·罗森多夫的实验室主管。达万的证词令人瞠目结舌。陪审团得知他不是病理学家，也没有管理大型实验室的经验。唯一的资格似乎在于他曾是巴尔瓦尼的皮肤科医生。在检察官杰夫·申克的询问下，达万作证说，罗森多夫离开后的10个月内，他进过希拉洛斯的实验室两次，工作时间不超过5到10小时。换句话说，霍姆斯和巴尔瓦尼放任实验室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真正的监督。然后，在CMS要来检查时，达万突然被要求在数百份实验室文件上签字，以便向检查人员出示。

达万的证词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即使他是名义上的实验室主管，但希拉洛斯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他检查的结果。直到9个月后，希拉洛斯的总法律顾问希瑟·金发电子邮件告知他CMS的制裁通知，他才知道检查很不顺利。在此之前，他很长时间都没有收到希拉洛斯的消息，以为这份工作已经结束了。

在交叉询问时，兰斯·韦德试图驳斥达万的证词，指出当时希拉洛斯还有一位名叫琳内特·索耶尔的实验室副主管，暗示是她在管理实验室。但此举适得其反，检方随后传唤她出庭。事实证明，索耶尔与希拉洛斯实验室的关系甚至还不如达万。她从来没有进过实验室，从未见过希拉洛斯的设备，而且从未复核过任何给病人的检测报告。她与希拉洛斯员工的唯一交集，是那个发去实验室文件要她签字的女性。由于疫情关系，陪审团成员都戴着口罩，因而很难判断他们的反应。但显然索耶尔的证词令部分陪审员感到震惊。有一位女陪审员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

陪审团也听取了希拉洛斯最后一任实验室主管金舒克·达斯的证词。霍姆斯在CMS的检查之后雇用了他，试图整顿实验室，但为时已晚。与达万不同，达斯资历丰富，他作证说，他得出的结论是爱迪生设备不起作用，因此宣布该设备的所有检测结果作废。

检方已经证明了希拉洛斯实验室的混乱状况，但他们还需要证明问题的核心：投资者受到了欺诈。在霍姆斯面临的12项指控中（原起诉书增加了1项病人指控），7项与投资者有关。其中1项是合谋犯罪，6项与单个投资者有关。沃尔格林和西夫韦的高管证词有助于证明合谋犯罪，但陪审员还没听到通过电汇转账的投资者的声音，他们在起诉书中占了很大的分量。

他们肯定会来作证，不过检方首先想要向陪审团一劳永逸地证明，霍姆斯在2010年初发送给韦德·米克隆的那些医药公司的报告全都被篡改了。这很重要，因为霍姆斯不只是将它们发给了沃尔格林的高管，还向多名投资者出示过。检方传唤来证实伪造行为的第一位证人，是辉瑞公司前高管肖恩·韦伯。

韦伯作证说，希拉洛斯在2008年末发给辉瑞公司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它为这家药企进行的一项试验研究，他受命对报告进行评估。他说，他发现报告“缺乏说服力”，根据他的建议，辉瑞终止了与该公司的合作。他所评估的报告版本只带有希拉洛斯的标志。当罗伯特·里奇向他出示霍姆斯15个月后发给米克隆的带有辉瑞公司标志的报告时，韦伯说他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

从先灵葆雅公司的前高管康斯坦斯·库伦那里，陪审团听到了类似的证词。那段合作关系也以失败告终，而希拉洛斯公司亦在先灵葆雅不知情的情况下盗用了其标志。那么，有些心照不宣的问题就冒出来了：谁伪造了那些标志？是霍姆斯本人吗？

在韦伯和库伦之后，检方传唤了他们的第一个投资者证人布莱恩·托尔伯特。托尔伯特是得克萨斯州房地产企业家克雷格·霍尔的合伙人，曾两次投资希拉洛斯：一次在2006年，一次是在2013年年底。第二笔投资价值487.5万美元，构成起诉书的第五项指控。

托尔伯特证词的焦点是一盘他录制的录音带，内容是霍姆斯在2013年12月的一次筹款电话会议上对投资者的演讲。检方向陪审团播放了这盘录音带，其中包括几段关于希拉洛斯检测的准确性以及其与制药公司及军方合作的若干误导性陈述。

接下来出庭的是丽萨·彼得森，她是德沃斯家族办公室的一名投资经理，该家族在2014年秋天向希拉洛斯投资了1亿美元。引发这笔投资的一系列事件始于一位名叫丹尼尔·莫斯利的地产律师，德沃斯家族是他的客户之一。2014年9月，莫斯利将罗杰·帕洛夫的《财富》杂志文章发给彼得森的老板杰里·图伯根，并安排他与霍姆斯在芝加哥的一次会议上见面。图伯根被霍姆斯的故事打动了，要求彼得森研究这项投资。

彼得森经过思考，将几件事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份不错的投资备忘录：《财富》杂志的文章；图伯根和她与霍姆斯的通话；霍姆斯寄给他们的一个文件夹，其中包括被篡改的辉瑞制药报告以及丹尼斯·任已经证实为虚构的1.4亿美元的年收入预测。彼得森作证说，霍姆斯在电话中告诉她，希拉洛斯只用自己的血液检测仪。她也指证，她认为那份被篡改的辉瑞报告意味着辉瑞公司已经认可了希拉洛斯的技术，她还说之所以相信1.4亿美元的年收入预测，是因为当年只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

第三名作证的投资者是那位将德沃斯家族介绍给霍姆斯的地产律师莫斯利。莫斯利自己接触希拉洛斯的时间并不长，是通过另一位长期客户，即希拉洛斯的董事会成员、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2014年夏天时，基辛格正考虑向希拉洛斯投资，他叫莫斯利去了解一下这家公司，为他提供参考意见。在此过程中，莫斯利本人也对这项投资产生了兴趣，将自己的600万美元投了进去。

和彼得森一样，莫斯利也收到了一个投资文件夹，里面有《财富》杂志的报道、被篡改的辉瑞制药报告以及虚构的财务预测，他也和彼得森一样，对这些都信以为真。在写给基辛格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将辉瑞制药的报告描述为“关于希拉洛斯技术可靠性的最广泛的证明”。

在交叉询问时，兰斯·韦德试图抹黑莫斯利，指出他是连接希拉洛斯与多个富裕家族的纽带。除了德沃斯家族，莫斯利还向霍姆斯介绍了另外三个客户：亚特兰大的考克斯家族、沃尔顿家族和希腊航运业继承人安德烈亚斯·德拉科普洛斯，他们都投入了巨额资金。但这并没有改变莫斯利也受了骗的事实。

莫斯利之后，检方传召克里斯托弗·卢卡斯出庭。卢卡斯是在希拉洛斯成立初期指导过霍姆斯的风险投资家唐纳德·L.卢卡斯的侄子。克里斯托弗·卢卡斯经营着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黑钻创投（Black Diamond Ventures），该基金在2006年投资了希拉洛斯，并在2013年底再次投资。第二笔投资价值535万美元，构成了起诉书的第四项指控。

与布莱恩·托尔伯特一样，卢卡斯也参加了2013年12月的投资者电话会议，在会上霍姆斯发表了多项误导性的陈述。但与托尔伯特不同的是，在那次会议前的几年里，卢卡斯通过他的叔叔经常与霍姆斯接触。他证词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在投资过程中，他极少提出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他叔叔的背书和纯粹盲目的信任。对于他的案子，至少部分归咎于缺乏尽职调查。在作证的投资者中，我觉得他是最缺乏说服力的证人。

检方的第五位投资者艾伦·埃森曼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埃森曼是一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退休财务规划师，他在2006年希拉洛斯早期的一轮融资中投了120万美元。但涉案的并不是那一次投资，而是埃森曼在2013年底投资的99990美元，这次数额小得多。问题在于，埃森曼多年来一直向霍姆斯和巴尔瓦尼抱怨希拉洛斯缺乏透明度，但却进行了第二次投资。与布莱恩·托尔伯特和克里斯·卢卡斯不同，他没有参加2013年12月的投资者电话会议，因此没有听到霍姆斯在电话会议上的误导性陈述。他在法庭上的不守规矩也帮了倒忙。在交叉询问时，他多次因回避问题而受到法官的训斥，还违反法庭的规定在庭审休息期间去找检察官说话。

最后一位投资者证人布莱恩·格罗斯曼的证词更有说服力些。格罗斯曼代表的是旧金山的对冲基金——合作基金管理公司。2014年初，合作基金通过三只独立基金向希拉洛斯总计投资了9610万美元，但只有其中一笔投资构成起诉书中的一项指控，即由格罗斯曼管理的“合作基金健康科学”投资的3830万美元。

在6名投资者中，格罗斯曼所做的尽职调查最为详尽。他曾要求参观临床实验室，巴尔瓦尼一开始拒绝了，声称其中包括尚未获得专利的技术。最终向格罗斯曼展示的是一个在金属架上摆放了一排排正处理样本的希拉洛斯设备的区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该公司使用的是第三方的机器。格罗斯曼还与霍姆斯以前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后来成为希拉洛斯顾问的钱宁·罗伯逊交谈过，并参观了旧金山湾对面的纽瓦克工厂，该公司在那里生产设备。他在帕洛阿尔托的沃尔格林门店做了血液检测，在那里他的血液是通过针头抽取的。巴尔瓦尼说这是因为他的验血单上有一项“极不寻常”的检测。跟彼得森和莫斯利一样，格罗斯曼也收到了虚幻的财务预测。

除了卢卡斯和埃森曼之外，检方在投资者部分的证词很有力，但病人部分的显得薄弱。庭审开始前，辩方就已获准要求任何病人的证词所涉及的血液检测都必须与政府在一项被称为详情诉状的文件中列出的血液检查清单一致。问题在于，检方在起草详情诉状时，遗漏了某个计划出庭的病人证人的一项血液检测。结果，这名证人（只能以其首字母缩写称为B.B）被禁止作证，检方不得不撤回起诉书的12项指控中的1项。

剩下的两名被检方传召出庭的病人都是可信赖的，令人同情——一位是收到了错误的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的女性，另一位是男性，收到的错误检测结果表明他患有前列腺癌——但法官不允许证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这使得他们的作证显得简短而枯燥。

不过，检方最后还是以高调收场，传唤了罗杰·帕洛夫作为他们的最后一位证人。帕洛夫录下了他与霍姆斯的6次访谈，这些录音带里充斥着半真半假的话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在一段录音中，他问霍姆斯能不能让他看看希拉洛斯的临床实验室。霍姆斯回答说他其实已经看到了，因为那里面有的只是更多的黑白两色的爱迪生设备，与他参观希拉洛斯在帕洛阿尔托的总部时看到的设备一样。不用说，事实并非如此：希拉洛斯的实验室里不只有爱迪生，还有各种改装过的和未改装的第三方机器。而且，正如陪审团至此已经了解的，是第三方机器承担了大部分检测。

检方的主诉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有三名陪审员被解职，由候补陪审员替上，其中一人是因为玩数独游戏，另一人则声称她的佛教信仰使她无法将某人送进监狱。由于总水管爆裂，法院关闭了一天。达维拉法官多次威胁要把打字声太大的记者赶出法庭。在此期间，霍姆斯每天早晨都和母亲手牵着手出现，身边围着一小撮闺蜜，她们和她的家人一起坐在被告席后面。

现在政府方面的指控结束了，每个人心中都在想：霍姆斯会走上证人席作证吗？答案没多久就出来了。进入辩方陈述后几个小时，在两位证人出庭后，首席律师凯文·唐尼说出了大家都在等待的话：“辩方传唤伊丽莎白·霍姆斯。”座无虚席的法庭上，惊讶和兴奋的窃窃私语此起彼伏。

这事发生时，我人在纽约，准备随时回圣何塞去看她作证。辩方阻止我报道审判的计谋失败了：我大张旗鼓地雇了一名律师，提出动议，要求允许我回到法庭。我的律师指出，霍姆斯并不真的打算传唤我作证，她是出于“恶意”和“敌意”把我列入了证人名单。在一次通过线上会议平台Zoom举行的听证会上，治安法官纳撒内尔·考辛斯批准了我的动议，并称我对审判的报道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

霍姆斯会在星期五的庭审还剩一个小时的时候站上证人席，所以我不会错过她的大部分证词。我订了一张周末去旧金山的机票，收拾好行李。但从法庭内部传来的报道看，她已经开始在陪审员身上施展魅力了。唐尼引导她介绍在斯坦福大学的经历以及希拉洛斯的早期历史时，她望向陪审团坐席，露出浅浅的微笑。

接下来的一周，我回到了法庭。唐尼将她的证词引向希拉洛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半段与制药公司的合作。辩方的重点是反驳这些工作没什么意义的观点，并告诉陪审团，在霍姆斯看来这些工作证明了希拉洛斯技术的有效性。

霍姆斯的表现很好，回答问题准确，展现了她对细节的掌控，但在我看来，真正的明星是唐尼。他有条不紊地引领他的当事人开展辩护，从而构建了另一套叙事：2010年霍姆斯没有就希拉洛斯的技术能力向沃尔格林和西夫韦撒谎；她告诉他们的，只是她的科学家告诉她的事。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使用了伊恩·吉本斯在那个时期的一系列电子邮件。此举简直厚颜无耻：唐尼知道法官禁止所有关于吉本斯自杀的证词，因为这些证词可能过于偏颇，所以他利用死去的科学家来支撑他编出来的故事。我忍不住想，如果吉本斯知道霍姆斯在利用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的棺材板恐怕要压不住了。

霍姆斯作证的第三天，唐尼决定对付政府这方最有力的一条证据：被篡改的制药公司报告。他问霍姆斯，是谁将辉瑞公司和先灵葆雅公司的标志加到报告上的。令我惊讶的是，她承认是自己加的。“为什么？”唐尼问。“因为这项工作是基于与那些公司的伙伴关系，我想表明这一点。”她回答，又补充说她现在很希望当时没有这么做。霍姆斯和唐尼装出一副政府在小题大做的样子，但直觉告诉我，承认这一点极具毁灭性，可能对陪审团的裁量有重大影响。

唐尼镇定自若地继续辩护，着手应对检方陈述中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希拉洛斯在偷偷使用第三方的血液检测机器。按照他的另类说法，这是基于完全合法和合乎逻辑的理由。并不是因为霍姆斯夸大了她的技术能力，从而需要一个变通的方法掩盖她的谎言。不，照他的说法，这是因为希拉洛斯原本打算把迷你实验室放在沃尔格林的门店里。但由于设备没有获得FDA的批准，沃尔格林的律师拒绝了这个计划，以致希拉洛斯不得不转向中央实验室模式。而迷你实验室一次只能处理一个血液样本，不适合用于同时处理大量样本且需要批量处理的实验室。这是个聪明的说法，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布莱恩·格罗斯曼要求参观实验室时被带到了一个只有希拉洛斯设备的区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霍姆斯要骗帕洛夫。这个说法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对其他所有投资者和公司自己的董事会隐瞒使用第三方机器的事。

唐尼的另类说法为此提供了一个解释：希拉洛斯对西门子ADVIA 1800所做的改造是有价值的发明，需要予以保护。这与大卫·博伊斯和他的助手在2015年想以商业秘密为遮羞布灌输给我的说法如出一辙。

身为一名好律师，唐尼对所有的事都有答案。亚当·罗森多夫做事从未受到过霍姆斯的压力，他完全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运营实验室。苏蕾卡·甘加赫德卡辞职，不是因为她认为希拉洛斯要把有缺陷的技术投入商用，而是因为她压力大，身体有问题，唐尼有一封电子邮件可以证明这一点。“空值协议”并不是用来在演示时欺骗投资者的，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无需插入血液样本即可展示迷你实验室的触摸屏如何工作。两位“租来的”实验室负责人达万医生和索耶尔医生是巴尔瓦尼雇的，他们本就应该只工作一个较短的时间，以便有实力的内部候选人接手。至于提供给投资者的财务预测，则是巴尔瓦尼造出来的。

唐尼还向陪审团出示文件，证明希拉洛斯与军方各分支部门有过广泛的交流，其中包括马蒂斯将军的中央司令部。他的意思是，这些交流也许最终不会形成带来收入的合同，但在那个时候，霍姆斯有理由相信它们会带来收入。

这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唐尼出色地创造了一个平行现实，在那个世界里，霍姆斯几乎没有任何责任。不过，斯文加利式辩护在哪儿呢？霍姆斯作证的第四天，庭休吃午饭时，唐尼仍没有提及有关受到虐待的指控。我开始以为他决定不采取这一策略了。但我错了。

午饭过后，霍姆斯的作证一恢复，精彩演出就开始了。在唐尼温和的询问下，霍姆斯作证说她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二个学年遭人强奸，而她与巴尔瓦尼的关系是在那不久之后开始的。泪水立即顺着她的脸颊滚落，就好像什么人打开了一个开关。

霍姆斯说，巴尔瓦尼答应要保护她，但很快就开始虐待她。他嘲笑她的平庸，告诉她需要告别从前的自己，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规定她吃什么，睡多久，如何行事。唐尼出示了巴尔瓦尼给她的手写便条。其中一张写道：“每天早晨，我要强迫自己起床，花不少于30分钟（1分不能少）写下我今天想要什么。”

霍姆斯说，当她没有严格遵循他的建议时，巴尔瓦尼就会生气，朝她大喊大叫，强迫她发生性关系。霍姆斯泪流满面，令她听上去很真诚，我能感觉到陪审团被富有感情的证词所打动。斯文加利式辩护似乎奏效了。唐尼成功地彻底岔开了话题：在这个下午，这个地方，审的不再是一个犯下欺诈罪行的创业家，而是一个被邪恶男人虐待的女性。

在霍姆斯的讲述中，直到2015年秋天，巴尔瓦尼对她施的魔咒才因为CMS的检查而打破。正是在那个时候，她才意识到他告诉她的实验室情况不实，终于明白他不是她以为的那个人了。

唐尼把一切都编排得很完美，但随后他犯下了一个在我看来小小的策略错误。他问霍姆斯，巴尔瓦尼是否操控了她与投资者、新闻记者以及沃尔格林之间的互动，她回答说没有。那么这段恋情对她在希拉洛斯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唐尼问。她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影响了我的一切，而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这显然是他们排练过的对话，听上去很真诚。但我感到，霍姆斯承认巴尔瓦尼没有控制她的行为，实际上破坏了提出受虐指控的整个目的。

不过，她的证词仍然很有说服力，表现非常令人同情。陪审团一定会为她感到难过。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想着她是否会被无罪开释。

出庭作证为自己辩护，是霍姆斯的孤注一掷之举。大多数刑事辩护律师都不会建议他们的客户站上证人席，因为交叉询问有可能非常残酷，可能将证词引向他们不想要的方向。但霍姆斯认定值得冒这个险。现在的问题是：检方会不会让她追悔莫及？

罗伯特·里奇全力以赴。他开始与霍姆斯对质，质问她打压我的报道、威胁我的线人的事。她试图回避他的提问，要么拒绝回答，要么声称记不清了，但里奇用她与巴尔瓦尼的短消息记录紧咬不放。当霍姆斯否认威胁艾瑞卡·张时，里奇用艾瑞卡收到的来自大卫·博伊斯的信件以及希拉洛斯付给私人调查机构的款项与她对质。当霍姆斯否认对泰勒·舒尔茨打击报复时，里奇提醒她她是怎样派律师在他祖父的房子里围攻他的。里奇还用霍姆斯写给鲁伯特·默多克的想阻止我的第一篇报道的电子邮件质问她。最终，霍姆斯承认她应对《华尔街日报》的方式是一场“灾难”。

里奇要表达的观点是，霍姆斯一直在掩盖事实，而且这种掩盖在报道发表后仍在继续。他为陪审员播放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的《疯狂的金钱》节目采访她的视频片段，就是在我的第一篇报道发表的那个晚上。当吉姆·克雷默问她，希拉洛斯有多少种检测是在爱迪生设备上做的，霍姆斯答得很含糊。里奇问：“我在这个片段中没有听到12这个数字。你听到了吗？”“我没有。”霍姆斯回答，显然恼了。

霍姆斯的回答要么勉强承认，要么含糊其辞或者断然否认。前一天那个温顺、无辜的证人不见了。陪审团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狡猾好斗的女人。她在露出她的真面目。

在短暂休息之后，里奇冒险重新梳理了霍姆斯与巴尔瓦尼的关系。他要求霍姆斯大声朗读他们之间表达爱意的一些短消息。他似乎想表明，在他们的交流中不存在所谓的虐待迹象（“爱”这个词在他们互发的短消息中出现了594次）。但当霍姆斯读这些短消息时，她又一次哭了起来。一些报道审判的女记者觉得里奇的做法欠妥，不近人情，但我认为这是合理的。霍姆斯将这段关系作为她自辩的核心，他必须迎头痛击。

里奇也用这些短消息说明，巴尔瓦尼已经多次将实验室和公司的其他问题告诉了霍姆斯，她声称是在CMS检查之后才知情是说谎。

里奇一度出人意料地使霍姆斯承认了她和巴尔瓦尼在一起的时候，还有过另一段恋情，这个发现让她一直受巴尔瓦尼的精神控制、无法按自己意愿行事的说法不攻自破。

交叉询问时最有杀伤力的环节之一，是里奇出示的被篡改的制药公司报告。里奇问霍姆斯，她是否得到了辉瑞公司的许可在第一份报告中使用其标志。她多次回答“我不知道”或者“我不记得了”，听上去完全无法令人信服。里奇随后用第二份报告与她对质。报告不仅在每一页的顶部都加上了先灵葆雅公司的标志，而且结论部分的措辞也经过了润色。在他的质问下，霍姆斯不情愿地承认是她改动了措辞。

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里奇抛出了第三份报告，即霍姆斯在2010年发给沃尔格林的韦德·米克隆的那份。跟前两份报告不同，报告不是希拉洛斯而是葛兰素史克公司写的。这就是问题所在：除了加了葛兰素史克公司的标志，还删除了报告中的几个部分，包括描述希拉洛斯的指尖取血“很困难”的一段。这一次霍姆斯拒绝承认是她删的。这种事是花言巧语遮掩不过去的：实在太恶劣了。

接下来的一周，交叉询问继续进行，出现了更多有杀伤力的时刻。有一次，霍姆斯被迫承认，她明知罗杰·帕洛夫在《财富》杂志的文章中有些段落不准确，带有误导性，但仍然将其发给了投资者。还有一次，里奇用一封她弟弟的电子邮件跟她对质，其中描述了一个欺骗潜在投资者的方案，当时这些投资者预备在沃尔格林的门店中抽血。霍姆斯要求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投资者从静脉抽血，所以方案就是分散投资者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去查看单据，以便其从订单中删除检测项目，确保只做指尖取血的项目。

里奇还重新谈起了伊恩·吉本斯的话题。他指出，伊恩的遗孀罗谢尔一直是我的消息来源之一，2015年，我正在写《华尔街日报》的第一篇报道时，希拉洛斯试图诋毁他们两人。尽管有这些证明诋毁行为的邮件摆在面前，霍姆斯仍咬死不认。这让她再一次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而这面目并不好看。

结案陈词定在了12月中旬。这个时候，圣何塞变得寒冷多雨，使得天蒙蒙亮就在法院外面排队等候的大批记者都裹得严严实实。戴着兜帽和外科手术口罩出现在队伍最后面的，是泰勒·舒尔茨。现在证人的作证已经结束，泰勒确信双方都不会传唤他出庭，于是决定来看一看庭审情况。他排得太靠后了，没能在达维拉法官小小的法庭上获得一个座位，但他成功地挤进了分会场，摄像机会将庭审过程传到这里的两个大电视机上。检察官杰夫·申克开始结案陈词时，他刚刚坐定。

申克告诉陪审团，霍姆斯在2010年及2013年都面临过一个选择，是让希拉洛斯公司因资金耗尽而倒闭，还是靠撒谎欺诈让它活下去。“她选择了欺诈，不接受公司的失败，”他说，“这个选择不仅冷酷无情，而且是犯罪。”

他请陪审团想象一下，对投资者进行诚实的游说应该是什么样子：霍姆斯将不得不告诉他们，在运作了10年之后，她的公司能够拿出来的全部东西只是一台不靠谱的设备，只能进行一小部分检测。她知道，选择诚实就不会引来任何新投资，所以“她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他说。

然后，申克领着陪审团回顾了每一位证人的证词要点，用幻灯片提醒他们那些关键性的证据，比如虚假的财务预测、被篡改的制药公司报告和伪造的备忘录。他还播放了托尔伯特和帕洛夫的录音带中作为罪证的片段，展示了霍姆斯和巴尔瓦尼的短信交流中最露骨的内容。这是一段坚实有力的长达三个小时的表述，但我怀疑，在霍姆斯动情的受虐证词之后，这些是否足以给她定罪。

唐尼紧随申克站上了发言席。当他引导霍姆斯进行直接询问的时候，表现得流畅而自信。但现在，他看上去恼火而戒备。他的沮丧，可能主要是因为被篡改的制药公司报告以及检方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对报告的反复强调。他试图证明在将那些标志加到报告上时，霍姆斯完全没有任何险恶用心，但他的身体语言及语音语调暴露了他的担忧。这是他在这个政府案件中一直没有处理好的地方，现在依然没有。

唐尼竭尽全力逐条反驳政府的其他指控，但在庭审中出现的毁灭性证据太多了，要想逐一给出解释就像是在玩打地鼠游戏。到了结案陈词的第二天，他的表现好多了，盯着几个关键的争论点。其中一个点是希拉洛斯的投资者都是富有且饱经世事的人，签下的股票购买协议上都提醒投资初创公司是“高度投机性的”，存在“重大风险”。另一个点是霍姆斯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守业者，坚守公司直到尽头，自己名下的股票一股都没有卖过。

“一有风吹草动，骗子就套现脱身，罪犯就掩盖事实，老鼠就逃离正在燃烧的船。”唐尼说，他提高声音，最后游说陪审团道：“她一直留在那船上，船沉没，她也跟着一起沉没。女士们，先生们，这个女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辩方结案陈词之后，政府方面获准进行反驳，检察官约翰·博斯蒂克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他请陪审团不要被辩方反复提到的霍姆斯的年轻和缺乏经验所影响，指出当她开始向投资者撒谎时，已经26岁，开始向病人撒谎时，已经29岁。他说：“去问问艾瑞卡·张，到底要多年轻才会不知道提供不准确的血液检测是不对的。”

在直接询问期间，霍姆斯曾将希拉洛斯刻意隐瞒改造第三方机器的行为比作可口可乐公司对可乐配方严格保密之举。博斯蒂克嘲笑了这个类比：“如果希拉洛斯是一家汽水公司，那它是一家只能生产几种口味的公司，而其他口味则是将其他公司的汽水重新包装当作自己的卖掉。”

不过，博斯蒂克最出色的表现是在他反驳受虐指控时。他承认陪审员也许会同情霍姆斯，说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他提醒他们，是她自己作证说巴尔瓦尼并没有控制她的行为。他也指出，其他证人的证词表明巴尔瓦尼经常听从霍姆斯的意见，还有，巴尔瓦尼有时会在短消息中告诫她不要不诚实。他告诉陪审团，陪审员的工作最终是决定霍姆斯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仅此而已。“你们应当把除此以外的一切抛在一边。”

辩方的辩护已经结束，并没有传召他们的心理学家上庭明确地将霍姆斯作为CEO的所作所为与她的受虐指控联系起来，这让博斯蒂克的请求更容易为陪审团接受。因为政府方面也有自己心理健康专家来询问霍姆斯，唐尼一定觉得，让陪审团听到他们的对话将是非常不利的。

陪审团于2021年12月17日（星期五）下午4点43分受理了这个案子。15分钟后，人们看到陪审员离开法院，去度周末。他们的审议要到下周才能真正开始。

结果怎样很难预测。他们会被霍姆斯声泪俱下的证词和唐尼对已发生事实的巧言篡改所左右，还是会让提交了大量证据的检方胜出？

审议的头两天，即12月20日（星期一）和12月21日（星期二），法院里一片平静。陪审员总计开了14个小时的会，但没有做出决定。然后到审议的第三天，即12月23日（星期三）的下午，法庭书记员通知说陪审团给了一张便条。记者们涌进法庭内，听达维拉法官读这张纸条。上面说，陪审员想再听一次霍姆斯在2013年投资者电话会议上的录音带。

陪审团被带入法庭，布莱恩·托尔伯特在8年前录制的录音带又播放了一遍。录音在沙沙作响，大多数陪审员边听边做笔记，但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霍姆斯试图与他们进行眼神交流，但没有一个人理会她的注视。这是一个征兆吗？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对于被告通常是个糟糕的迹象。不管陪审员想通过录音带解决什么样的争端，那天下午他们并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小时后，他们回家了，去和家人共度圣诞。

随后的一周，陪审团进行了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的审议，但仍然没有做出裁决。等待变得越来越难熬。按日程安排，新年还要休息，意味着审判现在要延续到新的一年了。

我努力提醒自己，在白领犯罪案件中，陪审团审议通常耗时很长。他们花了6天才将安然案中的杰夫·斯基林和肯·莱定罪，对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首席执行官伯尼·埃伯斯的定罪花了8天，而泰科公司（Tyco）首席执行官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的定罪花了11天时间。对冲基金经理拉贾·拉贾拉特南被判犯有内幕交易罪是经过12天的审议后才做出的。白领犯罪案件错综复杂，充满了细微的差别。陪审团需要时间来仔细研究所有的证据，从中得出答案。

2022年1月3日，星期一，高潮终于到来。那天上午，陪审团给法官递了一张便条，说他们未能就11项指控中的3项达成一致。达维拉法官将陪审员请回法庭，向他们宣读了“艾伦指示”[Allen charge，美国法律术语，指在陪审团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陷入僵局时，法官向陪审团做出指示，要求其认真听取并尊重彼此的意见，努力做出一致的裁断。——编者]，其本质上是鼓励他们继续进行审议以得出结果。但艾伦指示未能起效：4个小时后，陪审团又送来一张纸条，说他们在这3项指控上仍然僵持不下。达维拉法官别无选择，只能接受部分裁决。一天内向陪审团宣读两次艾伦指示可能会被视作强迫，成为上诉的理由。他指示陪审团填写裁断书，带着裁断书回到法庭。

30分钟后，当达维拉法官打开那个装有裁断书的绿色信封时，悬念大到无以复加。他仔细看了一遍，面无表情，但注意到裁断书没有填写日期，于是将它还给陪审团团长补上日期。人们在焦灼中又等了两分钟，法庭副手阿德里亚娜·克拉茨曼终于开始宣读裁决。这个时候，法庭上静得落针可闻。你能够感觉到空气中的紧张气氛。

“美国加州北区地区法院，关于第18-CR-00258-EJD号案件，美利坚合众国诉伊丽莎白·霍姆斯，我们作为上述案件的陪审团成员，一致裁定被告伊丽莎白·霍姆斯……合谋对希拉洛斯的投资者进行电信欺诈，罪名成立，如起诉书第一项所指控，违反《美国法典》第18条第1349款。”

霍姆斯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罪名成立”四个字回荡在空中。她面无表情。

克拉茨曼女士继续宣读其余10项指控的裁决。除了共谋罪名外，陪审团还认定，6项涉及投资者的指控中，霍姆斯对3个投资者的欺诈罪名成立，即对冲基金合作基金、德沃斯家族以及丹尼尔·莫斯利律师。但对4项涉及病人的指控，陪审团认定无罪，对其余3项涉及投资者的指控未能达成一致裁决。

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好坏参半的裁决，但总体上来看，毫无疑问，政府方面赢了。霍姆斯将作为一名被定罪的重案犯而永远为人所知。而且，罪名成立的指控，涉及的金额都很高。合作基金、德沃斯家族和莫斯利因欺诈一共损失了1.44亿美元。而令陪审团陷入僵局的指控，投资者的损失只有1000万美元。

那天晚些时候，霍姆斯和比利·埃文斯以及她的父母手拉手从法院走出来，看上去神情茫然。试图将责任推给巴尔瓦尼的策略最终没有奏效。雇用一整支高价律师队伍也没有起到作用。在公然否认我的报道6年后，她最终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10个月后，即2022年11月18日，伊丽莎白·霍姆斯回到法庭，等着接受她的命运。她的律师提出了三项动议，要求进行新的审判，推迟对她的宣判。其中一项是由于亚当·罗森多夫在庭审之后不明智地去霍姆斯家拜访。比利·埃文斯将罗森多夫拒之门外，根据他的说法，这位前实验室主管曾对他暗示检察官对希拉洛斯事件的描述过于黑暗。这导致达维拉法官将罗森多夫召回法庭，亲口做出解释。但最终，一切都是白费力气。罗森多夫坚持他在庭审中的证词，于是法官拒绝了辩方的动议。

现在，霍姆斯终于必须面对现实了。不过她还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来影响法官。在一份82页的量刑备忘录中，她的辩护团队再次强调巴尔瓦尼对她的所谓虐待，还有她的朋友和家人站在她的立场写的140多封信。她的律师写道，这些信件——包括来自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的一封——“一致描绘霍姆斯女士是一个富有同情心、慷慨、乐观、诚实和体贴的人”。备忘录中没有提及，但是法官和法庭中的每个人都能清楚看到的一个事实是，霍姆斯又怀孕了，判处长期监禁意味着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年幼的孩子将会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成长。更有甚者，她的律师认为，让霍姆斯继续她为性侵受害者开展的志愿工作，“比监禁她能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他们提出，最差情况下，她的刑期也不应超过18个月。

检方有不同想法。检方自己的量刑备忘录写道，霍姆斯“站在法庭之上，毫无悔意。她不肯承担责任。恰恰相反，她坚称自己是受害者。她不是”。检方要求判处15年有期徒刑，这样才符合其所说的霍姆斯罪行的“极其严重”的性质。

根据联邦量刑准则，在计算刑期时，欺诈的受害者所损失的金额是要重点考量的。检方认定希拉洛斯的投资者由于欺诈而损失的金额超过8亿美元。随着听证会的进行，达维拉法官显然认为这个数字过高。他同意被告的几项反对意见，将损失金额认定为1.21亿美元。这是不是表明他想对霍姆斯仁慈一点呢？

不一定。法官过去必须严格遵守量刑准则，但2005年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使该准则不具有约束力。无论达维拉法官认为欺诈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他都可以在任何一个方向上大幅度偏离准则。霍姆斯的命运完全由他决定。

我发现这位法官很难琢磨。在主持审理这桩案件的4年之中，他始终是一张扑克脸。他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始终对双方都彬彬有礼。就算庭审中新出现的证据令他震惊，他也从未表现出来。在量刑听证会的头两个半小时，他的举止始终如一：面无表情，高深莫测。

当他询问是否有本案中欺诈的受害者在场并且想要说点什么时，法庭中的紧张气氛突然升温。泰勒·舒尔茨的父母亚历克斯和贾内尔正坐在观众席中，就在我前面两排。他们向法官提交了一份受害者影响声明，但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得到发言的机会。犹豫了片刻，亚历克斯·舒尔茨站起来，走向发言席。

亚历克斯是政界元老之子，但他身上体现出的是一个从教34年的高中生物老师的谦逊。他首先回忆了在一次舒尔茨家族的聚会上，霍姆斯对自己技术的高谈阔论，然后转向比利·埃文斯，说他对这位霍姆斯的伴侣写信给法官抱怨受到媒体的围攻深有同感。

达维拉法官意识到这话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于是打断了他，要求他向法庭说出自己的意见。

亚历克斯转身面向法官，继续说道：“我完全理解他们的感觉，因为伊丽莎白雇了一个私人侦探跟踪我儿子……每天晚上，我儿子睡觉的时候，枕头下面放着一把匕首，他觉得有人会在半夜进来杀他。”

然后，他讲述了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故事，希拉洛斯的律师如何在乔治·舒尔茨的家中伏击泰勒，前国务卿如何站在霍姆斯一方，不邀请自己的孙子参加他95岁的生日派对。

“关于桑尼和伊丽莎白，有很多种说法，”他说，指的是霍姆斯的受虐指控，“从我的家人的角度来看，伊丽莎白就是他们的桑尼·巴尔瓦尼。”

这些言辞极为犀利，一举粉碎了那些支持信所描绘的闪光形象。亚历克斯·舒尔茨说完后，霍姆斯在被告席上大声抽泣起来。

现在轮到她发言了。让自己冷静下来后，她告诉法官，她被自己的失败“毁了”，如果有机会，在许多事上她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我太急于实现我的梦想，同时做了太多的事。”她说。

事实上，她是在为身为一个创业者的失败而道歉，但她没有承认任何错误行为。我怀疑这一区别并没有逃过法官的眼睛，但很难辨别。他面无表情地听着她的恳切之言，仍然没有泄露任何信息。

直到她结束发言，轮到达维拉法官做出最后总结时，达维拉法官才终于开始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许多、许多层面上，本案都如此令人不安。”他缓缓说道。

他回顾了硅谷还是一片农业区域的起步阶段，在那个时候，商业交易通过握手即可成交，他说诚实仍旧是现代科技产业创新和投资的基础。霍姆斯的欺骗行为破坏了这一约定，不止一次，而是反复多次，他说。

“这是一桩欺诈案，在这起案件中，一个令人激动的初创公司满怀极大的期待和希望前进，却仅仅因为不实、歪曲……和纯粹的谎言而落空。”

他承认霍姆斯并没有从这个骗局中获利，若有所思地大声说着对她动机的猜测。“是因为狂妄吗？”他问，“还是迷恋成为年轻创业者所带来的声名？”

无论是哪一种，达维拉法官都不会同情，他明确表示，霍姆斯拒绝赔礼道歉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建议我们退一步，看看这件事，好好想想，欺诈的病理学特点是什么？是没有能力承担责任或表达忏悔（无论以什么方式），还是拒绝这样做？也许这就是从本案中能够得出的警示意义。”

当他宣布判决时，霍姆斯泪流满面，仿佛受了重重一击：135个月的监禁。

11年3个月。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严厉的处罚。与许多观察家的预期、霍姆斯及家人的期望相反，她作为女人和母亲的身份并没有为她赢得宽恕。她的受虐指控也没有。法官和陪审团一样，都选择了无视。

此案向硅谷发出的信号响亮而清晰：厚颜无耻地撒谎，后果会很严重。

三个星期后，桑尼·巴尔瓦尼步霍姆斯的后尘走上了法庭。2022年春季到夏季，巴尔瓦尼受审4个月。巴尔瓦尼被控的12项罪名，陪审团裁定全部成立。与霍姆斯的区别在于，他还被判犯有欺诈病人罪。这些额外的指控看上去必然会导致更重的刑期。事实果然如此：达维拉法官判处希拉洛斯的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12年11个月的监禁。

随着司法程序最终结束，一个重要的问题仍然存在：希拉洛斯的案件会对硅谷的“演久成真”文化产生什么影响？在霍姆斯和巴尔瓦尼被曝光后的几年里，创业热潮有增无减。现在，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有1000多只。随着这种爆炸式增长，一连串丑闻出现了，包括从特拉维斯·卡兰尼克领导的优步的恶行，到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破产。硅谷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创新热土，但它也是不当行为的温床。

我并不期待伊丽莎白·霍姆斯和桑尼·巴尔瓦尼的定罪能够一下子将硅谷变成道德的灯塔。但他们将在铁窗之后度过相当长的时间，对于那些一心想发财的年轻创业者，在跨过底线、从炒作和夸大滑向欺诈之前，这个事实也许会让他们驻足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