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你看起来精神不错嘛！”母亲说着，嘴角挤出了一个紧绷的笑容。

之后，她手舞足蹈地向我讲述了我从小认识的她那位女招待朋友的丈夫在工厂意外去世的事，以及在站前经营美容院的三姐妹因为意见不合而分裂的事情。说完一阵后，她喘了口气，又喝了一大口冰咖啡。一年半未见的母亲看起来和以前一样精神旺盛，只是瘦了些，原本圆润的脸颊有了凹陷，眼周的阴影更加明显。

我们在三轩茶屋的家庭餐厅里，面对面地坐在最靠近厨房的位置。

厨房里不断传来碗盘碰撞的声音、服务员们端菜的声音，还有客人进店时响起的铃声。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群身穿棒球服的中年人，他们脸颊泛红，桌上摆满了啤酒杯。周日的家庭餐厅从早到晚客人络绎不绝。那时的我几乎整天都在这里工作，所有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都仿佛是身体的一部分。虽然才过去两年，但感觉像是在旁观着别人模糊的记忆。

“花，你不饿吗？”

“嗯，不饿，”我说，“刚吃了午饭。”

“哦。”母亲微微噘起嘴，打开菜单，“我还是点一份饭吧。”接着按下按钮，一名身穿制服的男服务员走过来。母亲点了蛋包饭，服务员拿着订单走进了厨房。我去了自助饮料区倒了一杯乌龙茶，然后回到座位上。母亲的脸上带着一种既像是顾及我，又像是不在意的微笑，眨了眨眼。

“刚才和你在一起的人是朋友？”

“嗯。”

她说的是兰和桃子。我只是点了点头，没有提到与她们同住和工作的事情。

“你们看起来真不错，很有活力的样子。”

“是吗？”

“是啊。年纪轻轻的，像在发光。”母亲开心地说，“对了，一眨眼年就过完了。花，你吃年糕了吗？哦，黄美子不做饭的。”

“没什么特别的，跟平时一样。”

“是啊，新年睡一觉就过去了，什么都不做才好！”

正如母亲所说，新年转瞬即逝，一切都回归了日常，转眼间就到了一月中旬。我心想，是啊，已经是一九九九年了。

一九九九年——这个数字在很久以前就因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伟大预言而为人所知。小时候，这个数字刻在了我的眼睛里、脑海中。据说在这一年，世界将被某种毁灭性的事件摧毁，我们会在成年之前死去，太阳会变成方形，地球会再次进入冰河期，这实际上意味着核战争的到来……每次谈到这个，我都非常害怕。我记得有一次，有人突然说“但那是遥远的未来的事”，似乎在驱除恐惧，我记得自己回应了一句“确实”。那是一个暴雨过后的夏天傍晚，几个人在神社里寻找未被淋湿的地方坐下交谈，我感觉到了一种更加绝望、无处可逃的恐惧，还记得旁边一团黑色的苔藓好像动了一下。我用手指摩挲着沙发坐垫。

在等待蛋包饭期间，我一边附和着兴高采烈、滔滔不绝的母亲，一边感到无所适从、心神不宁。

我原本想等年后再打电话给她，但也许对母亲突如其来的到来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话说回来，心理准备是什么？我不太了解自己的感觉：我是否真的想见她？我感到的是困扰、紧张，还是其他的什么？

“你肯定和朋友约好了去什么地方的，对不起！”

“我会追上去的，没关系。”

我以为桃子或兰会发来消息，于是看了一眼手机，结果发现既没有未接来电也没有短信。她们或许还在电车上吧。“下周去我家玩吗？我爸妈回轻井泽了，静香也不在家。”桃子上周这样说道。我们也说着“好啊，想去！”兴致勃勃地确定了日期。然后就到了今天，大约三十分钟前我们三个人从家里出发。

“黄美子今天在做什么？”

“应该在家吧。我们出门的时候她还在。”

我们进行着简短的对话，我想起了刚才在车站前见到母亲时受到的小震撼。我一回头，立刻发现站在那里的女人是我的母亲。不，应该说是“认出了”。无论我是否想“发现”那人是她，在那一瞬间都不可避免地“认出了”那就是她，因而我有些吃惊。就在我们目光交会的瞬间，仿佛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东西，不管风暴如何肆虐，它都在那里毫不动摇，仿佛一块偌大沉稳的镇纸，以及泪水几乎要涌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我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那时候，我正跟着桃子和兰朝着通往改札口的楼梯往下走，手机突然嗡嗡地振动起来，或许我不该接那通电话。但当屏幕上突然映出“妈妈”的字样时，我下意识地按下了接听按钮。我把手机贴在耳边，听到了：“抱歉突然打电话，我想知道你在做什么，希望见你一面！”她说话的语气就像是在继续昨天的话题一样。我对惊讶地望着我的桃子和兰做了个手势，回到了与母亲的电话中。她说已经来到三轩茶屋的站前，我问她在哪里，她说在麦当劳门口。那和我们所在的几乎是同一个位置。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联系，我什么都没想，一回头，就看到她站在那里。

蛋包饭上桌后，母亲叫服务员再拿点番茄酱。她用勺子在蛋黄上画圈，用勺子背面在黄色的鸡蛋上面涂抹着番茄酱。

她把蛋包饭分成两半，搅拌后开始吃。她吃饭时，我一边鼓捣手机，一边思考各种事情：虽然好久没见了，但父母突然过来看自己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会聊些什么呢？这些念头不断在脑海中浮现。话说回来，我好像从来没有接过母亲打来的电话。映水借给我手机后，我保存了母亲的电话号码，但不确定她是否知道我的号码。我知道她曾经打来过，最后一次她打给黄美子的时候，我告诉她了吗？没有，那时候我还没拿到手机。

她很快就吃完了蛋包饭，大口大口地喝着水，说“好吃”。她那染成棕色的头发已经有些褪色发白了，但妆容没什么奇怪之处。我不知为何无法直视她，于是把目光移到她穿的毛衣上。不知道那是什么花纹，总之那是一件宽松的花毛衣，袖口上有几个明显的毛球，从袖口伸出的手有些骨感，鲜艳粉红色的指甲油有些剥落了。她又起了其他话题，然后开心地夸我柠檬酒馆经营得不错。她说最近和黄美子通电话时，听黄美子说我变得非常可靠，她开心地笑了。那时，我察觉到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微妙的紧张。看到这一幕，我——当然，我知道她是因为有事才特意过来——猜测她或许想离开东村山，在这边和我一起生活，或者想让我回去。我不知道她和那个房地产中介男友进展得怎么样，总之肯定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她感到孤单？也许是想再次和我一起生活，所以特意过来谈这件事吧。

“花。”母亲扯起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她舔了舔嘴唇，沉默片刻后，略微为难地笑了笑，“其实……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嗯，怎么了？”

我心想，终于来了。我坐直身体，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其实……我住院了。”

“什么？”

“本来不想让你担心，所以一直没说。怎么说呢，子宫那个地方……也不是子宫，是更靠前的位置，长了一个肿瘤，说是叫宫颈癌，还动了手术，不过现在没事了。手术很快就做完了，宫颈癌本身也不是很严重，但还是挺疼的，有一周左右了。”

“宫颈癌？”我问，“是癌症吗？妈，你得了癌症？”

“是的，得了癌症，工作也请假了，因为还要做一些检查。”

癌症——这个词让我动摇了，我无法好好回应她。母亲得了癌症——重新在脑海中念叨这句话时，心脏剧烈跳动。“癌症”这个词带有特殊的恐惧和沉重。到底有多严重、多糟糕，做了癌症手术的人会怎样……各种疑问涌上心头，我害怕极了。可与此同时，母亲就在我的眼前，她虽然看起来有些消瘦，但依旧精神饱满，说话风趣干脆，刚才还一口气吃完了蛋包饭。也许不用那么担心吧，我努力让自己这么想。但是，也许存在着癌细胞转移之类的问题，也许真实情况并不这么乐观。虽然她不是在说遗言，但可能是在总结过往，向我告别，所以才来见我……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想象涌入了我的脑海。

“其实，我想说的，有些难以启齿……其实呢，我想问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钱？”我看着她。

“嗯，是的。真的、真的很抱歉！”

之后，沉默再次降临。每次自动门打开时传来的铃声似乎成了流动于我们之间唯一的声音。

原来如此，她是为了钱才来见我的。我盯着杯底残留的浑浊的乌龙茶，觉得有些好笑。她来并不是为了让我和她一起住，或者让我回去，也不是因为病情严重或有重要的事情说。其实这样也挺好的，但是……原来如此，她是为了钱才来见我的。

不过，仔细想想，还真是这样，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从以前开始，我们一直过着勉强维持生计的生活，家里从来没有积蓄，我们一直都是依靠母亲在酒馆工作的收入度日，就像把皱巴巴的一千日元纸币和硬币拼凑起来。因此，这样的家庭里如果有人生病住院，并且不得不请假休息，生活就会立即停滞不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我想要对自己说：坚强一点！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悄悄流水的水龙头被拧紧的场景，又想起了我们居住过的文化住宅的厨房：在潮气中鼓包的地板、沾满水垢的小型不锈钢水槽、角落里保持着被拧干形状的如同纸黏土的抹布、堆满各种杂物的塑料盒，还有从酒馆回来后的母亲半夜站在那里煮泡面的背影。

“嘿，那个人呢？”过了片刻，我问道，“那个房地产中介，他……不帮你吗？”

“不行啦。我们分手了。”

“工作呢？你不说是还干着秘书什么的工作吗，也结束了？”

“结束了。”

“连工作也……”我问。

“不行了。”母亲笑了，“话说回来，我又回酒馆上班了，在顺子老板娘那里。现在虽然请假休息，不过下周就得回去上班了。虽然辞职的时候吵过一架，但后来说明白就没事了。真是太好了。”

姑且不谈她的身体状况，总之她还有一份未来能糊口的生计，这意味着她的生活还能持续，只是在请假期间没有收入，所以担心房租、水电费和日常开销等。

话虽如此，尽管我不知道母亲与那位房地产中介什么时候分手、实际上是怎样一种关系，更不想知道，但他没有帮助她。我记得他是在酒吧与母亲相识，让她辞去了酒吧女招待的工作，帮他做生意，可最终结果仍以惨淡收尾。谁是谁非说不清楚，但我无法释然。当母亲开始和那位房地产中介交往时，她真的很高兴，说自己终于也得到了幸福。看着她喜悦的样子，我也为她感到开心，心想：如果真是这样该多好。

可事与愿违，没有什么是可以依靠的。就算和有钱人在一起，他的钱也不会变成自己的；就算和住在大房子里的人生活在一起，他的家也不会变成自己的家。无论是房子还是金钱，哪怕像自己的东西一样使用，也仅仅是借来的而已。

这一点在婚姻中和家庭里或许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关系，赚钱的人绝对不会忘记那是自己的钱，有钱的人也一定会在心里计较把钱给了没钱的人花。出钱的人比要钱的人强势，不得不伸手要钱的人比给自己钱的人弱势。出钱的人会说教，且认为是合理的，总是拥有优越感，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要钱的人会下意识卑躬屈膝，看人脸色。强者总是可以随时随意地抛弃弱者。曾经眼睛发光、满怀期待地辞去酒馆工作、帮忙做房地产生意的母亲，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变成了这样。他们分手是在生病之后还是之前我不清楚，但最终都是没有结果。我想起了恩姐曾说过的话：“有钱的男人不靠谱。”当然，可能是因为富有的男人更多，所以恩姐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是，关键在于富有的是谁。也就是说，钱的主人是谁。恩姐说过，把自己赚的钱慢慢存起来，只花多出来的部分就是最好的。只有自己赚的钱才是自己的。能保护自己的不是别人的钱，而是自己赚来的钱。

我想起了放在卧室壁橱天花板上面的那个深蓝色盒子，里面有我赚来的二百三十五万日元，那是我和黄美子在柠檬酒馆辛勤工作攒下的钱。我在清凉的黑暗中凝视着那几沓钱。老实说，我不高兴看到钱变少，不仅不高兴，还感受到了一种明显的伤害，心里甚至涌起了一股“为什么是我”的情绪。但现在的我能够稳定地工作、存钱，可以帮助母亲，这是我的力量。母亲在昏暗的厨房里做拉面的背影出现在我的脑海，我轻轻地用指尖触碰钞票，想象着从上面轻轻地拿起三张一万日元的画面。接着，钞票上的褐色变成了我熟悉的清风庄的沙墙，靠在那里一边喝罐装啤酒、一边茫然地看着电视的母亲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心里隐隐作痛。

尽管真正的母亲正坐在我眼前，但不知为何接连在我脑海中浮现出的不是现在的母亲，而是孤独的她、曾经的她。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一起坐在超市的楼梯上欢笑地玩着零食附赠的玩具。我又拿起两万日元，总共五万日元。

我打算给她五万日元。没办法。不过，从二百三十五万中拿出五万无伤大雅。平均下来，相当于柠檬酒馆八位顾客的消费。如果按瓶装酒计算，那就大约是六人份。只要努力，三天就能赚回来。就这么办吧。她可能也像我一样没有银行账户之类的东西，所以得再次见面亲手递给她。她似乎在顾虑我的想法，一直抿着嘴唇，偷偷地看着我的脸。我深吸了一口气，挺直了背。

“好啊。”我愉快地说道，“钱什么的没问题啊。”

“花！”母亲睁大了眼睛，声音更加明亮了，“谢谢！”

“没事。不过你能重回店里挺好的。”

说完，我感觉脸颊舒缓了下来。果然见到久违的母亲，我感到有些紧张。当她突然说得了癌症，我吓了一跳，肩膀和下巴都绷紧了。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顿时感到神清气爽，仿佛置身于掠过草原的清新绿风之中，继而感到一种成就感，仿佛自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仿佛自己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母亲，这给我带来了新的自信。最重要的是，我为自己能够以这种方式帮助依赖我的母亲而感到自豪、欣慰。

“对了，嗯……钱不用还了。妈妈你也很辛苦。你用得着就好。”这种舒适感竟然让我说出了这句话，我满意地微笑了，“不过我现在没带，下次见面才能给你。”

“啊，我希望你转账到这里。”母亲从腋下的包里迅速拿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卡放在桌子上，朝我推了过来。

“啊，你开了银行账户！”坦率地说，我很惊讶，因为这出乎我的意料。

“嗯！或者说它出现了，在我以前用过的包里。虽然存折和印章不知道哪里去了，但我想起了密码是生日，输入后就能用了。”

“是吗？”我向店员借了一支圆珠笔，小心地在纸巾上写下银行的分行名称和卡号，以免纸巾破裂，“那我就转账到这里。”

“花，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母亲双手举在鼻子前合十，像在祈祷。

“没事，不用客气。”

母亲微笑着，我也微笑着。可她依然保持着笑容，不急不躁地盯着我。大约过了一分钟，我们仍保持着同样的状态。我频频点头确认，心想这样就没问题了吧……她也回以同样的笑容，点了点头，但依然用一种认真的目光凝视着我。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好像没有提到金额这个关键信息。“金额……”正当我准备开口时，母亲抢先说道：“对了，花……”

她依然微笑着向我比了一个大大的胜利的手势。我以为她只是在表示“耶！”之类的意思，所以我也下意识地跟着她做了相同手势。但这似乎不只是一个胜利的手势，还表示金额。

“……二，是两万日元，够吗？”我问道，手上还做着胜利的手势。她摇了摇头。

“哎，二十万？”

“那个……还是……有点儿不对。”

我不确定她在哭还是在笑，只见她用另一只手的手背在皱巴巴的脸上擦了擦鼻子，扭动着身体：“那个，那个……”

“什么？”

“那个……我会还的，我一定会还的，所以……”她摸索着我举在她面前的手，说，“二是指……那我就明说了，是二百的意思，二百万。”

“咦？！”

我发出了自己都没听过的声音，眨巴着眼睛。她也停顿了一下，我们面面相觑了几秒钟。我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看着她。然后她仿佛突然清醒了似的站了起来，身体前倾，环绕着桌子对我说：“不是的，花，这是有原因的。我有正经事，想先说给你听。”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我终于开口了，不由得倒在沙发上笑了起来，“什么啊，妈妈，二百万？”

“别那样看着我，我有我的理由。”

“不会吧，怎么可能？哈哈哈哈哈。”

“不是的，拜托了。如果你不借给我，我真的要完蛋了。”

“不可能，不可能，太好笑了，哈哈哈哈哈。”

其实没什么好笑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伤心、生气，还是愤怒，抑或是什么心情，但我的身体以奇怪的姿势蜷曲在沙发上，大笑不止。

不知为何，我觉得当时的状态如果不是这样就坐不住，或者说无法忍受。但同时，我也对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方式感到近乎焦虑的厌恶——为什么要大笑？有什么事值得大笑？她说的二百万和我有什么关系？最后我该怎么办？二百万又不是没有，但为什么和我的存款金额那么吻合？她到底在说什么？这不奇怪吗？太奇怪了吧？但比起这些，她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吗？她……我的笑声被逐渐浸染的不安填满，我被更加浓烈的话语塞满喉咙，似乎稍微松懈，泪水就会涌出。不知道是什么的泪水，似乎马上要流出来了。

“真的真的，对不起，但是……”

我渐渐从大笑中平静下来。经过一段短暂的沉默后，她开始解释需要二百万日元的理由。

我离家出走的前年夏末，母亲当时和房地产中介交往了一年左右，我走后他们的关系一直还算顺利，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个比她大二十岁的男人似乎真的在做房地产生意，像最初说的那样。于是，她辞去了酒馆的工作，去了位于站前和埼玉的办公室上班，做清洁、招待客人、和他一起去现场看房等，看起来确实在工作。我们曾经一起住过的清风庄原封不动，男人说他在隔壁城镇有一间单人公寓，母亲可以住，所以她搬去了必要的物品，从那里通勤。

男人曾说会让母亲成为员工，给她发工资。可三个月过去了，接着半年又过去了，他仍未提及具体内容。只是在确定了新租户后、有钱入账时，还有在赛马或赛艇等赌博赢钱时，他才会偶尔随性地支付一些现金。他心情好的时候会给十万日元，但也有给一万元都会面露难色的时候。金额和时间不固定，无法形成稳定的收入。但母亲觉得无所谓，因为男人让她住在单身公寓里，一起吃饭时的所有费用也都是他支付，他还会开车接送她，所以她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有一天，母亲忘记了是什么原因，男人因为一点小事坏了心情，从那时起就变得愤怒异常，甚至叫她暂时不要来店里。她因为没有正式打卡上班，所以心想也不是什么大事，于是决定在公寓里安静地看电视。几天后，她打电话过去想了解情况，没想到男人更生气了，对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训斥。她没有反驳，只是附和了几句。这反而更加激怒了男人，他怒骂母亲是白痴、废物，最后挂断了电话。她很吃惊，但也认为不奇怪，所以没有认真对待。话说她在酒馆工作时的客人也是五花八门，有些人前一天从各个角度上看都还算正常，但到了第二天晚上就会胡言乱语，搞得麻烦不断；有些人原本对她很好，却突然原因不明地把她当仇人，甚至都不知道这种变化里是否有原因，做出令人惊讶的行为。这些事虽然不是十分频繁，但确实存在。

在交往之初男人就显得很难理解，有时十分暴躁，会突然莫名其妙地情绪激动。如果是酒馆的客人，或许可以让他别再来了，或者请老板娘出面调解，但他已经不是可以这样处理的客人了，他已经成为母亲的生活——更确切地说是生活费的直接来源，母亲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自从他叫母亲别去店里后，她就乖乖地在公寓里待了一个月左右。但她觉得这样被动地待着还会招致更多的责骂，所以还是决定至少表面上打几次电话。然而，不管她打多少次，男人都不接，即使打到办公室也是一样。之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让她摸不着头脑，可一想到强行交谈可能会再次招致责骂，她胆怯了。虽然这样继续下去也没什么，但手头的生活费渐渐变得不够用了。于是，她决定去站前的弹珠房赚些钱，有赢有输，还能打发时间。就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个被称为“塾长”的女人。

“之前见过几次，她是有些引人注目的类型。并不是因为她特别漂亮或身材好，而是气质不错。我们好几次碰巧坐在一起玩，后来就开始聊天了。她会给我弹珠，人很好，对我不错。然后，我们会偶尔一起吃午饭。她和我年纪差不多，感觉像朋友一样，也聊得来。

“塾长的原名我好像问过一次，但是忘了。她说大家都叫她‘塾长’。然后，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还在柏青哥店以外的居酒屋喝酒。我虽然和以前的朋友还有联系，但因为辞职时出了点问题，所以有些疏远了，和塾长见面反倒是轻松不少。她会听我倾诉男人的事，建议我当下安静些，每周打一次电话到办公室表达关心。那时候她肯听我说话，光是这一点就让我觉得安心不少。她虽然不是特别时髦，但懂得把握重点，戴着看起来很贵的戒指、发夹，拿着香奈儿的钱包。我夸她，她说是自己工作赚的，然后我就继续吹捧……

“后来，那是什么时候呢……我记得当时还穿短袖，大概是九月份吧，或者更晚些，是大汗淋漓的季节。大概在那个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了，当时我们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联系了。我当时也没钱了，心想他终于找我了。聊天时，他说他老婆知道了，特别生气，说什么要告来告去之类的话。”

“老婆？”我反问她，“他结婚了？”

“当然啦。”母亲笑了，“他都六十多岁了，肯定结了。”

“不是……这不是年龄的问题……”

“他说他老婆在埼玉，太麻烦了所以没离婚，但他们关系很糟糕，已经结束了，一段孽缘而已。”

我端起自己的杯子放在嘴边，发现里面已经空了。

“花，杯子空了。对了，花，你要不来点别的？光喝乌龙茶喉咙会不舒服吧？”母亲打开菜单，凝视着我的脸，但我没有回答，一言不发。“好吧，给你点跟我一样的喽。”她说罢，点了两杯奶油苏打水。

“发生了这么多事啊……”我用手指按着额头，“话说回来，你刚才说谁要告谁？”

“是啊，很吓人。”母亲瞪大了眼睛，“他说他老婆要起诉他和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明知对方是已婚者还交往的第三者被原配起诉后也要支付赔偿金。‘上了法庭，我是肯定要支付赔偿金的，可你没那么多钱吧？’他还说，所以现在是时候了，最好在律师介入之前结束这一切。他女儿要住这个公寓，让我在下个月前搬走。”

“然后呢？”

“嗯，然后我也没办法，就收拾东西回了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向塾长求助。她鼓励我，请我吃饭喝酒，还说要把我介绍给她的同事。她说我一个人也能活下去。”

“塾长是做什么的？开辅导班的？”

“不，不太像辅导班，更像一个商业团队的领导。”

“商业？做什么的？”

“内衣店。”她说，“塑身内衣，非常流行的那种。花，你知道吗？”

“不知道。”

“只是穿上就能塑身，让身材变好。”

这时，服务员端来了奶油苏打水，母亲随即用长勺子舀出苏打水上的冰激凌。每当她动勺子的时候，淡绿色苏打水中的冰激凌球就会晃动。她的动作让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她给我掏耳朵的情景。我轻轻地摇了摇头，把目光投向眼前杯子里正在跳动的无数气泡。

“塾长好像就是塑身内衣店的创始人，一开始创建了那整个系统。塑身内衣完全不同于内衣裤之类在附近卖的东西，是一套连身衣。胸托部分的材料获得了美国专利，既安全又科学有效，胸杯部分由比丝绸要贵五倍的帕什米纳面料制成。每天穿它，可以将移到侧腹、手臂和背部的脂肪移到乳房和臀部等正确的位置，并且让脂肪产生牢固记忆。由于脊柱和内脏也都恢复到正确的位置，所以不会再肩膀酸痛，呼吸也更轻松；睡觉时也可以佩戴，养成习惯后进行身体塑形……”

“等一下！”我打断了她像背诵课文一样的话，“这和妈妈有什么关系？”

“嗯。这种塑形内衣每件卖三十五万或者四十万日元左右。”她一边吃着冰激凌，一边说，“每卖出一件，我们就能拿到八万或者十万日元左右的提成。”

“卖？妈妈你在卖它？”我皱起了眉头。

“不太好解释……首先，去塾长的公寓参加培训……对了，‘姐妹’还有两种模式……啊，‘Siesta Sister’是品牌名字，意思是‘午后小憩的姐妹们’，我觉得很好听，可爱吧？还有‘午后小憩期间进行身体塑造’这样的广告词……对了，因此‘Siesta Sister’的销售员和顾客都叫‘姐妹’。通过销售‘Siesta Sister’来扩大‘姐妹’的规模……这种感觉。”

“然后呢？”

“嗯。我就是‘姐妹’，负责销售‘Siesta Sister’。大家都去塾长那里接受培训。”

“然后呢？”

“然后，刚才我说过‘姐妹’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月供进货型，另一种是一次性进货型，后者的利润更高，塾长推荐我做后者。”

“然后呢？”

“我试着做了一下，很快就卖出去了。成本是二十八万，卖价是三十八万，很快就卖出了两件，一下赚了二十万。塾长说我有才能，我也觉得能行，所以就签约成了一次性进货型‘姐妹’。因为一次性购买更划算，所以我登录了八件。”

“‘登录’……就是购买了？”

“嗯。”

“你买了？”

“嗯……感觉像是提前购买库存……一次性‘登录’就能获得相应的利润。”

“你买了多少？”

“一次性购买的话，每件能便宜三万，就变成了二十五万，确实很便宜，是吧？因为定价不变，所以如果要卖的话，绝对这样更划算。”

“你买了多少？”

“嗯。二十五万乘八件，总共二百万。”

我摇了摇头。

“不是的，花。”母亲手里握着勺子，身子向前探，“开始说是等卖出去再付款也行，但是有还款期限。我努力了，一开始确实顺利地卖出去两件，但后来卖不动了，期限也到了。可我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就着急了。然后塾长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借钱的人，我就从他那儿借了钱。”

我再次摇了摇头，从心底里叹了一口气。

“如果放到现在，我可能就不会成为‘姐妹’。可那时我被那个房地产中介男背叛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钱。他说他老婆要告我什么的全是谎言，他肯定是有了其他女人，想摆脱我才骗我的。但那时唯一倾听我的人就是塾长，她的课也很有趣，而且其他‘姐妹’卖得很好，赚了钱，看起来也不错。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做得不好。这是我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所以我在心里下定决心要努力。”

“妈妈……”我用两只手按压着眼睑。

“后来，就在那个时候发现了癌症，医生建议手术。塾长借给我手术费，还站在我的角度听我倾诉，所以我想只能继续做‘姐妹’了。我从她推荐的人那里借了钱。但内衣很贵，怎么都卖不出去，后来也很少再见到塾长了。我也还不了那些钱……出院后，我在路上偶遇了顺子老板娘，她听了我的故事后让我回店里工作，但那时我已经借了两百万日元汇给了‘Siesta Sister’，于是开始还款。可是利息比我想象中还要高。我每个月都努力地还款，但只够还利息。我向老板娘求助时，她说我被骗了，必须还清债务，跟那些人撇清关系，否则会出大事的，所以……”

“妈妈，你最终是向放贷公司借钱的，对吧？”

“大概、可能是的。”

“你有按指纹、签合同之类的吧。”

“他们让我按了大拇指手印。”

我倒在沙发上，缓缓地呼出一口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说只是失去了说出口的力气。我的头脑很清醒，但是四肢无力，我不知道怎么调整姿势才能摆正身体。

她眼里泛着泪水，默默地摆弄着勺子。冰激凌已经完全融化，在杯子里留下了绿色和白色交错的痕迹。

不知不觉间，隔壁的棒球队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三组带着孩子的家庭。他们打开菜单吵嚷着。三个孩子都很小，可我完全判断不了他们的年龄。三位母亲有着相似的发型和脸庞，还有相似的语调，她们不耐烦地对孩子们说着什么，笑声和惊叹声此起彼伏。

“你……”我用嘶哑的声音问道，“为什么……要跟我说钱的事？”

“那是……”母亲用一种恳求的眼神说道，“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给黄美子打了电话，也想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是黄美子说……我们在存钱，她把这件事告诉你了？”

“我真的很苦恼，所以她鼓励我来跟你商量。她人很好。”

我们陷入了一阵沉默。

母亲抿了抿她那涂了口红、有着唇纹的嘴唇，指甲不停地挠着指甲。这是我从小见过的她在焦虑、困惑或者被逼到绝境时下意识的动作。不知怎么，她在这半小时内似乎又瘦了一圈。被男人抛弃，遭女人欺骗，欠下债务，患上癌症，母亲今后只能在黯淡的小镇酒馆里跟醉汉打交道，囊中羞涩，无所依傍，惶惶不安地仰仗离家出走的女儿给予她帮助。作为她的女儿，我深知这样的母亲已经无法再有所作为，只能通过给钱来拯救她。我深知这一点，但这一切让我无比痛苦、煎熬，我只能无意义地左右摇头。

“在这儿等我。”片刻后，我说，“我马上回来。”

“花……”

我摇摇晃晃地走出了餐厅，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地面踩踏的感觉与平常不同，街道和人群也变得模糊起来，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纸制换装娃娃的形象。那是很久以前的玩具。我还记得把小纸片折起来，给娃娃穿上，还有鞋子和各种各样的东西。信封、信纸、贴纸，我都没用，一直留着，珍藏起来，我很高兴。我不记得把它们扔了，它们现在都去哪儿了？我茫然地想象着。

就像翻阅几年前的杂志，眼前的风景毫无生气地移动着。待我回过神来，已经站在了家门前。门锁着，我心想黄美子不在家。我打开门，走进屋里，踏着发出嘎吱声的楼梯来到卧室。拿下被褥，钻进衣橱，取出深蓝色盒子，从一沓钱中数出三十五张放回盒子，手里拿着二百万日元。这是我辛苦攒下的所有钱。即使想到这一切会消失，也没有任何现实感。

我去厨房拿了橡皮筋，把钱紧紧地捆起来，放在斜挎包底，穿上鞋子，沿着原路蹒跚返回家庭餐厅。我在爬楼梯时，有一瞬间想象母亲会不会离开了，她后悔向我要钱，无法忍受女儿承受的痛苦，或许她已经走了，去了其他地方。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不免慌乱起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动门嗖地打开，只见母亲正坐在刚才的位置上玩着手机。她看到我后，微微弯腰，轻轻点了点头。

我坐到沙发上，从包里拿出二百万递给她。她边哭边深深地低下头说：“真的对不起。”她的头发像干燥的海藻一样铺散在桌面，路过的店员瞥了一眼，然后马上移开了视线。“这样就能还清本金了，等我还完利息，就把钱还给你。我一定会还的，真的对不起。”她从破旧的合成皮钱包里掏钱准备付餐厅的费用，我说：“不用了，我来付。”我们默默地走到车站，在通往闸机的楼梯口分别。她多次回头看我，向我挥手，直到看不见踪影。

回到家后，我把头埋进被子里哭了起来。与其说是哭，更像是眼泪汩汩地流个不停。不知过了多久，我的身体忽冷忽热。最后，一楼传来了开门声。我知道黄美子回来了，但仍旧蜷缩在被子里一动不动。片刻后，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

“花。”

黄美子喊了我的名字。我一言不发地挪动了身体，表示我听见了，但不想从被子里出来。黄美子走近，似乎坐了下来，她把手放在被子上，我腰部的位置。

“花。”

“嗯。”我鼻子堵得难受。

“见到爱了？”

“嗯。”

“这样啊。”

“黄美子……”我仍躲在被子里，鼻音很重地说道，“黄美子”三个字听起来就像“黄面子”，“我得向你道歉，我刚才把我们存的钱给了妈妈。”

“没事，完全没关系。”黄美子说。

“不好。她是我妈，所以我没办法，但是黄美子，你跟她没关系。”

“那大部分是你的钱，不用在意。”

“不是的，那是我们辛辛苦苦存下来的。”

“也许吧，但我也同意，而且爱还给我打电话了。”

“可是，黄美子……”我把脸埋在枕头里呜咽着说，“我……真的，好难受。不知道是因为钱没了，还是因为妈妈可怜。我明明很努力，最后却还是这样。这一切我毫无办法，这所有的一切。”

“嗯。”

“我努力了。”

“嗯。”

“但总是这样。”

“嗯。”

“之前是被钝介偷了。”

“嗯。”

“这次不是被偷的，是我决定的，是我给的。”

“嗯。”

“我只能这样做……”

“嗯。”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事的。”黄美子说，“钱很快就会再存起来的，继续挣就好了。”

我蜷缩在被子里，放声大哭。我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声音连自己都没听过，仿佛层层扭曲后挤压出来，撞击着胸膛。二百万日元，即便一半是黄美子的，对她来说也是一大笔钱，她却没有责备我，这让我更加痛苦了。大量的泪水与鼻涕、汗液混在一起，打湿了脸颊，湿透了枕头。黄美子一言不发，持续地摩挲着我的身体。

后来，我好像睡了一阵。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看手机时，已经快四点了。我想不起来和母亲分别是几点、回到家是几点。手机上有兰的未接来电和桃子发来的消息：“花，你怎么样？在家吗？”我抬着沉重的眼皮，回复道：“今天我都在家！发生了一些事，之后细说。”两分钟后收到了“OK！”的回复。我将手机放在榻榻米上，闭上了眼睛。我吸了吸鼻涕，太阳穴开始隐隐作痛。

我走下楼，朝起居室张望，只见黄美子半身蜷缩在暖桌里，像往常一样看着电视笑个不停。我想起了在清风庄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那时是夏天，风扇转动着，没有暖桌，但我想起了当时躺在那里看电视笑得和现在一样的黄美子。她那一头乌黑的头发熠熠生辉，眼睛明亮有神。我们一起去了几次便利店、澡堂、夜市。她给我做炸鸡，那个夏天我们一同满头大汗地到处走动。我在厨房倒了水，一口气喝完，然后回到起居室，钻进暖桌。我们一起看了一阵综艺节目。突然哪位穿着堆堆袜的前辈喷泉般的刘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的眼睛肿了吗？”为了掩饰被看到哭过的尴尬和不自在，我开玩笑地问道。

“肿了，肿得像气球一样。”黄美子看着我笑了笑。

“气球？真的吗？”

“嗯，是的。”黄美子用手指画了个小小的数字“三”，我们一起笑了，然后又看向了电视。屏幕上正在放送烹饪节目，一个戴着围裙的女人一边介绍小玻璃碟上的调料，一边炒肉和蔬菜。

“黄美子。”

“什么事？”

“我呀，前一阵子……虽说已经是去年了，和映水先生聊了很多，然后听说了他的经历等很多事情。”

其实我并没有特意想要谈这件事，但不知为何，看着她的侧脸，我感觉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似乎一直在等待某个时刻能够说出这件事一样。

“我听说了很多事情。”

“是吗？”黄美子依旧看着电视，回应道。

“嗯。我在柠檬酒馆里碰见他赌棒球，好像是周日。我有些惊慌，于是他告诉了我很多事，关于工作，还有大家的过去之类的。”

黄美子看着我，仿佛在说“是吗”。

“还听说了你和琴美在歌舞伎町的时光。”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们三个人一直都很要好啊。”

“是呢。”

接着就是一段长长的沉默。我在心里对过去半年多来发生的事情隐隐感到焦虑。因为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而叹息，还有今天我的大部分钱都没了，所有这些都在我的脑海里涌动。我盯着电视屏幕，眼皮用力绷着，生怕被这股海浪卷走。母亲哭泣的脸和开心的笑容交替地浮现在我眼前，然后我想起了素未谋面的映水母亲和夜市摊贩，还有他们带着映水父亲的遗骨走过的背影。我感到一种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无处可去的感觉。不能称之为无助或愤怒，我无法清晰地思考，开始自言自语，仿佛在向自己解释语无伦次的想法。

“……映水先生的工作一开始吓了我一跳，莫名其妙地让我生气。柠檬酒馆被随便占用我也不高兴，还觉得害怕。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但听他讲述的时候……我不太会说，但开始思考了。”

“嗯。”

“因为我是未成年，还离家出走了，虽然还不能喝酒，却每天都在边喝酒边工作。警察来的时候我心惊胆战，现在也还隐瞒着年龄。可对我来说，要想生存别无选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事，这是真的。映水先生也是一样的。”

“嗯。”

“这倒不是说我和映水先生做的都是对的，甚至也说不出来对错。但如果有人说我错了，似乎也不是。”

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揉了揉太阳穴。

“那是不对的，但又不算错，就是这种感觉。我是未成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是错的，但如果问我是不是做了人生中的错事，又觉得不是。自从听了映水先生的话后，我有时会想到这些。我虽然隐瞒了年龄，从某种意义上算是撒谎，但我不觉得这是错的。可是如果有人问我的人生会怎么样，我该怎么回答呢？”

“人生？”

“不，也就是说，虽然可能不是错的，但我的人生会怎么样？”

“这种问题……”黄美子看着我说，“谁会问？”

“哎？”

“有谁会问这个？”

“谁……”我盯着黄美子的脸。

“不会有人问吧。”

“也许吧，但是……”

“那不就没事了？”

“哎？这样可以吗？”

“反正又没人会问这种事。”

“可我会问自己……”

“那你停止问自己不就好了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我从没想过停止问自己问题。我沉默了几秒，她惊诧地看着我。

“可那样的话……”

“嗯？”

“会有问题，或许也不会……”

“那不就行了？”

“也许吧，但是……”

“虽然把事情想复杂是你的作风……”她笑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一言不发。电视里的烹饪节目变成了购物节目，屏幕上是掺有金箔粉的奶油的特写镜头。

“对了，映水说了他哥的事吗？”

“嗯，听说了。”

“是吗。”黄美子笑着点了点头，“那对兄弟名字里都有‘水’呢。”

“雨俊吧？”我喃喃自语，“真的，有‘雨’。”

“映水，是‘水’。”

“他小时候的事情也和我讲过，有关摊贩、他爸妈，还有他家的事。”

“是吗。”

“他父母真是……”我说，“难以理解。”

“是啊。”

“让人生气，想知道为什么，可又觉得可怜、不甘心、难过，然后又搞不懂了。”

“是啊。”

“真是不明白。”

“嗯。不过父母也没其他办法。”

“没办法？”

“是吗？”

“嗯。我也不太懂，但是好像大家都只能等，等待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结局。”

我和她目光交会，对视了几秒。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素未谋面的黄美子的母亲，听说她在监狱里服刑，我移开了目光。我感到一丝愧疚，试图改变气氛，特意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故作轻松地说：“话说回来，你觉得不会再继续了吗？”

“什么？”

“全部、全部啦，黄美子。真的受不了了吧。又得开始从头存钱，或许还得兼职！钱拿不回来了，明明以后还很需要。”

“没事，还有柠檬酒馆呢。”

“确实还有柠檬酒馆，不过……对了，要不我去帮映水先生做事吧，”我夸张地笑了，“去当他的手下，为了将来拼命工作存钱。”

“那可不容易。”黄美子也笑了。

就在我们开玩笑的时候，兰和桃子回来了。她们大声说着“我回来了”，走进起居室，高兴地伸出双手，向我和黄美子展示一幅巨大的画。

“这个！我们带回来了！”

那是一幅整体呈蓝色、看起来既花哨又阴暗的不可思议的画。仔细看去，蓝色部分似乎描绘了海洋，中间架着一道闪闪发光的彩虹，周围是波光粼粼的浪花，一群群海豚正在其中欢快地跳跃。

“是克里斯蒂安·拉森的！”桃子兴高采烈地说，“虽然很重，我们还是把它带回来了！在路上被人看到还挺尴尬的。”

“挺尴尬的。”兰也笑了。

“哎？看起来好厉害！”我瞪大了眼睛说。

“是拉森的画，是真品。”

“真品？”

“是的、是的。有意思吧？”

“太厉害了。”

“是吧、是吧。还可以卖。”

“哎？可以卖？”我问，“贵吗？能卖出高价吗？”

“应该超贵。或许能卖个不错的价钱，画上还有签名呢。”

“可你爸妈不会发现吗？”我问道。

“应该不会，反正有好几张。”

“可我喜欢这幅画。”兰从刚才起就一直盯着画看。

“真的？”桃子笑了。

“真的、真的。反正可以随时卖，干脆就挂在房间或者柠檬酒馆吧。话说，我超喜欢这只海豚，超喜欢。我们辛辛苦苦搬回来的，桃子刚才也说了。”

“确实……这在我们家应该算是最完美的了。”

我们三个人一起凝视着克里斯蒂安·拉森的画。我虽然听过他的名字，在哪里看过海报或者周边商品，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真品。这幅画说不清是细腻还是粗糙，是暗淡还是明亮，总之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虽然有光线，但却像在夜晚；虽然海豚欢快地跳跃着，但又能感觉到一丝孤寂，看着它，心中不免产生忧郁之情；画中虽然描绘了在海洋、波浪和光芒中的海豚，但却不知怎么让我想起了三轩茶屋夜晚的小巷深处。

“卖掉它太可惜了。”兰说道。

“嗯，确实。也许没必要急着出售。”

“是吧。有种宿命感，海豚也笑得很开心。”

“仔细看去确实很可爱。”我也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决定先一起吃泡面。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再次欣赏拉森的画，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把它挂在起居室或卧室一段时间，然后再带到柠檬酒馆去。“有了拉森的真品，店里就会显得高级，或许会有客人跟着拿出高价酒来喝。”兰兴奋地说着。

“是啊……其实我只有柠檬酒馆了，虽然一直都是这样。抱着重新开始的心情，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比以前更努力。”

我把今天与母亲之间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桃子和兰，虽然没有具体提到金额，但我说了那是我的全部财产。兰听了，说她原本不好意思说，其实不久前也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并汇了钱。桃子说：“花、兰，你们真了不起！”她做出要哭的表情，揽着我们的肩膀，鼓励着我们。

“我们有了拉森的力量！只有拉森了，没有其他路可走！能见到拉森真品的酒馆！让我们重新充电，全力以赴！”桃子喊了一声“耶！”挥舞着拳头，我们跟着她齐声呼喊。

然而，克里斯蒂安·拉森的画作并没有被挂在柠檬酒馆里。

二月末的一个周日，晚上十点多，黄美子接到了阵爷爷打来的电话。当时我们正蜷缩在暖桌旁，像往常一样看着电视。

“花、花！”黄美子罕见地大声喊我。

“怎么了？”

“听说柠檬酒馆着火了。”

我们在家居服外面套上大衣和运动夹克，全速赶往柠檬酒馆。我们在漆黑的住宅区里拼命奔跑，当从商店街跑到马路上，在能看见车站的地方，只见若干辆消防车排成一列，停满路边。无数的灯光无声地将整片天空染成了红色，许多人停下脚步，伸长脖子观望火灾现场。我们嘴上一个劲地说着“抱歉，借过”，穿过人群，靠近柠檬酒馆。

空气中飘扬着塑料、木头和其他东西烧焦的味道，沥青路面形成了几处像倾盆大雨后的积水坑，若干水管在地上蜿蜒爬行。当我们终于冲到最前排时，看到柠檬酒馆所在的建筑前数米处的电线杆上拉着“禁止入内”的黄色警戒带，后面就是已经被烧焦的福屋。门上的玻璃碎了，门帘、门框和入口就像是被烧焦的人的口腔一样乌黑。

火看起来已经被扑灭，只剩下令人不快的气味，烟雾也消散了。黑色液体从建筑的各个缝隙——窗户、室外机、招牌等——向外流淌着，身着银色或橙色防火服的消防员和警察在建筑前来来往往。一位警察说太危险了，让我后退。我真想大声呼喊：不是的！柠檬酒馆就在这栋楼里！我们的店就在这里！但我没能说出口。“哇——”“太惨了！”“全都烧了！”“有人员伤亡吗？”在人群的喧嚣声中，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栋烧焦的建筑。

不知道过了几分钟，抑或是一小时，人群逐渐疏散，当消防车慢慢撤离后，我们仍无法从那里离开。我看到一个白色的运动饮料瓶滚落在黑色的积水中，听到警察在对讲机里说话的声音。黄美子站在我的左边，桃子和兰站在我的右边，她们紧紧地靠在一起。一阵大风吹来，头发多次遮住了我的脸。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站在那里看着柠檬酒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