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映水提前二十分钟左右抵达了约定地点。从人头攒动的新宿站东闸口出来，顺楼梯而上，穿过两条马路后很快就抵达了那栋楼，一楼是一家CD店，三楼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从明亮的地方突然进入楼里，我感觉视野突然变暗了。电梯来了，映水待我走进电梯后按下了三楼的按钮。映水的脸在没有红色的荧光灯下显得些许苍白，平时注意不到的皱纹和沟壑变得非常明显，让我想到一处险峻的悬崖——虽然我从未见过，也没有去过。映水腋下夹着包，双臂交叉，盯着移动中的数字上方缓缓闪烁的灯罩。

三楼只有一家店，暗色的木门上挂着一块椭圆形招牌。走近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会员制俱乐部 波”。映水打开门走了进去，我紧随其后。

柜台后面有一个女人。她穿着白底红色大圆点图案的围裙，看上去五十多岁，一头蓬松的鬈发，扎了两条辫子。她看了我们一眼，似乎不太在意，眨了眨眼睛，只留下一句“坐下吧”，然后又走到里面去了。映水坐在位于包厢最里面的沙发上，我也跟着坐在他身边。厨房里传来了女人工作的动静——塑料垃圾桶数次撞击墙壁的声音，打开塑料袋的声音，将空啤酒瓶放回箱子并用力提起的声音，然后分几次摞起来的声音，检查冰箱后砰地关上门的声音。这些声音让我感到的不是熟悉，而是一种痛苦的怀旧之情。即使坐得远远的，我仍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柠檬酒馆的厨房内正在干活。

我们一言不发地坐在包厢里。映水不时看着手机，然后频频用手指轻揉眉毛。刚才还有些凉意，而现在只是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竟然开始出汗了。今天虽然晴朗，但还处于春寒料峭的三月中旬。店内的暖气没有开得很热，但我的背上和腋下一直在出汗，与这个季节和室内温度无关。我后悔没有带来罐装饮料。这时，背后传来了开门的声响，映水站了起来。我也下意识地欠身站起，回头看去。

进来的是一个女人。

映水低下头，发出一声短促模糊的“谢谢”，我也低下了头。

女人从我的身后走过，进入包厢里，笑着说：“坐下吧。”然后，她深深地坐进沙发里，脱下黑色的外套，卷成一团放在旁边。映水又发出了一个类似短暂招呼的声音。我们面对面坐着。

她的身体比我小一圈，一头黑发刚过肩膀，素颜，看起来非常普通。她穿着近乎黑色的灰色圆领毛衣，搭配同色系的裤子，没有佩戴任何饰品。

“好久不见了，映水。”

她就是薇薇安。我稍稍仰起下巴，挺直背，在心里默念着之前从映水口中听到的名字。

“好久不见。”

听到映水这么说，薇薇安微微翘起嘴角点了点头，用双手抚摩着头发，做了一个扎头发的动作。我有些紧张，因为她与映水口中所描述的形象相去甚远。据说她比黄美子和琴美年长，已经四十多岁了，但看起来更年轻，有一种像是在办公室或文具店工作的气质。

“我们上次见面是两年前吗？”

“是的。”

“是吗。”薇薇安眯起眼睛，“还是在村松那件事发生之后。”

“没错。”映水点了点头。

“你还和今野见面吗？”

“不，已经没见面了。从那以后就没有了。”

“嗯，也是。”

随后，他们又提到了几个名字，偶尔轻笑着谈论我所不了解的工作。刚才那位系着红色圆点围裙的女人笨重地走过来，手里拿着啤酒和玻璃杯。远看时我还没注意，近看时才发现她身材魁梧，用食指、中指和拇指夹着的三个玻璃杯看起来小得不自然。她把一大瓶啤酒和玻璃杯放在桌子上后，又回到收银台后面去了。我用眼神向映水征得许可后，给杯子斟上了酒。三个杯子都斟满后，薇薇安没有举杯，而是一饮而尽，紧接着是映水。待他们都喝完，我也跟着喝。因为口渴，也因为太紧张，我一口气把酒都干了。

“还以为你听到了我的落难传闻，给我找了份新活儿过来呢。”

“不，正相反，我倒是听说你人手不够。”

“说法不同呢。”薇薇安看起来有些高兴地笑了笑，“不是不够用，而是没有了，毕竟是落难了。”

“每个地方都差不多。”

这时薇薇安才看向了我，我们对视了大约两秒。薇薇安发出了一种介于“哦”和“嗯”之间的声音，慢慢地眨了几次眼睛。

“你叫……”

“花，伊藤花。”

“年纪……”

“快十九了。”

“东京人？”

“东村山。”

“现在住在哪儿？”

“三轩茶屋。”

“有驾照吗？”

“没有。”

薇薇安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又和映水攀谈起来。这次是关于赌棒球的话题，我听懂了。我听着他们的谈话，其中充斥着球队名称、金额、我不懂的单词和短语，以及人的绰号。我小口抿着啤酒。

“那就再联系。”就在大瓶啤酒正好喝到空瓶时，薇薇安说道。

“好的。”

“映水，话说镰先那家伙一直在说你的坏话哦。”

“哦，请当作没听到。”映水简短地回答。

“这样啊。”薇薇安得意地笑了笑，“唉，我们都有各种事缠身！有种转了一圈发现是同志的感觉？”

“别开玩笑了，你怎么可能和我这种人像。”

“是吗？我觉得很像。”

薇薇安说这话时，笑得无声却很灿烂。她没有涂唇膏的嘴唇之间露出了牙齿，两颗门牙之间有一道明显的直直的缝隙，仿佛是特意设计出来的。其他牙齿中间的缝隙排列整齐，没有龅牙，也没有歪曲。这比她脸上的其他部位更令我印象深刻。厨房传来一阵剧烈的水流声，好像有人用力拧开了水龙头。

三个玻璃杯都空了，谈话似乎结束了。我们起身，鞠了一躬，然后离开了波。

我和映水朝着车站走去，一路上默不作声。当我们走过第一条街时，我叫住了走在前面的映水。

“映水先生，稍等一下。”

映水回过头来看着我。

“我刚才很紧张。薇薇安跟我想象中完全不同，真让人惊讶。”

“是吗？”

“是的。我以为会是更凶恶、更可怕的人。”

“什么凶恶，我可说了薇薇是女人。”

“女人也一样。我还以为她是那种……不知该怎么形容，只是我的想象而已……那种凶神恶煞、令人生畏的类型。”

映水转过身继续往前走，我加快步伐赶上了他。

“我通过了吗？”

“通过了。”

“真的？你怎么知道？”

“嗯，感觉吧。”

“真的吗？”

“只是感觉。”

“如果我通过了，接下来会怎样？”

“首先我会收到联系，然后会给你打电话。你就等着吧。”

“哎？会直接给我打电话吗？”

“可能会。”映水说，“薇薇一向不喜欢有中间人，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基本也不喜欢新面孔。”

“新面孔？”

“新人，或者说初次见面的人。”

“那我能不能通过还不一定啊。”我轻声叹了口气。

“但正如她所说，她那边也很紧张，人手不够。如果一开始没有诚意，是不会见面的。”映水哼了一声，“不过，薇薇从一开始就不做大事，一直以小团队、小规模经营，不会增减抛头露面的人数。总之，现在做的都是些容易搞定的生意，不是什么需要打起精神来做的事。花，我要去那儿一趟，有事再联系吧。”

春末的周日午后，新宿的大街上人群熙攘。无处可去的人、有事可做的人、面带微笑的人、面露难色的人、盛装打扮的人、疲惫不堪的人……都在以自己的速度或慢或快地赶往另一个地方。

这一切都是巧合，是偶然发生的一幕。但当我的脚步在这些人中间移动时，似乎有一种事先设定好的动作和方向，虽然无人知晓，但我们站在同一束光下，沉浸在春天慵懒的气息中，只是沿着同样的方向跟随着人流移动。我有一种似乎在眺望远处、追寻着某人的莫名其妙的感觉。汽车喇叭的尖锐声响起，我抬起头，黄色的交通灯映入眼帘，就在它要变成红色的一瞬间，车辆似乎要一齐冲出去。若是平时，我可能会停下脚步等待，可现在的我像受了惊似的穿越路面飞奔到了另一侧。

二月底，柠檬酒馆发生了火灾，我们失去了工作场所和赚钱途径。这件事突如其来，令人震惊，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却是在一种奇怪的感觉中度过的。在那之后的几天里，无论是从火灾现场回家的路上、在深夜，还是第二天，我们四个人有过各种各样的谈话，但我不太记得谈论的内容。虽然我既没有失去食欲，也没有因为震惊而失去行动力，但脑袋就像被几层不透明的塑料袋紧紧裹住，那几天的事情我至今无法清晰地回想起来。不过，我只是不能再去柠檬酒馆上班了，一切都照旧。

我们得知火灾的起因是恩姐的福屋。那天是星期日，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在店里用火。她被烟呛倒，轻微烧伤，听说已经被送进了医院，幸运的是没有生命危险。

我们尝试联系阵爷爷去探望恩姐，但听说她不想见我们。这让我们大吃一惊。尽管经营着不同的店，但我们一直在同一栋楼里工作，迄今为止吃了她数不清的料理，聊了很多，开过玩笑，哭过、笑过，一同唱过歌。我原本以为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接受她不想见我们的心情。

就这样，各种事开始逐渐显露出其现实的重量，这就是生活。我们的柠檬酒馆被烧毁了，四个人的收入被迫中断。尽管只是用在超市和便利店的日常花销，但只出不进，存款日渐减少。接下来，柠檬酒馆能否重新开业，该如何支付房租，要等待多久……阵爷爷虽然没有催促我们，但他看起来也很为难。毕竟一栋楼被烧毁了。是否进行了消防检查，是否存在违规行为，这些问题都将在未来问责建筑的所有人。我们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比如我们租的激光影碟如果烧毁了怎么办，需要赔偿吗？如果需要，我们该如何支付这笔钱？这些影碟是柠檬酒馆之前的店租的，我们是否要负责任？这样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不知道该联系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总之，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问题堆积如山，我们都感到束手无策。其实我希望大家协力，共同想办法，共同承担，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不说，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即使问“你觉得怎么样”，黄美子、兰和桃子似乎也不明白这种情况为什么与她们的生活直接相关。即使讨论，她们也只是轻松地随口说出“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一起努力让柠檬酒馆重生吧，下次找个更大的地方，肯定行！”这种没有现实意义的话，最后总会转到无关紧要的话题，从不提出具体的提案。虽然这种不负责任、乐观的态度在某个瞬间能麻痹一切，让我感到一丝光明，但最后总会剩下一个沉重的现实，那就是解决问题的只有我。

在这样的压力下，我拼命地思考着各种事情。关于桃子和兰：桃子有家；兰也有男友家。虽然他们快要分手了，但实际上仍然有联系，而且只要找兼职就没问题。问题在于我和黄美子。我尝试着想象自己和黄美子回到东村山，重新在家庭餐厅或者其他地方兼职，但这根本不现实。一天工作八小时挣几千日元，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和母亲一起生活同样不可能，她让我痛苦。想起那天在餐厅交给她的二百万日元，我就胸口沉闷，直到现在还因为失去了一大笔钱而感到后悔和难以置信。一想到她，我就会感到深深的无奈和心痛，比起失去金钱更加沉重。

母亲是个不会深思熟虑且草率无能的人，但我始终认为她不是一个只会被欺骗和欺骗别人的坏人。这也是我苦恼的原因之一。这导致了另一种仇恨，即对像母亲这样头脑不清醒的人被欺骗、被骗走仅有钱财的愤怒。每当想起她，我都会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憎恨和愤怒混杂的复杂情绪，这使得和她一起生活变得不可能。

既然如此，不如解散这个家，独自生活？我自己在经济方面或许不成问题，但是黄美子怎么办？不，黄美子是成年人，在和我一起生活之前，甚至在柠檬酒馆开业之前，她都设法活了下来，并非离了我就无法生存。再者，她还有映水和琴美。正常来看，她肯定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无须担心什么。如果我对她说“发生了这种事，不如我们分开生活吧”，她或许会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地说“我知道了”，然后像四年前的夏天那样突然消失，毫不犹豫地从我面前离开，舍我而去。而我又会回到那个没有人的阴暗潮湿的沙墙房间，过上没有人会回来的孤独的童年生活。我甩了甩头。

——这是我的家。我必须保护这个自己亲手获得的家，必须延续黄美子和我的、我们的生活。

我购买了一本求职杂志，仔细翻阅了包括夜间工作在内的所有工作。可我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也没有什么特长，能挣到的钱很少。

我认真考虑了去其他酒馆或夜总会兼职的可能性，可却无奈地意识到自己在那样的地方行不通。比如兰，兰很机灵，口才好，长得漂亮，对化妆和时尚也有兴趣，人见人爱，在柠檬酒馆她赚得最多；在隔壁的夜总会却完全没有收入，成了不被需要的女招待。

我在柠檬酒馆做得还不错是因为有黄美子在，因为在这里仅凭和她共同生活的感觉就能轻易打理好各项工作。不需要化妆打扮，没有陌生女孩，没有销售目标，没有竞争，只是和一群共同生活的朋友一起，为邻里熟客服务——柠檬酒馆就是这样的地方。我可以自己打扫卫生、算钱、开门、锁门，我可以决定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柠檬酒馆就是这样的地方。而且最重要的是，琴美每个月都会带来惊人的营业额。我必须设法保护我们一起生活的家，为了生存重新夺回柠檬酒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