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日上午，我从三轩茶屋站前乘坐公交车前往涩谷。

无论是走在人行道上还是乘坐在公交车上，我始终紧张不已，眼中所见、耳中所听似乎都不太寻常。每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就会不断地拉扯帽檐，用双手扶住头部。“这顶渔夫帽真适合你。”我想起了帽子店员高亢的声音。帽子是我在三轩茶屋站前小巷里的一家古着店买的，只花了一千日元。那是一顶不引人注目、略显磨损的米色渔夫帽，能严实地遮住眼睛。斜挎包里放着钱包，里面是薇薇安给我的卡。我在脑海中重复着密码，将胸中的气深深地吐出。

长假期间的涩谷人山人海，我刚下车走了几步就感到一阵眩晕。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可即便如此，我也必须设法前进，想象着心中沉重的负担被此刻在场的人平分，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

两天前，我去了涩谷和新宿，按照薇薇安的要求找到了符合条件的自动提款机，并进行了确认。今天我要去那里插卡取钱。光是想想，手指就开始颤抖。这张卡是薇薇安给我的。如果被发现自不必说，即使我成功地操作，这张卡仍然会决定我人生中的某些方面。想到这儿，胃部一阵隐隐作痛。

我从未拥有或使用过银行卡，所以不知道薇薇安给我的卡是真是假。然而，每张卡上都印有实际存在的银行名称，有真实的光泽，刻印着数字和姓名，背面还印有细小的文字，每一处都十分清晰，看起来无疑是真的。

这是一张什么卡？有没有主人？到底如何运作？它显然不是一张正常的卡，但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自从薇薇安递给我后，我始终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只接受安全可靠、来源正规，信誉良好且周转快的货物。这次的三张卡也都是值得信赖的，不会有问题，放心吧。”每当感到恐惧时，她的这句话都会在我的脑海中重复，我甩甩头，试图拂去这些念头，不再往下想，可不安很快再次涌上心头。结伴的家人、情侣、女孩们和男人们从各个方向走来，与我擦肩而过，行人来来往往。我仿佛扛着与自己一样重，甚至更重的负担前行，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自动提款机前。

这是一个不太宽敞的营业网点，位于一栋狭长建筑的一楼，明亮的银行标志挂在上面，三台相同的机器排列在那里。

或许是假日购物所需，每台自动提款机前都排着两三人，有男有女，还有情侣。我站在最右边的队尾等待着。因为紧张，心跳不断地加速，全身都能感受到颤动，心跳声在整个身体中回响，仿佛稍有分神就会崩溃。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恐惧似乎没有从我的耳朵、眼睛或皮肤中流淌出来。手指在口袋里颤抖着，我紧握拳头以克制它。

轮到我了。我走到操作面板前。

一块表面略微弯曲的小型方形镜面映出了我的脸。这也是监视摄像头，我现在的画面可能会被录下，并在将来的新闻中播出——我想到了这些。或许这里的人、排在我后面的人、带有编号的按键、旁边传来的机械应答声，后面的自动门开关的声音……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在监视我；当我插入这张卡，瞬间就会响起刺耳的警报声，我可能会被几个来势汹汹的男人当场制伏——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这样生动的想象。可我不能放弃。为了减轻恐惧，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像反复模拟、在家里多次练习过的那样，自然地从钱包里拿出卡，插入卡槽。我只感到了一瞬间的轻微阻力，卡片就被自动提款机吞进去了。如果卡取不出来，或者在插入的瞬间就被人报警，警卫冲向这里，或者紧急警报响起……如果旁边的人其实是警察，我被他抓住手腕……我的眼眶噙满泪水，恐惧达到了顶点。

一秒、两秒……就在我快要叫出声时，屏幕上映出了下一个画面。我的手指颤抖地选择了“取款”，输入密码，接着出现了输入金额的画面，我几乎本能地按下了数字“5”，然后连按了五个“0”。然后，我屏住呼吸盯着屏幕，上面出现了“处理中”的字样，几秒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哔哔声。我的呼吸快要停止了。不一会儿，灰色的提款口突然打开，里面放着一沓一万日元钞票。我伸手拿出来，对折好放进包里，拉好拉链。取款机发出高亢的提示音，屏幕上显示“请注意取卡”，我用手指拿起弹出的卡，和打印凭条一起放进钱包。我听着取款机发出“感谢您的使用”的声音，转身离开。

排在我身后的是一对头发染成彩色的年轻情侣。他们靠在一起愉快地交谈着，用水汪汪的眼睛凝视着对方。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已经完成了操作。没有人注意到我，没有人对周围感兴趣。奇怪的是，他们甚至连他们自己正在取出或者准备取出的钱也不感兴趣，这里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值得注意或者记住的事情。我双手紧握着挎包肩带，离开了那里。

我按照薇薇安的指示，分别在五月七日和五月十一日——确保间隔三天，第二次在新宿，第三次在涩谷的不同自动取款机上重复同样的操作，总共取出了一百五十万日元。

第一次的时候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回到家的。我担心被人跟踪，或者遭遇埋伏。我毫无食欲，但从早上到现在没有进食，所以胃酸的刺鼻气味让我吓得六神无主。回到三轩茶屋后，我走进了第一眼看到的拉面店，点了酱油拉面。然而在等餐时，我的太阳穴阵阵抽痛，四肢发麻，胸口沉重得几乎快要破裂。我只能勉强坐在凳子上。或许是因为我看起来很不舒服，坐在斜对面的女人偷偷瞄了我好几次。这让我更难受了。最终我只吃了几口，几乎全部剩下，然后离开了店铺。

第二次也差不多，我感觉自己像是行尸走肉。第三次也几乎要晕厥，回到家后瘫倒在地无法动弹。虽然有了些许好转，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好转。

这个假期因为必须完成薇薇安交代的任务，所以变得十分漫长。

假期第一天，回到青叶台的桃子发来消息说和父母的沟通出了问题，假期要待在家里和他们好好沟通。兰在三轩茶屋附近得到了另一家夜总会的面试机会，开始上班。黄美子则例行从映水那里拿到了每个月的钱，虽然这是给她母亲在监狱里的生活费，但她偶尔也会带我和兰去吃烤肉。兰聊着她的新工作环境、客人和其他女孩，而我和黄美子则一边烤肉一边喝啤酒（喝到久违的罐装之外的啤酒）。我不时地附和着，和她们一起大笑。我独自一人时常会因为信用卡和金钱问题感到绝望，但与黄美子和兰在一起时，我能够暂时忘记这些，让人感激得想要流泪。

假期结束后又过了几天，薇薇安打来了电话。上午十一点，手机铃声响起，我瞬间按下了接听按钮，但电话那端的声音没有立即传来，于是我把手机紧紧地贴在耳边。

“喂，喂？”

“我在听。怎么样，成功了吗？”

“算是，搞定了。”

“OK, OK. ”

我感觉她莞尔一笑，门牙缝浮现在我的眼前。

“两小时后能见面吗？”

“可以。”

“OK。那就一点见。”

我握着她挂断的手机，盯着衣橱。

天花板上的蓝色盒子里放着我从薇薇安的卡里提取的一百五十万。最终没人追踪我，也没人抓捕我。看来这笔钱在没被发现的情况下成功地转移到了这里。我从衣橱里拿出被褥，钻进去拿出现金，用橡皮筋捆起来。我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它放进事先在百元店买好的宽信封里，再放进我经常使用的背包底部。

地点不变，一点整，一辆蒙了层薄薄灰尘的黑色汽车停在了同样的地方。这一次，我在收到信号之前跑了过去，低头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汽车启动后，窗外流动着与两周前相同的景色，沿着同样的道路，转过相同的拐角，驶进停车场。薇薇安拉动手刹，车子发出一声巨响，之后车内安静下来。一切都和初次见面的那天一样，仿佛在倒流的时间中重复了一遍。

“那个……我拿来了。”

我小声说道，然后给她看放在身前的背包。

“怎么样，简单吧？”

“任务本身确实……”

这两周来始终感觉的阴郁和沉重似乎涌上了心头，我叹了一口气。

“在哪里做的？”

“涩谷和新宿。”

“OK, OK. ”

薇薇安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迅速地扫视了左右，抬起下巴，似乎在说“给我看看”。我拉开背包的拉链，拿出了装有一百五十万的茶色信封。我再三确认窗外没有人后，双手轻轻地递给了她。

“装在信封里，你做得很好。”

薇薇安微微一笑，似乎在取笑我，然后从里面取出一沓钱，用手指快速地弹着。一万日元钞票在她的手指间像流水一样顺滑地前后移动。空空如也的茶色信封掉在了地上，但她没有在意。刚刚还装着钱的信封已经变成了与这里散落的收据和口香糖包装一样的垃圾。她迅速数完了一百五十张钞票后，又从中一张张地抽出来——她递给我十五张。

我凝视着双手里的十五万日元。

十五万，十五张一万日元——这是我这次工作得到的报酬，是我那三次如临深渊的行为换来的钱。那是我们四个人在柠檬酒馆努力工作五天才能赚到的销售额，如果一个人的话可能需要两周，也是在家庭餐厅从早到晚工作两个半月才能赚到的钱。这十五万日元作为三次工作的收入，或者说我过去两周里经历种种不安的回报是否值得、是多还是少，坦白地讲，我不知道。

但我唯一知道的是，这并非如今的我能在三天内赚到的钱。

“你的佣金是收款额的一成，这是‘车手’[诈骗犯罪中专门负责实施取款、转移赃款、帮助团伙达到赃款洗白，并从中赚取佣金的人。]的基本工资，所以这次是十五万。OK吗？”

“好的。”

“下一次也没问题吧？”

我点了点头，说：“还能用同一台自动取款机吗？”

“这些卡可以。不过，你最好找好几台用起来称手的提款机，轮着用也不错。心情也会不同哦。”薇薇安笑了。

“对了，还有卡……”

我把手里的十五万日元对折好，轻轻地向她点头示意，并放进了专门为这项工作准备的收款袋——一个黄色小包里。我把手里的密码卡，以及三张取款用卡和打印凭条递给了她。

“我上次忘了问你打印凭条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带来了。”

“哦，下次可以扔掉。”

“扔到哪儿？”

“垃圾桶啊。”

“普通的垃圾桶可以吗？”

“垃圾桶都是普通的，随便哪儿都行。”薇薇安用手指夹着凭条，看了一眼，略惊讶地微笑道，“总有人注意不到别人的疏忽嘛。”

我清晰地想起了那些数字，仅看了一眼每张凭条上的数字就震惊地屏住了呼吸。她没说不能看，所以我用力地盯着看，就像打开了一个洞，我几乎记得住每张卡的余额。第一张是一千二百多万，第二张是三千一百多万，第三张是五百五十多万。三张卡都是男人名字的账户，每张卡上的“0”都那么多，以至于无论看几遍都无法数清。这些是什么钱？这些名字是谁？这些卡又是什么？这份工作，或者说我现在参与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我自然问不出口。

“那好吧，接下来用这个。”

薇薇安从脚边的小包里取出几张和上次一样的卡，迅速地检查后，确认了账号，从中选择了三张，连同写有密码的卡一起递给了我。

“流程还是一样的，应该不难了吧。”

“不难才怪。”我咬了咬嘴唇，“我很紧张的。”

“挺好的啊，紧张。”

薇薇安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说：“不过嘛，你很快就会习惯的。”后来，她说还有事情要处理，可以顺路送我一段，我点了点头。我们沿着来时的路返回，经过三轩茶屋拥挤的路口，我在通往世田谷路的地方下车后，她的车径直驶离。

自从柠檬酒馆被烧毁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三个月。

虽然无法再一起工作，但生活看起来似乎没有变化。我们笑着说着“没钱啊”“没钱了”“以后怎么办”，在深夜一起吃拉面、看电视、玩桃子从妹妹静香那里偷来的拓麻歌子，悠闲度日。

阵爷爷也没有什么消息。柠檬酒馆怎么样了？小楼怎么办？出院的恩姐怎么样了？——我们应该了解和考虑的这些事反而似乎不再理睬我们，而是开始渐渐远离我们。与此同时，我们之间存在一种默默的共识，或者共享的秘密，那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家继续共同生活，尽管没有任何依据。

柠檬酒馆的收入停滞后，每个人在房租和水电费上的支出并没有发生变化：兰一边抱怨，一边在新的夜总会打工，每个月都能按时把她的那份交给我；桃子也会缴纳自己的那份，虽然不清楚那是她父母还是祖母的钱；黄美子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钱，过去三个月中她两次给了我七万日元，我把它平摊进了房租。至于购物和琐碎的花销，一起去超市时会均摊，单独购物时则各自承担。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生活能够维持，但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黄美子虽然会不时拿来一笔钱，但不稳定，桃子和兰也差不多。我们都会老去，老了也需要钱，生病了就完了，没有人会来帮忙。我们过着几乎没有任何保障的悲惨生活，这一点不会改变——每当我想要稍微放轻松些时，就会想起恩姐这番话，于是我重新坠入不安的深渊。每每想起柠檬酒馆，我都会心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六月底的一个晚上，我们在一起看电视时，桃子开口道：“我妈超讨厌，气得我想哭。”

桃子毕业了，尽管最后一年几乎没有正常上学。自从春天以来，她就一直因为将来的事与母亲闹矛盾。她就读的女子高中附属了一所短期大学[日本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提供2～3年的教育，能帮助（培训）学生掌握进入社会后能够直接应用的技能。——编者注]。她说在自己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强行安排在那里上学了。由于她精神有些许不稳定，定期接受心理咨询，基本在家自学，只有在提交必要的报告时才会上学。心理咨询师是她母亲请来的，据说她的报告也是通过咨询师丈夫的关系花钱请某大学的学生写的。站在桃子的立场上，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糟糕经历，因此她表示要彻底反抗。

“但短大的话，入学费很贵吧。不觉得浪费吗？”兰问道。

“因为那是很蠢的学校，不交钱就保持不了尊严。而且她也忍受不了自己的女儿成天在家里无所事事，变成‘家里蹲’。”

“咦？为什么受不了女儿‘家里蹲’？她不也没有希望你工作赚钱吗，反而让你去读短大更花钱吧？”

“不，不是因为钱。”桃子皱了皱眉，“我之前也说过，这不是钱的问题。”

“不过父母全力照顾孩子不是挺好的吗？多轻松啊！”

“啊？”桃子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兰，“怎么可能？！我妈不是在照顾我们，她是为了她自己。她忍受不了当被问道‘您女儿现在怎么样’时自己无话可说。”

“就说很健康，不行吗？”兰笑了笑。

“啊？显然不行！我们是否健康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一边说着‘哎呀，真是太厉害了’，一边眯起眼睛的模样，其他都没有意义。对我妈来说面子是最重要的。她在轻井泽的愚蠢社交圈里对那群笨蛋朋友说的是，在东京涩谷和祖母一起生活的大女儿因为有着艺术家的气质和细腻的一面，所以无法融入普通班级，于是特意请了一位特别的老师，在家学习，之后还打算去海外发展；小女儿有着卓越的美貌，走在路上总被名牌经纪公司的猎头盯上，但自然绝对不会让她进演艺圈之类的。她绝对不会让我们姐妹俩去轻井泽，因为谎言一下子就会被戳穿。”

“原来如此……确实不容易。”

“是啊，非常不容易。说起这些，感觉和兰不太合拍，或者是我没说清楚。”

桃子说着，微微一笑，她瞥了我一眼，似乎在寻求我的认同。我下意识地回应了她，但无法顺利插入话题。因为我虽然在听她们的对话，但脑子里一直在算钱，无法投入其中。

在七月即将到来之际，我完成了与薇薇安的第四次合作，明天就要开始第五次了。每次十五万日元，一个月两次，总共三十万。迄今为止，我已经从她那里收到了六十万的佣金，加上黄美子额外给的现金，除去生活费后已经存下三十万，再加上之前储蓄的十九万（给母亲后还剩三十五万，减去生活支出就是这个数），总计四十九万，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关于我和薇薇安的合作，我当然没有告诉兰和桃子，也没有告诉黄美子。

虽然我曾担心会引起怀疑，担心被问是否在兼职、靠什么生活，但从来没有人问我。不知道是因为没兴趣还是干脆没想到这些问题，总之她们没有问任何问题。至于映水，我在第一次去见薇薇安那天给他打了电话，几天后稍微聊了一下。我本想告诉映水一切，但想起薇薇安说的“从现在起，只有我和你，和映水无关”这句话，就没有细说，只说接到了试用期的杂活。映水大概也明白这个行业或这个世界的规则，因此只是“哦”了一声，没再多说什么。

与在柠檬酒馆工作时相比，每月三十万的收入似乎有些不够，但这是错觉，因为其中不含任何手续费。虽然和大家一起在柠檬酒馆工作很开心，且颇有成就感，但也有不好对付的讨厌的客人；收入、时间和劳累程度也与在家庭餐厅兼职截然不同；虽然我酒量不错，但也有独自承受的疲惫；虽然琴美带来了银座的客人，但也不能确定以后的经营情况，有时也会担心；有时还会因客人说的刻薄话而感到难过，甚至在卫生间流泪。而这份银行卡工作——姑且不论是否可以称为工作，与薇薇安的合作让我忘记了这一切，感受到一种力量，或者说一种势头。但一想到从明天起要再次以每三天一次的频率开始工作，我就紧张得肩膀紧绷。不过我也发现最初的恐惧逐渐发生了变化，之前我就发现了插在口袋里的手没有颤抖。最重要的是，我有了目的，或者目标。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无谓的金钱和偷懒享乐，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而且——是的，是为了存钱，重新夺回我们的柠檬酒馆，为此我才开始了这份工作。

即使只是租一个小小的店面，至少也需要三百万日元资金。如果考虑稍好一些的地方，租金轻易就会超过五百万。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像我这样中学毕业、没有身份证的人根本没有人会借给我这样一大笔钱。即使找遍全世界，也不会有我的立足之地。柠檬酒馆的熟客已然散去，要开业也没有联系方式，所有东西都随着柠檬酒馆一起消失了。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巨大的负债开始。我需要钱。我必须想办法准备资金，否则就无法和黄美子一起生活。

但我并不打算一直做薇薇安的这份工作，绝不。正因为有目标和期限，这份雇佣关系才能成立，我很清楚这一点。一旦存够了能够重新开张柠檬酒馆的钱，我就会立刻辞职，回到从前的生活。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我当真这样想，也希望如此，然而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