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艾米娜到教会的行政办公室找我。当时，这帮小姑娘都还只有十四岁。她站在门口，那双经历一整个夏天晒成古铜色的美腿不住地颤抖。从她的表情来看，这个世界仿佛会随时将她一口吞噬。

“牧师有义务保持沉默，对不对？”

她一说出这几个字，我就知道：事情即将发生变化。她的眼神，如小鹿般惊惶失措。她的人生，仿佛已经撒落在一个秤盘里。

在史黛拉的成长过程中，艾米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时间段里，史黛拉待在贝西奇家的时间，几乎和待在我们家的时间一样长。而艾米娜也是独生女，我和尤丽卡都怀疑，狄诺和亚丽桑德拉刚好和我们一样，都已经无法再生育。不过，我们倒是没和他们本人谈论过这种猜测。

“发生什么事了？”我一边说，一边将手搭在艾米娜的肩膀上。

我在许多方面都认为自己对艾米娜而言，就像爸爸一样亲。

“你有义务保持沉默，对不对？”她重复了一次，“你不能把我告诉你的话告诉其他任何人！”

“那还要看你想说些什么。”

我请她坐下，用柳橙汁和巧克力夹心饼干招待她。在我们转入正题以前，我们花了一点时间闲话家常：学校生活、和朋友们的相处、手球，还有她的梦想。然后她表示要说的事情和史黛拉有关。

我足足等了两天，才不得不向尤丽卡提起这件事情。

“史黛拉？”

我太太只是瞪着我。她似乎在等着我把这句话收回去，或者告诉她这一切只是一场玩笑。

“艾米娜是这么说的。”

“那么，艾米娜为什么要告诉你这种事情？”

她实在不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她想必感到很害怕吧。”我说。

接下来的这几天，尤丽卡想尽办法进行操作。她和校长、学校保健中心的护士谈话，而她们委托社区医院安排史黛拉进行药检。

“你们没有资格逼我这么做。”史黛拉站在社区医院外，企图摆脱我们。

“我们当然有权利这样做，”尤丽卡说，“你是未成年人。”

史黛拉在等候厅内仍持续地高声抗议，众人以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我们。我努力想将自己藏起来，但到了最后，场面变得如此困窘，导致我不得不将史黛拉拖进化验室，向工作人员说明：我们没法再等下去了。尤丽卡牢牢抓住史黛拉的手，护士将针头插进她的胳膊。

几天后，他们打电话通知我们药检的结果。他们在史黛拉的血液中发现精神药物的残余物质。

“为什么？”尤丽卡一问再问，“为什么？”

我和史黛拉坐在餐桌旁，尤丽卡不断地来回踱步，绕着我们转。现在，我感觉自己像个辩护律师。

“我就是觉得无聊啊。”史黛拉说。

很快地，这就变成了她的标准答案。

“一切都那么无聊。无聊透了。”

尤丽卡颤抖着，紧紧盯着她看，一只手握拳，贴在臀边。

“史黛拉！那可是违禁品！”

“我只是试试看而已。”

“试试看？”

“这让生活比较有趣嘛。就像你的葡萄酒一样。”

尤丽卡用那只握拳的手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杯子被震起来。史黛拉站起来，用波斯尼亚语骂了一长串脏话。她这些脏话，想必是从狄诺口中听来的。

那天晚上，我上床就寝时，尤丽卡的脸面向墙壁。

“亲爱的。”我一边说，一边小心地抚摸她的后背。

她只是不住地抽泣。

“一切都会没事的，”我说，“我们同心协力，一定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她的眼神转向天花板。

“都是我的错。我太忙于工作了。”

“这不是任何人的错。”我说。

“我们必须寻求协助。我明天会打电话给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科的心理医生。”

精神科？心理医生？

“大家会怎么看待我们？”我说。

之后，同一个星期的另一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艾米娜。我认出她那件领口上绘有白色斑点的粉红夹克。我松开自行车一边的把手，向她挥挥手。不过，艾米娜没有回应我。她逐渐放慢脚步，最后静止不动，停在一个大型变电箱旁边。我察觉到，事情不太对劲。

随着我逐渐接近，她脸上的阴影越来越明显。直到最后一刻，我都还希望是自己看错了。当我刹车，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时，她徒然地用一只手盖住脸颊，企图隐藏自己。

“艾米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把脸别开。

“没事，”她一边说，一边快步走开，“我本来还以为，牧师有义务保守秘密呢。”

两周后，我们获得了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科的看诊时间。当时我们已经和学校的校长、老师、心理辅导员、保健室的护士与心理学家开过会。我觉得自己真是天下最失败的家长。

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科的治疗师有着细长、纠结的胡须。他的胡须是如此长，以至于四处蔓生，很难不使人注意。

“我常说青少年问题就是家庭问题。”他一边说，一边趋身贴向那张低矮的圆桌，他的黑珠子项链垂了下来。

只要我或尤丽卡企图陈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就用手势制止我们。

“现在我们可不能忽略史黛拉的观点。你感觉怎样？”

史黛拉瞪着自己的脚尖。

“我才不在乎。”

“喂，史黛拉……”尤丽卡和我企图劝阻。

“别慌，别慌，别慌，”心理辅导员说，“她这样的感觉，属于她自身的权利。”

我的手指发痒。这个双手交叉抱胸、表情桀骜不驯的人，怎么可能会是我的小女儿。和爬到我胸口，满嘴欢笑、皮肤圆润的小婴孩相比，眼前这个少女对我而言，简直成了一个地道的陌生人。我真想抓住她的肩膀，狠狠地摇晃她。

“求求你，史黛拉。”尤丽卡说。

我的口吻总是比较强硬。

“史黛拉！”

但是，史黛拉继续在一次次会议上喃喃自语。

“你们什么都问不出来啦。反正我不在乎，你们这么做一点用都没有。”

我慢慢地接受了事实：我们的女儿服用精神药物，而在其他家庭中也铁定发生过这种事情。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一开始我担心的那种全面性、无法挽回的灾难。不管怎么说，在青春期接触这类药物的人当中，大部分人成年后也没有上瘾的问题，还能成为善良、有所成就的好公民。

但是，这当然只是史黛拉的问题所反映出的其中一项症状。我们无法帮助她，心中当然觉得很受挫。我和尤丽卡在家里，总是如坐针毡，就算是鸡毛蒜皮般的事都能引起大爆炸。史黛拉眼神变得阴沉，高声尖叫，乱扔身边的东西。

“这可是我的人生！你们没权利管我！”

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她锁在自己的房间里，直到她冷静下来为止。

深秋入冬之际，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科那位胡须男离职，由一名个性温和、有着火红色头发的女子接任。她给了我们几道可以在家里训练的习题。工具。她说。我们需要工具。但是，当史黛拉觉得不称心如意，在家里搅得天下大乱的时候，不管我们拿出什么工具都没有用了。

某项调查指出，史黛拉对冲动缺乏自制能力。根据那名红发女所说，这项能力是可以通过练习养成的。

我向教会中的同事们倾诉，他们都相当和善，一直支持我。青少年是很麻烦的。同时，我也不可避免地观察到他们当中某些人某种幽微的满足感：他们感到某种解脱。原来，就算是我看似完美的门面也还是有裂缝的。

某个周六的晚上，当我和尤丽卡准备上床睡觉时，我们发现：史黛拉爬窗逃走了。我骑着自行车找她。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找到她了。她和十来个少男少女坐在月台上，帽套盖住头，身穿破烂、裤管有洞的牛仔裤。空气中烟雾弥漫，充满威胁。

“你跟我回家。”我说。

史黛拉并没有抗议。我骑过市区时，她安静地坐在自行车后座用来放置包裹的架上，不作声。当我们来到家门口时，她伸出双手从后方抱住我，额头贴在我的后背上。

星期一，我们收到最新一次尿检结果。结果呈现阴性。

我瞥见黑暗中的一丝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