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手提包里翻找着湿纸巾。我的心脏已经快要跃上喉头，就算我不厌其烦地擦拭额头，汗水还是不断流下。热气仿佛直接攻进大脑，把我的思绪煮熟。

史黛拉在我面前逐渐萎缩。我不知道这是由于我的视觉错乱，还是因为她的肩膀正在收缩，身体向内聚拢。

她有哪些动机？在那永无止境的八个星期中，史黛拉被收押在拘留所里，面对一大堆的限制。这是一种几近于不人道，而且备受联合国与欧洲理事会的酷刑防治委员会批评的待遇。在公开对话中，瑞典监狱常被描述得相当良好，有时候，它甚至被形容为非常完善。然而，瑞典拘留所内的恶劣情况则经常被忽视。

当然，她是为了艾米娜才这样做的。然而，这样还不够。史黛拉有其他选项，其他比较简单的选项。唯一合理的结论是：她做出这一切，于此刻坐在我面前，肩膀低垂，双眼闪动泪光，不只是为了艾米娜，更是为了我们，为了我和亚当，为了我们一家人。

我曾经多次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像艾米娜一样的朋友。自从幼儿园时期，她就和史黛拉形影不离。当然，两人相处时也会产生摩擦与冲突，但到了最后，两人根深蒂固的交情仍然战胜各种可能的阻碍。至少是到目前为止。

对我来说，像艾米娜和史黛拉之间这种一辈子的盟友关系，是最能使人感到心安的。假如我过去曾经敞开心扉，接纳一段这种私密的友情关系，我的人生也许会有所不同。当然，我在就读小学四到六年级以及初中时期，有过几个最要好的朋友，但是，当时我已经开始建立高墙，不让他人进入我的内心世界。在我的经验中，对他人表现自己的感情始终象征着软弱。

我再次用湿纸巾擦了擦额头，努力让自己表现出平稳的样子。我身边的胡须男沙沙作响地把玩着一包甜食，开口咀嚼着，同时，检方逐一检视各项技术性质的证据。检方传唤了一名技术鉴定人员，鉴定人员向庭上说明，凶杀案现场所采集到的鞋印毫无疑问是来自史黛拉的鞋子。那只鞋印是在离克里斯多弗·奥尔森尸身仅有半米的地方找到的。鞋印上有微小的血痕，这显示，鞋印是在奥尔森被刀刺杀以前所留下的。由于那个周五上午下过雨，我们也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史黛拉出现在游乐场的时间点，应不早于命案当天的午餐时间。

当蜜·塞恩瓦尔坐到证人席上时，审判庭内的气氛产生了变化。大家仿佛都担心：这名外形柔弱、眼神充满警戒、头发凌乱不堪的女子，会在他们面前崩溃。当检察官与迈克提问时，他们都压低音量。蜜·塞恩瓦尔回头张望许久，才回答问题。

“你说你在夜里一点钟听到一声咆哮。”迈克说道，“你是否能够具体说明，那是什么样的叫声？”

蜜·塞恩瓦尔凝视他许久。

“听来像是有人被刺杀，而且是一名男子。他尖叫了好几次，仿佛有人用刀刺他。”

迈克当然会对这一点提出质疑。她怎能如此确定尖叫声是从一个被刀刺中的人身上发出的？

“如果他是被枪射中，那我应该听见枪声。”蜜·塞恩瓦尔说。

那名留着胡须的新闻特派员朝天翻了个白眼。

“你能否说明一下你的健康状态？”迈克说，“多年以来，你一直与精神科保持固定联系，是这样吗？”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蜜·塞恩瓦尔讲述自己可悲的人生。她离开审判庭的方式，真像极了一个崩溃、无可救药的人。门板在她背后带上的声音，就像一声解脱的叹息。

接下来的几名证人迅速地讲述了自己的证词，过程平淡无奇。莫琳与苏菲是史黛拉在H&M时装店的同事，她们证实，史黛拉总会在手提包里放着一罐防狼胡椒喷雾，而且在那个周五晚上，她也带着手提包。检察官拿出一只喷雾器的罐子，两名证人都证明，史黛拉所持有的正是这种喷雾器。

警方的技术鉴定人员向庭上展示了同一只喷雾罐，并说明：警方通过化学分析得以确认，在克里斯多弗·奥尔森尸首上留下痕迹的液体是胡椒防狼喷雾，而且和史黛拉持有的喷雾属同一款。

然后，狱政人员吉米·巴克描述：史黛拉在关押于拘留所期间，行为多次展现出暴力与攻击性。吉米·巴克给人一种毫无同理心的印象，简短、冷漠地回答问题，让我想道：就算是僧人遇上这个人，铁定也会展现出攻击性。

对于这名狱政人员的证词，留着胡须的新闻特派员皱了皱眉头。他直接掏出自己那袋甜食，问我要不要来一点。我感到错愕不已，因此，虽然我并不怎么喜欢卡拉梅尔奶糖，我还是拿了一块。

他对我微笑。我是不是错看他了？

我始终保持狐疑的态度，面对他人。这是一种合理的质疑。我这辈子一直很害怕被别人当成头脑简单的傻瓜。我父亲曾经说“只有处于下风的狗，才会对敌人露出自己的咽喉”，直到四十五年以后，我才开始理解我不必把别人当成敌人。

我在隆德大学读法学时的生活，简直就是一场竞赛。

当我拒绝派对邀约时，我会说：“我搜集的是跟我合作的股份公司，而不是朋友。”

我好像把自己锁在一颗胶囊里，而胶囊的外壳只会变得越来越硬。所有的缺陷都必须用成就与能力来掩盖，与此同时，我越来越害怕真实的自我会暴露出来。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成为所有社交场所的焦点。我对于自己身处却无法参与和发挥影响力的情境，感觉很难适应，人们蜂拥来到我面前，想要认识我。但是，除了议论、考试成绩和肤浅的社交谈话，亚当是唯一真正懂我的人。

现在，他坐在通往审判庭的门外，等候着。很快就轮到他做证了。书记员随时会通过扬声器传唤他。我仍然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一开始，我还觉得这么做是行不通的，我还不觉得，我们会走到这一步。亚当的道德操守，一直是坚定的、不可撼动的。对我来说：他会对警方说谎，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我低估了家庭的意义。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人们会完全无视所有的道德与伦理标准。当你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时，就算最强硬的原则也会灰飞烟灭。谎言、罪责、秘密，没有建立在这些元素上的家庭，又有多少呢？

当一个人降生到世界上的时候，另外两个人就变成了父母亲。我们对孩子的爱，受制于特殊的法条与规则。

夜里，我和亚当沉默地坐在厨房里，共饮一瓶红酒。

“亲爱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挺住。”

我向上帝祈祷，求他助亚当一臂之力。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可是，我真的双手合十向上帝祈祷。下一刻，书记员便传唤亚当，要他出庭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