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能这么确定？”我问亚当。

总是提出质疑，是亚当的一种爱好。现在，他已经没有转圜余地了。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一切都会非常圆满的。你会是全世界最棒的妈妈。”

他直接否定我所有的忧虑。根据亚当的说法，我的焦虑是这整个过程中相当自然的一环。为人父母意味着根本性、结构性的变化，我们的人生将为此完全改观。我感到犹豫、迟疑、心情低落，其实并不奇怪。

其实，我们对子女来说，都还太年轻了。我刚获得书记员的职务，而亚当还在学习。仅仅在半年前，我们还在学生宿舍过生活，每周花好几个晚上泡酒吧、花天酒地，参加学校考试。然而，我们在那年夏天排除万难，顺利弄到位于北费莱登、相当体面的单间公寓。此外，亚当还坚信：假如我们生儿育女，住房公司会同意将我们换到一间一室一厅式的公寓房。

“我爱你。”那天，亚当一连说了好几次，他弯下腰来，亲吻我隆起的腹部，“还有躲在里面的你。”

随着时间过去，最恶劣的毁灭性想法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我如象腿般浮肿的双脚，焦虑心理也被骨盆疼痛所取代。某几天，我躺在床上，觉得自己真是全世界最失败的女人。

亚当为我提供辅助弹性袜、玫瑰果汤、温热的米枕头，并为我按摩。即使我对时间点，对于我们生下孩子的时机是否已经真正成熟仍心怀疑虑，我从未怀疑：亚当就是我生儿育女的最佳对象。

史黛拉小时候，我的工作量相当繁重。我有时会纳闷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对劲。我无法把自己生活的其他部分搁置在“待机”模式，让自己的所有能量在刚成为妈妈的事实中流失殆尽。所以我也纳闷，自己跟其他刚成为母亲的女人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

没有亚当，这一切都无法实现。他始终是可靠、安稳的避风港。他对我，始终是有求必应。亚当不计一切代价地支持我。

我在家庭生活中所无法得到的胜利，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获得了弥补。我在二十九岁时就成了律师，一家迅速扩张、在瑞典全国三大都会区都设有办公室的律师事务所聘用了我。就在亚当教史黛拉学会不用辅助轮骑乘自行车，在她膝盖的擦伤处贴上创可贴的时候，我通勤前往高端客户的办公室，用儿童节目和微波加热的晚餐应付孩子，同时赶着修改自己的简历。当我宣称自己需要来自家庭和职业生涯的滋润时，我觉得我绝不是特例。即使我出生时，刚好没有男性生殖器。

然而，在我周围，其他女人牺牲自己的目标与梦想，把自己贬损为儿童卧房与厨房里的服务生。成为尽职的母亲，仿佛总是和我对自我认同的渴望、在人生中其他领域功成名就的需求格格不入。虽然我相信自己有意愿成为尽责的母亲，而且其实也努力过，我却从来没能充分地压住自我意识，成为符合自己期许的母亲。同时，我也看到有着同样缺陷的男人总能全身而退，这使我感到很困扰，同时让我觉得自己真是个没有价值的家长。

一开始，我觉得亚当与史黛拉之间逐渐发展出的亲密关系是极为正面的。史黛拉就是爸爸的小女儿。当我很晚才回家，脑子里还塞满法条与判例的时候，总会发现他们穿着睡衣，缩在枕头堆里，分享着枕边故事。幼小的史黛拉面对人生中的小转折时，总是握紧爸爸的手。这简直是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笔下的世界。每天早上，当我们家女儿踮着小脚走进卧室时，我的心脏就微微地欢快地跳动着。

情况缓慢地起了变化。我无法指明，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过去使我心暖的情景很快就让我感到一阵透心凉。生活中，使我感到恼怒的情景越来越多。每当有人指出，亚当真是个好爸爸，他和史黛拉的关系看来真是美好无缺时，我不再觉得骄傲，而是感到隔阂。亚当完整、翔实地描述自己和史黛拉相处有如童话故事般美妙的每一天时，我心中的嫉妒、罪责与耻辱感油然而生。

我们很早就讨论过，要再生一个孩子。我们想再生一个孩子的渴望，想必是来自某种逐渐扩散、我们始终无法大声说出的失落感。家庭生活没能符合我们的期望。我违反一切常理，想象着：一旦史黛拉有了弟弟妹妹，我和她的关系就会改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努力想再次生育子女。我们从来没有谈论，为什么这次没能成功。我认为我们之间的确存在着相互尊重，但这种尊重的方向却大错特错。测试结果迟早会呈现阳性，我们除了尽己所能，不断尝试以外，什么也不能做。而亚当也得向上帝祈祷，求他助我们一臂之力。

最后，到了史黛拉四岁那年的沃普尔吉斯之夜[Walpurgis Night，为流传于北欧与中欧的传统春季庆典，举办于每年的四月三十日夜晚。]，我们打破沉默。我们躺在床上，只要我一睁开眼睛，全世界就开始旋转。这种不对劲的预感，已经穿透了我们的皮肤。

“亲爱的，”亚当耳语着，“有些事情好像不对劲。”

“不对劲？”虽然我知道他言下之意，我还是这么回答。

“我们该怎么办？”

我难以启齿。泪水在眼皮后方刺痛着，但我继续压抑自己的泪水。

“我爱你。”亚当说。

我竟然无法回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