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将自己的担忧聚焦在某个具体的事物上，是最容易的。当你找不到问题的核心，当你看不到使你不自在、不舒服的痛点时，你会集中倾向于可以理解的事物上。

这是不是人们向上帝求助的原因呢？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急需能够为人所理解的解释，一个人的形象、一个专断独裁的统治者。

长期以来，我和亚当的世界观聚焦在一个从未出世的孩子身上。那颗未能受孕的卵子，成为我们静止、无趣生活中的心灵图像，它始终未能顺应我们的心愿。随着我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明显，我渴求某种自己长期以来未能体验到的、属于灵魂层面的亲密感。当我完成一个目标时，这种感觉是最难挨的。我身上仿佛冒出一道真空，那是一种深不见底的孤独。我能够坐在一架飞回隆德班机的座椅上，准备与家人团聚，同时感到内心碎裂。

无法认同自己的亲生子女，是一种可怕的经验。当我努力亲近史黛拉的时候，我常感到自己的无奈与渺小。

“她很像你。”某次，经历了一整晚的争吵以后，亚当这么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事件的开端，源自学校老师通知我们，史黛拉欺负班上其他几个女生。当我们和她对质时，史黛拉暴怒不已，将一杯牛奶泼在亚当身上。她拒绝谈论学校的情况。我们想知道她的状态究竟如何，但她在厨房里暴走，亚当被迫将她的双臂反绑在背后。最后，史黛拉就像一块被拧干的铺在地板上的抹布一样，又哭又叫。

两天后，艾米娜站在我们家的玄关，身穿及膝长袜，足蹬球鞋，肩上背着酒红色背包。就在史黛拉去收拾自己装备的同时，艾米娜用凝重的表情望着我。这种表情，使她看起来衰老许多。

“其实这不是史黛拉的错。”她说。

我用疑惑的眼神望着她。

“噢，我是说学校里发生的事啦。她们故意让史黛拉动手。她们知道只要说出某些话，就能让她失控，然后她们再向老师打小报告。”

罪恶感就像一座山，在我心中越堆越高。

“其实，她们真的很坏。”艾米娜说。

在灯光昏暗的玄关里，她原本褐色的双眸，看起来几乎变成了黑色。

我想起亚当对史黛拉的评语：她很像你。

史黛拉十四岁的那年夏天，我们随着手球队到丹麦比赛。女队员和领队们被安排到一所学校住宿，我和亚丽桑德拉则同睡一个酒店客房。

某天晚上，我们到一家烟味弥漫的酒吧打发时间，有人请我们喝酒。亚丽桑德拉喝得酩酊大醉，在酒店外直接吐了起来。我硬逼着她把全身冲洗干净以后，她躺在酒店客房里的一张睡椅上，哭诉着自己毫无价值的人生。她埋怨狄诺只在乎手球，家里其他大小事情一概不管。但是，她也为艾米娜没时间培养学业和该死的手球集训以外的爱好感到惋惜。我当然一言不发，但是，内心荆棘般多刺的恼怒感却油然而生。我始终没能感觉到我的父母对我的表现心满意足。我总是应该考更高分，总有人表现比我更好、更聪明、更美丽。

几个星期以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艾米娜到我们家来。这次很不寻常的是，我竟然能在庭院里品味一杯葡萄酒与一本小说，感到轻松自在。

“史黛拉不在家，”我解释道，“她在兰斯克罗那。我本来以为你会一起跟去。”

艾米娜没有答话。她站在樱桃树下，身穿短裤和背心，用决绝的表情望着我。

“发生什么事了吗？”我说着，将书搁到一旁。

艾米娜环顾四周。

“你有空吗？”她问道。

“当然！”

当我弄来汽水和一块肉桂卷时，她很快就显得自在多了。

“我现在觉得，自己真是全世界最坏的朋友。”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眯起双眼，望向庭院，然后用坚定的声音向我说明：她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决定这么做的。她完全不想当个坏朋友，但是，恐惧感还是占了上风。她很担心史黛拉。

“她跟那伙来自兰斯克罗那的男生鬼混。他们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整天干一堆烂事情—抽烟、喝酒。”

“喝酒？你们才十四岁啊。”

“我知道。”

“艾米娜，幸亏有你告诉我这些事情。”

她趋身向前。

“你能不能保证，不向史黛拉透露？要是她知道是我说的……请你务必跟我保证！”

当然，我向她保证了。

其实我当时并不怎么挂念史黛拉，这听起来当然很诡异。我心里所想的，主要还是艾米娜。我对她的勇气，对她做出正确决断的天赋与直觉，感到很敬佩。

“你来找我，我真的很高兴。”我说。

我们拥抱彼此，久久不放。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和亚当便与史黛拉“促膝长谈”。一段漫长、痛苦的时期，便由此开始。我们越努力讲道理，史黛拉回击的力道就越凶猛。

“不要干涉我的生活！跟你们住，简直是在坐牢！”

随后，就在同一年秋天，史黛拉被查出使用精神药物。在经历无数次犹豫和迟疑之后，我和亚当意识到：我们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

和校长们、老师们、护士们及心理辅导员们开会，已经是一件苦差事，和心理医生们及社工们开会，就更不用说了。作为一个人，我从未感到如此受屈辱、贬损，我从未如此脆弱。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失败，没有比成为失职父母更悲惨的了。

迈克·布隆堡提供了一个出口，一种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