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亚当会将一切泄露出来。当初要是让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绝对不会让我将这些规划付诸实行。一开始，可能就是他把那件染血的衬衣藏了起来，随后，他又针对史黛拉回到家的时间点对警方撒谎。这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更多细节。

周六当天，他就已经对艾米娜起了疑心。我们在她父母家用完午餐以后，他就意有所指地说：艾米娜关于星期五晚上曾和史黛拉相聚的说辞是谎话。我被迫释放出更多烟幕弹。

周六深夜，迈克开车将我们从警察局送回家，我在街上多待了一会儿，和迈克进一步讨论。当时他相信，史黛拉很快就会被释放。但我已经读过她手机里的短信，担心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在我们等候进一步通知的同时，我向亚当暗示：史黛拉需要不在场证明。我不能多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他起疑，觉得我知道的远比我所说的多。但是，我暗示他，只有他能通过声称史黛拉回家的时间比实际上早得多，来洗刷她的嫌疑。我当然可以亲自向警方撒谎，给史黛拉不在场证明。然而，如果说谎的人是亚当，这个谎言的分量就会很可观。有谁敢质疑一个终生为真理、诚实而奋斗的牧师呢？

再者，我完全不想出庭做证。考虑到我过去做过的其他事情，当庭撒谎并不算多么特殊的事，反正我的职业道德也不存在了。但是，我必须从旁听席上观察整个庭审的流程。我要见证这一切。我料想，这是一种控制感的体现。

那个星期六的夜里，我无法入睡。各种想法像狂奔的赛马一般在我脑海里奔腾。不过我在几个小时后发现，亚当已然在椅子上缩成一团。他多次眨眼，头垂在肩膀上，而我坐在他身旁纹丝不动，直到如雷的鼾声从他的喉咙里传出。

这时，我迅速、轻巧地溜进书房，打电话给艾米娜。她的口吻激动，说话内容也不连贯。我们决定，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必须即刻见面。但是，她得在这天夜里就打电话给亚当，承认自己当初说谎。她不能坚称自己在星期五晚上曾经和史黛拉相聚。

但是，亚当可没那么容易善罢甘休。他对于拆穿别人的谎言一直相当在行。他意识到，艾米娜在隐瞒某些事情。实际上，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该如何对亚当撒谎：其中一个是史黛拉，另一个就是我。

命案发生后的周四，艾米娜再次打电话给我。直到当时为止，情况都按照我们的期望发展，但是当时艾米娜在话筒另一端激动地喘息着。亚当就在体育馆外堵她，想逼她透露更多信息。她很确定：他是知情的。亚当通过某种方式了解到，关于克里斯多弗·奥尔森的死，史黛拉和艾米娜都脱不了干系。

之前，我从没想过向亚当透露：史黛拉在周五深夜回家时，我也是醒着的。然而，随着他的行为越来越激烈、绝望，我意识到必须采取某些行动。当时，我就萌生搬到斯德哥尔摩的想法。

我爱亚当。最保守地说，我们的婚姻曾经很不稳定，它曾经直线坠落，裂成碎片。可是，俗话说：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夫妻，才能走得更远。到目前为止，我们携手挺过了所有难关，在这样的苦难与炼狱中，仍然完好无损，我们之间关系的稳固程度是外人难以理解的。

我们在斯德哥尔摩，有机会重新来过。同时，警方的初步调查旷日持久，在一切演变成一场大灾难以前，我被迫将亚当带离隆德。即使我到了最后仍将被迫向亚当承认是我销毁了史黛拉的手机，就算他想必已经明白是我动手处理了那件染血的衬衣，我还是顺利地让亚当撒谎，给了史黛拉不在场证明。

当我发现史黛拉将手机忘在家里的时候，我意识到事态严重了。史黛拉从来不会忘记带手机。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越来越担心。最后，我不得不查看她手机里的短信。

我惊惶地读着史黛拉最后那几条发给艾米娜的语气绝望的短信。有那么一眨眼的工夫，我想让亚当看看这些短信，但我随即意识到，这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

我坐在沙发上，紧盯着史黛拉的手机。此时，迈克打电话给我。

“尤丽卡，我很难过，可是史黛拉被警方收押了。”

在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再次听到他的声音时，我震惊不已。

“她要求我担任她的公设辩护律师。”

“什么？”

我一头雾水。史黛拉要求迈克担任她的律师？

“她知道你是谁吗？”当夜稍晚，当他开车送我和亚当回家时，我这样问他。

“她当然知道。”

这就是史黛拉典型的作风。她知道我和迈克的关系远比职场上的关系要亲密，她听过我们讲电话。因此，她现在才会要求他担任辩护律师。

她该不会知情吧？她是否意识到：迈克会打破自己保密、保持缄默的义务，将我牵扯进来？

将史黛拉独自留在拘留所的囚室里，对已经发生的一切完全蒙在鼓里，是个很可怕的抉择。我感到良心如此不安，以至于最后要求迈克安排我和她见面，以便说明事情的原委。但是，史黛拉拒绝了这个要求，而我不敢让迈克承担起让她理解事情原委的责任。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了。要是我想同时解救艾米娜和史黛拉，就必须等到庭审。这是一场赌注高得吓人的豪赌，我赌上了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家庭。

在星期天上午，也就是警方结束针对我们家的住宅搜索后不久，艾米娜来到我们家。亚当仍在接受警方的侦讯，当他打电话给我时，我告诉他：警方的住宅搜索还没有结束。我要争取更多时间。

我们做出决定以后，艾米娜从夹克内侧掏出一只预藏的塑料袋。她解释，她是在游乐场的一个纸箱里找到这只塑料袋的。我马上就知道袋子里装着什么。

我们坐进车内，直接开到位于达尔比[Dalby，隆德自治市内的人口密集区，位于市中心东南方约10千米处。]的矿坑旁，我在一条狭小的砾石路上停车熄火。

我焦虑地环顾四周，然后才将塑料袋里的所有物品倒在地上。艾米娜紧靠在我身旁，当我将克里斯多弗·奥尔森的手机踩烂时，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着。

“把你的手机也给我。”我说。

她睁大眼睛，望着我。然后，她将自己的手机递给我，我将SIM卡抽出，然后将手机外壳踩得稀烂。忧虑感在我的心头碾轧着，然而，我没有时间迟疑。我总算知道：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事情是真正有意义的。现在，证明这一切的时候到了。

我爬到位于矿石厂上方的岩壁上，来到岩石突出部位最远端的位置。岩壁就在该处直直坠入深色的湖水中，水面是如此平静，看起来就像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我戴上手套，才将杀死克里斯多弗·奥尔森的那把刀从悬崖上扔下。那把刀在空中画出一条宽阔的弧线，刀刃刺穿静寂无声的水面。深不见底的湖面应声而开，将它吞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