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三日，死亡之月里的一个倒霉的日子，凯特住进多伦多总医院做手术。她卵巢里长了一只很大的囊肿。

医生告诉她，很多女人都会长这种囊肿。没人知道原因。囊肿是不是恶性的，是不是已经包含了死亡孢子，也根本无从判断。在医生进入到她卵巢前，谁都不知道。医生谈到“进入”时的口吻，犹如她在电视纪录片中听到的老兵们谈论攻击敌方阵地时的口吻：都是下巴紧绷，牙齿狠咬，都表现出一种冷酷的快感。区别只在于医生要进入的是她的身体。凯特在倒计时，等着麻醉药起效，牙也咬得紧紧的。她感到害怕，但也好奇。正是好奇心让她挺过了很多困难。

她已让医生答应将囊肿保存下来，留给她，这样的话，不管那是个什么东西，她都可以看看。对自己的身体，她极有兴趣，对身体可能选择做的事或生产的任何东西也都非常感兴趣；尽管做杂志版面策划的达尼娅告诉她，这种冗生是身体向她传递的信号，她睡觉时可在枕头下放块紫水晶，这样可以平稳心率。达尼娅瘦得就像薄片，凯特叫她先把自己吃胖点。

囊肿最终被确认是良性的。凯特愿意用“良性”这个词，这样就好像囊肿有了一颗灵魂，并祝她一切顺利。医生说，囊肿如同葡萄柚般大小。“是椰子般大小。”凯特说。其他人才长葡萄柚般大小的囊肿呢。“椰子”这个词更好，可以表达出囊肿的硬度，以及它毛茸茸的状态。

囊肿里的毛发是红色的——长长的毛发结在里面一圈又一圈地盘绕着，就像一团发疯的羊毛线团，或者像堵住浴室出水槽的毛团被拉出来时的样子。里面杂有小骨头，或骨头碎片；也有鸟骨，被汽车碾压过的麻雀骨。还夹杂着指甲，有脚指甲，也有手指甲。还有五颗完整无缺的牙齿。

“这不正常吧？”凯特问。医生在笑。既然他已“一进一出”，且凯特毫发无伤，他也就没那么紧张了。

“不正常？正常，”他小心翼翼地说，仿佛在向一位妈妈宣布她刚生了一个畸形儿，“要我们说，这相当普遍。”凯特略显失望。她更喜欢与众不同。

她问医生要了一瓶福尔马林溶液，把切了口的肿瘤放进去。这是她的，还是良性的，不应该就这么扔了。她把肿瘤带回自己的公寓，贴着壁炉架放好。她给它起了个名字：毛球。这和在壁炉上放一个毛绒玩具熊头，或某个保存完好的宠物标本，或其他任何有毛皮和牙齿的东西没什么两样；或者是她假装没什么两样。不管怎样，它确实让人一见难忘。

吉尔不喜欢毛球。尽管人们以为他喜欢新奇之物，但他其实有点神经质。在凯特手术后，他第一次来探病(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来的)时，就告诉凯特把毛球扔出去。他的理由是“感到恶心”。凯特直接顶回去了，并说自己宁愿把他带来的湿漉漉的死花扔出去，也要把毛球放在壁炉架上的瓶子里，不管如何，死花都比毛球腐烂得快。毛球更适合做壁炉架的装饰品。吉尔说，凯特凡事都要推向极端，越过底线，这种倾向完全是年轻人渴望博人眼球的欲望在作祟，并不明智。他说，总有一天，她会过犹不及。他的意思是，他会觉得太过分。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雇我的，不是吗？”她说，“因为我凡事太过。”但他正忙着进行分析。他能从她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里看出这些倾向。那些皮革啦，那些怪里怪气、看起来像受着折磨的造型啦，所有这些都朝着他和其他人完全无法确定是否应该继续遵循的道路前进。她清楚他在说什么吗？她明白他的意思吗？他以前就表达过这些观点，而她只是微微摇头，一言未发。她听出了他的话中之话：广告商一直在抱怨“太离奇了，太变态了”。举步维艰。

“想看看我的伤疤吗？”她说，“不过，别逗我笑啊，不然伤疤会裂开的。”这种事总让他头晕目眩：任何带有一丝血迹的东西，任何一种妇科病，都会让他这样。两年前，他妻子生孩子时，他几乎吐在了产房里。他曾自豪地把这事告诉了凯特。凯特听了，只想斜叼起一根香烟，就像20世纪40年代黑白电影中的人物一样，把烟吐到他脸上。

过去他们争论时，她的傲然不敬常使他感到兴奋。随后他就会抓住她的胳膊，气吼吼地猛吻她。他吻她时，就好像有人在看着他，对着他们亲吻的样子指指点点。亲吻最私密的地方，坚硬而有光泽，双唇紫红，板寸头；亲吻一个姑娘，一个女人，一个身穿紧身迷你裙和紧身裤的姑娘。他喜欢亲吻时对着镜子。

但他此时没兴奋起来。她无法诱他上床；她没准备做那事，她还没痊愈。他喝了杯酒，但没喝净，随后拉着她的手，在她那披着米黄色超大羊驼毛披肩的肩膀上优雅地拍了几下，然后迅速离开了。

“再见，杰拉尔德。”她说出这个名字时，语带嘲讽。这等于否定了他，废掉了他，就像从他胸前把勋章扯下来一样。她在警告。

他们第一次见面前，他就叫杰拉尔德。改变这个叫法的是她，她先是把他变成格里(Gerry，与flair“天资”押韵)，然后变成吉尔(Ger，与dare“勇敢”押韵)。她叫他扔掉那些邋遢的尖角领带，教他怎样穿鞋，让他买了一套宽松的意大利西装，给他新理了发。他目前的许多口味——对食物、对饮料、对娱乐性的药品、对女性情趣内衣的等——也都曾是她的口味。在他人生的新阶段，他那全新的、生硬的、精简为以尖利的r结尾的名字，也都是她的创造物。

她也是自己的创造物。童年时代，她是被浪漫化的凯瑟琳，她那双眼迷离、喜欢挑剔的妈妈给她穿看起来像荷叶边枕套的连衣裙。到了高中，她去掉了多余的饰边，一个朝气蓬勃、圆脸蛋儿的凯茜出现在人们面前，刚洗过的秀发闪闪发光，牙齿让人嫉妒，急于讨好人，和健康食品广告里的姑娘一样有趣。读大学时，她是凯丝，身穿格子衬衫和写着“夺回黑夜”[一项国际女权运动，旨在抗议性别暴力。]的牛仔裤，松松垮垮，但并无脏字，头上还戴着泥瓦匠风格的条纹牛仔尖顶帽。当她逃到英国时，她把自己的名字简化成了凯特。这个名字更加干练，就像街头的流浪猫，又像一根钉子，锋利且非同寻常。在英国，你得做点能引人注目的事，尤其当你不是英国人时。有了这个化身，她就安全了，她度过了兰博[《兰博》，又译《第一滴血》，是家喻户晓的系列电影，前三部均在80年代上映。]时代，即20世纪80年代。

她现在仍然认为，正是这个名字让她获得了面试机会，然后得到了那份工作。那是一份相当前卫的时尚杂志，是那种将女性黑白照片印在哑光纸上的杂志。过度曝光的女性特写，掠过眼睛的发丝，一只鼻孔突出：杂志名叫“剃刀之刃”。理发成了美发，一种真正的艺术，电影评论，一点点魅惑，思想的橱子里有衣服，衣服的橱子里有思想——形而上学的护肩。她熟练地掌握了这个行当的门道。她学到了实用之术。

她一路努力攀升，从排样到版面设计，然后负责监管整个出版流程，再负责所有事务。这并不容易，但一切都很值得。她成为了创造者；她创造了杂志的整体外观。过不了多久，她就可以走在苏荷区的大街上，或者站在发布会的大厅里，见证自己的创意变为现实，穿着自己搭配的服装四处闲逛，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陈词滥调。这样的她就像上帝，只有上帝从不墨守成规。

等她的脸不再圆润，但牙齿还没脱落的时候——这与北美牙医有关。她把大部分头发剃掉，工作起来不要命，脖颈完美地一转，就能传达出一种傲然的权威感。你必须让人们相信，你知道某种他们还不知道的事情；你还必须让他们相信，他们也可以知道这件事，这会给他们带来卓越感、权力和性吸引力，这会让他们招人嫉妒——不过这要付出代价：那就是购买杂志。人们永远无法理解的是，这本杂志完全是相机造就的。相机定格光，定格时间。只要掌握好拍摄角度，她能让任何女人看起来丑陋，任何男人也一样。她也能让任何人看起来漂亮，或者至少有趣。这都只是摄影而已，都只是人像摄影而已，都只是选景时的眼光而已。这些东西永远买不到，无论你从可怜的月薪中拿出多少买了蛇皮手袋。

尽管发展态势良好，《剃刀之刃》杂志社的薪水却非常低。许多时髦的衣物凯特都买不起。伦敦恶劣的攀比风气和高消费开始让凯特心生厌烦。她厌倦了在文学作品发布会上大吃小点心以节省日常开销，她厌倦了酒吧红褐色地毯上弥漫着的香烟的闷臭味，她厌倦了一到冬天就冻裂的水管，也厌倦了克拉丽莎们、梅丽莎们和佩内洛普们[克拉丽莎、梅丽莎和佩内洛普都是当红女明星的名字。]在杂志上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她们如何曾经一整夜真正地、绝对地、完全地冻僵了，以及如何真正地、绝对地、完全地从来没有碰到那么冷的天。总是那么冷。水管总是冻爆。没有人会想到安装货真价实的水管，那些下次不会冻爆的水管。爆裂的水管是英国的传统，与其他许多传统没什么区别。

比如，就拿英国男人来说吧。他们发出圆润的元音，措辞轻浮，诱惑你脱掉内衣，然后，一旦俘获你的芳心，他们就惊慌失措地逃之大吉，要不就磨磨唧唧，在你身边不停地抱怨。英国人称之为发牢骚而不是抱怨，这样说确实更好。就像吱吱作响的铰链。英国人认为发牢骚是一种传统的讨人欢心的方式。这是他对你表达信任的方式，这是在允许你认识真正的他，一个内敛的、牢骚不已的他。这也是他们私下看待女性的方式：牢骚容器。凯特会玩这种把戏，但并不表明她真的喜欢玩。

但与英国女性相比，凯特有一个优势：她不属于哪个阶层。她没有阶层，她自成阶层。她能周旋于不同类型的英国男人之间，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他们不会用放在裤兜里随身携带的阶级标准和口音检测器来衡量她，她也不会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积聚的卑鄙、势利和怨恨的影响。这种自由的另一面，是她不受任何人控制。她是一个殖民者——多么新奇，多么生机勃勃，多么掩人耳目，最终却多么徒劳一场。就像墙上的一个洞，人们可以告诉她一切秘密，然后毫无愧疚地抛弃她。

当然，她太聪明了。英国男人富有好胜心；他们喜欢赢。她受过好几次伤害。两次堕胎，因为和她发生关系的男人们没采取预防措施。她学会了说：不管如何，我都不想生孩子，如果真想要个小毛头的话，那就买一只沙鼠好了。她的生命开始显得漫长无际。她的肾上腺素正在枯竭。她很快就三十岁了，而放眼未来，她没看出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杰拉尔德出现之前，凯特就处于这种状况。“你太棒了。”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凯特准备好了听这种话，哪怕是他说的，哪怕“太棒了”这种词可能只有50年代留平头的男人才会说。那时她也已经准备好听到他的声音了：就像五大湖那种平淡、充满金属感的鼻音，r的发音清楚生硬，没有戏剧性。沉闷的标准音。她的同胞都是这样说的。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流浪者。

杰拉尔德在物色，杰拉尔德在招募新人。他已经听说过她，也看过她的劳动成果，他找到了她。多伦多的一家大公司正在推出一本新的时尚杂志，他说：当然，内容要高端、国际化，但也要带有一些加拿大的本土时尚风格，并附带上能够真正买到杂志所展示的物品的商店清单。他们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完胜那些美国杂志，后者认为你只能在纽约或洛杉矶买到古驰产品。真见鬼，时代已不同，你在埃德蒙顿就能买到!你在温尼伯也能买到。

凯特已离开太久。现在还有加拿大时尚吗？英语俏皮话会说“加拿大时尚”是一种矛盾修饰法。她忍住没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一边用氰绿色的考文特花园牌打火机——精品皮革饰面(《剃刀之刃》五月刊就是这样介绍其特色的)——点燃了一支香烟，一边盯着杰拉尔德的眼睛。“伦敦有很多可以放弃的东西。”她平静地说。她环顾了一圈他们见面的梅菲尔饭店，他们刚在这儿吃完饭，她之所以选择这家餐厅，是因为知道他会付账。否则，她从不会在吃饭方面花那么多钱。“我可以去哪里吃饭呢？”

杰拉尔德信誓旦旦地说多伦多现在是加拿大的餐饮圣地，他很愿意做她的美食向导。这里有一条很棒的唐人街，也有世界级的意大利菜。然后他停了下来，吸了一口气。“我一直想问你，”他说，“有关你的名字。凯特是《疯狂猫咪》[《疯狂猫咪》(Krazy Kat)是一部动画片，主角之一是一只叫Kat(与凯特谐音)的猫。]里那只‘凯特’猫的名字吗？”他觉得自己的话已经充满暗示性。这种话她以前听过。

“不是的，”她说，“是‘科特凯特’[科特凯特(Kitkat)是雀巢公司生产的巧克力威化品牌，中文名叫“奇巧”。]的凯特。是一种雀巢巧克力棒，含在嘴里就化。”她瞪了他一眼，嘴角抽了抽。

杰拉尔德开始慌张起来，但他还得继续说下去。他们想要她，需要她，爱她，他诚心诚意地说。相对而言，她拥有新奇、充满创造力的方法和经验，这对他们而言价值不菲。除了金钱，他们还会给她其他回报。她会参与最初的概念设计，她会在杂志发展过程中发挥影响，她可以放手一搏。他说出了雇用她的价格，数额大到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当然她没出声。都到这种时候了，她知道不该背叛自己的欲望。

于是她踏上了归途，经受了历时三个月的文化冲击，尝遍了伟大的中国菜和世界一流的意大利菜，逮到机会就在杰拉尔德的助理副总裁办公室引诱他。这是杰拉尔德第一次在这种场所被引诱，也许是最后一次。尽管已经是下班时间，但被人看到的危险性仍让他抓狂。在公司偷情，这种想法本身就足够大胆。事情是这样的：凯特跪在宽大的地毯上，穿着富有传奇色彩的胸罩，至今他只在《纽约时报》的周日内衣广告上看到过这种胸罩，她就当着银色相框里他和妻子的订婚照解开了他的衣服，照片放在桌子上，旁边放着一支让人讨厌的圆珠笔。在那个时候，他感到身不由己，似乎是被迫取下结婚戒指，并小心地放在烟灰缸里。第二天，他给她带了一盒大卫·伍德食品店的松露巧克力。这是最好的巧克力，他告诉她，急不可耐地想让她意识到巧克力的品质。她觉得他的动作很平庸，但也很甜蜜。平庸、甜蜜和渴望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杰拉尔德。

若在伦敦，她不会诱惑杰拉尔德这种男人。他既没趣，也非学识渊博，说话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但他很急切，很容易驾驭，就如一张白纸。他虽然比她大八岁，但看起来年轻许多。与他偷情给她带来了快乐，他在偷偷摸摸的出轨中表现出的孩子般的快乐也让她十分愉悦。他对此充满感激。“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他说了很多次，频繁得毫无必要，且一般都是在床上说。

凯特在许多乏味的公司事务中遇到过(且仍会遇到)他妻子，这有助于她理解为何他感激自己。他的妻子是个严肃谨慎的女人。她叫谢丽尔。她似乎还在用大卷发棒和护发喷雾胶来打理头发；她的脑子里是劳拉·艾什利牌墙纸：就像细小的、未绽放的彩色花蕾，齐齐整整排列着。她可能做爱时会戴上橡胶手套，事后还要在日程清单上一一核对，将做爱视为另一件可恶的家务事。她看着凯特时，就好像想对着她喷空气除臭剂。凯特则在脑子里幻想谢丽尔的浴室，以此进行报复：绣有百合花的毛巾，马桶上盖着毛茸茸的坐垫圈。

杂志出师不利。虽然凯特手里有大把的经费可用，虽然处理色彩也是一项挑战，但她并没得到杰拉尔德承诺的自由。她不得不同公司董事会的男人们抗争，他们都是会计师或与会计工作密不可分。他们都小心翼翼，行动迟缓如鼹鼠。

“这轻而易举，”凯特对他们说，“你用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形象轰炸他们，你让人们对自己现在的样子感到厌恶。你要处理的是现实和感知之间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用某种新鲜的，某种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未来也难以见到的东西轰炸他们。没有比焦虑更值钱的东西了。”

但董事会认为，杂志只应向读者销售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更多一些皮草，更奢华的皮革制品，更多的羊绒产品，更出名的品牌产品。董事会没有即兴发挥的意识，也不愿冒险；他们没有运动本能，也不想只是为了好玩而欺骗读者。“时尚就像狩猎。”凯特这样告诉他们，是希望能让他们分泌更多的雄性荷尔蒙，如果他们有的话，“时尚具有游戏性，很激烈，具有掠夺性。它是血液和胆量的交汇，能激起人的性欲。”但对那群男人而言，这关乎品位。他们想要的是“让人成功的服装”，而凯特想要的则是散弹枪伏击的效果。

一切都成了妥协。凯特本想把杂志命名为“时尚怒潮”，但董事会认为这个名称里包含有“愤怒”之意，就否决了。他们认为这一切太具女权主义色彩。“这是20世纪40年代[20世纪40年代是欧美女权主义第一波浪潮来临的时代，尤为激进。]的声音，”凯特说，“40年代回来了。难道你们没感受到？”但他们不听她的。他们想命名为Or，是法语，意思是金子，这样才足以直截了当地显露杂志的价值。但凯特对他们说，这使杂志没有任何基调。他们最后达成一致，叫“费利斯”(Felice)，这个名字具有双方都想要的品质。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像法语，意为“快乐”(远不如“愤怒”的威胁性)，而且，对凯特而言，这个词有一种猫科动物的意味[Felice与Feline(猫科动物)拼写相近。]，抵消了蕾丝花边的效果，虽然她没指望别人注意到这一点。她用粉红色的唇印设计出杂志的徽标，使这种意味更强烈了。她可以勉强接受，但这个名字并非其初恋。

这场战斗一直在持续，一战再战，每一项创新设计、凯特想要引入的每一个新视角、无伤大雅的奇思妙想，都伴随着一场战斗。围绕着要不要展示褪下一半的女式内衣、伴之散落一地的打碎的香水瓶，双方展开了一场剧烈的争吵。围绕两条穿着新潮丝袜的白腿——且一条腿用第三种颜色的长袜绑在椅子上——双方又是一场狂吵。价值三百美元的男士皮手套为何要模棱两可地绕在脖子上，他们也无法理解。

这种状态持续了五年。

杰拉尔德离开后，凯特在客厅里踱着步。一步，又一步。她一步步挪动着双腿。她毫不期待微波炉里剩菜加热成的孤独晚餐。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回到这座小城，这座受了污染、靠近内海的平庸小城。是因为吉尔吗？这想法非常可笑，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尽管她对他越来越不耐烦，但他是她留下的原因吗？

他不再全心全意回报她了。他们太了解彼此，现在都直走捷径；以前偷来的耳鬓厮磨的整个下午——一起滚床单，刺激感官——现在锐减成几个小时，在工作和晚餐之间来个急就章。她不再清楚自己想从他那里获得什么。她自言自语，自己有更大的价值，应该扩展自己的视野；但她眼里并没有其他男人，不知何故，她无法做到这一点。她也曾尝试过一两次，但都没有奏效。有时她会出去与某位同性恋设计师共进晚餐或看电影。她喜欢自己沾染上点闲言碎语。

也许她想念伦敦。在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个房间里，她感到如囚在笼。她可以从房间开始，先打开一扇窗。这里太沉闷了。装毛球的瓶子散发出福尔马林溶液的味道。除了杰拉尔德今天送来的花，她做手术时收到的鲜花大都枯萎了。想想看，她住院时他为什么没送花？是他忘了，还是要传达某种信息？

“毛球啊，”她说，“我希望你能与我说说话呀。这个火鸡场[Turkey Farm，英语中指专门安置工作能力差但不得开除的人的地方。]里大多是失败者，与他们谈话，还不如与你谈话更让我聪明。”毛球的乳牙在灯光下熠熠闪光；似乎就要开口说话了。

凯特摸摸额头。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发烧。正有不祥之事背着她发生。杂志社给她打的电话不像以前多了；没有她，他们就糊弄日子，一直都是这样，这不是好消息。宝座上的女皇永远不应该去度假，或去做手术。不安感萦绕着她。她对这些事有第六感，她经历过太多的宫廷政变，知道政变前的信号，她敏锐地感觉到了背叛即将到来的脚步声。

翌日清早，她振作起来，喝了一杯迷你咖啡机里磨出的浓缩咖啡，挑出一件挑衅性的带有“谁敢碰我”字样的盔甲灰色绒面革套装，拖着脚步去了办公室，虽然她下周才需要去上班。惊讶，惊讶。当她一瘸一拐走过走廊时，各种嘤嘤私语停止了，大家都假模假样地迎接她。她坐在自己极简风格的办公桌前查收邮件，她的头怦怦直跳，伤口缝合处隐隐作痛。吉尔听说她回来了；他想尽快见她，但不是要和她共进午餐。

他新装修好的的办公室是麦白色的，他在那里等着她，里面有一张18世纪的书桌，一只维多利亚时代的墨水瓶，相框里嵌着从杂志上裁下的图片：栗色皮革包着的手、戴珍珠手铐的手腕、扭成眼罩的爱马仕围巾，下面是甜美张开的模特的嘴，这些都是他们共同挑选的，都是她的得意之作。他装扮高雅，身穿“舔我脖子”型敞领丝绸衬衫，“令人心碎”型意大利丝绸羊毛宽松针织毛衣。哦，漫不经心的酷。哦，眉毛亦能语。他是一个贪图艺术的富人，现在他有艺术了，现在他就是艺术。人体艺术。她的艺术。她的工作出类拔萃；他终于性感了。

他光滑如漆。“我本来想下周再向你挑明的。”他说。他要透露给她的是董事会的决议。他们认为她过于乖张，太离经叛道。对此他无力回天，尽管他曾想尽力挽回，他当然会这样做。

尽力挽回!这是背叛。怪物已经掉过头，开始攻击创造了它的科学怪人。“你的生命是我给的!”她想冲他尖叫。

她身体不好，几乎无法站立。尽管他搬了一把椅子让她坐下，但她仍然站着。她现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明白自己错过什么了。杰拉尔德正是她一直所缺少的那部分——稳定、不合时宜、过时、固执的杰拉尔德。不是吉尔，不是她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那个杰拉尔德。而是另一个杰拉尔德，是被毁掉之前的那个杰拉尔德。是那个有一间房子、一个孩子，将妻子的照片嵌进银色相框并放在办公桌上的杰拉尔德。她也希望自己的照片能被放进银色相框里。她想要孩子。她被劫掠一空了。“取我代之的幸运儿是谁？”她说。她需要一支烟，但不想让人看出她双手在颤抖。

“实际上，是我。”他说，尽量显得谦虚一些。

太荒唐了。杰拉尔德连电话簿都编不好。“是你？”她淡淡地说。她良好的修养让她忍住没笑。

“我一直想摆脱这里的财务工作，进入创意领域。”他说，“我相信你能理解，因为无论如何都不会落到你头上。我知道你更喜欢一个可以，嗯，在你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人。”自负的浑蛋。她盯着他的脖子。她渴望得到他，又憎恨自己渴望得到他，却又对此束手无策。

房间摇摇晃晃。他滑过麦黄色的宽阔地毯，奔向她，抓住她裹在灰色仿麂皮上衣里的胳膊。“我会给你写一封很好的推荐信，”他说，“这件事尽可放心。当然，我们仍会见面的。我会想念我们的午后时光。”

“当然。”她说。他吻她，一个性感之吻，或者说看起来就像在吻第三者，她让他吻了。鬼才信你。

她乘出租车回家。司机对她粗鲁无礼，但侥幸没被她报复；她精力不济。在她信箱中有一封让她刻骨铭心的邀请函：吉尔和谢丽尔将于明天晚上举行酒会。邮戳时间是五天前。谢丽尔总是落后于时代。

凯特脱下衣服，简单冲了个澡。身边没什么能喝的，也没什么能嗅闻的，也没有烟抽。真是太疏忽了；她把自己困住了。还有其他工作可做，还有其他男人，或者说理论上如此。尽管如此，她身上还是有什么东西被夺走了。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她身上？当刀刃抵在她后背上时，她总能反身一刺。任何阻碍她前行之路的人，她总能及时察觉，并且挫败对方。也许她正在失去自己的优势。

她盯着浴室里的镜子，玻璃雾蒙蒙的，她打量着自己的脸。那是一张20世纪80年代的脸，一张面具般的脸，一张有底线的脸；把软弱推到墙上去，抓住一切能抓之物。但现在是90年代了。她这么快就过时了吗？她才三十五岁啊，已经不知道比自己小十岁的人在想什么了。那可能是致命的。时光易逝，她以后不得不跑得越来越快才能跟上，而这都是为什么呢？她本应拥有的生活只是一条裂隙，它并非真的存在，她的生活什么都不是。还有什么可以挽回的？有什么可以从头再来？到底还能做些什么？

她泡好澡，爬出浴缸时，差点儿摔倒。毫无疑问，她发烧了。她体内有什么东西在渗漏，或者在溃烂；她能听到那种声音，就像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伤口正在化脓，这是先前过度劳累造成的。她应该去医院看急诊，打抗生素针。但她没去，而是摇摇摆摆走进客厅，从壁炉架上取下装着毛球的瓶子，放在咖啡桌上。她盘腿而坐，侧耳倾听。细丝抖动的声音。她听到了一种蜂鸣声，就像蜜蜂劳作时的声音。

她问过医生，囊肿是否能发育成一个婴儿，它是不是一只偷逃出来的受精卵，进错了孕育的床。不是的，医生说。有人认为这种肿瘤是生命初萌的形态，或这之前的形态。它也可能是女人身体里未发育好的双胞胎。虽然肿瘤上有多种人体组织，甚至有脑组织，但它们究竟是什么，尚不得而知。当然，所有这些组织都缺乏结构。

她静静地坐在地毯上，看着肿瘤，她把它想象成一个孩子。毕竟它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是她的肉中之肉。是她与杰拉尔德的孩子，她夭折的孩子，她不能正常成长的孩子。她畸形的孩子，她以此实施报复的孩子。

“毛球，”她说，“你太丑了。爱你的只有妈妈。”她对此感到伤心，怅然若失。泪水滑过她的面孔。她不习惯哭泣，她通常不会哭，最近更不会。

毛球在和她说话，无言地对话。它已不可复原，它有现实的质感，而不是一个形象。它要告诉她的，是她从来都不想听的关于自己的一切。这是一种新知识，黑暗、珍贵且必要。它停下不说了。

她摇摇头。你干的是什么事啊，坐在地板上和一个毛球说话？你病了，她提醒自己。她服用了一片泰诺，上床睡觉。

翌日，她稍觉好些了。排版部的达尼娅打来电话安慰她，叽叽咕咕，像只鸽子，还说要在午饭时过来，看看她状态如何。凯特让她离自己远点。达尼娅气得冒火，说凯特被炒鱿鱼是前世不道德行为的报应。够了，凯特说；不管怎样，她此生做过的不道德之事已足以导致如今的结果了。“你怎么这么愤世嫉俗？”达尼娅问。她说这话的时候不像在表达观点，听起来她是真的很困惑。

“我不知道。”凯特说。回答直截了当。

挂断电话后，她在地板上来回踱步。她身体里噼里啪啦响成一片，就像挂在烤架上的热油脂。她在思忖着谢丽尔，后者正在自己温馨的房子里忙碌着，为派对做准备。谢丽尔会抚弄着自己固定不变的发型，摆好一个插满鲜花的花瓶，冲着筹办餐饮的人大惊小怪。杰拉尔德走进来，在她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一番夫妻恩爱的场景。他的良心已清洗得干干净净。女巫死了，他的脚踏在尸体上，这是给他的奖品；他曾有过肮脏的婚外情，现在已经准备好度过余生了。

凯特乘出租车到大卫·伍德食品店买了两打松露巧克力。她把巧克力放进一个超大盒子，然后又放进一个标有商店标志的超大袋子。然后回家，从瓶子里取出毛球。她用厨房的过滤器滤去毛球的水分，然后用纸巾轻轻拍打，半干后撒上可可粉，这样毛球就附上了一层棕色的糊状外壳。毛球闻起来仍有一股福尔马林溶液的味道，所以她先用保鲜膜裹起来，然后再用锡纸包住，然后再包上粉色的薄纸，最后系上淡紫色的蝴蝶结。她把毛球放进铺满细纸带的大卫·伍德包装盒里，两边是松露巧克力。她合上盒盖，用带子扎紧，放到大袋子里，并在上面塞了几张粉红色的纸。这是她的礼物，珍贵而危险。这是她的使者，使者要传递的信息就是使者自身。无论谁问，它都会说实话。它应该属于杰拉尔德；毛球毕竟也是他的孩子。

她在贺卡上打了一行字：“杰拉尔德，抱歉不能与你在一起。这就是‘怒潮’。爱你的，K。”

华灯初上，派对应如火如荼时，她订了辆送货出租车。毛球装在这么贵重的礼品包里，谢丽尔不会拒收。她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随后苦恼会接踵而至，疑虑也会重重而来。秘密会揭开。痛苦也将至。从此之后，一切都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凯特身体很不舒服；她的心脏在怦怦乱跳，她觉得房间又开始摇晃起来。但窗外正在落雪，她童年时那种柔软、潮湿、安静的雪花。她穿上外套走出去，这有点蠢。她本只打算走到拐角，但走到拐角处，她又继续前行。雪融化在脸上，就像小手指在触摸着她。她做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但她并没有负疚感。她觉得自己放松了、平静了、充满良善之念，她暂时没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