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儿子们都长大了，罗布也死了，路易丝搬到了一个新开发的水景小区的公寓里。她不必再为草坪忧心忡忡，不必再忧心常春藤强有力的小触手长进砖墙，不必再担忧松鼠一路咬进阁楼并吃掉电线上的绝缘材料，也不必再担心响起莫名其妙的噪声，为此她倍感宽慰。这座建筑有一个安全系统，唯一有生命的植物在日光房里的花盆里。

终于找到了足以容纳下那些画的公寓了，路易丝对此感到欣慰。这些画放在这里比在原来的房子里更拥挤，但这种安排使墙壁具有了欧洲风格：一排排的画，都上下左右地比邻而置，而不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分散开来摆放，长沙发上一幅，壁炉上一幅，前厅也放一幅，为的是使画作不那么显眼突兀。现在这种摆放方式更有效果。要知道，不该把画当成家具。

这些画都不太大，但这并不是说它们价值不高。这些油画、速写和素描作品，皆出自路易丝购买时知名度没现在高的艺术家之手。而他们的艺术作品后来有的印在了邮票上，有的挂在高中校长办公室里的丝质屏风上，有的被当成拼图的样式，有的印在精美的台历上，被公司买去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不太重要的客户。这些艺术家大多在20世纪20至40年代完成了这些画作；他们画风景。路易丝有两幅汤姆·汤姆逊的作品，三幅A.Y.杰克逊的作品，一幅劳伦·哈里斯的作品。她还有一幅亚瑟·李斯麦尔的作品，一幅J. E. H.麦克唐纳的作品，一幅大卫·米尔恩的作品。这些画，有的描绘了粉红色波浪冲刷着的石岛上那些盘根错节的树干，背景是更多的岛屿；有的描绘了粗糙、明亮、树木稀少的悬崖间的湖泊；有的描绘了栩栩如生的河岸，灌木丛生，岸边停泊着两只独木舟，一只红色，一只灰色；有的则描绘了秋天金黄的树林，透过交错的树枝，依稀可见闪着冰蓝色微光的水塘。

这些画都是路易丝选择的。罗布对艺术品没有兴趣，虽然他也知道在墙上挂些东西很有必要。他把所有的装饰权都留给了她，当然，同时也提供钱。因为这些收藏，路易丝的朋友们，尤其是男人，都尊崇她投资艺术的敏锐嗅觉。

但她当时并非出于商业目的才买画。她买画，是因为她想要。她想要这些画里的某种东西，尽管她当时说不出那是什么。不是平静：她丝毫没觉得它们平静。看着它们，她心里总是充满难以言说的不安。尽管画上的不是人，甚至连动物都没有，但总似乎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从画后面往外看。

十三岁时，路易丝曾乘独木舟旅行。在此之前，她只在外面过过几次夜。正如卡皮所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要进入无路可走的荒郊野岭。这是路易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独木舟之旅。

卡皮是夏令营的负责人，而路易丝九岁就被送到了这个名为马尼图营地的夏令营；对女孩子来说，这个夏令营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也不错了。像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只要父母负担得起费用，通常会被塞进这种夏令营里，而这些夏令营普遍类似。营地偏爱起印第安名，领导者则热情、精力充沛，就像卡皮、斯凯普和斯克提。在这些营地里，你要学习游泳、航海、划独木舟、骑马和打网球。若你不想做这些事，你可以学做手工艺品，为妈妈制作脏不拉几的疙瘩状陶土烟灰缸——那时抽烟的妈妈比现在多——或者用彩线编织手链。

任何时候都得保持积极，甚至吃早饭时也要如此。在仪式间歇，会允许，甚至会鼓励你大喊大叫、用勺子敲桌子。巧克力棒定量供给，以防止长蛀牙和粉刺。晚饭后，在食堂里或食堂外，大家会在蚊虫环飞的篝火旁围成一圈，一起唱歌。路易丝仍然记得《我亲爱的克莱门汀》和《我的邦妮躺在海洋上》的全部歌词，还能表演出动作：唱到“大海”时用手做出起伏的波浪，唱到“躺下”时两手并拢放在脸颊下。她永远无法忘记这些，一想起就悲伤。

路易丝认为自己能认出参加过这些营地的女人，并且擅长此道。即使是现在，这些女人在握手时仍保持一种僵硬的姿势；站立时双腿比平时分得更开些，稳稳地伫立着；这也是一种她们衡量你的方法，看你是否适合划独木舟：当然是靠前的位置，而不是靠后。她们自己会坐后面，她们称之为殿后。

她知道现在这种夏令营仍然存在，尽管马尼图夏令营已成历史。夏令营是少数变化不太大的事物之一。在现在的营地，营员们学习给铜器涂漆，用电烤箱烤制没一点儿用且脏兮兮的彩色玻璃，但从她朋友孙子的作品来看，营地的艺术水平并没有提高。

路易丝是在战后第一年去马尼图营地的，在路易丝看来，营地似乎很古老。建筑都是圆木围成的，圆木之间铺着白色水泥，旗杆环置着白色的石头，风化的灰色码头伸向观景湖，码头上挂着绳编的缓冲器和锈迹斑斑的拴船用的铁环，办公室门口是整齐的圆形牵牛花圃，这一切想必都还如故。事实上，这里的历史仅可追溯到20世纪的头十年；营地由卡皮的父母创立，并作为遗产和义务传给了她，他们认为露营可以塑造性格，就像冲冷水澡一样。

路易丝后来意识到，在大萧条和随后的战争年代，资金流通受阻，卡皮为了维持马尼图营地的运转，一定费尽了周折。如果营地只为非常富有的人服务，而不只是一般的富人，那么问题就会少一些。实际上，真正维持营地运转的，是那些要多少有多少的生了女儿的老姑娘，虽然她们也无法让一切井然有序：家具损坏了，油漆饰边剥落了，屋顶也漏水了。餐厅四处散挂着这些老姑娘已显模糊的照片，她们穿着宽大的羊毛泳衣，露出肥胖的、有褶皱的腿，或是穿着奇怪的网球服和宽松的裙子，双手抱在胸前站着。

一只巨大的驼鹿头标本挂在食堂里，就在从未使用过的石制壁炉上方，看起来像是肉食动物。它是一种吉祥物；名叫蒙蒂·马尼图。年龄大一些的营员中散布着关于它闹鬼的故事，说每当那盏灯光微弱、时亮时熄的灯关掉后，或发电机又一次故障而灯全熄灭时，它就会在黑暗中复活。路易丝起初感到害怕，但习惯后就不怕了。

对卡皮也是一样：你不得不适应她。她可能有四十岁了，或者三十五岁，或者五十岁。她有一头黄褐色的头发，看起来像是扣上碗，顺着碗沿剪的。每当她大步走在营地里时，她的头总是向前伸着，摇摇晃晃，就像一只母鸡。她手里抓着笔记本，检查着里面的记录。她就像教堂里的牧师：他们都笑得很开心，也很焦虑，因为他们希望事情进展顺利；他们都有过度洗涤的皮肤和细长的脖子。但是，当卡皮一开始领唱或带头做什么事时，这一切就无影无踪了。她会高兴起来，自信起来，那张平常的面孔几乎发出光来。她想创造欢乐。在这些时候，人们都爱她，而在其他时候，人们只是信任她。

起初，马尼图营地的许多地方路易丝都不喜欢。她讨厌餐厅里嘈杂的混乱和敲勺子的声音，讨厌人人期待你为了表明自己快乐而大喊大叫的喧闹合唱。她出生的家庭不鼓励大喊大叫。她不愿意被逼着给父母写信，还要说自己很开心。她不好埋怨，因为夏令营花了太多钱。

她不太喜欢在一屋子女孩中间脱衣服，哪怕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即使没人注意。她也不喜欢与其他七个女孩子同睡一间小屋，其中一些女孩因为扁桃体发炎或感冒而打鼾，一些女孩晚上做噩梦，还会尿床，并因此哭个没完。她睡在下铺，这让她觉得自己被封闭起来了，她害怕睡上铺的女孩掉下来；她恐高。她想回家，她怀疑自己不在家父母过得更好，比她在家时更好，虽然妈妈每周都给她写信说他们多想她。发生这些事时，她才九岁。到她十三岁时，她已经喜欢上了营地，成为老营员了。

在营地里，她最要好的朋友叫露西。在冬天，路易丝还有其他朋友。冬天她需要上学，学生们都穿着刺得身上发痒的羊毛衣服，一到下午天就黑了。而露西是她的夏日好友。

露西是第二年到营地的，当时路易丝十岁，还是一名蓝鸟营员。(山雀、蓝鸟、乌鸦和翠鸟：马尼图营地用不同的鸟名给不同年龄组命名，这是一种图腾氏族分类法。就是在那时候，路易丝认为女孩是鸟，男孩是兽：好比狼，诸如此类。有些鸟兽适合用来命名，但有些则不适合。例如，从不用秃鹫命名；也不用臭鼬或老鼠。)

路易丝帮露西打开铁皮箱，把叠好的衣服放在木架上，整理好床铺。她安排露西睡在自己上铺，这样就方便照顾她了。她已经察觉到了，露西还不习惯很多规则；她觉得自己对她负有责任。

露西来自美国，漫画和电影也来自那里。她并非来自纽约、好莱坞或布法罗——路易丝只知道这些美国城市的名字——而是来自芝加哥。她家住在湖边，她家有很多扇门，还有多处庭院和一个女仆。路易丝家只有一个每周来两次的清洁女工。

露西的妈妈也曾是这里的营员，这是她来这个营地的唯一原因(露西环顾小屋，投去轻蔑的眼神，她对营地不屑一顾的样子既让路易丝不太开心，同时又使她心生畏惧)。露西的妈妈本是加拿大人，但后来嫁给了她爸爸。她爸爸的一只眼睛上戴着眼罩，就像一个海盗。她给路易丝看过她钱包里爸爸的照片，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是榴霰弹片。”露西说。路易丝不知何为榴霰弹片，但大受震动，她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咕哝了一声。相比之下，她爸爸的两只眼睛完好无损，显得平淡无奇。

“我爸爸打高尔夫球。”路易丝最后鼓起勇气说。

“人人都打高尔夫球，”露西说，“我妈妈也打高尔夫球。”

路易丝的妈妈不打高尔夫球。路易丝带露西去看室外厕所、游泳码头和挂着蒙蒂·马尼图可怕脑袋的餐厅。她知道这些根本无法满足露西的要求。

出师不利；但露西心地善良，她只是随意地耸了耸肩就接受了马尼图营地，似乎她一切都能接受。她会竭尽全力，并且时刻提醒路易丝，她的确尽力了。

不过，路易丝知道某些露西不知道的事情。露西把蚊子叮咬的包抓破了，不得不被带到医务室涂药水。划船时她会脱掉T恤，虽然教官很快就发现并让她重新穿好，但她还是晒伤了，伤得还很厉害，皮肤都成了鲜红色，只剩泳衣带子的印痕煞白煞白，白得耀眼，在皮肤上留下X形的图案；她让路易丝帮忙，把肩膀上晒伤的薄皮揭下来。当她们围着篝火唱《云雀》时，她一个法语单词都听不懂。不同的是，露西并不关心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对此路易丝却很关心。

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天以及后来的冬天里，露西和路易丝都互相写信。她们都是独生女，这在当时是公认的缺憾，所以她们在信中互称姐妹，甚至是双胞胎。对路易丝来说，承认这一点有些吃力，因为露西有一头耀眼的金发，半透明的皮肤轻弹可破，蓝色大眼睛就像洋娃娃的一样，而路易丝并无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她只是一个高瘦的棕发姑娘，还长了雀斑。她们署名都用LL，两个L交织在一起，就像毛巾上的字母图案。(路易丝想：我们一个路易丝，一个露西，名字都正符合我们出生的年代：路易丝·莱恩，超人的女友，雄心勃勃的女记者，还有《我爱露西》。我们的名字现在都过时了，现在的时代，是小詹妮弗、小艾米丽、小亚历山德拉、小卡罗琳和小蒂凡尼的时代。)

她们在信中表现得比见面时更加热情似火。在信纸页边，她们写满了“吻你”和“亲你”。等夏天又再见时，她们总会让对方大吃一惊。她们都变了很多，或者说是露西的变化很大。就像是看到一个人一晃就长大了，很难在一开始就想到要说些什么。

但露西总会带给路易丝一两个惊喜，她总有东西要展现，有奇迹要揭示。第一年，她带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她穿着芭蕾舞裙，头顶打着芭蕾舞女演员的发结；为了向路易丝展示芭蕾舞动作，她绕着游泳池表演了一圈芭蕾舞动作，差点摔倒在地。第二年，她不跳芭蕾，改骑马了。(马尼图营地没有马。)下一年，她的父母离婚了，她有了一个双眼完好的继父，外加一处新房子，虽然女仆没有换。又过了一年，她们从蓝鸟班毕了业，进入了乌鸦班，就在入营的第一周，她来了例假。黄昏时，她们从违规吸烟的教官那里偷了一些火柴，然后打着手电筒，在离营地最远的室外厕所后面生了一小堆火。现在她们会生各种各样的火了，是在露营课上学到的。她们这次生火是为了烧掉露西用过的一张卫生巾。路易丝不确定这样做的原因，也不记得是谁出的主意，但她还能记得烧焦的白绒毛和血液的嘶嘶声给自己带来的深深的满足感，就像完成了某种无言的仪式。

没人抓住她们，自那之后，她们在营地的违规行为基本都能得逞。露西有那么大的一双眼睛，也是一个那么有造诣的小骗子。

露西今年又有了新变化：她的行动更迟缓，更郁郁寡欢。她对天黑后偷偷出去晃悠、偷教官的香烟以及在黑市上贩卖棒棒糖都不再感兴趣了。她心事重重，早上很难醒来。她不喜欢她的继父，但也不想和已经再婚的亲生爸爸住在一起。她认为妈妈可能与一个医生有染，她不确定，但当她继父不在家时，她看到他们在车里接吻，车就停在外面的车道上。他那是活该。她不喜欢自己读的私立学校。她有一个男朋友，才十六岁，是园丁的助手。她就是在花园里与他相遇的。她向路易丝描述了他亲吻她的感觉：一开始像橡胶一样，但接着膝盖就软了。她的家人禁止她见他，并威胁要送她去寄宿学校。她想离家出走。

路易丝几乎没什么可说的。她自己的生活平静而令人满意，但谈不上幸福。“你真是幸运儿。”露西对她说，有点小小的自得。她还不妨直接说路易丝生活无聊，因为路易丝觉得她就是这么想的。

露西对独木舟之旅漠不关心，所以路易丝不得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在她们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她就像露西一样，表现得就像被人胁迫似的，无精打采地钻进营火圈，忍无可忍地叹了口气，坐下了。

每次独木舟之旅都从营地出发，卡皮、班长和教官在出发前都会举行一次特别的送别会，全体营员都要参加。卡皮用口红在自己的两边面颊上各涂上三道红线，看起来就像三道手指挠的印痕。她用墨水在额头上画了一个蓝色圆圈，把手帕拧紧系在头上，周围还贴上一排羽毛，身上裹着一条红黑相间的哈德逊湾牌毯子。教官们也都裹着毯子，但脸颊上只划了两道红条纹。他们敲打着木制圆奶酪盒子制成的印第安手鼓，鼓皮是皮制的，用钉子固定住。卡皮装扮成卡佩索塔酋长。当她迈进人群中间，站在那里，举起一只手时，营员们都得说“嗬!”

回首此事，路易丝感到一丝不安。她对印第安人太了解了：这就是原因。例如，她知道甚至都不该将他们称作印第安人，即使没有其他人冒充其名，且假扮成他们的样子，他们要操心的事也足够多了。这就是一种偷窃形式。

但她也想起自己曾对此一无所知。曾经，她也喜欢篝火，喜欢围成一圈的人们脸上闪烁的光影，喜欢假印第安手鼓的声音，又重又快，就像受到惊吓的心跳声；她喜欢裹着装饰着羽毛的红毯子的卡皮，就像有庄严感的酋长，她会举起手说：“致敬，我的乌鸦们。”这并不好笑，也不是在开玩笑。她曾经想成为一个印第安人，变得富有冒险精神、纯粹且原始。

“你们将去经历大风大浪。”卡皮说。这是她的想法，也是她们所有人的想法，印第安人就该这样说话：“你们将去无人涉足之地。历经数次月盈月亏，你们终将抵达目的地。”此言非真。她们只去一周，不是去数月。独木舟旅行路线也有明确的标示，她们已经在地图上演习过了，一路上会经过的营地也都准备好了，营地的名字年复一年地沿用。但当卡皮这么说时，尽管露西翻了个白眼，路易丝仍感觉到了波涛在延展，两边的湖岸蜿蜒而退，气势磅礴而又让人畏惧。

“你们将带回诸多贝壳念珠，”卡皮说，“我的勇士们，去英勇战斗，剥下敌人的头皮吧!”这是她的另一个幌子：把她们当成男孩，而且嗜血成性。但玩这样的游戏不能用“印第安女人们”来代替，那样根本没效果。

她们人人都得站起来，并要向前迈出一步，由卡皮在脸颊上画一条红线。她告诉她们：必须沿着祖先的足迹继续前进。(路易丝想，这些祖先中，肯定大多数都没考虑过，只纯粹为了好玩就乘着一只独木舟驶向辽阔的湖面。她从公寓的窗户望出去，想起了妈妈梳妆台上摆放的家族珍藏的银版照片和棕褐色肖像画，男人都穿着浆硬的衬衫和黑外套，表情严厉，女人的头发都梳得纹丝不乱，束胸衣紧箍着身体，令人肃然起敬。)

仪式结束时，她们都起身，手牵手围成一圈，打着拍子唱歌。这听起来不太印第安，路易丝想，而是像电影中军事基地里的号角。但卡皮从来都不在乎前后一致，她也不是考古学家。

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她们就乘坐四只独木舟从主码头出发了，每舟三人。她们脸上的口红条纹还没有完全消失，仍透着隐隐的淡粉红色，像是正在愈合的烧伤。太阳当头照，她们戴着白色牛仔帆布帽，穿着细条纹T恤和裤腿卷起的浅色宽松短裤。坐在中间的人蹲坐着，臀部靠在折卷起的睡袋上。和她们同行的教官是帕特和基普。基普一丝不苟；而帕特更容易受骗或被愚弄。

白云飘飘，微风习习，波光粼粼。路易丝乘着基普的独木舟，就坐在船头。她仍然不太会划J形桨，在整个旅程中，她都不得不坐在船头或船中。露西在她身后坐着；她更不会划J形桨。她的桨拍打出大片的浪花，溅了路易丝一身。

“我会报仇的。”路易丝说。

“你肩上有只马蝇。”露西说。

路易丝扭过头，看了看她，她想看看露西是否在偷偷笑。她们常常互相泼水。回头看去，营地已经隐没在第一道长长的岩石堆和粗粝的树木后面了。路易丝感觉，似乎有一根无形的绳子断了。她们随意漂浮着，自由自在，独享蓝天碧水。独木舟下，湖水流淌，比一分钟前更深更冷了。

“独木舟上不能嬉闹。”基普说。她将T恤袖子挽到肩上；她的棕色手臂强壮有力，下巴坚挺，划桨的动作完美。她看起来好像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四只独木舟彼此靠得很近。姑娘们唱着歌，闹哄哄的，充满挑衅意味；她们唱了《水手商店》《我亲爱的克莱门汀》《云雀》。她们与其说是在唱歌，还不如说是在号叫。

随后，风越来越大，斜吹在船头，她们不得不集中精力，破浪前行。

当时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吗？有什么可以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提供某种理由或线索的事情吗？路易丝能记住一切，她记得每一个细节，但这对她没什么好处。

中午，她们停下来游泳，吃午饭，下午继续前进。最后，她们到了一片小桦树林，这是她们第一个过夜的露营地。路易丝和露西生了火，而其他人则搭起厚重的帆布帐篷。生火的地方已经准备好了，用扁平的石头堆成U形，里面留着一只烧过的铁罐和一只啤酒瓶。她们生的火熄了，因此不得不重新生。“快点吧你们，”基普说，“我们快饿死了。”

太阳落山了，在粉红色的夕阳下，她们刷了牙，朝着湖水吐掉牙膏沫。基普和帕特把非罐头食物都装进一个背包，然后扔到一棵树上，以防有熊偷走。

路易丝和露西都没有睡在帐篷里。她们好不容易恳求来睡在外面的机会，这样她们说悄悄话就没人能听到。她们答应基普，如果下雨，她们保证不会爬进帐篷把水淋到其他人腿上；她们到时会钻到独木舟下面。这样她们才被允许睡在外面。

路易丝挪动着，想尽量在睡袋里睡得舒服点，睡袋里散发着仓库的霉味和之前的露营者的体味，一种酸腐味，咸乎乎的。她蜷缩着身子，将毛衣卷起来放在头下当枕头，手电筒则放在睡袋里，以免滚出去。她的手臂酸痛，肌肉发出轻微的砰砰声，就像橡皮筋断裂的声音一样。

露西挨着她，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路易丝可以看到她白皙的椭圆形脸在闪光。

“我的后背硌着一块石头。”露西说。

“我也一样，”路易丝说，“你想回帐篷吗？”她不想回去，但问一下总是对的。

“不想。”露西说。她钻进了睡袋。稍过了一会儿，她说：“要是能不回去该多好啊。”

“不回营地？”路易丝问。

“不回芝加哥，”露西说，“我讨厌那儿。”

“你男朋友怎么办？”路易丝说。露西没吱声。她要么是睡着了，要么是假装睡着了。

月亮出来了，树木来回摆动。天上星星闪烁，逐层下落。基普说，星星像这样明亮而不朦胧，就意味着明天会有坏天气。远处的湖面上有两只潜鸟，它们正在用疯狂、悲哀的声音相互呼唤。当时，这种声音听起来并不像哀鸣，而只是背景。

早晨，湖面平静无波。她们轻快地越过明镜似的水面，在身后留下V形的浪痕，感觉就像飞起来一样。太阳越升越高，天气也随之越来越热，几乎是太热了。独木舟上有很多马蝇，也有很多光着的胳膊或大腿，马蝇一有机会就迅速叮上一口。路易丝希望能吹来一丝风。

下一个露营地名为瞭望台，她们停下来吃午饭。营地得名于附近一处陡峭的悬崖。虽然营地本身位于水边一块平坦的岩石架上，但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往顶峰。顶部就是瞭望台，不过在台上也是什么都看不清。基普说瞭望台也只是一个观景点而已。

无论如何，路易丝和露西决定爬上去。她们不想闲荡着等吃午饭。她们轮流负责做饭，这次不是她们。她们并非不想做饭——因为做午饭并不难，只需要打开奶酪，取出面包和花生酱就可以了——但帕特和基普总要她们到树林里捡些树枝，为自己生火煮茶。

她们告诉了基普她们要去哪里。哪怕只是去树林里找干树枝生火，只有一小段路走，你也必须得告诉基普。不与人同行，你哪儿都不能去。

“好吧，”基普说，她正蹲在火边，往火堆里塞浮木，“再过十五分钟就要吃午饭了。”

“她们要去哪里？”帕特说。她刚从湖里提来一大罐水。

“瞭望台。”基普说。

“要当心点。”帕特说。她事后说自己说过这话，因为她一直都这样说。

“她们是老手了。”基普说。

路易丝看了看手表：现在离十二点还有十分钟。她留意时间，但露西不在乎。她们沿着小道往上走，沿途全是干燥的泥土、岩石、圆形的粉灰色大石块和锯齿状边缘的开裂的石块。路两旁都长着细长的香胶木和云杉树，左边是湖，蓝波粼粼。太阳就在头顶上，无处成荫。热浪裹挟着她们。森林都干裂了，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路并不远，但很陡峭，她们爬到山顶时，都大汗淋漓。她们用手擦着脸，小心地坐在一块灼热的岩石上，这里离崖边只有五英尺，对路易丝来说已经太近了。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瞭望台，峭壁与湖面垂直，可以俯瞰水面，一直能看到她们来时的小道。令路易丝感到惊讶的是，她们竟然已经走了这么远。她们沿着水边小道一直走到这里，除了自己的双臂外，没依赖其他任何力量。这让她觉得自己很强壮，有能力做任何事情。

“这真是个潜水的好地方。”露西说。

“你一定是疯了。”路易丝说。

“为什么？”露西说，“悬崖真的很深，垂直下降到底。”她起身，往崖壁走近了一步。路易丝的腹部仿佛被刺了一下，就像汽车过快地开过颠簸不平之地一样。“别去。”她说。

“别干吗？”露西说着，调皮地瞥了她一眼。她知道路易丝恐高，但她还是转过身来。“我真要小便了。”她说。

“你带卫生纸了吗？”路易丝说，她身上从来不缺卫生纸。她在短裤口袋里翻找着。

“谢谢。”露西说。

在树林里小便她们颇有心得：速度要快，以免蚊子叮咬，内裤只拉到膝盖处，双脚分开蹲下，以免把腿弄湿，面朝着下坡方向。这样小便，屁股有暴露在外的感觉，好像有人正从后面看着你。如果和别人一起小便，你就要遵守规矩：不可以乱看。路易丝起身，开始沿着小道往回走，就要离开露西的视线了。

“你会等我吧？”露西说。

路易丝从山顶爬下来，绕过巨石，就看不见露西了；她在等露西。她可以听到岸边其他人的说话声和笑声。一个人在喊：“蚂蚁!蚂蚁!”一定有人坐在蚁丘上了。在树林的另一边，一只乌鸦在嘶鸣，声音嘶哑而单调。

她看了看表：十二点了。这时，她听到了喊叫声。

自那以后，她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当时的情景，回想的次数太多了，以至于覆盖了最初真正的喊叫声，就像一个被其他脚印踩过的脚印一样消失了。但她确信(她几乎可以肯定，几乎可以确信无疑)，那不是恐惧的喊叫，也不是尖叫，而更像是一声惊叫，瞬间就地中断了的惊叫。短促，就像狗吠。

“露西？”路易丝说。接着她喊起来：“露西!”她边喊边往回爬。她翻过小道上的石头，但没有见到露西。或者说，露西不在她的视线之内。

“别闹了，”路易丝说，“该吃午饭了。”但露西没有从岩石后站起来，树后也没闪出微笑着的露西。阳光洒满大地；岩石看起来白森森的。“这不好玩!”路易丝说。这不好玩，她心中升腾起一阵恐慌，是那种小孩子不知道比自己大的孩子藏在哪里的恐慌。她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她迅速地环顾四周；她趴在地上，从悬崖边上望过去。她觉得浑身发冷。什么都没有。

她跌跌撞撞地沿着小道往回走；她的呼吸无比急促；她害怕极了，甚至都哭不出来。她觉得很可怕，更准确地说是内疚和沮丧，就好像她不小心做了什么大坏事。某种东西永远也无法修复了。“露西不见了。”她告诉基普。

基普正在火堆旁，她抬起头来，一脸不耐烦。马口铁罐中的水正在沸腾。“什么意思，不见了？”她问，“她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路易丝说，“她刚刚不见的。”

没人听到露西的喊叫声，但也没人听到路易丝的呼叫声。其他人一直在岸边交谈。

基普和帕特走上瞭望台，一边搜索一边呼叫，还吹响了哨子。但没有任何回应。

随后，她们走回来了，路易丝必须准确地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其他女孩都围成一圈，听她说话。没人言语。她们看起来都很害怕，尤其是帕特和基普。她们是领导者。你不能就这样毫无缘由地丢失一位营员。

“你怎么把她一个人留在那儿？”基普问。

“我只是想在回来的路上等她，”路易丝说，“我跟你说过了，她憋不住了。”在比自己年长的人面前，她说不出“小便”这个词。

基普一脸厌烦。

“也许她只是误入树林深处了，现在正往回走呢。”其中一个女孩说。

“也许她是故意的。”另一个女孩说。

没人相信其中任何一种说法。

她们乘着独木舟，在悬崖底部四处搜寻，还盯着水下看。但没有石头落水的声音，也没有水花飞溅的声音。没有任何线索，什么都没有。露西只是不见了。

独木舟之旅就此结束。尽管少了露西划桨，她们仍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回来了。她们没再唱歌。

在这之后，警察带着狗，乘坐摩托艇也到了现场；这些警察是骑警，狗是德国牧羊犬，受过训练，能在树林中追踪行迹。但在那之后下了一场雨，他们一无所获。

卡皮把路易丝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都哭肿了。现在她没有任何感觉，就像是她自己淹死了。她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这真是太让人震惊了。明天她的父母就来接她走。另外几个参加了独木舟旅行的女孩也被召集到了一起，都准备回家。其他女孩则不得不留下来，因为她们的父母都在欧洲，或者无法联系上。

卡皮的脸色铁青。她们曾试图掩盖此事，但营地中已尽人皆知。媒体很快也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你无法保持沉默，但能说什么？有什么可说的？“一个女孩在光天化日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谁会相信？公众会有其他说法，更倾向于阴谋论的说法。人们至少会说这是疏忽大意，但她们一直都非常非常小心啊。厄运就像迷雾一样降临，笼罩着马尼图营地；父母们会对马尼图营地避之唯恐不及，会首先选择其他运气更好一些的地方。尽管路易丝已经麻木，她也能看出卡皮正在思考这一切。换了谁都会这么做。

在卡皮的办公室里，路易丝坐在旧木制书桌旁的一张硬木椅上，书桌边的墙壁上，是一份营地日常活动规范公告，用图钉钉在墙上。路易丝的眼睛都哭肿了，她看着卡皮，卡皮现在则在微笑，那应该是表示安心的微笑。她的态度太随意了：她在打着什么算盘。她追索违禁巧克力棒时，追捕那些据说在夜间偷偷溜出小屋的营员时，路易丝在她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

“再给我讲一遍事发经过，”卡皮说，“从头开始。”

迄今为止，路易丝已经向帕特与基普、向卡皮和警察讲了无数遍，所以她可以一字不差地重讲一遍又一遍。她知道事情的经过，但她自己都开始不相信了。这已经变成一个故事。“我跟你说过了，”她说，“她憋不住了。我给她卫生纸后就下山了，我等着她。我听到了喊叫声……”“好吧，”卡皮胸有成竹地微笑着，“但在那之前。你们都说了什么？”

路易丝想了一会儿。以前没人问过这个问题。“她说可以从那里去潜水。她说那儿垂直向下。”

“你怎么说的？”

“我说她一定是疯了。”

“你生露西的气了？”卡皮鼓励她继续说下去。“没有，”路易丝说，“我怎么会生露西的气？我从不生露西的气。”她觉得自己又要哭了。她曾对露西生过气，但那些时刻都已经被抹去了。露西始终完美。

“有时我们会生气，但我们自己都没察觉，”卡皮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我们有时真的很生气，但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有时会在无意间做自己本不想做的事，或者说都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大发脾气。”

路易丝才十三岁，但她很快就发现，卡皮所说的“我们”，并不包括她本人。这个“我们”指的是路易丝。她是在指责路易丝，暗示是路易丝把露西推下悬崖的。路易丝就像被打了一记耳光，这种指责太不公平了。“我没干!”她说。

“没干什么？”卡皮轻声说，“没干什么，路易丝？”

路易丝开始哭起来，这是最糟糕的回答。卡皮看了她一眼，就像一次突袭。她得到了她想要的。

再后来，等路易丝长大了，她才明白和卡皮这次会面的实质。她可以看出卡皮的绝望，她需要一个故事，一个有答案的真实故事；只要不是那个她必须处理的露西凭空消失的故事。卡皮希望路易丝提供一个答案，并成为答案。这样做甚至不是为了应对报纸，也不是为了给露西父母一个说法，因为若没有证据，她永远无法进行这样的指控。她这是为了自己：她需要某种东西来解释为何会失去马尼图营地以及她为之工作的一切。年复一年，她一直在取悦这些被宠坏的孩子，恭维她们的父母：头发上插着羽毛，当众把自己扮成傻瓜。事实上，马尼图营地已经衰败了，没能幸存下来。

二十年后，路易丝终于想通了这件事。但已经太晚。甚至事发后十分钟就想通都已太晚，当她离开卡皮的办公室，慢慢走回小屋收拾行李时，都太晚了。露西的衣服还在原处，叠放在架子上，仿佛在等待主人归来。她感觉到小屋里的其他女孩都在用猜测的目光看着她。她会做那种事吗？一定是她做的。在她的余生，她发现人们都以这种方式看着她。

也许她们不是这样想的。也许她们只是为她难过。但她觉得自己接受了审判并被判了刑，这种感受一直如影随形：被人区别相待，受人谴责，罪名却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路易丝坐在她公寓的客厅里，手里端着一杯茶。透过落地窗，她可以看到宽阔的安大略湖，湖面上波光粼粼，泛着蓝灰色的光，中心岛上的柳树在风中飘摇，从她这个距离，透过玻璃看过去，湖水寂静无声。污染太严重了，她以前还能看见远处的湖岸，他国的湖岸；但今天什么也看不见。

或许她可以下楼，出去购购物；冰箱里的东西所剩不多了。她的儿子们说她应该多出去走走，但她并不饿。从这个地方出去，变得越来越费劲了。

她现在几乎不记得在医院里生下两个儿子的情况了，他们是婴儿时她还照顾他们；她几乎不记得结婚的事了，或者罗布的相貌。即使在那个时候，她也从未觉得自己能全神贯注。她很累，似乎她过的不是一个人的生活，而是两个人的生活：她自己的生活，以及另一个人的生活，萦绕在自己身边并且不被人发现的阴暗生活，那种如果露西没有迈上那条上山的小道，并且自那以后就人间蒸发的生活。

那样她就永远不会北上，不会去罗布家的小屋，也不会去任何有野湖、原始森林和潜鸟叫声的地方。她永远不会去任何附近的地方。尽管如此，她好像仍能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一个应该在那里却没有出现的声音。一个人的回声。

罗布还活着、儿子们尚未成人的时候，她可以假装没听到这个声音和其中的空白。但现在，能分散她注意力的东西已所剩不多了。

她从窗前转过身，凝视着自己的画。湖中是粉红色的小岛，树木盘绕交错。这和她们在那个遥远的夏天划船经过的风景一样。她看过这个国家的航拍旅行纪录片；俯瞰的视角很不一样，更宽阔，更绝望：湖连绵不绝，就像深绿色灌木丛中不规则出现的蓝色水坑，树就像刚硬的毛。

在这样的地方，一旦有东西遗落，怎么可能找回来？如果他们砍掉所有的树，抽干所有的湖水，他们或许会在某个时候找到露西的骨头，不管藏在什么地方。几块骨头，几颗纽扣，还有她短裤上的搭扣。

但死人是一具尸体；尸体总会占据空间，躺在某处，总能为人所见。尸体会装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埋到地下，从此就躺在了地下的盒子里。但露西没在盒子里，也不在地下。因为没法明确她在什么地方，所以她可以在任何地方。

这些画并非风景画。因为画里没有任何风景，也不是古老而整洁的欧洲风情，若是的话，那就会有一座平缓的山丘，一道蜿蜒曲折的河流，一间小屋，背景则是一座山，一抹金色的夜空。相反，画里只有缠绕纠结的一团，一座模糊不明的迷宫，在这座迷宫里，你只要离开小路，就会立刻迷失方向。这些画中都没有背景，也没有远景；只有大量的前景，无休止地往后延伸再延伸，让你陷入缠绕不清的树、树枝和岩石之中。无论你朝后走多远，都只有同样的东西，没有尽头。树已很难说是树了；它们是能量流，充满着强烈的色彩。

露西失踪前，悬崖上到底有多少棵树？谁知道？谁数过？或许以后还会有人重蹈覆辙。

路易丝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她手里端着杯子，半举到唇边。她听到了什么声音，几乎是听到了一种认可的呼喊，或者说是一种喜悦的呼喊。

她看着画，她看透了画。每幅画都是一个露西，都是她的一张照片。你看得不确切，但她就在那儿，就在粉红色的石头岛后面，或在后面的那座小岛之后。她在那张画有悬崖的画上，就藏在崖底一堆落石中间；她在那张画有河岸的画上，就蜷缩在翻倒的独木舟下。她在那张描绘金秋树林的画上，就藏在密林中的某棵树后，就在银蓝色的池塘边；但如果你走进画中找那棵树，一定会找错，因为那棵真正的树会在更远的地方。

人皆居于某处，而露西就居于此处。她在路易丝的公寓里，在墙上向内打开的孔里，这些孔不像窗户，而是更像门。她就在这儿。她活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