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等人感觉到，案件已经取得突破。美国司法部的一位联邦检察官致信胡佛表示，怀特主导案件调查虽然仅仅数月，“但已成功发掘出若干重要线索”，以至于“我们内心重燃希望与热情”。

同样，在调查莫莉·伯克哈特家人遭谋杀一案过程中，怀特仍然需要面对与他侦破罗恩谋杀案类似的困难：缺乏证明黑尔亲自实施或下令实施系列杀人犯罪的物证或人证。如果不把本案办成铁案，怀特十分清楚，根本没有办法扳倒这位将自己重重隐藏保护起来的对手——一位以牧师自诩的杀人犯——利用裙带关系打造起足以左右当地警界、检法乃至某些州府高官的人情网络。

在一份措辞僵硬的报告中，有探员写道，斯科特·马西斯，大山商贸公司老板，同时也是安娜·布朗以及莉齐的财产监护人，“是个歹徒，明显受制于黑尔”，而马西斯的一名合伙人，则是“黑尔及大山商贸公司的耳目”，实际负责落实这些人所策划的鱼肉印第安人的阴谋诡计。彭家城警察负责人“收了黑尔的贿赂”，“无论如何不会对黑尔不利”。当地一位同样担任印第安人财产监护人的银行业者“因为对其多有亏欠，因此在黑尔一党面前大气都不敢出”。费尔法克斯市市长乃是“道貌岸然的混蛋”，属于黑尔的挚友。长期担任地方检察官的家伙也是黑尔构建的政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无是处”“腐败堕落”。甚至连派驻此地的联邦印第安事务办公室官员，都慑于黑尔的淫威，对其予取予求，听之任之。

怀特认识到，自己捍卫正义的征途，才刚刚启程。如一份调查局报告所言，黑尔“左右当地政治生态，看似根本没办法对他加以追惩”。起初，胡佛对怀特褒奖有加，表示因为他对案件处理得当，“局势得到缓和，本人对此毫无差评之余，感觉如释重负”。然而，胡佛“就好像一条加载了高压电的细电线”，耐心正在逐渐消耗殆尽。

胡佛迫切希望拿这次全新调查为自己领导并正在重组的调查局装点门面。为了改变此前伯恩斯以及其他老派且贪腐的探员给公众留下的恶劣印象，胡佛采取了推崇冷血高效管理范式的改良派思想家所倡导的领导体制，他效法主张科学管理公司的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在调查局内部推行对每位工作人员的绩效实时分析量化的管理机制。通过将上述机制应用于政府机关，进步主义思潮终结了行政机构（包括执法部门）结党营私的传统陋习。取而代之的则是以胡佛倡导的方式执掌日益勃发的官僚机构的技术官僚阶层。而胡佛这位“伟大的工程师”，也因为十分迅即地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道主义救济危机而声名鹊起。

这不仅赋予胡佛践行他所中意的组织性与社会控制理念的完美契机，更为重要的是，借此可以让胡佛这个只会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书呆子摇身一变，成为推动科技时代进步的先行者。他从未开过枪的事实，此时反倒愈发映衬出他形象的高大。记者们开始纷纷报道：“‘老派侦探’的时代已然结束，胡佛彻底改变了调查局探员足蹬胶鞋，拎着遮光提灯，脸上贴着假胡须的刻板印象，转而采用商业管理模式及工作流程。”一篇文章报道称：“他打高尔夫，谁能想象一下老派侦探会这样做？”

然而，进步主义改良派人士的热情背后，却隐藏着些许丑陋。很多进步主义者——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白人新教徒——对于外来移民及黑人抱持根深蒂固的歧视态度，对自己固有的道德权威深信不疑，对于民主程序不屑一顾。而此种进步主义思潮，同样是胡佛内心阴暗面的真实写照。

就在胡佛理顺调查局管理流程，裁撤冗余机构，强化中央集权之时，怀特像其他特侦组负责人那样，一方面在指挥下属办案方面获得了更大授权，同时也必须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无论好坏——向胡佛负责。怀特不得不频频填写绩效考核表，为手下每一位探员依据0到100的分值打分，其中包括“知识力”“判断力”“工作表现”“公文写作”和“忠诚度”等类别，取其平均分作为被评测者的总成绩。在听到怀特报告称自己偶尔给某位探员打满分的时候，胡佛的答复颇为刻薄：“很遗憾，实在没有办法让我相信，在我所管理的这个调查局，有哪位探员的表现堪称完美，该当满分。”

胡佛坚信所有人都可以像自己克服与生俱来的结巴那样，改善自身缺点，于是对所有未达严苛标准的人不断施压。“我已经迫使很多雇员离职，”他这样告知怀特及其他特侦组成员，“有些人是因为天生鲁钝，有些人则是因为道德低下。”胡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便是“人，不进则退”。

尽管胡佛承认，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是“疯子”，但一旦发现有人违规，他还是会怒不可遏。1925年春，当时怀特尚在休斯敦，胡佛曾当着他的面大发雷霆，因为他获悉派驻旧金山的几位探员经常饮酒。将这些人火速开除后，胡佛下令怀特——跟弟弟“刀客”以及很多牛仔不同，他对瓶中物兴趣不大——立即通知下属，如果被发现沉溺酗酒，就将面临同样下场。他告诉怀特：“我认为，一旦加入调查局，成为其一部分，就必须规范自己的言行，避免任何可能让调查局遭人诟病的举止。”

这些新规，结集为厚厚一册，被戏称为“胡佛的调查局圣经”，内容不仅包括行为规范，还包括探员如何收集、处理信息的严格程序。过去，探员可以通过电话、电报或者当面向上级做简报等形式提交案件侦查报告，结果经常造成关键线索甚至整本案卷不翼而飞。

加入调查局之前，胡佛曾担任过国会图书馆工作人员——“我敢肯定，如果他一直在我们这里干下去，就一定会当上馆长”，一位曾经的同僚如是说——学会了如何通过使用类似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的系统处理海量数据。胡佛采用了与之类似的分类及数字表述方式，对调查局的文件及索引方式加以编排。（胡佛的“私人档案”，包括大量可以用来勒索其他政治家的黑材料，单独保存在他秘书的办公室中。）探员被要求以标准化模板，用单张文件纸提交案件报告，此举不仅大幅减少了文牍工作量——另外一项数字化效率评估手段——而且也可以让检察官及时作出是否继续追查案件的决定。

怀特本人算得上要求颇高的上司。曾跟随他在俄克拉何马州工作的一位探员后来回忆，怀特要求自己所有的手下“都需要明确任务并加以落实”。另外一位后来跟随怀特工作的下级表示，这位老板“诚实得有些伤人”。即便如此，跟胡佛相比，怀特仍算得上宽厚仁慈，并且经常试图保护自己的下属免受老大苛责。当胡佛因为怀特的一名下属未能使用单张纸模式汇报奥色治谋杀案而大发雷霆时，怀特告诉自己的老大：“我感觉，我本人，也应当受到责难，因为这份报告是经过我的审阅和批准后才提交上来的。”

在胡佛的管理下，所有探员都变得像大公司的雇员一般，被视为可以互换的标准件。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此前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从当地人中遴选执法人员的传统做法。借此，可以让探员与地方上的腐败隔离绝缘，并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全国性执法力量。然而，这样做的弊端是无视地方差异，探员的频繁调动也会导致非人性化的诟病。本着“更好开展工作”的初衷，怀特致信胡佛，指出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探员工作效率更高，并举例称，自己手下一位参与侦破奥色治谋杀案（乔装成得克萨斯牧牛人）的卧底干探，特别适合在边疆地带开展工作，“但是如果把他安排在芝加哥、纽约或波士顿，就几乎毫无用处”。但胡佛不为所动。正如他手下一位弄臣在备忘录中所写：“在此问题上，无法苟同怀特先生的见解。一个只熟悉这个国家特定地区风土人情的探员，最好从事其他类型的工作。”

在一间位于纽约的临时培训学校，调查局探员需要学习适应这些新规矩、新办法。[后来，胡佛将培训项目升级，在弗吉尼亚州的匡蒂科（Quantico）设立了门类齐全的正式培训机构。]探员们开始逐步接受被胡佛鼓吹为“科技警务”的收集指纹、弹道比对等技能培训。同时，他们还需要学习有关证据采集的法律规定，从而避免案件（如第一次奥色治案件调查那样）遭到打压或陷入停滞。

一些探员，特别是老资格的那帮家伙，对于胡佛本人及其所宣称的一切都嗤之以鼻。一位资深探员这样告诫新入职的探员：“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去学他们在首都教给你的那些东西。第二件事，便是扔掉那些所谓的守则。”1929年，一名探员在辞职时，指控胡佛的创新措施“针对的不是犯罪分子，而是调查局的内部职员”。

怀特有时也对胡佛的条条框框以及颐指气使的作派颇有非议。但显然，他对成为新调查局的一员，以及被裹挟入远超个人掌控的事件感到乐在其中。他努力让自己的报告看起来干净利落，同时大肆应和科技警务的巨大优势。后来，他甚至还用软呢帽换掉了此前的牛仔帽，并效仿胡佛打起了高尔夫，学着如何将小白球送过平整的青青绿茵。这里，已经成为美国新贵追逐的金钱、权力与休闲享乐之所。怀特开始变得跟胡佛从大学毕业生中培养出来的官僚一般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