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当她坐下来聆听雨声的时候，曾有过同样的惊悸。她总能听见铁栅栏嘎吱嘎吱响，听见铺着砖的小路上有脚步声，听见门槛外靴子在地面上踢踢踏踏的声音。很多个夜晚，她总盼望着那人会来敲响她的门。可到了后来，当她学会了辨识雨中各色各样的声音后，她想，那个想象中的访客永远也不会迈过门槛，于是便习惯了不再等待。这是她在五年前那个狂风暴雨的九月夜晚做出的最终决定，从那时起，她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并对自己说：“照这样下去，我最后会变老的。”从那时起，雨声便有了变化。有些时候，铺着砖的小路上的脚步声不见了，代替它们的唯有雨声。

尽管她已决定不再等候，但事实上有几次栅栏又发出了嘎吱声，门槛外那人的靴子又踢踢踏踏作响，和从前一样。可这时雨声已经给了她新的启示。她又一次听见了诺埃尔的声音，十五岁的他正给他的鹦鹉宣讲教义；又听见老式留声机放着古老而忧伤的歌曲，在她们家最后一个男人死去之后，那留声机被卖给了小杂货铺。她早已学会了在雨声中找回家里过去消失了的声音，那些最纯净、最亲切的声音。所以，就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个好几次推开铁栅栏的男人竟走上了铺着砖的小路，在门口咳嗽了一声，敲了两下门，真算得上一件意外的新鲜事。

一种无法遏制的渴望使她脸色发灰，她轻轻地做了个手势，把目光投向另一个女人待着的地方，说道：“他来了。”

另一个女人坐在桌旁，两条胳膊肘支在没有磨光的粗橡木桌面上。听到敲门声，她朝油灯看过去，仿佛被一股刺人心扉的渴望震动了。

“这个钟点了，会是谁呢？”那女人问道。

而她这时又恢复了平静，十分有把握，就像是在说一句多年来一直在酝酿的话。

“这无所谓。不管是谁，他这会儿一定冻僵了。”

在她的目光寸步不离的关注下，另一个女人站起身来。她看着她拿起油灯，看着她消失在走廊里。从昏暗的客厅里，在黑暗中听上去更响的雨声中，她感觉到那女人的脚步声在门厅散乱的旧砖地上一脚轻一脚重地渐行渐远。接着她听见油灯碰在了墙上，再来就是门闩在生了锈的铁环里抽动的声音。

一时间，她耳朵里听见的只有遥远的过去的声音。她听见很久以前诺埃尔坐在木桶上兴致勃勃地给他那只鹦鹉宣讲上帝的旨意。她听见院子里车轮的嘎吱声，劳雷尔爸爸正打开大门，好让那辆两头牛拉的车进来。她听见赫诺维瓦总是把家里吵翻了天，因为“这个倒霉的厕所每次都被占着”。然后，听见的又是劳雷尔爸爸的声音，他满嘴当兵时的粗话，用猎枪轰着燕子，那杆枪是他在最后那场内战中用过的，他一个人用它打败了整整一个师的政府军。她甚至还想，这次的事也就到敲了敲门为止了而已，就像从前只是到靴子在门槛上发出踢踏为止一样；她还想，另一个女人打开了门，看见的也不过是雨中一盆一盆的花，还有那凄凄凉凉、空无一人的街道。

然而，紧接着她就清清楚楚地听见黑暗中传来说话的声音。她又听见了那熟悉的脚步声，看见了门厅的墙上拉得长长的人影。此刻她明白了，那个一次次推开铁栅栏门的男人，在多年的试探之后，在一个个犹豫和悔恨的夜晚之后，终于决定走进来。

另一个女人拿着灯走了回来，后面紧跟着刚进来的那个男人。她把灯放在桌上，那男人——就在灯光的光影里——饱受风暴摧残的脸冲着墙，他脱去了雨衣。这时，她第一次看见了他。一开始，她定定地看着他。然后她从头到脚，把他身体的每个部分都细细打量了一番，目光坚毅，专注而认真，仿佛不是在打量一个男人，而是在端详一只鸟。最后，她把目光收回到油灯那里，开始思索起来：“不管怎么说，就是他。虽说在我以前的想象中他要稍微高一些。”

另一个女人把一把椅子拖到桌子旁边。男人坐了下来，跷起一条腿，解开了靴子上的鞋带。另一个女人在他身边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说着话，说的什么她在摇椅这边一点儿也听不清楚。可从他们不说话时的表情上，她感觉到自己正从遗弃中被救赎，并且注意到，布满尘土、缺乏生气的空气中又有了从前的气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男人们带着一身汗臭味走进卧室的年代。而那时，乌尔苏拉，那个慌慌张张的壮实女孩，每天下午四点零五分都会跑到窗口目送火车离去。她看着他的动作，心里很庆幸这个陌生人这样做了；庆幸他明白了，在一次艰难的、需要时时修正的行程之后，自己终于找到了这座迷失在暴风雨中的房子。

男人开始解衬衣的扣子。他已经脱去了靴子，正把身子俯在桌面上，就着灯火的热度烘干自己。这时，另一个女人站起身来，走到橱柜前，回到桌旁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瓶喝了一半的酒和一只酒杯。男人一把抓住瓶颈，用牙齿咬开软木塞，给自己倒了半杯绿绿稠稠的烈酒，紧接着，带着饥渴与兴奋，一口气把它喝了个精光。她坐在摇椅里，看着他，想起了那个晚上，当栅栏第一次发出响声——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她想着，家里除了这瓶薄荷酒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招待客人了。她也曾对女伴说过：“得把那瓶酒放在橱柜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人要喝。”女伴问她：“谁？”“随便谁。”她答道，“下雨天，万一有人来，有准备总是好一点儿。”从那时起好多年过去了。现在，那个预想中的男人就在那里，往杯子里又倒了些酒。

但这次男人没有喝成酒。就在他准备喝的时候，他的目光越过油灯，往暗处扫视了一番，于是她头一次感到了他目光的湿热。她明白了，直到此刻之前，男人还没有觉察到这间屋子里还有另一个女人存在；于是她摇起了摇椅。

有那么一会儿，男人带着一种冒冒失失的关注仔细地打量着她，这种冒失也许还有些故意的成分。一开始她有点儿不知所措，可紧接着她就察觉到，这目光她也似曾相识，虽说这审视的目光紧盯着她不放，有些肆无忌惮的味道，但是目光里饱含着诺埃尔那种略带调皮的善良，还有一丝他那只鹦鹉慢吞吞的、老实巴交的笨拙。因此她开始边摇摇椅边想：“即便他并不是那个总来推开铁栅栏的男人，但不管怎么着吧，就算是他了。”那个男人注视着她，她边摇晃边想：“要是劳雷尔爸爸在的话，会邀请他到园子里去打兔子的。”

将近半夜时分，暴雨越下越大。另一个女人把椅子拖到摇椅跟前，两个女人就这样静悄悄地，一动不动，看着男人就着灯火把自己烘干。临近的一棵巴旦杏树上，一根伸出的树枝好几次敲打上了没关紧的窗户；一阵狂风袭来，客厅里的空气变得潮湿。她感觉脸庞被割得生疼，但还是一动没动，直到看见男人把最后一滴薄荷酒倒进了杯子里。在她看来，这场面有点儿象征意义。她想起了劳雷尔爸爸，想起他一个人掩蔽在畜栏里作战，用一杆打燕子的霰弹枪把政府军一一打倒。她又想起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给爸爸的那封信，还有他授予爸爸的上尉军衔，劳雷尔爸爸拒绝了，他说：“告诉奥雷里亚诺，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什么战争，只是不想让这些野蛮人把我的兔子吃掉。”在这番回忆里，她就像是把她在这所房子里仅剩的过去也一滴不剩地倒得干干净净。

“橱柜里还有什么吗？”她阴郁地问了一句。

另一个女人也用同一种语气、同一种声调，想着那个男人不会听见，说：

“什么也没有了。你记得吧，星期一我们就把最后一小把菜豆吃光了。”

说完，她们担心对话被那男人听到，都重新向桌子那边看过去，但她们看到的只是一团漆黑，桌子和男人都不见了。可她们知道，男人就在那里，看不见，但就在熄灭了的灯旁边。她们知道，雨不停他是不会离开这所房子的，她们还知道，在黑暗中客厅变得如此之小，要是男人听见了她们的对话，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一九五四年五月九日

---《观察家报》，波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