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四月九日星期四晚上，木匠鲁道夫·蒙泰西在家等待着自己的女儿维尔玛回家。木匠家里有他的妻子佩蒂·玛丽亚，他十七岁的儿子塞尔希奥，还有一个没结婚的女儿婉达，二十五岁。他们住在罗马城塔利亚门托大街76号。这是一座巨大的三层楼房，建于本世纪初，四百间公寓房围绕着一个美丽的圆形花园，花园里到处鲜花开放，中间还有一个不大的喷泉。整个大楼只有一个进出口：一扇巨大的门，上面的玻璃拱顶破落不堪，布满了灰尘。入口大门左手边是间门房，上方挂着一幅被电灯泡照亮的“耶稣之心”圣像。从早上六点到夜里十一点，大楼里一切人员的进出都在女守门人严密的掌控之中。

第一步

鲁道夫·蒙泰西等二十一岁的女儿维尔玛一直等到八点半。女儿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叫人很不安，因为她下午就出去了。等得焦急了，木匠首先想到的是去附近的综合门诊医院，可在那里他得知这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幸的意外事件发生。接下来，他又步行前往朗格特广场，在那找了整整两个小时。到了十点半，他累得精疲力竭，女儿却还是没有消息，他担心她出了什么事，便来到家附近的萨拉里亚大道警察局寻求帮助，看能不能找到女儿维尔玛。

“我不喜欢这部电影”

木匠告诉值班警官安德里亚·洛曼托，这一天吃完中午饭，大约下午一点钟光景，他照例回到了他位于塞比诺大街6号的木工车间。他说自己出门的时候全家人都在家，而等他回到家时，他妻子和女儿婉达告诉他，维尔玛还没有回来。据木匠说，她们告诉他她们俩去坡底下雷吉大街的“至上”剧场看了场电影，电影名字叫《金马车》。她们是四点半出的门，可维尔玛不想跟她们去电影院，她说她不喜欢看这一类的影片。

五点半的时候——鲁道夫在警察局是这样说的——大楼女守门人看见维尔玛一个人出去了，背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和平日里有点儿不一样的是，维尔玛没有戴耳环和珍珠项链，那是几个月前她的未婚夫送她的礼物。她的未婚夫名叫安杰洛·朱利亚尼，是波坦察警察局的一名警员。

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考虑到女儿出门的时候一反常态地没有梳妆打扮，身上既没有钱也没有带身份证件，鲁道夫·蒙泰西在警局提出假设说，维尔玛自杀了。用她父亲的话说，这姑娘有自杀的动机：她近来一直很绝望，因为她马上就要和那警员结婚，婚后就要离开家，搬到波坦察去住了。

不过，维尔玛的姐姐婉达却不这样以为：她说妹妹出门没化妆，只是因为时间来不及。她想，也许妹妹接到一个什么紧急电话，走得很急。

还有第三种猜想：这天晚上，维尔玛和未婚夫私奔到波坦察去了。为了证实这件事，四月十号星期五早上七点，鲁道夫·蒙泰西给朱利亚尼打了个电话。可六神无主的木匠从他未来女婿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回答。除了头一天下午收到的一封她写来的信，朱利亚尼也没有维尔玛的任何消息。信里没有任何线索。只是一封普普通通的情书。

未婚妻失踪了，朱利亚尼很担心，准备立刻赶到罗马来。可他需要一个紧急事由证明来跟他的上司请假。因此，他打电话给鲁道夫·蒙泰西，让他发去一份电报。中午的时候，鲁道夫·蒙泰西给他发了份颇为耸动的电报，只有几个字，说维尔玛自杀了。

海滩上的一具尸体

十号夜里，蒙泰西一家和罗马警方仍在继续寻找。还是一无所获。午夜过后，维尔玛的未婚夫也连夜从波坦察赶过来，加入了寻找的队伍。就这样，搜寻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即星期六早上七点钟，一个名为福尔图纳托·贝蒂尼的泥瓦匠骑着自行车出现在警局，说在离罗马四十二公里远的托尔瓦强尼卡海滩发现了一具女尸。

贝蒂尼向警方报告说，他去上班的路上，看见海滩上有一具尸体，几乎和海岸线平行，头倾向右侧肩膀，右侧的胳膊抬起到下巴的高度，左胳膊顺着身体垂下。尸身上没有裙子，鞋袜也都不见了踪影。女尸只穿着一条象牙色针织衬裙，一条带有小刺绣的白色织纹紧身内裤，以及一件薄毛衣。一件里子呈深黄色有绿色六边形隐格的外套只用一个扣子系在脖子底下。外套上满是沙子，像只翅膀似的顺着波浪的方向展开。

死人也会改变睡姿

值班警员安德烈奥齐·吉诺受理了贝蒂尼的报案。上午九点半，宪兵阿马德奥·佟迪、军曹亚历山德罗·卡杜齐与当地医生阿戈斯蒂诺·迪·乔治一起到了发现尸体的地方。他们发现，尸体姿势与泥瓦匠所形容的现场状况并不相同：现在尸体垂直于海岸线，头冲着大海，双脚指向岸边。但他们倒也没有以为是泥瓦匠谎报警情，而是认为一定是海浪让尸体改变了睡姿。

进行简单的尸检之后，迪·乔治医生得出如下结论：

a）尸体处在进行性半僵化状态。

b）从外部特征看，死亡原因为溺水，死亡时间大约在被发现前十八个小时。

c）从死者身上还保留着一些衣物及其外部形态看，可以排除长时间浸泡在水中的可能。

“是她！”

十一点半，卡杜齐军曹向国家检察总长发去一份电报，报告了找到尸体的事。可到了晚上七点还没有任何回音，他决定还是打个电话过去。过了半小时，命令下来了，让他收殓尸体，送到罗马的解剖室。尸体被送到那里时已经是半夜时分。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十点钟，鲁道夫·蒙泰西和安杰洛·朱利亚尼一起到达解剖室辨认尸体。他们立刻就认出来了：那正是维尔玛·蒙泰西的尸体。

读者应该记住的几件事

a）女守门人告诉鲁道夫·蒙泰西的是她五点半看见维尔玛出门，然后鲁道夫又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警察局。

b）四月九号晚上在蒙泰西家里，谁也没有说起那女孩要去奥斯提亚旅行的事。

c）婉达·蒙泰西曾提起过一通神秘电话。

在他四月十二日所写的报告里，卡杜齐军曹在迪·乔治医生所做结论的基础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维尔玛·蒙泰西的死亡原因是溺水造成的窒息，没有发现暴力加害的伤痕。他还表示，根据这份报告，可以做出三个假设：意外事故，自杀或是他杀。他确信尸体之所以在奥斯提亚被发现，是因为先被海水冲走，然后在四月十号凌晨又被冲回海滩上。这份报告还说，四月十号夜里，这个地区刮起了十级狂风，大风的作用下，海面一直波涛汹涌，直到现在大风还一直朝着西北方向刮个不停。

至关重要的半小时

警察方面，四月十四号，萨拉里亚警局提交了有关蒙泰西一家的情况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木匠一家人都很受人尊重。人们都觉得维尔玛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姑娘，交际也不广，从一九五二年九月起就和朱利亚尼警员正式订了婚，而朱利亚尼是在他未婚妻死前几个月从马里诺调到波坦察来的。

根据这份报告，维尔玛和家人的关系一向很好。她经常写信给自己的未婚夫，最后一封是四月八号写的，她还把信抄在了一个本子上，本子被警方收走了，信里表露出一种宁静的爱意。

大楼女守门人说在四月九号下午开往奥斯提亚的火车上有人看见过维尔玛·蒙泰西。而四月九号这一天，开往奥斯提亚的火车发车时间正好是五点半。

家门钥匙

在报纸上看到维尔玛·蒙泰西的死亡报道和她的照片后，女博士帕萨雷利十三号星期一一大早就来到他们家，把她星期四看见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她说，维尔玛那天是和她一起去的奥斯提亚，她们在火车上坐的是同一个包厢，女孩是独自出行的。一路上都没有人接触过她，也没人和她说过话。据帕萨雷利博士说，火车一到奥斯提亚站停下，维尔玛就不慌不忙地下了车。

警方又询问了她家里人，除了在尸体上找到的衣服之外，维尔玛从家里出门的时候还穿了些什么。当时她穿着袜子，还穿了双鹿皮高跟鞋。她身上应该还穿了条短裙，毛料的，和在尸体上找到的外套质地相同，还系着弹力吊袜带。家里人还说，她出门时不光没戴她未婚夫送她的金首饰，连他的照片也没带。他们还证实了女守门人的话：维尔玛背了个黑色的水桶形皮包，上面还有金色的金属提手。包里有一个白色的小梳子、一面小镜子和一条小白手绢。她还带着家门的钥匙。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警方的第一份报告说，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她是自杀。此外，在她头一天写给未婚夫的信里，也看不出一丁点儿她想做出这种决断的意思。警方同时还查明，在她的家庭成员中，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一边都没有精神错乱的问题。维尔玛的身体状况非常好。然而有一个情况可能会在调查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四月九号这一天，维尔玛刚刚结束经期。

尽管做了一大堆调查，还是无法确定维尔玛的家人事先知道她可能要去奥斯提亚旅行的事。她父亲坚持要在朗格特寻找女儿，认定她是投了水，可除了心血来潮的预感外也给不出什么别的依据。种种现象都清楚地表明，维尔玛的家人对她在奥斯提亚有没有熟人也一无所知。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他们连坐哪一路公交车或是有轨电车、在哪儿换乘才能到达圣保罗车站都不知道，而那里是坐火车去奥斯提亚的始发站。

专家面临的谜团

四月十四日下午，在罗马法医学院，该院的弗拉切教授和卡雷亚教授对维尔玛·蒙泰西进行了尸体解剖。警方为专家们列出了一份问题清单，想弄清死亡日期和死亡的准确原因。他们特别交代了一项工作，希望能确认死因到底是溺水还是女孩被投进水中时就已经死亡。同时，也需要确认尸体解剖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以及内脏里最终是否有任何有毒或者镇静剂成分残留。

此外，警方还提出，如果死因真的是溺水的话，请专家们弄清维尔玛落水的地点离那处海滩到底有多远。专家们还需要搞清楚死亡是否是在某些特殊的生理条件下，或者是在某种消化状态下发生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事情完全可能是这样：在消化食物的过程中，维尔玛想到海边去进行足浴。

需要记住的六件事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专家们就警方的问题清单做了如下回答：

1. 维尔玛·蒙泰西的死亡时间是四月九日，最后一次用餐后四到六个小时。检查表明，这最后一次用餐（应该是在家里吃的午餐）是在下午两点到三点半之间。由此可以推断，死亡时间应该是晚上六点到八点之间，因为消化过程已经完全结束。专家们还确定，在死亡前不久，维尔玛·蒙泰西还吃了根冰棍。

2. 死因是完全没入水中而造成的窒息，而非在水中昏厥。在死者内脏里也没有发现任何有毒或镇静剂的成分。

3. 死亡发生的时候，蒙泰西女士正处在经期刚结束的阶段，换句话说，她会对下肢突然浸没在冷水中的情况异常敏感。

4. 肺部和消化道中检测出的沙子可以证明窒息发生的地点离岸边不太远，那里的海水中有大量悬浮状态的沙子。不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沙子的含铁量表明它们并不出自托尔瓦强尼卡海滩，而是出自离此处不远的另一个地方。

5. 专家们还发现，在尸体右大腿一侧和左小腿上三分之一处有几处瘀斑，形状几近圆形。专家们认为这些瘀斑应是死亡前造成的，只不过从法医角度来看，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6. 没有任何因素能证明死亡是“一起不幸的意外”、自杀还是他杀。意外假说成立的唯一可能情况是，维尔玛因处于特殊生理阶段，在进行足浴的时候突然昏厥。

新闻界发出警告

在确认尸体就是维尔玛·蒙泰西的四天之后——即四月十六日——调查宣告结束，事件被定性为“一起不幸的意外”。在维尔玛失踪当天向警方提供了不少的证据以支持自杀说的遇难者家人，在认定尸体身份后的几天里又自己推翻了这一假说。

婉达·蒙泰西一反当日说过的话，对预审员们称，九号上午，她已故的妹妹曾经约她一起去奥斯提亚，“仅仅”是为了去做做足浴。婉达的说法是，泡泡海水可以改善因为鞋子挤脚造成的脚后跟肿胀。为了支持这个说法，在最后一刻婉达又记起来，那天上午她还受维尔玛之托去了趟父亲的木工车间，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双舒服点儿的鞋子。她还说，其实她们俩的脚早就肿了，也都用过抹碘酒的办法。发现这方法不灵之后，便决定“找一天时间”到奥斯提亚的海滩去，寄希望于海水里的天然碘能帮助她们疗伤。可后来她们再也没有谈过出去的事。按婉达的说法，直到九号上午，她妹妹才又想起了出行的事。可婉达不想去，因为她想看《金马车》那部电影。

这话该早点儿说的

婉达说，被拒绝之后，维尔玛再也没有谈起去奥斯提亚的事情，而是选择在她和妈妈去看电影时留在家里。更与她上回对警察说的话矛盾的是，婉达解释说，她妹妹把金首饰留在了家里，是因为妈妈曾多次要求她这样做，说别弄丢了或是弄坏了。她还说，妹妹没带未婚夫的照片不假，可那是因为她平常出门时就没有这样的习惯。最后，她还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依据，以排除自杀的假说：首先，九号这天上午维尔玛的情绪始终很平静。其次，出门前，她换了身干净内衣，还把换下来的内衣洗了。

吊袜带之谜

在对维尔玛的家人、邻居和熟人进行调查之后，警方又证实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维尔玛不会游泳。所以，前一年，她和家人一起在奥斯提亚度假的时候，她只是穿着泳衣留在岸边，在海水里泡泡脚而已。

同样，维尔玛的父亲也换了主张，一改他原本认为姑娘是自杀身亡的说法。鲁道夫此前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说维尔玛是自杀，理由十分简单：九号晚上自己出去找她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曾经约过姐姐一起去奥斯提亚做足浴。他还解释道，给朱利亚尼发去那么个耸人听闻的电报，也是应对方在电话里的请求：只有这样说，他才能迅速获得上司的批准，连夜赶到罗马来。

只是有件事情弄不太清楚：根据鲁道夫·蒙泰西的说法，他女儿的尸体上不应该没系着吊袜带，那是穿在最里面的东西，光是为泡泡脚根本没必要把它解下来。鲁道夫·蒙泰西是这样解释的：维尔玛是个言谈举止奔放爽朗的女孩，要是系着吊袜带，行动就不那么自由了。

一双手套

蒙泰西太太也同样排除了女儿自杀的可能。她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维尔玛随身带着家门钥匙，这就证明她是准备回家的。不过她也并不认可意外身亡的假说，而是竭力支持他杀一说。蒙泰西太太的看法是，女儿是死于某个勾引者之手，这家伙为了实施他的兽性企图，才不得不解开她的吊袜带。为了演示解开一个女人的吊袜带有多么不易，她在调查员面前展示了一条婉达的吊袜带，和维尔玛系过却没能在尸身上找到的那条很相像。那是一条黑色缎子的吊袜带，前面有二十厘米宽，越往后面越窄，带有金属搭扣。她确保警方注意到，丢的不光是吊袜带，维尔玛的短裙和鞋子，以及那只黑色皮包也不见了。

读者应该记住的几件事

a）维尔玛用来抄写寄给未婚夫那封信的本子被警察收走了。

b）萨拉里亚警察局的报告里写明，女守门人看见维尔玛是五点钟出的门，而不是鲁道夫·蒙泰西所说的五点半。

c）专家们观察到了小块的瘀斑，可他们并未提出维尔玛曾经被暴力挟持的可能性。

d）仅对死者的内脏做了毒物和镇静剂反应化验。

e）帕萨雷利博士的声明。

这时，蒙泰西太太又往女儿衣物清单上增加了几件东西。她说，维尔玛还戴了双网格式样的黑手套和一块镀金面的手表。

沉默的爱慕者

不过，蒙泰西太太提出的证据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人们反倒是对婉达提出的排除他杀可能的几条理由更关注一些。婉达说，在她对警察说维尔玛是在接了紧急电话之后才出门的时候，她忘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她和维尔玛曾经聊起过去奥斯提亚旅行的事，再就是维尔玛生活中的大事小事，没有她不知道的。顺便提一下，她又想起最近的一件事，就发生在出事的五天前。维尔玛告诉她说，有个小伙子开着车从夸德拉塔广场一直尾随她到家，却一句话都没跟她讲。婉达想，妹妹后来恐怕再没见过这个沉默的爱慕者，否则一定会告诉她的。

从来没人给她送过花

经过四天的调查，警方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维尔玛是个特别本分、不善交际的女孩，她一生中唯一谈过的一次恋爱就是跟朱利亚尼。她每次出门都是由妈妈和姐姐陪着，尽管这二位也承认在最近几个月里——也就是她的未婚夫调到波坦察工作以后——维尔玛也有了每天独自上街的习惯，时间总是固定的：五点半出门，晚上七点半回家。

在大楼女守门人阿达尔吉萨·罗西尼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人给维尔玛送过花。她肯定地说，这姑娘除了未婚夫以外，从来没有收到过其他人的来信。

这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在所有这些证词的基础上，结论是——根据一份四月十六日签署的报告所写——既然没有理由可以质疑蒙泰西一家的证词，可以确认，维尔玛去奥斯提亚的确只是为了做做足浴。可以推想得见，维尔玛选中了海岸边这个她熟悉的地方，是因为前一年曾经来过一次。确定不会被别人看见后，她就开始脱衣裳。女孩一定是踩到了滩头的一个坑洞，失去了平衡，意外溺水身亡。报告最后说，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六点一刻到六点半之间，因为维尔玛从来不会八点以后回家，她应该会去坐七点半的火车。

“世纪丑闻”

倘若不是街上的大报小报都在告诉人们这件事里面有大大的猫腻，蒙泰西一案本可以就以这样凄惨哀伤的结局收场的。事情是从辨认尸体那一天开始的。维尔玛的未婚夫安杰洛·朱利亚尼在尸体身上观察到了那些后来报纸上说起过，却寥寥几笔没当回事的小瘀斑。从验尸房出来以后，朱利亚尼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一个记者，并对他说维尔玛肯定是死于谋杀。

一方面是警方认定维尔玛·蒙泰西死于意外，另一方面新闻界却在继续呼唤正义。五月四日，那不勒斯一家报纸《罗马报》扔出了炸弹，就此引发了“世纪丑闻”。这家报纸刊出的一篇文章报道，维尔玛·蒙泰西身上缺失的那些衣物都被送到了罗马警察总局，而且都被销毁了。这些东西是一个年轻人送到那里去的，三月上旬维尔玛·蒙泰西曾被人看见与他同乘一辆搁浅在奥斯提亚附近海滩上的轿车。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也上了报：吉安·皮耶罗·皮西奥尼。正是意大利外交部部长的公子。

舆论开始发挥作用

《罗马报》是一家狂热拥戴君主制的报纸，它刊出的这篇惊天文章受到全国各家报纸的追捧，不断被修订，情节也不断扩充。然而警方并没有向这个方向调查。五月十五日，奥斯提亚分局的宪兵们提交了另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四月九号下午维尔玛·蒙泰西出现在奥斯提亚这一情况的仅有线索。是一位名叫乔万娜·卡普拉的保姆和奥斯提亚火车站报亭女报贩皮埃尼娜·奇亚诺的证词。

据那位保姆称，四月九号下午六点，她看见一个女孩往马雷齐亚罗走去，从报纸上登的照片来看，长得很像维尔玛·蒙泰西。只是她没注意那女孩穿的外套是什么颜色。

售报亭的人告诉警察说，维尔玛·蒙泰西在火车站买了一张明信片，当场写了点儿什么就塞进了邮筒里。这份证词还提到，维尔玛接着就往沼泽水渠的方向走去，她一直是孤身一人。维尔玛的明信片是写给“一个波坦察军人”的。

明信片从未寄到

调查员们询问了两位证人，认为她们的证词毫无价值。然而，虽说第一位证人对她在奥斯提亚海滩见过的女孩有些什么特点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第二位却毫不迟疑地说，女孩穿了件白色毛衣。女报贩还十分肯定地说，明信片是寄给“一个波坦察军人”的，至于寄到什么地址，她提供不出任何的细节。

于是警方又询问了朱利亚尼，证实他没有收到任何明信片。维尔玛的妈妈和姐姐说，女孩包里是从来不带钢笔的。最后又弄清了，从保姆说六点钟看见维尔玛的地方，到奥斯提亚火车站售报亭，距离足有三公里半。

轿车里的女孩

于是，一方面是警方不断地销毁着证据，另一方面是各家报纸继续火上浇油。结果到了四月十四日这天，也就是发现尸体两天之后，奥斯提亚一个机修工人出现在警察局，讲述了《罗马报》那篇动人心魄的报道中提到的那辆搁浅在沙滩上的轿车的情况。这位机修工名叫马里奥·皮奇尼。他告诉警察说，三月上旬他在奥斯提亚火车站值班，天快亮的时候，一个小伙子叫他去帮忙拖一下车。皮奇尼说他很乐意地去了，在拖车过程中，他看见陷住的车里坐着一个姑娘。姑娘的长相和报纸上登出来的维尔玛·蒙泰西的照片非常相像。

事情跟“太子党”有关系

罗马警方对机修工自发提供的证言丝毫没有兴趣，不过法警迅速介入，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们发现，四月九日或者是四月十日，下午六点钟曾有一辆轿车从那里通过，驾车的年轻人是意大利名门之后毛里西奥·达西亚王子。这项调查的结果表明，这位尊贵的先生身边确实有位女子相陪，却并不是维尔玛·蒙泰西。看见这辆轿车的还有保安员阿纳斯塔西娅·莉莉、宪兵利图里和工人齐利安特·特里费里。

爆炸性新闻！

奥斯提亚警方最终宣布放弃寻找尸体身上缺失的衣物。四月三十日，一个名叫斯卡普其的律师和他的儿子在卡斯特尔波尔齐亚诺附近散步时，发现了一双女人的便鞋。他们以为这是维尔玛·蒙泰西的鞋子，便带上它来到警察局。可死者的家属说，这并不是姑娘最后一次离家时脚上穿的那双。

考虑到调查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国家检察总局准备把这个案子归档，并认可意外死亡的假说。这时，一家时而谦卑温顺时而大曝丑闻的月刊《当代》在十月这一期上为此案的调查又扔下了一枚炸弹。文章由总编亲自签发，标题也耸人听闻：维尔玛·蒙泰西的死亡真相。

《当代》杂志的总编名为席尔瓦诺·穆托，三十来岁年纪，文笔犀利，长了一张电影演员的脸，穿着打扮也是如此派头，平日里常围一条丝质围巾，戴着深色眼镜。他这份杂志，据他自己说，算得上是意大利读者最少的杂志，因此也是最穷的杂志。它的文章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由穆托亲自撰写。他甚至亲自去拉广告，费心费力地维持着，只是为了能拥有一份杂志。

读者应该记住的几件事

a）婉达·蒙泰西是在维尔玛失踪几天之后才想起她曾经约自己到奥斯提亚去一趟。

b）警方并没有对机修工马里奥·皮奇尼进行讯问。

c）宪兵利图里有关达西亚王子的轿车曾从那里经过的证词。

d）安德烈娅·比萨奇亚的名字。

可自从一九五三年十月刊发行之后，《当代》杂志一鸣惊人。每个月里，为了能弄到一本杂志，读者都在它的门市部前挤成一团。它知名度的意外飙升，当然是因为发表了那篇关于蒙泰西案的耸人听闻的文章，迈出了舆论参与调查真相的坚实的第一步。

没名没姓

在这篇文章里，穆托指出：

a）应该对维尔玛·蒙泰西之死负责的是意大利广播电台的一个青年乐手，一位显赫政坛人物的儿子。

b）由于政治因素的干预，调查工作的导向是逐步让这件事澌灭无闻。

c）尸检结果明显有所保留。

d）权威人士根本不想找到罪犯。

e）维尔玛·蒙泰西之死与麻醉品交易有关，认为二者有着种种联系；还谈到了本地区纵欲加吸毒的狂欢，在如卡斯特尔波尔齐亚诺这样的地方举行，又比如在卡帕科塔裸体海滩，女孩蒙泰西就是死于这样一次狂欢，因为她对吸食麻醉品还不能适应。

f）为了避免丑闻传开，是参加狂欢派对的那些人把尸体转移到了托尔瓦强尼卡附近的海滩。

案件归档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席尔瓦诺·穆托被罗马检察院传唤，要求他解释写这篇文章的动机。穆托神色不变地承认说，自己写的全是假话，说他写这篇文章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增加杂志的发行量，又说现在他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轻率。鉴于他毅然决然地收回了自己的言论，穆托仅仅被指控“传播有倾向性的虚假信息和扰乱公共秩序”。遵循检察院下达的命令，蒙泰西的卷宗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归档。

又起波澜？

谁知世事难料，到了法庭上，席尔瓦诺·穆托在回答为什么要写那样一篇惹是生非的文章的时候，又把老一套搬了出来，而且还增加了新的情节。而且第一次说的有名有姓：他说，他这篇文章的资料是一个叫奥兰多·特里费里的人提供的，据这人说，四月九号或十号，有辆轿车停在卡帕科塔海滩守卫的房子跟前，他弟弟认出在车里坐着的就是那个姓蒙泰西的姑娘。此外，穆托说自己还接到了两个参加那天酗酒吸毒狂欢派对的人的私下举报，她们是安德烈娅·比萨奇亚和电视女星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

好戏开场

安德烈娅·比萨奇亚被传唤出庭作证。她的精神状态惶恐不安，否认对穆托说过什么。她声称，那全是胡说八道，是故意编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她和外交部部长的儿子、知名流行音乐制作人吉安·皮耶罗·皮西奥尼之间的亲密友谊。最后她还说，席尔瓦诺·穆托编造的荒诞故事深深影响了她的生活，以至于在一月九号这天，她曾经想到过自杀。

看起来，穆托只有坐牢一条路可走了，而蒙泰西姑娘的卷宗也终将被尘封在罗马法院的档案室里。然而，二月六号这天，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出现在警方面前，她异常平静，用她那专业播音员的嗓音讲述了她的戏剧人生。

在政府部门的秘密约会

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是乌戈·蒙塔尼亚的情人，这位绅士家财万贯，是很多显贵人物的好友，素以风流多情闻名于世。他喜欢被称为“蒙塔尼亚侯爵”，在所有的圈子里，大家都这样称呼他，也都如此对待他。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对警察说，她并不认识维尔玛·蒙泰西，但在报纸上看到她的照片，便认出她就是那个深棕色皮肤、身材结实、举止优雅的女孩，一九五三年一月七号下午她曾看见她从蒙塔尼亚在罗马的一所公寓出来，身边陪伴着的正是蒙塔尼亚。两人上了一辆轿车，开车的是侯爵本人。

当天夜里——她本人如此对警方说道——情人回到家中的时候，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主演了一场打翻醋坛子的闹剧。

“这里面有猫腻”

玛丽亚·卡格里奥在《当代》杂志上读到了那篇文章，觉得文章里提到的某某先生就是她的情人蒙塔尼亚侯爵。于是她便给那记者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文章里说的全是事实。她告诉警方，十月二十六日晚上，和情人坐在轿车里时，她要求对方做出解释。侯爵勃然大怒，还有几分紧张，威胁说要把她扔到汽车外面去。

为了让情人镇定下来，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请他回家，平心静气地看看穆托那篇文章；看完穆托的文章，蒙塔尼亚一言不发。然而在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把杂志收进床头柜抽屉里的时候，她看见里面有个烟盒，里面有两根金色的香烟，还有个宝石镶嵌的烟灰缸。这一发现加重了她的怀疑，肯定她的情人和某个毒品交易帮派有瓜葛。

一次神秘的约会

卡格里奥对警方说，她四月七号出发去了她的出生地米兰，是十号回来的。她回到罗马时，明显感到她的情人神情紧张，对她突然回来很不快。不过他还是把她带回了家中，那天夜里，蒙塔尼亚接到一个电话，是外交部部长的公子吉安·皮耶罗·皮西奥尼打来的，说他准备出去旅行。

后来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得知，在头一年的十一月份，有个叫“乔本·乔”的家伙在卡帕科塔海滩和蒙塔尼亚以及一名警方高官玩扑克牌，一下输掉了一千三百万里拉。

四月二十九日晚上

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和她的情人一起在他的豪华公寓用了晚餐，准备去看场电影，具体说是去“超级影院”。卡格里奥说，几天前蒙塔尼亚曾对她说起，皮西奥尼是个“可怜的小伙子，得帮他一把，因为他陷进什么麻烦事里头了”。这天晚上，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正在穿外衣准备出发，发现皮西奥尼给蒙塔尼亚打了个电话，让他立刻去同罗马警察局的长官谈话。蒙塔尼亚飞驰而去，在政府大厦里见到了皮西奥尼。

读者应该记住的几件事

a）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的证词里说到，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蒙塔尼亚和皮西奥尼曾经到访政府大厦。

b）有张小纸条上写着这样的话：“我到卡帕科塔海滩去，要在那儿过夜，我的下场会怎么样？”

c）那个玩牌输了一千三百万里拉的“乔本·乔”。

“远走高飞”

过了一个半小时，蒙塔尼亚回到车上，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一直在那里等着他，他说，他们刚才在想办法终止对维尔玛·蒙泰西死亡一案的调查。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对他说，那件事太恶劣了，不管始作俑者是谁都应该承担罪责，哪怕他是部长的儿子。蒙塔尼亚回答她说，皮西奥尼是无辜的，因为出事那天他在阿马尔菲。这时姑娘问了蒙塔尼亚一句话：

“那么皮西奥尼究竟是什么时间回罗马的？”

蒙塔尼亚气急败坏，没有回答她的问话。他盯着她的眼睛，对她说：

“小姑娘，你知道的太多了。你最好还是出去换换环境吧。”

“小心我把你扔到海里去”[原文为意大利语。]

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说，果然，第二天她又一次被打发到了米兰，还带了封给电视台台长的信。她在当月的二十二号回到罗马，为的是纪念她和蒙塔尼亚相识一周年。七月二十七日，他们各回各家，但仍然隔三岔五地在根纳根图大街的公寓里见上一面。他们最终分手是在十一月末，正是在穆托写的那篇文章引发的一系列事情发生之后。

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对警方说，那些日子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情人一天比一天神秘莫测，经常接到奇奇怪怪的电话，看起来像是卷进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交易。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还说，一天夜里，她的神经实在绷不住了，便问了情人一句有关他生意的话，蒙塔尼亚用威胁的口气答道：

“你要是再这样，小心我把你扔到海里去。”

遗嘱

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在对警察那充满戏剧性的叙述中还说，从那天夜里起，她就一直确信自己会被干掉。十一月二十二日这天，和蒙塔尼亚在格拉西大道的“女贵族”饭店吃完晚餐，她觉得自己被人下了毒。回到公寓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她才记起，她的情人曾经亲自到后厨去帮忙准备晚餐。

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被吓得够呛，第二天就去了米兰，神经几近崩溃。她确信自己必须得做些什么，但又不知道做什么好。因此她造访耶稣会的达尔·奥利欧教士，向他讲述了自己和蒙塔尼亚的事情。教士被姑娘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便把这件事转告给一位政府部长。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被受迫害的感觉折磨得日夜不安，便隐居在卢切西大街上的一家修道院里。然而有件事情她没告诉警察——在动身去米兰之前，她给罗马的房东太太留了一封封好口的信，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死了，请把这封信交给国家检察总长。”

“我的下场会怎么样？”

被传去作证的房东太太名叫阿德尔米拉·比亚乔尼，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就是把那封信托付给了她。到警察局去的时候她一共带了三封信，全是卡格里奥亲笔所写，还出示了一张小纸条，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姑娘出门前从房门底下塞进她房间的。纸条上写着：“我到卡帕科塔海滩去，要在那儿过夜。我的下场会怎么样？”

人们从阿德尔米拉·比亚乔尼口中得知，就在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认定自己被蒙塔尼亚下毒的那天晚上，她写下了那封遗嘱信，并且在第二天出发去米兰之前把信交给了房东太太，托付她万一发现自己遭遇不测，要把信交给国家检察总长。房东太太把信在自己手里压了几天。然后，因为不想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她把信塞进另一个信封里，给藏身在修道院里的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寄了回去。

警察封存了这封信，再次传唤了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让她辨认这封信确实是自己亲笔书写。信中涉及的事情很多，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我希望大家都清楚这样一点，我对乌戈·蒙塔尼亚的生意从来就一无所知……然而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情的主谋正是乌戈·蒙塔尼亚（当然还有好些女人做了帮凶……）他是这个组织的首脑，皮耶罗·皮西奥尼是杀人犯。”

与爱丽达·瓦利吵吵闹闹的聚会

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极具戏剧性的遗嘱在舆论界引发了一场地震。整个新闻界，特别是各家报纸重炮齐发，纷纷指向了司法机构、警方和一切与政府有关系的部门。就在这隆隆的炮火声中，乌戈·蒙塔尼亚和吉安·皮耶罗·皮西奥尼被传唤作证。

乌戈·蒙塔尼亚衣冠楚楚，穿着一身深色条纹西装，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回答了讯问。他声称从不认识维尔玛·蒙泰西。对于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指认的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曾在他公寓门前看见他和这个女子同乘一辆轿车的事实，他予以否认。他断然否认在卡帕科塔举行过所谓的“纵情狂欢”。他说，所谓四月十日夜间皮西奥尼打来的电话并不属实。最后，他还以十分肯定的自信语气不失平静风度地说道，虽然有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的证词，自己不记得曾经在罗马的政府大楼和警察局长见过面，至于说自己曾和毒贩有过接触，更纯属造谣。他还指出，皮西奥尼与警察局长是老朋友了，说他在他们之间充当中间人既无必要，也不合常理。

致命的日期

吉安·皮耶罗·皮西奥尼不如蒙塔尼亚那般平静，穿得有几分运动风范，用一口洪亮的罗马口音意大利语声称自己和蒙泰西一案绝无干系。他说，死亡发生的那一天，他在阿马尔菲小憩，四月十日下午三点三十分开车回了罗马。接下来他还说，那天下午他扁桃体发炎得很厉害，不得不上床休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承诺会出示当天下午出诊去给他看病的医生迪·菲力普教授开出的处方。

至于所谓他曾经在蒙塔尼亚陪同下拜访过罗马警察局长一事，皮西奥尼表示：这件事情并非如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叙述的那样不堪。他说，自己的确曾经数次拜访过罗马警察局长，有时是自己一个人，有时有蒙塔尼亚陪同，但唯一的目的只是请求他干预一下报界在蒙泰西一案中给他泼脏水的事。“报界的那些攻击，”他说，“完全是出于一个政治目的，那就是败坏我父亲的名声。”

归档！

鉴于种种指控均不能为作出判断提供什么依据，作为推翻蒙泰西是在足浴时死于意外的假说的证据又显得太单薄，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蒙泰西一案的卷宗被第二次归档。然而新闻界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归档。对记者穆托的起诉仍在进行，每次有新的证人出庭作证，蒙泰西一案便会再次掀起波澜。

读者应该记住的几件事

a）皮耶罗所称从阿马尔菲返回的日期。

b）皮西奥尼承诺向警方出示的迪·菲力普教授的处方。

在许许多多的证人中，有一位名叫弗朗西米的画家，他曾与安德烈娅·比萨奇亚同居过一周的时间，即穆托宣称是他消息来源的两位女士之一。弗朗西米对警察讲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安德烈娅·比萨奇亚经常做噩梦——他说。她经常在睡梦中讲些可怕的事情。在一次噩梦中，她惊恐万分地大喊大叫：“水！……不……我不想淹死……我不愿意也那样死掉……放开我！”

就在画家向警方提出这番耸人听闻的证言的同时，一个吸毒过度精神失常的女人从亚历山大市一家宾馆的三楼跳了下来。警方在她的手提袋里发现两个电话号码，抄在一张小纸片上，在罗马的电话号码簿上都查不到。两个都是私家电话。一个是乌戈·蒙塔尼亚的，另一个是皮耶罗·皮西奥尼的。

奇幻人生

从三楼跳下的女人名叫科琳娜·维索莱特，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女人，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把各行各业全都干了个遍。她曾经在一家名声很不错的诊所里当过护士，在皮科·斯拉姆夜总会的衣帽存放处当过管事，这家夜总会后来被警方查封了；闲暇无事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地下妓女。

在自杀未遂的那些天里，科琳娜·维索莱特正给一个喜欢东游西逛的委内瑞拉人当私人秘书，此人名为马里奥·阿梅洛蒂，是个从事毒品交易和妇女贩卖的嫌犯。精神正常的时候，科琳娜曾向记者们披露——当时在场的还有她被送往的那家诊所的医生和亚历山大市警局的一位办事员——最近几个月里，她在自己的老板阿梅洛蒂面前有些失宠，因为自己不愿意参与到他那些非法的勾当里去。她说：“我只能说到这里了。马里奥是个做事情肆无忌惮的人。他买通了警察，还结交了一些有权有势的大人物。”

末了，科琳娜还透露说，她的老板结交了一个抽大麻的朋友。他还和他的一个摄影师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印制色情明信片的工厂。

这简直就像一部电影

这边的一切正在发展之中，那边新闻界也没闲着，一直在发声。警方则不断收到匿名信件。就在维尔玛·蒙泰西的卷宗被第二次归档的时候，他们收到了超过六百封匿名信。其中有一封署名为吉安娜·拉罗莎的，信上这样说：“我对发生在一九五三年四月，和维尔玛·蒙泰西死亡一案相关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蒙塔尼亚和皮西奥尼的残忍使我心惊肉跳，他们迫使她和帕尔马省的毒贩接触，具体说，是特拉韦尔塞托洛的毒品贩子。我当时就向帕尔马警方揭发过这件事，可他们把事情压了下来。几个月以前，我把第二封信寄放在特拉韦尔塞托洛一个小村子的一位教区神父的办公室里。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坚信自己会遭受和维尔玛·蒙泰西同样的命运。神父会把这封信交给向他出示半张门票的人。另外半张在神父手中。”

在信中，吉安娜·拉罗莎还解释了为什么她情愿使用假名。在末尾她这样写道：“我这身皮囊不值什么钱，可不巧的是这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

水会从哪里流过来？

警方迅速对上面提到的两个线索进行了调查。通过对自杀者背景的了解，人们得知此人在罗马时经常出入维克托多夜总会，并且经常在所住的宾馆里举行狂欢派对，参加者中有不少重量级人物，还有两个电影女星，其中一位名叫爱丽达·瓦利。

警察搜查了科琳娜在亚历山大市居住的那家宾馆，她就是从那里的一扇窗户跳下来坠落到大街上的。在自杀者的房间里，警察找到了两张剪报。一张是皮科·斯拉姆夜总会被查封的消息。另一张则与蒙泰西案件有关。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神父”

警方对吉安娜·拉罗莎的信做了调查，查明那位神父名叫托尼·奥尼斯，是班农·迪·特拉韦尔塞托洛的一位教士，同时还是一名学工程的大学生。他们带上了信里附着的半张门票，一张面值五十里拉的教育部古迹与美术司门票。神父交出了那封信，信封上有他亲自写下的笔迹：“此信系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六日交付到我手中，它只能被交给出示此信中所附门票另一半的人，门票号A. N. 629190。”在信封的背面还有一行字迹：“此信由我封口。写这封信的人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我一概不知。”

信被打开了，里面的内容触目惊心。

证人的黑历史

神父交给警方的那封信上标注的日期是五月十六日，信中这样写道：“当人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死了。可我希望大家知道我并非自然死亡。我是被蒙塔尼亚侯爵和皮耶罗·皮西奥尼将死出局的……最近几个月我一直生活在噩梦中，担心自己会遭受和维尔玛·蒙泰西同样的命运……我正在实施一项计划，意在揭露贩毒集团……倘若这一计划失败，我将和维尔玛同样下场……这封信只能交给持有特殊暗号的人……”

陷阱

然而奥尼斯神父并不是把信往警察手中一交就万事大吉，他还利用这个机会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听起来就像一部警匪片。他说，一九五三年八月还是九月里的一个星期五，他正准备骑摩托车离开帕尔马，突然有两个人从一辆挂着法国牌照的汽车里下来走到他的身边。两人用假装出来的外国口音请神父帮忙带一个包裹，不过神父相信自己听出了他们的意大利南方口音。他拒绝了，发动摩托车，全速离开。可当他到达邻近一个镇子的时候，他被警察拦了下来，带到了派出所。值班的警员们搜查了神父后座上携带的包。里面是一个准备送去修理的收音机。

这时警察向他出示了一封匿名信，是他们几个小时以前收到的，信里标出了他摩托车的牌照号和他路过这个镇子的时间，并指控奥尼斯神父和贩毒集团有牵连。

电话中的爱丽达·瓦利

调查人员很快就弄清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奥尼斯神父交出那封信的日期是五月十六日，可那时皮耶罗·皮西奥尼这个名字还没有和蒙塔尼亚扯上关系。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的证词是这一年的十月份才做出的。

那一段时间里，各家报纸都专注于蒙泰西一案中另一条重要的线索：女演员爱丽达·瓦利从威尼斯打给皮耶罗·皮西奥尼的一个电话，说起来，这两人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在皮西奥尼为了自证清白在陈述中提到的那趟去往阿马尔菲的旅行中，爱丽达·瓦利就和他在一起。后来这位女演员去了威尼斯拍摄一部叫作《外国人的手》的电影。爱丽达·瓦利到达威尼斯两天之后，就爆发了蒙泰西事件。一位记者、一位男演员、一位导演还有一位议员都证实了这位女演员曾在威尼斯一家雪茄烟店里给皮西奥尼打过电话。女演员则否认自己进行过这次通话。

毫无疑问

据证人们说，爱丽达·瓦利当时情绪明显很激动，她对皮西奥尼说：

“你做了什么好事？你和那丫头到底怎么了？”

女演员打电话的声音很大，因为那是个长途电话。

她当时是在一个公共场所。打完电话她的情绪仍然激动异常，又大声说了句话，就好像长途通话还在继续：“您瞧瞧，那蠢货给自己惹下了多大的麻烦。”

读者应该记住的几件事

a）爱丽达·瓦利从威尼斯给皮耶罗·皮西奥尼打过电话。

b）在这个系列报道中刊登的维尔玛·蒙泰西第一次尸检的结果。

c）维尔玛·蒙泰西的尸体在托尔瓦强尼卡海滩被找到后她家人的证词。

d）尸体上发现的衣物。

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担负起了调查丑闻中这场通话记录的责任。据这家报纸的调查，这场通话是在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进行的。女演员给报纸的编辑部写了封信，指责他们“轻率地”散布“凭空想象出来的、有倾向性的消息”。她还说，四月二十九号这天她是在罗马。然而警察封存了她的电话记录并得出结论，这次通话确有其事。

黑历史

针对记者穆托的诉讼案出现了一份新的证言：乔本·乔的证词，就是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说过的在卡帕科塔同蒙塔尼亚、皮西奥尼和一位警界高官玩牌一下子输了一千三百万里拉的那一位。乔本·乔的证词称，他有一个熟人，叫强尼·柯尔特斯，已经移民去了巴西，这人从那边写信过来说自己“已经安顿好了”，几年前他曾经当过热那亚的“水上事务长”，而且是个声名狼藉的毒品贩子。乔本·乔作证说，那位柯尔特斯曾经向自己的一个牙医朋友提供大量可卡因。他还说，这个牙医朋友曾经把自己介绍给蒙塔尼亚，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还有一位证人最终也出庭作证说，几年前，自己也是蒙塔尼亚府上的常客，常客里还有一位律师，是他们俩共同的朋友，他对毒品的喜好尽人皆知，还因为过量吸食毒品患上了震颤性谵妄症。证人称，一九四七年四月或六月的一天，蒙塔尼亚、他的律师朋友还有一位女士出现在他的房间里，全身上下一丝不挂，满嘴粗话黑话，把他从梦中吵醒。

该信谁的话好呢？

记者穆托的案子真的变成了一只多足的怪兽。每次传唤来一个证人，为了验证其证词的真伪便不得不传唤来其他的证人，真有些像“击鼓传花”游戏。不断有新的名字出现。各家报刊都在自发进行着调查，第二天早上醒来便会有新的爆料。为穆托一案出庭作证的人中有一位叫维托里奥·费洛迪·德·罗沙的，他自称曾在一九五三年的七八月份乘车从罗马前往奥斯提亚旅行，同行的有好几个人，其中就有安德烈娅·比萨奇亚。据费洛迪说，比萨奇亚曾对邻座的人说起，在奥斯提亚－托尔瓦海岸有人贩卖毒品；说她认识维尔玛·蒙泰西；说她参加过卡斯特尔波尔齐亚诺的某一次“狂欢派对”；还“在某个人的手中”见过那个叫蒙泰西的女孩的吊袜带。

车中其他几位乘客被传唤作证，其中一位，席尔瓦娜·伊索拉，说她什么都没听见，因为旅途中她一直在呼呼大睡。不过另一位叫加斯通·普莱特纳提的乘车人承认，安德烈娅·比萨奇亚在路上的确对他说过一些私房话。她告诉他，在她参加的一次“狂欢派对”中，大家都吸食了“某一种香烟”，那个叫蒙泰西的女孩一下子虚脱了。于是她就被丢在了海滩边上，因为其他参加聚会的人都以为她已经死了。

还有一位证人，弗朗哥·马拉梅，最终也出庭作了证，说一天晚上在狒狒大街的一家小酒吧里，他听见安德烈娅·比萨奇亚大声说道：“蒙泰西那个女孩绝不可能是死于意外，因为我太了解她了。”

又一次回到起点

在新闻界的一片聒噪和舆论界表露出的明显不满面前，罗马上诉法庭向国家总检察署提出调阅两次被归档的卷宗。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几乎在蒙泰西遇难一年之后——督察部门拿到了疑点重重的案卷，启动了对蒙泰西一案的正式督察。

在一年的时间里，身材肥胖又总面带微笑的督察部主任拉斐尔·塞佩日夜辛劳，总算把那令人不寒而栗的一大堆自相矛盾之说、误判和伪证理出了头绪。他不得不又一次回到起点。维尔玛·蒙泰西的遗体被挖出来接受新一轮的尸检。塞佩主任所做的无非就是把一副扑克牌重新整理，而每一张都牌面朝下。

维尔玛生命中消失的二十四小时

因为要从头开始，塞佩主任首先要做的就是列出一份维尔玛·蒙泰西四月九日下午离家以后的精确时间表。至今为止，有两份不同的证词，一份是死者的父亲九号晚上向警方提供的，称女守门人阿达尔吉萨·罗西尼说五点三十分时看见维尔玛出了门；另一份来自萨拉里亚警署的值班员，他在四月十四日星期二的第一份报告中记录了同一个女守门人的话，话里的时间有了变化：五点整。

调查员直接传唤了阿达尔吉萨·罗西尼，这一回她毫不犹豫地说，维尔玛出门的时间绝不可能早于五点十五分。她说得如此斩钉截铁，自有她的道理。就在出事的那几天，大楼里有一群工人在干活，他们五点整收工，然后还会在院子里的水龙头那里洗洗涮涮，一般都会耽误个十来分钟。九号那天，工人们五点钟收工的时候，维尔玛还没有出门，他们洗完了走出大楼的时候，维尔玛也没有出门。工人们走了几分钟以后，阿达尔吉萨·罗西尼才看见她出的门。应该是刚过五点十五分。

“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在讯问过程中，塔利亚门托大街76号的女守门人透露的另一个隐情为蒙泰西一家人的行为蒙上了一层迷雾。实际上，自从那天去辨认了尸体之后，死者家人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阿达尔吉萨·罗西尼表示，就在维尔玛死后没几天，死者的母亲曾要求她改变关于维尔玛是五点半出门的原始证词，遭到了她的拒绝。于是维尔玛的母亲便对她说：

“那么帕萨雷利博士怎么能和她坐同一班火车出行呢？”

女守门人说她是这样回答的：

“她大概看错手表了。”

接着维尔玛的母亲还想对她施加压力，她气恼了，喊道：

“你们算是碰见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了，想叫我更改时间，门儿都没有。”

帕萨雷利博士

为了给调查开个好头，帕萨雷利博士被再次传唤。她出现的时候有点儿激动又有点儿不安。这一次她对在火车上看见过维尔玛·蒙泰西的事显得没多大把握。“我好像看见是她”，这就是她的证言。她又一次描述了女孩的外貌。那是一个年轻姑娘，年龄应该是在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头发“在额头向后梳得很高，两鬓贴得紧紧的，脑后梳了个大大的发髻”。她没有戴手套。脚上穿了双鹿皮鞋，外衣的颜色以绿为主。

然而，只不过几个月前，维尔玛才刚满二十一岁，而且很多认识她的人都说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此外，那天下午她最后一次离开家的时候穿的也不是皮便鞋，而是一双特别招人注意的便鞋，上面还绣着金边。她的发型也与帕萨雷利博士的描述并不相符，因为最近几个月以来，维尔玛一直留的是短发。

靠一线生机躲过一劫

调查员向帕萨雷利展示了尸体身上穿的外衣。博士看见外衣时显出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模样。这是一件黄色外衣，很醒目，不大可能弄混。她把外衣翻了个面，好像是想看看里面是不是绿颜色的。然后她断然否认了这是火车上的女孩身上穿的外衣。

塞佩主任指出，女博士并没有看过维尔玛·蒙泰西的遗体。让她辨认的仅仅是衣服上的几块布料。不过，人们觉得倒真的有必要调查调查女博士的行为举止。经调查，她是学文科出身，在国防部供职，父亲是个高级军官，出身于罗马的名门望族。可同时查明的还有，她有轻微的近视却不戴眼镜，性格有些冲动，做事不过脑子，又常爱幻想。她靠一线生机躲过一劫：她想方设法证明了，就在自发提供第一次证言后没几天，自己是从哪儿弄到一笔钱买下了一套价值五百六十万里拉的公寓的。

“从今天直到永远”

帕萨雷利博士的证词不作数了，调查员便着手测算一个正常人从塔利亚门托大街76号走到开往奥斯提亚的火车站需要多少时间。参加这一项调查的有宪兵、公共交通公司的雇员，还有国防部的雇员。

读者必须知道的几件事

从这一期报道开始，在字里行间便可以找到前几期已刊出报道中所提出的“读者应该记住”的种种问题的答案。

从此刻起，将按照严谨的顺序逐一说明：

a）维尔玛·蒙泰西所谓的奥斯提亚之旅。

b）她的死亡时间和地点。

c）死亡原因以及对此的司法判定。

d）维尔玛·蒙泰西真实的生活习惯、道德准绳和家庭环境。

e）毒品贩卖。

f）在卡帕科塔的聚会。

g）对达西亚王子的揭发。

h）对乌戈·蒙塔尼亚、皮耶罗·皮西奥尼以及前罗马警察局长塞维罗·波利托的不利指控。

从塔利亚门托大街76号到火车站大门口的最短距离是六千三百零一米。在最理想的交通状况下，不考虑红绿灯的因素，乘出租车需要整整十三分钟。如果是步行，用正常步伐，需要的时间为一小时十五分至一小时二十一分。快步行走需要五十分钟。有轨电车（B线快车）正常情况下走完这段距离需要二十四分钟。假设维尔玛·蒙泰西乘坐了这种交通工具，那还得加上至少三分钟的时间，即她从家门口走到二百米以外的公交车站所需要的时间。

我们还没有算上她到火车站买票的时间和从售票点走到三百米外的站台需要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维尔玛·蒙泰西并没有乘坐五点半的火车去奥斯提亚。极为可能的是，就算她是五点钟出的大门，她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死亡时间

提交最初几份报告的人们并没有弄清一个基本的事实：在托尔瓦强尼卡海滩第一个检查尸体的医生迪·乔治博士称，尸体正在逐渐变硬。尸体在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变硬：即僵化阶段。然后才会向相反的状态转变。迪·乔治医生的结论是，维尔玛·蒙泰西的尸体处于“局部僵化状态”。他做出尸体处于“逐渐变硬”阶段的判断是有依据的：表现为颌部、颈部到上肢的僵硬。奈斯当氏定律是这样解释的：“尸僵从颌部肌肉开始，然后延续到颈部肌肉和上肢。”根据这条定律，迪·乔治医生呈交了他的报告书：死亡时间大约是在尸检前十八个小时。而尸检的时间是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上午九点三十分。

错误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罗马方面的指示到达之前，尸体一整天都暴露在阳光下。指示到达已是夜晚时分。几小时后，尸体被转移到解剖室。等到鲁道夫·蒙泰西和安杰洛·朱利亚尼过去辨认尸体，从发现尸体的时刻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小时。做完尸检再提出报告，报告说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四月九日夜间，因为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而且出现了“鹅皮”现象。死亡事件一年之后，医学院的一个教授小组在对尸体进行仔细检查后，给出了新的鉴定意见，认为可能是因为位于托尔瓦强尼卡海滩上的尸体在四月十一日这一整天中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与潮湿下，从而加快了腐烂的进程。

至于“鹅皮”现象，教授们指出，这在溺水死亡的尸体上是很普遍的现象，甚至在死亡之前就有可能发生，原因通常是恐惧或长时间的死前挣扎。然而在维尔玛·蒙泰西一案中，也可能是因为在进行尸检前该尸体已在冰柜中存放了过长的时间。总而言之，第一份报告，即迪·乔治的报告，是最正中要害的：尸僵是局部的。它的结论也不容置疑：维尔玛·蒙泰西死于四月十日夜间，在女守门人阿达尔吉萨·罗西尼看见她出家门二十四小时之后。

在这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她都做了什么？

维尔玛生命中消失的二十四小时

需要弄清的还有另一个重要事实：维尔玛·蒙泰西的死亡地点。先前人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女孩在奥斯提亚海滩上做足浴时突然晕厥，然后，已经淹死的女孩被海浪冲到了二十公里以外的托尔瓦强尼卡海滩。

为了支持这个假设，奥斯提亚警方指出，四月十日夜间，该地区经历了强劲风暴天气，刮起了猛烈的东南风。本案的督察员塞佩博士委托几位气象学教授和气象台证实这一资料。附有一九五三年整个四月气象记录的报告显示，奥斯提亚－托尔瓦强尼卡地区并没有那次所谓强风的相关记录。最值得关注的天气现象发生在四月十一日，恰巧是发现维尔玛·蒙泰西尸体的时间：那天刮的是西北风，风速每小时十三公里。

暴露秘密的指甲油

专家们所做的尸检表明，尸体身上并没有海洋动物噬咬的伤痕，也没有昆虫叮咬的痕迹，而在托尔瓦强尼卡海滩，这些生物是种类丰富、数目繁多的。根据这一点，督察员得出结论，这具尸体在被发现之前既没有在水中长时间浸泡，也没有在海滩上停放太久。而此第一条推断已从原则上排除了尸体是从二十公里以外被海浪冲过来的假说。

然而，人们还找到了一些更重要的线索。维尔玛·蒙泰西指甲上涂的指甲油完好无损。专家们证实了这种物质能抵抗海水的侵蚀，但他们又对从奥斯提亚到托尔瓦强尼卡沿途海水里悬浮的沙粒密度做了一番调查，结论是，在二十公里长距离快速漂流的情况下，指甲油很难抗得住沙粒的摩擦。

纽扣作证

在众人之中，塞佩主任是唯一一个对那件用一个扣子扣在尸体颈下的外套产生兴趣的人。维尔玛·蒙泰西的遗体在海滩上被发现的时候，搬运尸体的宪兵奥古斯托·佟迪觉得外套有点儿碍事，于是他捏住那个扣子，没费多大劲就把它揪了下来。

督察员塞佩数了数缝住扣子的线：一共是十七根。专家们认为，如果一位宪兵一揪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扣子扯下来，那么在这件外套经受海浪冲击之时，十七根线根本不足以抵抗在海上的漂流。

有了这些结论，当然还要加上另外一些很难搞懂的科学性结论，所谓尸体是从奥斯提亚海滩经过长距离的漂流被冲到托尔瓦强尼卡海滩的假说就被完全排除了。新的证据表明，尸体肺部所发现沙子的含铁量并不能成为判断死亡地点的决定性证据。维尔玛·蒙泰西是在距离她尸体发现地不远处淹死的。

另外

问题是，在托尔瓦强尼卡的海滩，离岸边五米远的地方水深不过半米。的确，维尔玛不会游泳，可就算一个人再不会游泳，也不至于淹死在半米深的水中。这其中一定另有原因。塞佩主任下决心将其查个水落石出。

专家组迅速成立了。一位声名卓著的医生和五位法医学教授对尸体肺部和肠子中的沙粒和浮游生物进行了研究。从这些东西的数量和侵入的深度，他们得出结论，死亡并非是在正常情况下发生的。从她吞下第一口水到死亡那一刻，时间最长可达四分钟之久。

专家组的调查表明，维尔玛·蒙泰西死于缓慢而持久的窒息，时长约为她开始接触水之后的十到二十分钟。这就解释了她为什么能淹死在半米深的水中：维尔玛·蒙泰西开始溺水窒息时已经处于过度疲劳状态。

想自杀不用费这么大的事

在得出如此重要的结论后，塞佩主任开始着手分析以下三种假说：

a）自杀。

b）意外。

c）他杀。

只有维尔玛的父亲曾提及她可能在四月九日夜间自杀，在去朗格特广场寻找女儿，去警察局报案和给朱利亚尼发电报时，他都是这套说辞。鲁道夫·蒙泰西声称，面临婚期将近、要和家人分开搬到未婚夫上班的城市波坦察去住的困境，他女儿想自杀。可维尔玛的婚事并不是家庭包办强加给她的。她有充分的自主权，她已经成年，只要愿意，完全可以取消与朱利亚尼的婚约。这样的解释听起来毫无说服力。

相反，她母亲拿出的证据对于推翻自杀假说就显得更有分量：维尔玛随身带了家门的钥匙，这样的情况可不经常发生。还有她姐姐的证词：出门前，维尔玛把换下的内衣用肥皂水泡在了洗脸盆里。末了，一个参加调查维尔玛·蒙泰西真实死亡情况的人这样说道：“人有自我保护的本能，要在一米深的水中挣扎一刻钟死去，得有超越人类极限的本领才行。”要真想自杀不用费这么大的事。

蛛丝马迹

塞佩主任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开始着手研究意外致死的可能。第一次尸检给出的解释依然有效：维尔玛的死因不会是在消化过程中下水，因为此时消化过程已经结束。而且即使如此，仅仅因为在饭后把脚浸入水中也不大可能引起晕厥。

至于维尔玛当时刚刚结束经期的状况，也无法解释这种虚弱的现象。专家们认为，她在特殊生理条件下可能遇到的任何不适都不可能阻止她爬上岸去。再次尸检之后，专家们最终还排除了其他疾病的可能：维尔玛的身体很健康。只是有一点，和她的身高相比，她的心脏略小一点儿，主动脉内径也较小。

另一方面，塞佩主任认为应当找到足浴假说的源头。这一假说出现在死亡发生后很多天，是婉达·蒙泰西“记起来了”她妹妹说起过要去奥斯提亚旅行的事。那是在葬礼举行完之后，他们全家老小都想给此次死亡事件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一种态度本身就有些可疑：在整个过程中，维尔玛·蒙泰西全家都表现得十分积极，想让大家相信婉达的说法。案件卷宗第一次归档时的结论是“意外死亡”，正是基于这一说法。然而，一切细节都指向这样的事实：维尔玛的家人对她去奥斯提亚的旅行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所谓的足浴了。

“我们从这里着手吧”

专家们同时还确认了，维尔玛·蒙泰西的脚后跟没有任何伤口、发炎红肿或湿疹，既没有茧子也没有被鞋子磨破皮的痕迹。塞佩主任仔细分析了这一家人的可疑态度。维尔玛的父亲支持“意外死亡”假说的态度很不合时宜，他解释说姑娘解下袜带是为了洗脚时动作更自如一些。然而姑娘却没有脱去外套。试想，一个想在洗脚时动作自如的人必会在解下袜带之前先脱去外套。甚至会为了更方便解下袜带而先把外套脱掉。

最后还有一点，很难想象维尔玛会为了洗洗脚走上二十公里的路，从奥斯提亚车站一路来到托尔瓦强尼卡的海滩，尤其是在从火车站走不了几步路就是大海的情况下。塞佩主任没有闭眼接受意外死亡和足浴的说法，他在继续他的调查。

现在他的手里有了一个更重要的线索：维尔玛·蒙泰西心脏的大小。这可能与毒品有着某种关联。

昏迷中，她被扔进了大海

当安杰洛·朱利亚尼看见他未婚妻的尸体时，他注意到了胳膊和腿上的一些痕迹，由此联想到了谋杀的可能性。走出解剖室的时候，他把这情况告诉了一位记者。第一次尸检也证实了这五处瘀斑的存在，然而却没能从法医角度给予足够的重视。

由塞佩主任下令组成的专家组对尸体重新进行了仔细检查，甚至还进行了细致的X光检测，宣布并不存在骨损伤。他们观察到死者脸部，特别是在鼻子和眉毛上有几处表皮擦伤：这是尸体和沙粒摩擦的结果。与此相反的是，检查表明，那五处瘀伤都是在生前造成的。专家们认为可能是在死前挣扎的初始阶段至死亡前五到六个小时之间的任何时段造成的。

没有性暴力

针对具体情况，在缺乏其他典型线索的情况下，这五处瘀斑是在一次性暴力行为中造成的假说被排除了。五处瘀斑中，两处在左臂上，两处在左边大腿上，还有一处在右小腿上[瘀斑的位置描述与前文略有差异，疑为作者笔误。]。专家们根据它们的位置、数量及其浅表程度做出了判断，它们符合“抓握”一具无知觉躯体留下的特征。

没有搏斗或挣扎的痕迹，这样就可以得出很明白的结论——这些瘀斑形成的时候，躯体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在性暴力行为中，会有不一样的特征。瘀斑的数量和位置也会非常不同。

仅仅检查内脏是不够的

大家都记得，在第一次尸检之后有一次内脏的化学检测，为的是证明毒品存在与否。检查结果是阴性。一年以后，专家们指出，“死亡前的无意识状态和内脏里没有毒品痕迹这两件事并非不能共存。”最初的检查是不完整的，因为没有对血液、大脑或脊髓中有无毒品痕迹进行检测。因此，内脏化学检测呈阴性的状态并不能被当作是绝对的。尽管内脏检测中没有发现毒品的痕迹，维尔玛·蒙泰西仍然有可能是死于毒品。

前路大开

另外，也可能是某种不会在内脏中留下痕迹的生物碱。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它可以在生前或死后被代谢消除，或在死后转换成其他物质。对于易挥发或是能快速分解的物质，这一说法更是极有可能成立。

面对这种情况，上级部门认为，维尔玛·蒙泰西到底有没有服用毒品，从法医角度来说根本就没有结论。因此，检测结果不是阴性，而应该是无效，因为它仅能证明在那次调查进行时她的内脏里没有毒品痕迹。这痕迹完全可能存在于其他器官里，甚至，如果早做检测的话，在内脏里也有可能发现残留。

“你的小心脏”

塞佩主任注意到了维尔玛·蒙泰西心脏体积较小这一事实。他向好几位专家询问，这种情况会不会成为女孩在足浴时晕厥的诱因。专家们都回答说不会——维尔玛因为心脏体积小在特殊生理条件下会造成虚脱的假说绝无根据。

不过，专家们却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在使用了毒品的情况下，心脏体积过小是可以致人虚脱的。”

对遗体的细致检查得出的结论是，维尔玛的性敏感程度低于正常水平。塞佩主任认为，这可能正是她使用毒品的原因，因为倘若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不能达到性兴奋，是可能去利用这种资源的。当然也可能是有人用了这种办法来摧毁受害者的反抗意志。

逆向思维更直接

认为维尔玛的衣服是被海水冲掉的假说完全可以被排除了。如果海水真能冲掉她的衣服，海上必定是风急浪大，在这种情况下，她外套纽扣上的十七根线是无论如何也支撑不住的。然而蹊跷的是，袜带却从尸体上消失了，要知道这可是最贴身的一件衣物，蒙泰西家过去的一个女佣甚至说，有好几回，为了穿上或是脱掉它，维尔玛都得叫她帮忙才行。

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很可能是别人而非维尔玛本人强行把她的衣物脱下来的，再不然就是毒品起了作用。可是，那件外套就更成了件蹊跷事了：她能把吊袜带脱下来，却没脱掉本来最容易脱掉的一件衣物——外套，真是奇怪透顶。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更符合逻辑的情况呢？比方说，维尔玛在虚脱的时候身上根本就没穿什么衣服。她发病后，那个至今还不知姓名的同伴为了消除自己行为的痕迹，急急忙忙想把衣服给她穿上。所以她身上才穿着外套。因为那是身上最容易脱下、也最容易穿上的衣裳。也正因为如此，吊袜带才没在身上。

结论

这些细节，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没有必要一一列举的细节被调查清楚之后，塞佩主任得出结论：维尔玛·蒙泰西在死亡前处于丧失意识的状态，由过失行为或故意行为造成。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仅此而已。如果判断为过失杀人，其依据是，当责任人把维尔玛丢弃在海滩上以摆脱干系时不知道她还活着。有意思的是，最早的报案人当中的一位也说，维尔玛参加了一个狂欢派对，因为吸食毒品造成昏厥，从而被抛弃在沙滩上。

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在这样一种选择面前，意大利法律中有所谓的“从轻条款”。即如果在较重和较轻的罪行之间无法确定，被告应按较轻的罪行论罪。意大利刑法第八十三条第一部分是这样规定的：“在实施犯罪的方式上因为失误或其他原因，产生了与动机（在这个个案中应是藏匿所谓的尸体）不同的结果，在法律认定事实为过失犯罪的情况下，罪犯应按此过失被论处有罪。”基于这一条法律，塞佩主任确定维尔玛·蒙泰西的死亡属于过失杀人。可究竟是谁杀了人呢？

核心人物

此刻，塞佩主任还不可能说出具体的名字。不过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值得一提：从五处瘀斑不难推断出，维尔玛的躯体在托尔瓦强尼卡海滩被扔进水中时，她可能处于无意识状态。换句话说，意外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受害人是被运到这个荒无人迹的地方来的。在这个地方，海岸线离柏油马路有十二米以上，运送维尔玛·蒙泰西的汽车应该是停在了公路上。公路和大海之间是一片沙地，难以通行。考虑到受害者的体重和五处瘀斑的位置，塞佩主任得出结论，把维尔玛·蒙泰西从汽车上运到海边，至少需要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谁？”想着这个问题时，塞佩主任一定是在挠着自己发亮的谢顶。到此刻为止，他手中的线索还只有一条：维尔玛·蒙泰西可能和毒品贩子搅到了一起。于是，就像是电影里许多侦探都会做的那样，调查员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向自己提出了一个至今为止还没有人问过的问题：“维尔玛·蒙泰西究竟是何许人也？”

天真女孩的神话破灭

从警方最初发布的报告起，就在公众中营造了这样一个印象——蒙泰西一家堪为谦恭、谨慎和淳朴的典范。各家报纸也都推波助澜，制造出一个理想化的维尔玛·蒙泰西形象：天真无邪，心无恶念，最后成了那帮恶魔般的毒贩的牺牲品。然而，这里面有个无法掩饰的矛盾，那就是：这样一个集众多美德于一身的女孩，怎么会和那帮家伙搞在了一起，参加那样一个“狂欢派对”，最后搭上了性命。

塞佩主任发现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有问题，便决定对维尔玛·蒙泰西的真实家庭环境和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生活做一番彻底调查。

坍塌的偶像

“维尔玛的母亲，”调查结束后，督察员这样写道，“在邻里中名声不太好，而这也影响到了女儿，使得她从很小时便家教不严，四体不勤，并且习惯于过一种与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相符的奢华生活。”在冷静而客观的调查面前，维尔玛·蒙泰西那种可怜的无辜女孩、毒犯手中的牺牲品的形象破灭了。正是维尔玛·蒙泰西的母亲在家中做出了既虚伪又低俗的坏榜样。“她——”案件总结里这样写道，“在丈夫面前很有权威，对全家人都十分专横，甚至对自己的母亲动粗，在家里经常满嘴脏话粗话。”

手袋之谜

母亲的种种表现对维尔玛成长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在她最近一次和邻居争吵时，爆出一连串不堪入耳的粗话，这些也都被调查报告一一记录在案。在维尔玛死后不久，国民大街上一位杂货店老板听见她的两个熟人——这两人的姓名后来未能确定——这样说起死者：“这很自然，像她那么过日子的人不会有什么别的下场。”

鲁道夫干一天活挣的钱不超过一千五百里拉。然而，在维尔玛·蒙泰西生前最后的那些天里，她却拥有一只正版的鳄鱼皮手袋，专家们估值八万里拉。手袋的来源不明。

掷地有声的话语

看来人们已经忘记了警方最早已证实过的一件事：在她的未婚夫被调到波坦察以后，女孩养成了每天下午都要出门的习惯。当时还有人肯定地说，她从来不会在七点半以后回家。可住在塔利亚门托76号最后一座大楼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向塞巴修大街的一个药剂师透露过，而这一位后来又告诉了警察，说他曾经在后半夜给维尔玛开过大门。

阿农西亚塔·琼尼曾经在蒙泰西家做过五个月的帮佣。这位女佣向警方透露的情况和这家人自己所讲的完全相反：只要鲁道夫·蒙泰西不在家，大声争吵就是家常便饭，有一回维尔玛的妈妈在大骂维尔玛的时候，使用了两个语气相当激烈的词，温柔一点儿翻译过来的意思大概是：“婊子，不要脸。”

小姊妹俩

有人还说过这样一件事：每天早上八点钟左右，父亲出门之后，姊妹俩总会上街去，下午两点才回来。前任女佣证实了这件事，可是她又说，自己没把那当成什么大事，因为她一直以为那姊妹俩是上班去了。

下午的时间里，即便是在和朱利亚尼订婚之后，维尔玛·蒙泰西也会接到无数个电话。每次接电话之前，她总会关上房门，说话的声音特别小，好像在防着什么人。可谁也闹不清那些电话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打来的，也闹不清是不是长途电话。如果是的话，那也肯定不是朱利亚尼打来的，因为在她死前的几个月里，罗马和波坦察之间并没有通话记录。

可疑的态度

至于这一家人在维尔玛死后的表现，督察员通过检查电话账目了解到，维尔玛的母亲从各家报纸发布的有关维尔玛死亡案的报道中捞到了好处。每次她提供了什么消息总会收取好几百里拉的报酬，“有一回——”报告里说，“她还因为收到的酬劳太少抱怨过，劝记者们写出更辛辣的文章来。”从这次和其他几次调查中，督察组得出结论，维尔玛·蒙泰西过的是一种“双面生活”。她从小过着与自己社会地位不相符的奢华生活，在生活习惯和言行上又缺乏与之相称的管教。维尔玛梦想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且她拥有充分的出行自由，无论是在早上还是在下午。

因此，真实的维尔玛·蒙泰西——和报纸上编造出来的那个完全不一样——与毒品贩子有联系，并且去参加过一个“狂欢派对”，也就不那么难以置信了。

电话

督察员把目光投向从前，他记起了婉达·蒙泰西第一次的证词，当然后来她又做了些更正：“维尔玛出门之前没有打扮，原因很简单，时间来不及了。她肯定是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后出的门。”这一证词使人联想到，婉达如此肯定地知道她妹妹可能会接到紧急电话后临时出门，甚至知道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这一点蒙泰西家里的人可从来没对警方说起过。

鲁道夫·蒙泰西，这个唯一能在家里营造点儿严厉气氛的人，没有时间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工作几乎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他连中午回家吃顿饭的工夫都没有。

王子干了些什么事情？

不过，在继续往下调查之前，还有一份证词需要分析一下：有人说，四月九日下午，就在案发地一带，他清清楚楚地在一辆轿车里看见了达西亚王子，身边还坐着一位姑娘。一位律师得知了这一消息，并把这件事告诉了乌戈·蒙塔尼亚的律师，而这位律师又引发了件大丑闻：他去找证人谈了谈，这人也向他证实了自己的证词。当证人的妻子知道此事后，失声喊道：“倒霉鬼。我对他说过叫他闭嘴。那姑娘就是维尔玛·蒙泰西。”

达西亚王子是意大利的一个年轻贵族，身高一米八六，瘦得像一根棍，他也被传唤出庭。他否认了自己的陪同者是维尔玛·蒙泰西。然而同时他也拒绝透露那个女孩的姓名，因为达西亚王子是个不折不扣的绅士。

让我们来瞧一瞧吧

不过，绅士不绅士的问题这回要先放在一边，因为对塞佩主任而言，这一类不在场证明一文不值。最终，一位罗马上流社会尊贵女士的名字被披露出来，她在被传唤出庭作证时肯定了王子关于四月九日去过卡帕科塔的说法。此外，王子还出示了一张加油发票，证明自己那天下午为了这趟旅行曾经加过二十升汽油。

对达西亚王子的指证无果而终。不过，其他的一些具体指控则需要再作一番审视：对乌戈·蒙塔尼亚和皮耶罗·皮西奥尼提出的指控。可是，在继续往下讲述之前，我们必须对读者交代一件几天以来诸位一直想知道，然而只有到了此刻才方便透露的事情：维尔玛·蒙泰西至今仍是处女之身。

对皮西奥尼和蒙塔尼亚的揭露

蒙泰西一案的督察员证实了皮耶罗·皮西奥尼生活的以下几点事实：

他在阿切卢西奥大街20号有一处单身公寓，仅供他一人使用，他经常在那里和朋友们还有女人们组织派对。这套公寓房并没有在大楼门房那里登记在册。女演员爱丽达·瓦利承认去过那里几次，因为“有几张唱片想听一听”。

根据多方面的证词，作为一个男人，皮耶罗·皮西奥尼“在爱情方面口味比较挑剔”。有人透露说他经常追求毒品的刺激。

有人证明，他和蒙塔尼亚都是狒狒大街一家小酒吧的常客，人们应该记得，正是在这里有人听见安德烈娅·比萨奇亚说过：“蒙泰西那个女孩绝不可能是死于意外，因为我太了解她了。”这个酒吧后来被警察封了，因为那里常有“存在主义者、瘾君子和至少是道德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

“侯爵”

乌戈·蒙塔尼亚，人们都叫他圣巴托洛梅奥侯爵，他举止优雅，人脉极广，有关他的生平，我们不妨直接引用卷宗的原文：

“他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生于巴勒莫省格罗特市，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极其一般，家中好几位成员都曾留有刑事犯罪记录或在警方留有案底。其父迭戈曾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在皮斯托亚‘由高层下令’逮捕，并于当月二十七日被驱逐出境。他的一个兄弟曾因欺诈罪和窝藏罪被判处多年徒刑。

“一九三〇年，乌戈·蒙塔尼亚迁至皮斯托亚，后迁回巴勒莫，在那里他第一次被捕，罪名是期票造假。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被释放，获得暂时自由，并于当月二十八日被驱逐而前往罗马。”

结婚生子

“乌戈·蒙塔尼亚——”案卷继续，“一九三五年在罗马同艾尔莎·阿尼巴尔迪结为夫妇。后再次因伪造财会师身份被捕，一九三七年获大赦出狱。

“他与妻子有过短暂的共同生活，并生有一子，后因忌妒及利益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他把赚到的钱在风月女子和纵欲旅行上挥霍一空，留给妻子的甚至不足以维持其基本生活的事实，与妻子离婚。

“一九四一年五月，由于一位邻居的抗议，他受到警方的告诫，停止举行夜间的派对，这些派对通常在他位于弗拉米尼奥区的住所举行，纵情歌舞，热闹非凡，往往会持续到后半夜，参加者人数众多，有男有女。”现今他的身份是超级百万富翁。

证人

机修工皮奇尼在前一年曾急急忙忙地告诉警方，说他三月上旬确定无疑地看见了维尔玛·蒙泰西和一个男子坐在一辆卡在了卡帕科塔附近的轿车里，这一次他被传唤去正式作证。皮奇尼把自己看到的作了呈堂证供：那男子和自己身高差不多，一米六九左右，半秃顶，举止优雅，没戴礼帽，一口纯正的意大利语，略微带点儿罗马口音。

然而这一回，人们发现皮奇尼并不是独自去帮那个陌生人的。他是和一个姓德·弗朗切斯科的工友一起去的，他认可了这些说法，除了皮奇尼所说的纯正意大利口音。据德·弗朗切斯科说，那个坐在车里的男子略微带点儿外国口音。两个证人被带到一起对质。皮奇尼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在一次指认中从四个外形相同的人当中辨认出了皮耶罗·皮西奥尼。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样一个事实——在那个时候，皮耶罗·皮西奥尼的照片已经在报纸上出现过不知多少次。

打电话的那个男人

在皮奇尼的证言中有这样一点，他记得轿车里的那个男人行迹有些可疑，因为他急于去打一个电话。在那个钟点，是很少有人会去打电话的。督察员叫来了奥斯提亚火车站雪茄烟店的经理雷默·比格利奥奇，让他描述一下打电话的那个男子。在记忆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比格利奥奇描述出了一个皮肤黝黑、椭圆脸型、深色头发、半秃顶的男人，来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着急。这位证人还说，他一看见皮耶罗的照片，立刻就认出了他就是三月上旬在他的雪茄烟店里打过电话的那个男人。

如果认可维尔玛·蒙泰西就是坐在轿车里的那个女孩——证人们的描述基本一致——的说法，那就不得不对蒙泰西家人的说法提出质疑，因为据他们说，维尔玛从来没有在外面待到很晚才回家。不过督察员早已对这一家人的真实表现了然于胸，也没有忘记蒙泰西的妈妈曾经教唆女守门人改变自己的证词，凡此种种，都让人不难想到，这女人是知道点儿什么的，她的女儿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她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掩饰住。因此，蒙泰西家人为排除车上女孩是维尔玛·蒙泰西的可能性所提供的证言没有被采信。

真的没有人去看热闹？

与此同时，督察员还决定对前两次归档时未加考虑的几个人进行传唤，他们一定也有话要说——就是那些出于好奇去托尔瓦强尼卡海滩看死尸的人。在此之前大家都没想起她们，具体说是安娜·萨尔维和娅勒·巴勒里。她们俩被传唤时一致辨认出维尔玛·蒙泰西的尸体就是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五点三十分乘坐一辆深色轿车、身边坐着一个男子、从她们在托尔瓦强尼卡的家门前经过的那个姑娘。她们对那名男子的描述也完全一致。她们说是在海滩上看见过那具尸体，可后来又在报刊上看到说，那女孩其实四月九号就淹死在奥斯提亚那边的海滩上了，她们就没再打听这件事了。

意外情况

还有不少混乱的意外情况。比方说有个人说他也在海滩上看见过那具尸体，但其证词的可信度存疑。前一天下午，这人曾经和老婆一起从一辆黑色轿车旁路过，就在卡帕科塔附近不远的地方，他还停下来看了看车上的女孩。他老婆说了他一句：“不要脸，还看姑娘呢。”第二天，在海滩上见到那具尸体后，他跑去找到他老婆，对她说：“你知道吗？昨天下午我们看见的那个女孩，今天早上死在海滩上了。”可他的老婆不愿意在督察员面前证实他的证言。不过，塞佩主任一刻都没有气馁，下定决心要把这项工作继续干下去。他已经想好了要迈出的下一步：让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和乌戈·蒙塔尼亚当面对质。

警察销毁了维尔玛的衣裳

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出庭对质的时候镇静自若。她确认了自己在遗嘱中所提到的全部指控。她还提供了几个新的材料，扩大了指控的范围。她说，关于新闻界屡屡提到三月上旬陷在沙子里的那辆黑色轿车（据皮奇尼的证言），她也曾在皮耶罗·皮西奥尼家门口看见过一辆阿尔法1900。她说，看见那辆车，她想起了报纸上发表的那些文章，于是就忍不住想去看一看牌照号，可蒙塔尼亚察觉了她的企图，并很有技巧地阻止了她。她坚持指控说，皮西奥尼和蒙塔尼亚一起去拜访了警察局长，而她当时就坐在车里等候。皮西奥尼否认了她的指控。然而后来这次访问被证实确有其事。

尽管有仇恨在

在审查了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的全部指控、她的许多说明也均被证实之后，案卷的督察员得出了以下结论：“鉴于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的证言基本前后一致，坚定不移，且反应极为敏捷，表露出极大的自信，甚至在同蒙塔尼亚和皮西奥尼戏剧性的当面对质中也是如此，她在正式督察过程中的种种证词值得重视，这其中还应包括她在第二次归档之前和在穆托一案中的证词。”

“诚然，卡格里奥——”督察员继续说道，“对蒙塔尼亚心怀恨意，因为在一段不算短的亲密生活之后，她被此人抛弃了，这让女孩备受打击，常常会在她的信件中表露怨恨。”但督察员的结论是，这种情感上的东西可以作为她行为的一种解释，但她的所作所为不能被当成产生于嫉妒心的空穴来风，或一种欠考虑的复仇。

一部劣质电影

女演员爱丽达·瓦利也因为那通从威尼斯打出的电话被传唤，曾对媒体否认此事的她这回承认自己的确打过电话，但完全不是证人们说的那种情况。她说，那次通话，从她这方面来说，只是因为读了一些和皮西奥尼有关的剪报。这些剪报——女演员说——都是米兰一家叫作“足迹的回声”的代理机构给她寄来的。为了证实这一点，她出示了这几份剪报：一份出自五月六日的《简讯》，一份剪自同一天的米兰《塞拉报》，另一份来自五号的《塞拉时代报》，还有一份是从米兰的《团结报》上剪下来的，日期也是五号。不过，爱丽达·瓦利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她的电话是四月二十九日打的。是在她这些作为不在场证明的剪报出现前一周发生的事情。

“阿马尔菲扁桃体炎症”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查一查：皮西奥尼的“阿马尔菲扁桃体炎症”。正像前面提到过的，这位年轻的流行音乐作曲家赌咒发誓说自己当时和女演员爱丽达·瓦利一起待在阿马尔菲，然后在四月十日下午回了罗马。那天晚上他们俩都要参加一个会议。然而调查表明，皮西奥尼并没有出席那次会议。对此他有个解释：那天下午，他因扁桃体发炎不得不卧床休息，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出示了迪·菲力普医生的处方，都一年时间过去了，难得那处方还保存得那么完好。他还出示了一份尿样化验单。

时间过去太久，迪·菲力普医生已经记不起开那张处方的日期了。然而，督察员对医疗登记本做了一番细致调查，发现这位医生的门诊记录和皮西奥尼那张处方的日期对不上号。

针对这可疑的差别，皮西奥尼提交的这份处方被送去做了技术鉴定，笔迹专家们一致的看法是，处方的日期被修改过。

又一次的崩塌

接下来又针对尿样化验单的真实性进行了调查。这次尿样化验据称是在细菌研究所做的，该所负责人萨尔瓦托雷利教授声明他不认识化验单上的签名。另外他还查了查他的记事簿，表示无论是在记事簿上还是在该所的化验记录上都找不到皮耶罗·皮西奥尼这个名字。笔迹专家们仍然试图找到那个签名是出自何人之手，最后他们都倾向于认为是该所的一位职员——卡杜奇医生所写。实际上，卡杜奇医生也认出了那是自己的签名，只不过无论是在记录本上还是在他的记忆里，都没有一个叫皮耶罗·皮西奥尼的病人做过尿样化验。卡杜奇医生自己提出一种假设，说这份假的化验单应该是在一张有自己签名的空白单子上，或者是把一张真的化验单原有的字迹擦掉后填写的。

“狂欢派对”

最后，督察员还造访了卡帕科塔，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人宣称乔本·乔输掉了一千三百万里拉。许多证词都表明，在这所房子里经常举行著名的“狂欢派对”。房子离发现蒙泰西尸体的地方不太远。

督查员查明，蒙塔尼亚不时会在这所房子里和他的朋友们聚会，有时也会一丝不挂，在邻近的海滩上洗洗海水浴。他查明并在卷宗概要里写道：蒙塔尼亚和安娜·玛丽亚·卡格里奥“肯定不止一次在这里待过；至少一次，是蒙塔尼亚和乔本·乔一起，还有一回是蒙塔尼亚和他的一个朋友，另有两个姑娘在”。

无头的玩偶

在艰难的洗牌过程中，主任调查了蒙泰西一案中最严重的一个指控：警方销毁维尔玛衣物的问题。在穆托一案的审理过程中，曾对《当代》杂志社的编辑部进行过一次搜查，发现了编辑朱塞佩·帕拉托的一个笔记本。其中有一条笔记谈到，在与杜卡先生的谈话中，这位先生透露说在一九五三年五月曾有位警察对他说过，就在找到维尔玛·蒙泰西尸体的当天，皮耶罗·皮西奥尼到警察局长那里去过，送去了尸体上缺失的衣物。经过一番艰难的调查，督察员找到了那位“杜卡先生”。他的全名叫纳塔尔·德尔·杜卡。

纳塔尔·德尔·杜卡不但承认他的确说过这话，还作了一些补充：维尔玛·蒙泰西的衣物被藏匿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征得蒙泰西一家人的同意后被销毁了。德尔·杜卡还说出了向他透露此事的警察的姓名。于是那位警察也被传唤作证。最终，因为出现了新的证据，另一项指控也逐渐清晰起来：被销毁的不仅是那些衣物，在征得蒙泰西家人同意的情况下，尸体上的衣物也在事后遭到替换，目的是让人觉得维尔玛出门前没有打扮，也就谈不上什么赴约。

“这里面还有你的事？”

面对这一重大指控，督察员下令对那些作为尸体所穿衣物保存下来的衣服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外套上氯化钠的含量大大高于其他衣服。结论是：除过外套，其他任何一件衣服都没有在海水中浸泡过，除非它们被清洗过或是经历了某种清除氯化钠的过程。此外，这些衣服还都被穿得很旧，有明显的破损，有些地方还污迹斑斑的。督察员觉得很奇怪，维尔玛·蒙泰西怎么也不至于在出门之前换上一身这么破烂的内衣吧。因此他又一次叫来在海滩上看见过尸体的那几位，问他们：“维尔玛·蒙泰西当时身上穿着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的？”所有人的答案全都是一样的。他们对尸体身上衣服的描述和督察员手头拥有的，而且被专家们分析过的衣服大相径庭。

塞佩督察把他的猜想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实际上尸体身上的衣服被人脱去且更换过，而且得到了蒙泰西家某些成员的首肯。罗马的一位官员塞维罗·波利托被传唤来回应此项指控。当然此人后来还要面临更多的问题。

三十二人被传唤到庭！

塞维罗·波利托，前罗马官员，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其实自己从未对蒙泰西一案有过过多的关注。督察员翻阅了官员公署的档案，发现有一些东西足以驳倒他的这一说法：其中有一份新闻稿的抄件，在上面签名的正是塞维罗·波利托，日期是一九五三年五月五日。在这份各家报纸从未刊登过的稿件里，官员写道：“有关一位虽未指名道姓，却有明显暗示的高层政治人士的儿子的消息毫无根据。”

就在五月五日当天，另外一份公报被交给媒体，上面说：“尸体被找到后，没有任何调查结果能作为改变司法部门调查及其结论的依据。”那正是有人提出并拼命捍卫维尔玛·蒙泰西是在一次足浴中死于意外的假说之时。

更多的证据

此外，还有另一个证据能证明塞维罗·波利托曾亲自关注过这一案件。经查明，他曾于四月十五日向警察局长递交一份报告，再一次肯定了洗脚假说。在这份报告中，他确认那女孩是五点整出的门，曾经有人在火车上看见过她，而且她“表现平静，完全正常”。报告里还对某些衣物的失踪给出了如下解释：“女孩应该是自己脱下了衣服，为的是在水中走几步，直到海水没过她的膝盖，她过去也曾有这样的习惯。”督察员证实这份报告里有三处虚假断言：“过去”维尔玛从来不会为了在海水里洗脚把内衣脱下来，她总是穿着泳衣；她不会走到海水没过膝盖的深度，而总是在水边冲冲小腿；最后一点，她也并非五点整出的家门。

是在米兰吗？

在此阶段，被传唤的还有《意大利日报》的记者巴莱里奥·巴莱里亚尼，为的是让他证实一次对塞维罗·波利托的采访的真实性，采访内容被刊登在了这份报纸上。在采访中，前官员声称：

a）找到尸体后他亲自领导了调查。

b）调查的结果已经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证实了这是一起不幸意外的假说。

c）那个姓蒙泰西的女孩脚后跟患有湿疹，因此才决定把双脚泡进海水里。

d）对皮耶罗·皮西奥尼的指控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已经证明案发当天他在米兰。

“我不认识这个人”

在被问及与乌戈·蒙塔尼亚的关系时，前官员波利托声明说，他是在维尔玛·蒙泰西死后才认识这位先生的。然而许多证据都表明，他们之间的交情由来已久。此外，有件事情是前官员想不到的：在某一段时间里，蒙塔尼亚的电话是受到监控的，这位先生和当时的官员有过通话，从中完全听不出他们是结交不久的朋友。通话的时间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三日，正好是在蒙塔尼亚第一次被传唤之后。在通话过程中，塞维罗·波利托与蒙塔尼亚的这段对话被案卷原文引用：

“你是一个自由的公民，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你看到的，就连‘庞贝’自己都把两点排除在外了：毒品的问题和公寓问题。你会看到……”

蒙塔尼亚听上去比官员更狡猾些，他说：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十一点见个面怎么样？哦不，要不这样吧：我们九点碰头，一起吃个饭。”

塞维罗·波利托答道：

“太棒了。”

顶点

另外，督察员还证实，警方没收的那个维尔玛·蒙泰西抄写四月八日写给未婚夫情书的小本子里少了好几页，显然是在没收之后被人撕去了。不过，是什么人、什么时候以及出于什么目的撕去的都无法确认。

塞维罗·波利托无法为自己说过皮西奥尼曾身在米兰这件事做出解释。皮西奥尼当时根本就没去过米兰，更糟糕的是：他根本没有想到去说自己当时身在米兰，好让自己脱身。

“诸如此类的怪异行为——”案卷上说，“还有许许多多：关键材料的遗漏，编造子虚乌有的情景，对虚构情景的曲解，对重大情节的歪曲，以及刻意制造的错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对蒙泰西女孩真实死亡原因和方式的调查行动落空，为了消除对那个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这一犯罪行为主犯的人有关联的任何怀疑，避免对其的任何调查……”

事情并没有结束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一日，在维尔玛·蒙泰西离开家踏上不归路的两年之后，皮耶罗·皮西奥尼和乌戈·蒙塔尼亚到庭受审。前者被指控犯有过失杀人罪。后者被指控犯有包庇罪。官员塞维罗·波利托则要对上文提到的种种指控负责。

但在此案长达两年的调查过程中，从立案侦查到遭遇障碍，卷宗被一次次归档，又一次次被重新翻出来，不少人被新加进了这个名单——前后到庭受审的达二十人之多，罪名主要是作伪证。

塞佩主任经过艰难取证最终证明清楚，维尔玛·蒙泰西有二十四小时没在家中。这二十四小时内她做了什么？这正是本案的一个重大空白。尽管先后有二十个人因为作伪证到庭受审，但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能把这件疑案说个明白：谁也没有提到四月九日晚上，就在维尔玛的父亲在朗格特广场绝望地寻找女儿的时候，是什么人或者可能是什么人和她在一起。而到了第二天，当安杰洛·朱利亚尼接到电报说未婚妻自杀了的时候，维尔玛·蒙泰西其实还活着。她在死之前至少还吃了两顿饭。可是谁也说不清她是在哪里吃的。甚至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哪怕是暗示一下，说在四月十日的黄昏曾看见她吃了一根冰棍。有可能在下个月的听证会上，这一神秘的事件就会有一个反转。但更大的可能是它将永远不为人知了。

---来自罗马的连续报道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十九日至三十日

---《观察家报》，波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