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到访匈牙利”

(节选)

回到种子里去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亚诺什·卡达尔[亚诺什·卡达尔(János Kádár,1912—1989),匈牙利政治家,十月事件后离开布达佩斯,在匈牙利东部建立了新的工农革命政府。],匈牙利全国理事会主席,八月二十日在距布达佩斯一百三十二公里的乌伊佩斯特足球场上露面,与聚集在那里的六千位农民一起庆祝社会主义宪法颁布纪念日。我当时在场,与十月事件后到达匈牙利的第一个西方观察员代表团一起,跟卡达尔同在主席台上。

在过去十个月的时间里,布达佩斯都是一片禁区。从那里的机场起飞的最后一架西方国家飞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起飞——是一架奥地利的双引擎飞机,为《竞赛》杂志租用,以运出在布达佩斯的战斗中身受致命重伤的特派记者让·卡尔斯·佩德拉兹尼。从此,匈牙利关上了它的大门,直到十个月后才对我们重新开放,这是因为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筹备委员会施加了影响,从匈牙利政府争取到一份邀请,让一个由十八位观察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布达佩斯。团里有两个建筑师、一个德国律师、一个挪威国际象棋冠军,以记者身份前来的还有一位,是个比利时人,名叫毛里斯·迈尔,留着赤红的小胡子,可爱得要死,能喝啤酒,爱讲些傻乎乎的笑话,他的职业生涯始于西班牙内战,德国人占领期间他还在列日负过伤。他们中间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入境的时候,匈牙利海关用了三个小时检查我们的证件,然后,一位翻译员把我们集中在餐车里,做了个情况介绍,又致了简短的欢迎辞。接下来,翻译员给我们宣读了此后十五天的行程计划:参观博物馆,和青年组织共进午餐,观看体育表演,再就是在巴拉顿湖疗养一周。

毛里斯·迈尔代表大家对邀请我们访问匈牙利表示了感谢,不过他又表示我们对旅游体验不大感兴趣。我们想要的是另一些东西:想了解匈牙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要真实的,没有经过政治掩饰的,还想知道这个国家的现状。翻译员回答说,卡达尔政府会尽一切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那是八月四日下午三点钟。当晚十点半,我们到达空无一人的布达佩斯火车站时,茫然不知所措却精力充沛的一群人正在车站等候我们,他们护卫了我们整整十五天,施展各种高招,就是不让我们对时局形成具体的概念。

我们还没卸完行李,那群人当中的一个——他自我介绍说是翻译员——便开始念一张名单,那上面有我们的名字和国籍,我们必须像小学生似的答“到”。接下来我们被请上了一辆大巴车。这里面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代表团,陪同人员数目惊人——总共十一个人;另一个是所有人都介绍说自己是翻译员,尽管他们大多数人只会讲匈牙利语。我们穿过城里灯火昏暗、空空荡荡的街道,下着小雨,街上显得凄凄切切的。没过多久,我们就到了自由大酒店——布达佩斯最高级的几家酒店之一,围坐在一张宴会桌旁,桌子很大,占满了整个餐厅。陪同人员当中有几位不大会使用刀叉。餐厅里四下都是镜子,上方是巨大的吊灯,家具上都包着红色长毛绒,陈设看上去挺新,装饰风格却很老派。

晚餐时,用匈牙利语致欢迎辞的是一位头发散乱、眼神里带着一丝浪漫的不屑的男子,他的话被同声传译为三种语言。欢迎辞不长,几句应景的话,接下来立即向我们宣布了几条具体规定。建议我们不要上街,护照要始终随身携带,不要同陌生人说话,每次离开酒店时要把钥匙交到前台,还要牢记“布达佩斯现在正实行战时管制,因此禁止拍照”。这时又来了七名翻译员,都无所事事地在餐桌旁转来转去,用匈牙利语交谈着什么,声音特别小,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好像都很害怕。我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过了没一会儿,毛里斯·迈尔朝我俯过身来,对我说:“这些家伙都吓坏了。”

睡觉前,我们的护照被收走了。尽管旅途劳累,我却一点儿都不困,心情有些沮丧,便想从房间窗户看一眼城市的夜生活。拉科齐大街上灰暗破旧的楼房仿佛没有人居住。稀稀拉拉的路灯,小雨淅淅沥沥落在空旷的街道上,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摩擦出蓝色的火星,一切都营造出一派凄凉景象。上床睡觉时我才发现,我这间房的内墙上还残留着弹痕。一想到这间悬挂着泛黄的幔帐、家具式样陈旧、到处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客房在十月里也曾是一处街垒,我就难以入睡。我就这样度过了我在布达佩斯的第一夜。

买彩票的队伍比买面包的还长

到了早上,景色稍许明亮了一些。我准备绕开那些翻译员——他们十点钟以前是不会来的,我把钥匙往口袋里一塞,从楼梯走到了底层。我没坐电梯,因为电梯门正对着前台,要想出去又不被经理看见是不可能的。旋转玻璃门直通拉科齐大街。不光是我们这家酒店,大街上所有的楼房,从车站雕花的墙壁直到多瑙河岸边,都布满了脚手架。一条商业大街上,人们都在这种木头搭成的骨架后面晃来晃去,真是触目惊心。可这只持续了一眨眼的工夫,我刚走出酒店没两步,就有人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是那群翻译员中的一个。他态度可亲,然而抓住我胳膊的手却一点儿也没放松,把我又带回到酒店里面。

代表团的其他人都按照预先的约定,十点钟下楼。最后一个下来的是毛里斯·迈尔。他走进餐厅的时候身穿漂漂亮亮的运动上衣,双臂张开,嘴里还唱着《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他嘴里唱着歌,以一种夸张的热情,和翻译员们一一拥抱,这让他们有点儿不知所措,但也纷纷做出回应。接着他在我身旁坐了下来,把餐巾塞到下巴底下,用膝盖在桌子底下碰了碰我。

“我从昨晚起就这么觉得,”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这帮野蛮人,个个都带了枪。”

从这一刻起,我们都知道了自己的处境。我们的这群守护天使陪我们去参观博物馆,去游览历史遗迹,去参加官方的招待会,小心翼翼地防止我们接触大街上的老百姓。一天下午——应该是在布达佩斯的第四天下午,我们登上渔人堡俯瞰美丽的市容。离那里不远处有一座古老的教堂,在土耳其人入侵期间曾被改造成清真寺,现在里面还保留着不少阿拉伯风格的装饰。我们几个代表甩开了翻译员,进到了教堂里面。教堂很大,有点儿摇摇欲坠的感觉,窗户又小又高,几道夏日里黄灿灿的阳光从那里照射进来。靠前面的一排长椅上坐着一位身穿黑衣的老妇人,旁若无人地吃着香肠面包。片刻之后,两个翻译员走进了教堂。他们悄悄地跟在我们身后,走过殿堂,一言不发。但他们将那老妇人赶了出去。

到了第五天,这种局面实在让人忍无可忍了。我们都受够了参观什么名胜古迹,城市近在眼前,我们眼看着居民排队买面包、排队上有轨电车,一切却因为隔着大巴车的玻璃而变得遥不可及。吃完午饭,我拿定了主意。我到前台取了钥匙,说自己疲惫不堪,想睡上一个下午,然后坐电梯上了楼,但随即就顺着楼梯溜了下来。

在最近的车站,我漫无目的地上了一辆有轨电车。车里挤得满满当当,其他乘客都看着我,仿佛看着一个从外星球来的人。人们的目光里没有好奇,也没有惊讶,只有一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不信任。我旁边是一位老妇人,头上老式的帽子装饰着人造水果,正读着一本匈牙利语版杰克·伦敦小说。我先是用英语,后来又用法语向她打招呼,可她看都没看我一眼。电车到达最近的车站,她就用胳膊肘在人群中拨开一条道下了车,而我觉得她本来不会在那一站下。她对我心怀恐惧。

司机用匈牙利语对我讲了句什么。我告诉他我听不懂,他又问我会不会讲德语。他是个胖乎乎的老头,酒糟鼻子,眼镜腿用铁丝绑着。我告诉他我会讲英语,他把一句话对我重复了好几遍,可我什么也没听懂。他看上去有点儿绝望。到了线路终点站,下车的时候,他从我身边经过,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用英语写着:“愿上帝拯救匈牙利。”

那震撼世界的事件过去已经快一年了,布达佩斯仍然像是一座临时搭建的城市。我看见大段大段的有轨电车线路还没有修复,仍然无法通行。衣衫褴褛、愁容不展的人群排着望不到头的队购买日用必需品。那些被摧毁、被抢劫一空的商场仍在重建中。

先前,尽管西方报纸吵吵嚷嚷地对发生在布达佩斯的事件做了不少渲染,但我总是以为损害不会有多大。在市中心,没有几栋楼的正面是完好无损的。后来我才得知,布达佩斯人民藏身其中,与苏联坦克进行了四天四夜的战斗。苏联军队——八万名军人接到命令,一定要粉碎抗议——采用了最简便却最有效的战术:把坦克开到大楼面前,直接把楼的正面轰平。人们的抵抗很英勇。连孩子们都来到街上,爬上坦克车,往里面扔燃烧瓶。官方的公报说,在这四天时间里,有五千人死亡,两万人受伤,然而受到破坏的规模使人不由猜想,遇难者的实际数量一定远超于此。苏联方面没有提供他们的伤亡数字。

当十一月五日的清晨降临的时候,这个城市满目疮痍。整个国家瘫痪了五个月。人们依靠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供应列车才渡过了这一场劫难。现在,排队的队伍没那么长了,供应生活用品的商场也重新开张,然而,布达佩斯居民还得继续忍受这场灾难的后果。在彩票发行处(这是卡达尔政权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和典当行(全部都是国营)门前,人们排起了长队,长度超过面包房门前的队伍。一名官员曾对我说,在这种制度下,彩票这东西其实是不可取的。“可我们又没有别的办法,”他又这样解释道,“每个星期六它能帮我们解决一点儿问题。”典当行也是一样。我在一家当铺门口看见一位妇女在排队,她推了辆婴儿车,里面装满了厨房用具。

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老百姓中间,到处都充满了不信任和恐惧心理。有一部分匈牙利人一九四八年以前曾在国外生活,他们和子女都通晓各国语言。但要想让他们同外国人说话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会想,这种时候能进入布达佩斯的外国人都是政府正式邀请来的,所以他们不敢和这些外国人说话。所有的人,无论在大街上,在咖啡馆里,还是在玛格利丽岛宁静的花园里,都表现出对政府和政府客人的不信任。

政府方面也感受到了这种持续的不信任。在布达佩斯的墙壁上仍可见到这样的大字标语:“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们,在人民的力量面前颤抖吧。”还有一些标语指责纳吉·伊姆雷是十月事件的罪魁祸首。这也是官方的立场。此时纳吉·伊姆雷被迫流亡罗马尼亚,卡达尔政权则在墙壁上涂鸦,出版各种小册子,组织游行示威,都是为了反对他。可是所有我们能与之交谈的人——工人、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几个共产党员——都期望纳吉能够回归。黄昏时分,我来到了多瑙河边——这时我已经转遍了全城,面对着被德军炸毁的伊丽莎白大桥。那里有诗人裴多菲的雕像,隔着一个布满鲜花的小广场和大学遥遥相望。十个月前——十月二十八日,一群大学生穿过这个广场,高喊口号,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一个学生举着匈牙利国旗攀上雕像,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讲。当他从雕像上下来时,街道上已经挤满了布达佩斯城的男女老少,他们在秋日里落叶纷纷的树下高唱诗人裴多菲写的赞歌。抗议就这样开始了。

多瑙河下游距离玛格丽特岛一公里远的地方有个无产阶级聚集区,布达佩斯的工人们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死亡。有几家酒吧大门紧闭,里面却热气腾腾,烟雾缭绕,顾客们用硕大的杯子喝着啤酒,讲起匈牙利语像是打机关枪。十月二十八日下午,这些人正聚集在这里,突然传来消息说,学生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于是大家放下啤酒杯,顺着多瑙河岸登上了诗人裴多菲广场,加入了行动。夜幕降临,我沿着这几家酒吧转了一圈,证实了一点:即使有政府的高压政策,即使有苏联军队的干涉,即使这个国家现在万籁俱寂,行动的种子仍在萌芽。当我走进一家酒吧时,那机关枪一般的谈话声突然变成了一片压抑的低语。谁都不说话了。然而,当人们沉默——不论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偏见——我有一个窍门,那就是去厕所里探查他们的真实想法。在那里我见到了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在普天下的厕所里都会有的色情涂鸦之间,有好几处都提到了卡达尔的名字,这算是一种匿名的抗议吧,然而却显得格外意味深长。这几句标语正是匈牙利局势的有力见证:“卡达尔,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卡达尔,叛徒”“卡达尔,苏联人的走狗”。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当代》,加拉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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