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巴革命之前，我对了解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兴趣。我们这一代的拉美人提起哈瓦那，总觉得它是个美国佬常光顾的声名狼藉的妓院，那里的色情行业登峰造极，公开表演早早开启基督教世界之先河：花一个美元就可以看有血有肉的女人和男人在剧场的大床上真枪实弹地现场做爱。那是狂欢的天堂，响着魔鬼般的音乐，吟着花天酒地生活的密语，走路和穿衣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放纵的欢乐特色影响着整个加勒比地区的日常生活。然而，一些了解得更全面的人知道，古巴曾是西班牙诸多殖民地中文化最发达的一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真正有文化的一处。一方面，那里的外国佬水兵们会对着英雄雕像撒尿，共和国总统的手枪队会全副武装冲进法庭抢走公堂文书，另一方面，它的文学茶会和花节诗歌比赛传统则经久不衰。一方面有人卖着《滑稽周刊》这种已婚男人得背着太太在厕所里偷偷阅读的可疑杂志，另一方面又出版了拉丁美洲最精致的艺术和文学刊物。广播里的小说连播年复一年没完没了，使整个大陆的人们泪水涟涟，与此同时他们又拥有阿梅莉亚·佩莱斯谵妄般燃烧的向日葵和何塞·莱萨马·利马水星般深不可测的六韵步诗。诸如此类强烈的反差助长了人们对这个几近神秘的国度的误解，而难以理解它的现实：它那多灾多难的独立战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时至一九五五年，它的政治时期当如何划分仍然是个不解之谜。

也就是在这一年，在巴黎，我第一次听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个名字。我是从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口中听到这个名字的，那时，这位被无限期放逐的诗人正住在圣米歇尔旅店——在那条遍布廉价小旅馆的街道上还算是不太脏的一家，这条街上的房客有不少是像我们这样的拉丁美洲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一面吃着过了保质期的奶酪和水煮的菜花，一面等着回国的船票。尼古拉斯·纪廉的房间和拉丁区的所有房间一样，四面墙上挂着褪了颜色的墙纸，两张毛都掉得差不多了的靠背椅，一个脸盆，一个便携式坐浴盆，一张可以睡下两个人、见证过一对悲惨塞内加尔情人的欢乐幸福和自杀身亡的单人床。不过时隔二十年，我已经无法回想起诗人在那个现实小房间里的形象，回忆中想象的他总是身处我从未见过的环境：午睡时间，在甘蔗园环绕的一座大房子的平台上，他摇着扇子坐在一张藤摇椅里，活脱脱一幅十九世纪古巴风情画场景。哪怕是在最难熬的冬天，尼古拉斯·纪廉在巴黎仍然保留着非常古巴式的习惯，鸡叫头遍就醒了（虽然并没有什么鸡叫），然后便就着咖啡看报纸，吹着仿佛是从榨糖厂的草丛吹来的风，伴着卡马圭喧闹清晨里的吉他声。接着他会打开阳台窗户，也和在卡马圭一样，用古巴土话把他从法语翻译过来的美洲新消息大声吼出来，把整条街道都从睡梦中吵醒。

当年美洲大陆的局势完全可以从前一年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官方照片中看得一清二楚：在一大群身穿军装、佩戴战争勋章的人中间，难得能见到个把脸色苍白穿便服的人。就连那位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虽说当了总统之后经常身穿邦德大街上最贵的衣服来掩饰从他心底散发出来的火药味，为了照那张历史性的照片，也套回了他那已经解了的“甲”。就这样，一天清晨，尼古拉斯·纪廉打开窗户，吼出了那条独一无二的消息：

“那家伙倒台了！”

沉睡的街道激动万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以为倒台的是自己国家的那个家伙。阿根廷人以为是胡安·多明戈·庇隆，巴拉圭人以为是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秘鲁人以为是曼努埃尔·奥德里亚，哥伦比亚人以为是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尼加拉瓜人以为是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委内瑞拉人以为是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危地马拉人以为是卡斯蒂略·阿马斯，多米尼加人以为是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古巴人以为是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实际上，那一次倒台的是庇隆。过了些日子，有一回谈起这件事情来，尼古拉斯·纪廉给我们描述了一幅满目疮痍的古巴图景。“我对将来唯一看好的，”他这样总结道，“就是一个经常在墨西哥那边晃来晃去的年轻人。”他停了停，目光像东方人那样深不可测，又说：

“他叫菲德尔·卡斯特罗。”

三年后，在加拉加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个名字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如此强势地跻身大陆上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之列。然而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会想到，拉丁美洲第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正在马埃斯特腊山上掀起。我们当时都坚信革命会首先在委内瑞拉爆发，因为那里一场广泛的群众暴动只用了二十四小时，就推翻了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将军那庞大的镇压机器。

在外人看来，那是一场难以置信的行动，因为它的策划极为简单，成果却迅速高效，横扫一切。它对民众发出的唯一呼吁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点按响汽车喇叭，停下工作，走上街头，推翻暴政。就连有许多成员都参加了谋划的一家消息灵通的杂志编辑部也认为，这样的号召过于儿戏。然而，到了约定的时间，到处都同时响起了喇叭声，本来就拥堵不堪的城里发生了大规模的拥堵，一队队的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用石块和瓶子对抗政府的军队。郊区的小山丘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农舍，五颜六色的，活像是圣诞节里摆放的耶稣诞生情景模型，大批的穷人此时从那里下来，把整个城市变成了战场。天黑下来的时候，在零零星星的枪声和凄厉的救护车笛声中，各家报纸的编辑部间流传着一个令人宽慰的消息：藏身在坦克中的佩雷斯·希门尼斯一家都躲进了大使馆避难。天亮前，天空陡然安静下来，紧接着就爆发出狂热人群的呐喊声、教堂的钟声、工厂的汽笛声和汽车的喇叭声，所有的窗口都传出了歌声，人们后来甚至有了种错觉，觉得这歌声一唱就是整整两年没有间断。佩雷斯·希门尼斯带着几个贴身随从，从他抢来的位子上逃了出来，打算乘坐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圣多明各。飞机从中午起就停在拉卡洛塔机场预热着发动机，距离米拉弗洛雷斯总统府只有几公里的距离，逃命的独裁者被一小队出租车追赶着，只差几分钟没被追上，到了机场却谁也没有想到去给他找架梯子。佩雷斯·希门尼斯，像个戴着玳瑁边眼镜的身躯庞大的婴儿似的，被用绳子勉强吊进了机舱。这场演习的价钱有点儿昂贵，他把他的手提箱忘在了地面。这是只普普通通的黑皮手提箱，里面装着他藏起来的零花钱：一千三百万美元现金。

从那一天起，整个一九五八年，委内瑞拉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这看起来像一场真正的革命：每当政府感到有某种危险临近，就会立刻通过直接的渠道寻求人民的帮助，人民就会涌上街头反对任何复辟的企图。官方最拿不定主意的事情都交给公众决策，所有的国家大事在解决过程中都有以共产党为首的各政党的参与，而至少在最初几个月里，每个政党都明白是来自街道上的压力决定着自己力量的大小。如果说这没能成为拉丁美洲的第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那一定归因于那帮戴礼帽的家伙的拙劣操作，而绝不是由于社会条件不够有利。

在委内瑞拉政府和马埃斯特腊山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加掩饰的契合。被派遣到加拉加斯的七·二六运动成员们利用一切可能的传媒手段在公众中进行宣传，开展大规模的募捐活动，他们为游击队提供援助的行动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经历过反抗暴政战火考验的委内瑞拉大学生们通过邮局给哈瓦那的大学生寄去了女人的内裤。古巴的大学生们对这种透着洋洋自得的不礼貌的邮包假装毫不在意，而过了不到一年，当古巴革命获得胜利时，他们把这些邮包不加任何评论地又寄给了寄件人。委内瑞拉的各家报刊，更多是出于国家内部的压力而非其所有者的意志，纷纷成为马埃斯特腊山合法的喉舌。当时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古巴好像并不算另外一个国家，而是自由的委内瑞拉有待进一步解放的一部分。

一九五九年元旦是委内瑞拉史上为数不多的未在独裁暴政下庆祝的新年之一。已经在此前几个月欢庆的日子里结了婚的梅塞德斯和我，清晨回到我们位于贝纳迪诺区的公寓时，发现电梯坏了。我们爬上六楼，间或在楼梯转弯的地方休息一小会儿。我们刚进房间，就被一种奇怪的感觉震撼到了，仿佛一年前我们经历过的那个瞬间又重新来临：沉睡的街道上突然响起了人们的纵情欢呼声，教堂的钟声、工厂的汽笛声和汽车的喇叭声响彻云霄，每扇窗户里都飘出竖琴和四弦琴的琴声，飘出欢庆人民光荣胜利的霍罗波舞的交织歌声。仿佛时光已经倒流，仿佛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第二次被打倒了。我们家里既没有电话也没有收音机，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梯，一面惊奇不已地想着我们在刚才的聚会上喝了什么样的酒才引发了这样的幻觉。晨曦中，一个在大街上匆匆跑过的人告诉了我们一个惊人相似的消息，使我们目瞪口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带着几个最亲近的随从，从他抢来的位子上逃出来，乘坐一架军用飞机飞往了圣多明各。

两星期后，我第一次来到了哈瓦那。机会来得比我预想的快了一些，而且是在我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出现的。一月十八日，我正在收拾办公桌上的东西准备回家，一个七·二六运动的成员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杂志社空空荡荡的办公室里，问有没有哪位记者愿意当天晚上去趟古巴。有一架古巴飞机专门为此而来。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和我是最坚定的古巴革命支持者，成了第一批被选定的人。我们勉强来得及回家取了个旅行包，由于一直习惯性地把委内瑞拉和古巴当成同一个国家，我连护照都忘了带。其实也并不需要：委内瑞拉的出入境官员比古巴人还古巴，说我随便出示一张能证明身份的随身文件就可以，而我身上唯一能找到的文件是一张洗衣店的发票。那官员在发票背面盖了章，笑得气都喘不上来，并祝我旅途愉快。

真正的麻烦出现在这之后，机长发现记者人数比飞机上的座位数要多，行李的重量也超过了可以接受的上限。当然，没有人愿意留下来，也没有人愿意牺牲掉自己的行李，机场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决定放行这架超载的飞机。机长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神情严肃，留着花白的小胡子，身上穿了件旧时古巴空军带金色装饰的蓝呢子制服，毫不通融地僵持了几乎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我们中间的一位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

“别像胆小鬼似的，机长，”他说，“‘格拉玛号’当年不也是超载吗。”

机长扫了他一眼，又看看我们大家，眼神中带着隐隐的愤怒。

“区别在于——”他说道，“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叫菲德尔·卡斯特罗。”

但他已经被击中了要害。他把胳膊从柜台上方伸过去，一把扯下了放行的命令单，把它在手心里揉成一团。

“好吧——”他说了句，“我们就这么飞吧，不过我不会留下这架飞机超载的任何证据的。”

他把纸团塞进兜里，做了个手势，让我们跟他走。

在走向飞机的路上，我一是因为天生怕坐飞机，再则也是想了解了解古巴，弱弱地问了声：

“机长，您觉得我们能飞到吗？”

“也许能吧，”他这样回答我，“愿慈悲的科布雷圣母保佑我们。”

那是一架糟糕透顶的双引擎飞机。我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这架飞机曾被巴蒂斯塔政权空军的一个叛逃飞行员劫持到马埃斯特腊山，在山里日晒雨淋无人看管，直到那天被派往委内瑞拉寻找不要命的记者——我的不幸日。机舱很窄，通风也不好，座椅都是坏的，还有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酸酸的铁锈味。每个乘客都各自找地方尽量舒服地安顿了下来，有的人就坐在窄窄的过道上，身边是行李和电影电视器材。我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前是飞机尾部一个小小的舷窗，有点儿喘不上气来，不过看到同伴们都很镇静，我心里也多少受到了些鼓舞。突然，那些最镇静的人当中有一位凑到我耳边，咬紧牙关轻轻说了句：“你真不错，一点儿都不害怕坐飞机。”这句话一下子把我推进了恐惧的深渊，我才明白其实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怕得够呛，只不过他们也和我一样用一副勇敢无畏的表情把恐惧深深地藏了起来。

在对坐飞机的恐惧心理的中心部位有一个真空地带，就像是飓风的风眼，处在这个位置的人们都无知无觉地听天由命，这也是唯一能够支持我们飞下来而不被吓死的原因。在我无数次难以入眠的夜间飞行里，在荒无人迹的大洋之上，只有当我在舷窗外看见那颗孤苦伶仃的星星，我才能进入这样的化境。在加勒比海上空这次不走运的夜间飞行中，从那架毫无生气的双引擎飞机上，我寻找那颗星星的努力终究归于徒劳。飞机在一堆堆巨石般的乌云中穿行，风向不定、电闪雷鸣，飞机摸索着向前飞行，只凭我们一颗颗恐惧的心吊着一口气。天亮的时候我们遇上了大暴雨，飞机侧着机身飞行，像一条随波逐流的帆船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最后总算浑身颤抖地、带着被泪水打湿的发动机，在卡马圭一个临时备降机场落了地。然而，雨刚一停，四下里马上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空气像玻璃一样透亮。最后的一段航程我们几乎是擦着香气扑鼻的甘蔗地飞行，甚至能看见海水里游动着身带条纹的鱼和海底幻化出的花朵。正午前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哈瓦那顶级富豪们的各种豪宅之中——哥伦比亚坎波机场，后来更名为自由之城机场，在巴蒂斯塔当权时曾是一处要塞，几天前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才刚带领他那由一群惊讶到张口结舌的农民组成的纵队进驻到这里。我们的第一印象说起来有点儿喜剧色彩，因为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群旧政权的空军，他们在最后一刻才决定投向革命。他们被集中在自己的军营里，胡须蓄得老长，乍看上去还真和老资格的革命军有几分相像。

对于我们这群此前一年都在加拉加斯度过的人来说，一九五九年初的哈瓦那那种热烈气氛和创世记式的无序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不过也有不同：在委内瑞拉，是若干个反对党派组成的联盟推动了城市起义，并获得了军队的广泛支持，最终推翻了实施暴政的一小撮人；而在古巴，则是从农村兴起一股排山倒海的巨浪，经过一场持久而艰难的战争，击垮了执行占领军任务的雇佣军。这个本质上的区别也许决定了两个国家不同的未来，在一月份那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就可以看出来。

为了向他的美国合伙人证明他仍然掌控着政权，以及他对未来怀有信心，巴蒂斯塔把哈瓦那变成了一个不真实的城市。一支支由刚招募来的农民组成的巡逻队——他们刚穿上鞋子没几天，身上还散发着美洲虎的气味，配上老掉牙的步枪和对他们的年龄来说还嫌太大的军装——在他们看着都头昏眼花的摩天大楼间巡逻，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汽车中穿行。还有一群群美国女人被大胡子的传奇故事所吸引，从新奥尔良乘轮船来到这里。在不久前刚刚落成的哈瓦那希尔顿酒店大门口，站着一位身穿缀满各种穗饰的制服、头上一顶插满羽毛的自制元帅帽、讲一口混杂着迈阿密口音的古巴土话的金发大汉，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作为守门人的不幸职责。我们代表团里的一个记者，一个委内瑞拉黑人，被他一把揪住领子提到半空，扔到了大街中央。最后不得不由古巴记者出面和酒店经理一番交涉，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才能自由自在地、不加任何区别地进入酒店。就在第一天晚上，一小群口渴得不行的起义军小伙子走进了他们碰见的第一扇门，也就是哈瓦那里维拉酒店酒吧的大门。他们只想讨一杯水喝，可酒吧的领班用自己认为最得体的方式把他们赶回了大街上。我们这群记者拿出了当时一定相当像是为了收买人心的态度，又把他们请进了酒店，让他们和我们同坐。后来，古巴记者马里奥·库奇兰得知此事，向我们表达了他的羞耻与愤怒：

“这种事情只有来一场真正的革命才能解决，”他说，“我向你们发誓，我们一定会进行这样的革命的。”

---一九七七年一月

---《美洲之家杂志》，哈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