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计划看起来仿佛一个过于简单的疯狂之举：首先在大白天里占领马那瓜的国民宫，仅用二十五个人把众议院的议员们扣为人质，再以此为交换条件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国民宫是一座又老又难看的二层建筑，透着傲慢与雄伟占据了一整个街区，两侧有数不清的窗户，正面有许多石柱，像是在香蕉园里建起了一座帕特农神庙，正对着平坦的共和国广场。它的一楼是参议院，众议院在二楼，此外那里还是财政部、政府事务部、税务总署的办公地，因此是马那瓜官方建筑中开放程度最高、人员最密集的一座。所以，它的每个大门口总守着一名持长枪的警察，通往二楼的楼梯口还另有两名警察，而部长们和议员们的警卫就更多得数不清了。工作时间，在地下室、办公室再加上走廊里的官员和民众总人数不会低于三千。然而，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的领导层并不认为袭击这样一个官僚市场在本质上是一次过于简单的疯狂之举，而正相反，是一种教科书式的胡闹。事实上，早在一九七〇年，一个名叫埃登·帕斯托拉的老战士就设计并提出了这个计划，只是到了这个炎热的八月才被付诸实践，当时，美国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要帮助索摩查继续留任在他血染的宝座上，直至一九八一年。

“那些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体状况上的人，你们别搞错了。”这个独裁者在结束了他最近的华盛顿之旅回来后这样说道，“别人还不如我呢。”还用他特有的傲慢口气又加了这么一句。接着是三笔借款得以公布，分别为四千万、五千万和六千万美元。最后是卡特总统，他写了封亲笔信给索摩查，举杯祝贺所谓的尼加拉瓜人权状况的改善。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全国委员会在明显高涨的民众情绪鼓舞下，认为必须做出紧急回应，于是下令把八年来屡次推迟的雪藏计划付诸实施。因为事关绑架国家议会的议员，他们为这次行动取了个代号，名为“猪猡行动”。换句话说，是对“猪猡之家”的袭击。

〇号，一号和二号

这次行动的责任落在了三名久经考验的成员肩上。第一位正是提出此次计划的人，他理所当然地成了行动的指挥者，此人本名埃登·帕斯托拉，听起来好像其祖国诗人鲁本·达里奥的一个笔名。他四十二岁，是个有二十年资历的老成员，极强的幽默感掩盖不住他指挥时的决断。他出生在一个保守家庭，在耶稣会学校上完中学后，到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学学习了三年医科。三年的课程实际花了五年时间，因为中间他好几次中止了课程回国参加游击战争，每次都是被打垮后再回到医学院来。他最早的记忆是七岁时父亲被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的国民卫队杀害的情景。作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根据FSLN的老规矩，他被命名〇号。

第二把手是乌戈·托雷斯·希门尼斯，一个三十岁的老游击队员，政治素养和军事素养同样出色。他曾经参加了一九七四年对索摩查一次亲属聚会的知名绑架行动，被缺席判处三十年监禁，从那时起，他一直在绝密状态下住在马那瓜。和在上次行动中一样，他被称为一号。

二号名叫朵拉·玛丽亚·特列斯，是突击队里唯一的女性，一位二十二岁的美丽姑娘，话语不多，喜欢沉思。她聪明异常，判断力极强，这些特质本来可以让她在人生道路上成就任何大事。她也在莱昂市学过三年医学。“可因为感到失望，我放弃了学业，”她说，“你花了那么大力气给营养不良的儿童治病，结果三个月之后这些孩子又回到医院，营养状况比以前更糟。”她来自北方的“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阵线，于一九七六年一月起从事地下活动。

不留长发不蓄胡须

组成突击队的还有另外二十三名小伙子。他们是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层从尼加拉瓜各地区的委员会中精心挑选出来的，都经过战火的考验，具有坚定的信念，不过最让人吃惊的是他们的年轻。不算帕斯托拉，突击队平均年龄二十岁，其中三名成员刚满十八。

在马那瓜的一处安全屋里，突击队的二十六个成员第一次集合，这时距预定的行动日期只剩下三天时间。除了前三号，他们之间都互不相识，对这次行动的性质也一无所知。他们只被告知这是一次需要冒巨大生命危险的大胆行动，他们全都接受了。

唯一进入过国民宫的人是〇号司令，那时他还是个孩子，陪妈妈进去交过税。二号朵拉·玛丽亚对众议院举行会议的蓝厅有点儿印象，她有一次在电视上见过这个地方。其余的人别说国民宫里头了，连它外面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多数人甚至没来过马那瓜。然而，三个头儿手里却有一张完美的地图，是由阵线的一位医生精心绘制的，行动开始几周前他们就已经对这座大楼的种种细节了如指掌，就像是在里面生活过半辈子一样。

选定的行动日期是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因为这一天要进行国家预算讨论，保障了更多的参会人数。这天上午九点半，当侦察员确认这天众议院会议照常举行之后，二十三个年轻人被告知了这一计划的全部秘密，每个人都接到了具体任务。他们被分成六个小组，每组四人，通过一个复杂却又高效的机制，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编号，以此确定自己属于哪个小组以及在小组里的位置。

这个计划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们要化装成国民卫队陆军训练学校的巡逻队混进去。所以他们都穿上了橄榄绿的制服，是他们的地下裁缝店按不同尺寸制成的，脚上穿的军靴是星期六从多家商店买来的。队伍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个野战包，里面有桑迪诺解放阵线红黑相间的领巾，两块负伤时使用的手帕，一支手电筒，防毒面具和眼镜，几个在紧急时刻储存饮用水的塑料袋，一小袋用来对付催泪弹的小苏打。突击队的总装备里还包括十根一米五长的尼龙绳，是用来捆绑人质的，以及三根带锁的铁链，用来从里面锁住国民宫的所有大门。他们没有携带医药用品，因为他们知道蓝厅里有医疗服务和急救药。末了，每个人都领到了武器，和国民卫队使用的没什么两样，因为几乎都是在战斗中缴获的。他们的全部装备包括：两支Uzi冲锋枪、一支G3式自动步枪、一支M3式冲锋枪、一挺M2大口径重机枪、二十支加蓝德步枪、一把勃朗宁手枪和五十枚手榴弹。每支枪配有三百发子弹。

唯一引起全体反对的是剪去长发、刮去胡须的要求，那是他们在战火中精心留下的。可问题是，国民卫队是不允许留长发蓄胡须的，只有军官才可以留小胡子。没法子，只能凑凑合合剃掉了，说凑合是因为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在最后关头没有信得过的理发师，只能互相之间你给我剃、我给你剃。至于朵拉·玛丽亚，一个女同伴三两下就把她那一头战时秀发剪掉，再戴上一顶黑贝雷帽，根本看不出她是个女人。

上午十一点五十分，众议院会议以它一贯的拖沓作风在蓝厅开始了。它由仅有的两个政党组成：索摩查的自由党，算是他的官方政党，还有保守党，一个其实也是效忠于他的装装样子的反对党。从正门入口的大玻璃门看去，右边是自由党的席位，左侧是保守党的席位，顶头一张长桌是主席台。每个党的席位后方有一个阳台，那是该党的旁听席，此外还有一处记者席，只是保守党的旁听席很长时间以来就一直关闭着，而自由党的旁听席一直开放，而且上面总是坐着许多雇来的党羽。那个星期二来的人比平日里多一些，另外记者席上还坐着二十多个记者。参加会议的共有六十七位众议员，其中有两位对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价值连城：路易斯·帕利埃斯·德瓦伊莱，安纳斯塔西奥的表兄弟，以及何塞·索摩查·阿夫雷格，独裁者同父异母兄弟何塞·索摩查将军的儿子。

头儿来了！

有关预算问题的辩论是十二点半开始的，也就在这个时候，两辆漆成国防绿的福特小卡车在国民宫的两个侧门口停了下来，车身上都蒙着绿帆布，后部摆着木凳。正如事先了解过的那样，每个门口都有一个持枪警察站岗，两个人都习惯了每天的值班，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两辆卡车的绿色比国民卫队汽车的颜色要鲜亮许多。很快，伴随着果断坚决的口令声，每辆小卡车上下来了三组士兵。

第一个下来的是〇号司令，正对着东大门，另三组士兵紧随其后。最后一组由二号朵拉·玛丽亚率领。〇号刚一跳下地，便带着十足的威严大声喊道：

“闪开！头儿来了！”

门口的警察立刻闪到了一边，〇号留下一个人和他一起站岗。随后〇号带着他的部下沿宽敞的楼梯上到二楼，嘴里发出蛮不讲理的喊声（每当索摩查快到的时候，国民卫队总是这样喊的），他就这样来到了另外两个佩左轮手枪和警棍的警察所在的位置。〇号解除了其中一个的武装，二号也对另一个警察如法炮制，嘴里还是喊着那句令人丧胆的话：“头儿来了！”

又有两个游击队员被安插在那里。这时，走廊里的人群已经听见了喊声，又看见武装卫兵的身影，纷纷四下逃散。在马那瓜，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反应：索摩查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逃得一个不剩。

〇号负有进入蓝厅控制众议员的特殊使命，他知道，所有的自由党议员和不少保守党议员都带着枪。二号负责在玻璃大门处为这次行动做掩护，从那里可以向下控制大楼的主楼梯。他们已经预料到玻璃门两边会有两个佩左轮手枪的警察。下面铁栅栏的大门那儿也有两个带枪的警察，一个拿的是步枪，另一个是冲锋枪。其中一个是国民卫队的上尉。

〇号和二号带着自己的小组穿过惊慌失措的人群，冲到蓝厅门口，才意外发现两个警察中有一个拿着步枪。“头儿来了！”〇号又是大喝一声，缴下了他的枪。四号解除了另一个警察的武装。警察们这时才明白自己上了当，顺着楼梯逃到了大街上。这时，守在大门口的两个警察朝二号的人开火，这几位也立即回以密集的火力。国民卫队的上尉当场毙命，另外一个警卫也受了伤。一时间大门口成了不设防的地方，不过二号留下了几个人，趴在那里守卫着。

所有人趴下

听到头几声枪响，守在侧门的桑迪诺的人按照事先的约定，赶走了被解除武装的警察，关了门，上了链子和锁，穿过惊恐万状、四散奔逃的人群，赶去支援他们的伙伴们。

此时，二号已经越过蓝厅，冲到了走廊尽头众议员们聚集的酒吧，用一把M1式卡宾枪推开门，随时准备开火，却只见到一群人趴在蓝色的地毯上挤成一团。这几个零散议员，刚一听见头几声枪响，就趴到了地下。他们的保镖以为真的碰见了国民卫队，没做抵抗就都投了降。

〇号用他那杆G3自动步枪的枪管推开蓝厅宽大的磨砂玻璃大门，面前是一个完全瘫痪的众议院：六十二个脸色苍白的男人表情僵硬，齐刷刷地看着厅门方向。〇号害怕被人认出来，因为这中间有好几位是他在耶稣会学校时的同学，便朝着天花板扫了一梭子弹，大喝一声：

“国民卫队！所有人趴下！”

所有众议员都在桌子后面趴了下来，除了帕利埃斯·德瓦伊莱，他正在主席台旁打电话，一下子僵成了一块石头。后来，这帮人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害怕：他们当时真的以为是国民卫队发动了推翻索摩查的政变，是来枪毙他们的。

在大楼东翼，到一号听见最初的枪声时，他的手下已经缴了二楼两个警察的枪，而他正朝走廊尽头的政府事务部冲去。和〇号的小组不一样，一号的小组向里冲的时候很讲究军事队列，沿路散开，各司其职。第三小组在三号领导下推开政府事务部大门的时候，楼里正好响起了〇号扫射的枪声。他们在这个部的前厅遇到了国民卫队的一个上尉和一个中尉，这二位是部长的保镖，听见枪声正准备出门。可三号的小组根本没给他们开枪的机会。接着，三号的手下们推开尽头的门，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软包装潢的办公室，还开着冷气，只见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人，一个五十二岁上下、枯瘦的高个子，不等他们发话便举起了双手。这是何塞·安东尼奥·莫拉，农学家，政府事务部部长，议院选定的索摩查继任者。他不知道自己是向什么人投的降，其实他腰里就别着一把勃朗宁手枪，衣兜里还有四个压满子弹的弹夹。一号这时已经跨过趴了一地的男男女女，来到了蓝厅的后门。与此同时，二号也押着酒吧里的那些众议员——都高举着双手——进了玻璃门。一开始，他们觉得大厅里似乎空空荡荡的，然后才反应过来，这是因为众议员们都在桌子后面的地下趴着。

这时外面响起了短暂的枪声。〇号走出大厅，看见一支国民卫队的巡逻队正在一个上尉的指挥下，从楼的大门口向埋伏在蓝厅对面的游击队员射击。〇号朝他们扔去一颗手榴弹，击退了他们的进攻。被铁链锁住大门的楼内一片沉寂，里面超过两千五百人脸朝下趴在地面，心里不断地打鼓。整个行动，正像事先预料的那样，持续了刚好三分钟。

主教们进来了

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是这个压榨尼加拉瓜四十多年的家族的第四代，在自己的私家堡垒带空调的地下室里吃午饭的时候，他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当下的反应是下令不分青红皂白，对准国民宫开火。

火也开过了，可国民卫队的队伍仍然无法靠近大楼，因为桑迪诺阵线的各个小组已根据事先的安排守在大楼四面的窗口，用密集的火力将他们击退。其间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一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用机枪向各个窗口扫射，使编号六十二的游击队员的腿部受了伤。

在下令包围大楼二十分钟后，索摩查接到了国民宫里打来的第一通电话，来自他的表兄弟帕利埃斯·德瓦伊莱，他传达了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第一个信息：停止射击，否则他们将每隔两小时处决一名人质，直至政府决定谈判。索摩查于是下令暂停攻击。

过了一会儿，帕利埃斯·德瓦伊莱又一次打来电话，告诉索摩查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提议由三位尼加拉瓜主教充当中间人，他们是：马那瓜大主教米格尔·奥万多·布拉沃阁下，早在一九七四年就在那次对索摩查家族集会的袭击中充当过中间人的角色，以及莱昂主教米格尔·萨拉萨尔·伊·埃斯皮诺萨阁下和格拉纳达主教列奥维希尔多·洛佩斯·费多里亚阁下。这三位此时恰巧都在马那瓜出席一个特别会议。索摩查接受了这个方案。

过了一会儿，桑迪诺阵线又提出在主教之外加上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两国的大使。桑迪诺阵线方面把谈判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性格坚忍、判断力极强的二号。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她把写着条件的信函交给了几位主教，完成了她的第一项使命，条件包括：立即释放所附名单上的政治犯；在所有广播电台播出战况通报和一份长篇政治宣言；把军队撤到国民宫三百米以外；立即接受医院行业公会罢工者的要求；支付一千万美金；保证突击队和被释放的政治犯安全前往巴拿马。谈判从星期二开始，持续了整整一夜，到星期三下午将近六点钟才告结束。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宫里进行了五轮谈判，其中一轮是在星期三凌晨三点进行的，实际上，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好像看不到一丝双方达成一致的曙光。

在广播里宣读全部战况通报和一份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事先准备好的政治公报的要求，在索摩查看来是不可能接受的。可还有一项，他觉得连一点儿可能性都没有：释放名单上的全部政治犯。其实，这份名单故意列上了二十名已经死于狱中的桑迪诺派犯人，他们要么死于酷刑，要么已被速审速决，只是政府不认账而已。

索摩查的花招

索摩查向国民宫里发去三封无懈可击的回信，全部是用电动打字机打出来的，然而都没有签名，而且使用了非正式的文字措辞，充满各种模棱两可的话语。他没有提出任何的反提案，只是一味回避游击队员们提出的条件。从他的第一封信里就可以明显看出，他只是在尽量拖延时间，因为他确信二十五个年轻人是不可能把两千多名饱受焦虑、饥饿和困倦折磨的人质稳住太长时间的。因此，他星期二晚间九点的第一封回信傲慢地耍起了花招，要求给他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好好考虑考虑。

然而，在他星期三早晨八点半的第二封回信里，他的傲慢变成了威胁，不过也接受了一些条件。原因显而易见：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几位谈判代表在国民宫里转了一圈，他们觉得索摩查失算了。游击队员们已经主动疏散了为数不多的孕妇以及儿童，并通过红十字会移交了死者和伤员，楼里秩序井然，安静平和。普通雇员都在一楼的办公室里，很多人都在扶手椅上或是写字台上睡着了，还有些人随便想出个点子打发着时间。身着军装的小伙子们每四个小时过来巡察一番，看不出大家对他们有什么敌意，情况好像恰恰相反。几间办公室里的人们甚至为小伙子们煮了咖啡，不少人质表示了自己的好感和支持，还写下文字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自愿留在那里充当人质。

那些价值连城的人质都聚集在蓝厅里，谈判代表们看到，那里的情况和一楼一样平静。没有一个众议员做出哪怕一点儿抵抗，解除他们武装的过程也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对索摩查迟迟未能达成协议怨恨渐生。游击队员方面则看上去胸有成竹，表现出良好的教养，不过，他们的决心依然不可动摇。他们对索摩查第二封模棱两可的信给出了断然回答：如果两小时内没有收到最终答复，他们将开始处决人质。

这时，索摩查应该已经明白自己失算了，而且还要为发生民众暴动担忧——全国好几个地方已经开始有这种苗头了。于是，星期三下午一点半，他接受了这些条件中最令他痛苦的一项：通过全国所有的广播电台宣读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文件。这次广播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到下午六点才结束。

无眠的四十五个小时

尽管没能达成任何协议，现实情况看来，索摩查从星期三中午开始就已经做好了投降的准备。事实上，那时马那瓜的犯人们就已经接到指令，收拾好自己的箱子准备出发。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从看守那里得到这次行动的相关消息的，各个监狱里，都有不少的看守私下里向犯人们表示了同情。早在看到达成协议的曙光之前，内地的政治犯就开始向马那瓜转移了。

与此同时，巴拿马安全部门也向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报告说，一名尼加拉瓜中层官员问他是否打算派一架飞机去接游击队员和被释放的犯人。托里霍斯同意了。几分钟后，他接到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的电话，这位总统对谈判的进展情况十分了解，明显表示出对桑迪诺派成员命运的关心，并希望同他的巴拿马同行协调解决运输问题。当天下午，巴拿马政府从巴拿马航空公司租了一架伊莱克特拉商用飞机，委内瑞拉则派出了一架巨型大力神运输机。两架飞机在巴拿马机场待命，准备等谈判一结束就马上起飞。

谈判在星期三下午四点结束，到了最后一刻，索摩查又试图强加给游击队员们一个新的条件，即限他们在三个小时内起飞出境，但遭到了拒绝，原因显而易见：他们不愿意夜间飞行。一千万美金最后被降到了五十万，但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决定不再讨价还价，首先是由于金钱只是一个次要的条件，其次，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在两天两夜不睡不眠、承受着高强度压力之后，突击队的队员们已经呈现出极度疲劳的危险信号。最早发现这些危险症状的正是〇号司令本人，他发现自己居然无法确定国民宫在马那瓜城市地图上的位置。稍后，一号向他承认自己已经开始出现幻觉：他觉得自己听见共和国广场上有虚幻的火车隆隆驶过。最后，〇号看见二号已经开始打瞌睡，有那么一瞬间，她差点儿让卡宾枪从手中滑落。于是他明白了，这场戏该闭幕了，这次分秒必争的行动已经持续了四十五个小时。

告别与欢庆

星期四上午九点半，二十六名桑迪诺阵线成员、五位谈判代表以及四个人质离开了国民宫，前往机场。带走的人质都是最重要的人物：路易斯·帕利埃斯·德瓦伊莱、何塞·索摩查、何塞·安东尼奥·莫拉和众议员爱德华多·查莫罗。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名政治犯也齐集在从巴拿马飞来的两架飞机上，几个小时后，他们都将在那里寻求避难。当然，缺席的那二十位永远也不可能被解救了。

桑迪诺阵线成员的最后一项条件是，在目光所及的范围内不许有任何军人，在去往机场的路上不能有任何交通工具。这些条件一条也没能履行，因为政府往大街小巷都派出了国民卫队，防止人们举行同情此次行动的示威游行。但这一切都是徒劳。那辆校车所经之处都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人们涌上街头欢庆胜利，汽车和摩托车排成了越来越壮大和热情的一队，紧随着那辆校车一直开到机场。面对欢欣鼓舞的民众，爱德华多·查莫罗众议员显出万分的惊愕。这时，坐在他身边的一号指挥员带着放松的幽默对他说：

“您都看见了：这才是唯一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一九七八年九月

---《选择》，波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