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里南——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独立国家，直到不久之前它还是荷兰的殖民地。它占地十六万三千八百二十平方公里，三十八万四千多的人口来自四面八方：有印度人、本土印第安人、印度尼西亚人、非洲人、华人和欧洲人。它的首都帕拉马里博——在西班牙语里我们会把倒数第二个音节重读，可当地人是重读倒数第三个音节——是一个嘈杂而凄凉的城市，不太像美洲城市，倒更有几分亚洲城市的风采。城里除了官方语言荷兰语之外，人们还讲其他四种语言，外加数也数不清的当地方言。居民们有六种宗教信仰：印度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摩拉维亚教、荷兰新教和路德派新教。眼下这个国家处于一个由青年军官组成的政权统治之下，外界对这个政权知之甚少，连邻国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因为一班每星期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加拉加斯的航班在这里经停，谁也不会想起它来。

我很小时就听到过这个国家的名字，倒不是听过它苏里南这个名字——那会儿它还叫荷属圭亚那——而是因为它离法属圭亚那很近，而在后者的首都，卡宴，直到不久前还存在着一个无论在活人还是死人圈子里都臭名昭著的囚犯流放地，叫作魔鬼岛。能从那里逃出来的人极少，不管是心狠手辣的罪犯，还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一旦逃出生天便流散在安的列斯群岛数也数不清的大小岛屿间，直到能返回欧洲，或是在委内瑞拉或哥伦比亚的加勒比海沿岸改换身份定居下来。这些人当中名气最大的要属小说《蝴蝶》的作者亨利·沙里埃，他后来在加拉加斯靠开饭馆兼做其他一些来路不明的生意发了财，几年前他死去的时候，正处在他那转瞬即逝的文学荣耀的顶峰，不过这种荣耀也半是实至名归，半有沽名钓誉之嫌。其实这一荣耀更应归于另一个从那里逃出来的人，一个法国人，对魔鬼岛上恐怖景象的描述比《蝴蝶》这本书要早得多，只是他的名字如今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史当中，百科全书上也见不到他的名字。他叫勒内·贝尔伯努瓦，先前在法国当记者，出于今天任何一个记者都不可能想得起来的个中原因被判无期徒刑，后来他在美国获得避难权，又得以继续他的记者生涯，最后以高龄体面地死在美国。

有一些逃犯就隐居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岸边我出生的小镇上。那是香蕉热的年代，人们点雪茄烟都不是用火柴而是五比索的钞票。有好几个逃犯被当地居民同化，成了受人尊敬的公民，区别是和当地人相比说起话来有点儿困难，并且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他们中间有一位叫罗杰·昌达尔的，刚来的时候只会一门手艺，那就是不用麻药给人拔牙，却莫名其妙地在一夜之间成了巨富。他不时举行巴比伦式豪华淫靡的盛大聚会——在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镇子里，巴比伦真是没什么可羡慕的——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死去活来的时候嘴里还要高声喊叫：“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原文为法语。]胡言乱语之中他有时会透出几分慈善家的傲慢——这可是他不为众人所知的一面，他还给教堂捐赠了一尊真人大小的石膏圣像，那次安放仪式变成了一场持续三天的欢乐庆典。某个星期二，三个秘密警察坐十一点的火车来到这里，一下车就直奔他家。昌达尔没在家，但警察还是当着他在当地娶的老婆的面进行了详细搜查。一直到他们想打开卧室里的大衣柜之前，夫人都没有丝毫反抗。几位警察打碎了大穿衣镜，在玻璃和木板之间搜出了藏在那里的一百万美元假钞。自此再也没有人知道罗杰·昌达尔的下落。后来坊间传说，那一百万美元的假钞就是装在那尊石膏圣像里运到国内的，可当时在海关没有一个人想到去检查一下。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圣诞节前突然重现在我的记忆中的，当时我乘坐的航班要在帕拉马里博做一个小时的停留。机场只有一条压平了的土跑道和一间用棕榈叶搭起来的小屋。小屋中间的柱子上安着一台只有在牛仔电影里才看得到的那种电话，上面有个摇柄，得使劲摇很多下才能接通。天气热得让人吃不消，静止的空气里全是灰尘，还有一种沉睡中的鳄鱼的气味，你要是从外地来，一闻见这个气味就知道是到了加勒比了。靠着电话杆有张椅子，上面坐着一位美丽、年轻又身材结实的黑人姑娘，头上缠了一条非洲一些国家的妇女常用的花花绿绿的头巾。她怀着孕，看样子快生了，静静地以一种我只在加勒比地区看见过的方法抽着雪茄：带火的那头叼在嘴里，烟从另外一头吐出来，活像是一艘船上的烟囱。这是整个机场里唯一一个大活人。

一刻钟以后，一辆老掉牙的吉普车伴随着一阵热气腾腾的尘土雾驶来，下来一个身穿短裤、头戴软木凉帽的黑人，手里拿着几张纸来给飞机办手续。他一面办理手续，一面大声用荷兰语打着电话。十二个小时之前，我还在里斯本临海的一个阳台上，临着葡萄牙无边无际的大洋，看着一群一群的海鸥钻进港口的小酒馆里躲避冰冷的寒风。而此时此刻，欧洲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白雪皑皑，每天的日照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无法想象世上还有像我们刚刚降落之处这样艳阳高照、空气里飘着腐烂的番石榴气味的地方。不过，在那次的经历中，唯一能在脑海里保留到现在，而且被我原模原样记着的，就只有那个安静漂亮的黑人姑娘，她大腿上放了只篮子，里面装着一块一块的姜根，是打算卖给乘客的。

现在，我又一次从里斯本飞往加拉加斯，又一次经停帕拉马里博，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是不是飞错城市了。如今的航站楼是一座明亮的大楼，有着大块的落地玻璃窗，大厅里开放着的冷气似有似无，浮动着像是给孩子们喂的药水的气味，同时一遍遍地播放着世界各地的公共场所都在播放的那种罐头音乐。楼里有各种奢侈品的免税店，和日本的一样品种繁多、货源充足，还有一家人头攒动、吵吵嚷嚷的咖啡厅，这个国家的七个人种、六种宗教以及数不清的语言全都混杂其间。这样的变化哪里像是只隔了二十年，简直就像是过了好几个世纪。

我的老师胡安·博什，除了别的许多成就之外，还写了一本有关加勒比地区的鸿篇巨制，有一次他曾私下对我说起，我们这个神奇的世界就像种甚至能从水泥下面一次次冒出头来的顽强植物，它可以被轧烂被碾碎，却仍能在原地再次绽放出花朵。当我从帕拉马里博机场随便找了一扇门走出去的时候，眼前的情景使我对他的这番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看见一排老妇人坐在那里，一个个都面无表情，清一色的黑人，每个人头上都缠着花花绿绿的头巾，每个人都把雪茄烟点着的那头叼在嘴里抽着。她们卖的是水果和当地的手工艺品，却没有一个人去卖点儿力气招徕顾客。她们当中只有一位年龄不算太大的在卖姜根。我立刻认出了她。因为不知道怎么和她搭话，也不知道这次碰见她应该做些什么，我买了她一小把姜根。买的时候，我想起了上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的状况，便直接问了她一句您儿子好吗。她连看也没看我一眼。“不是儿子，是个女儿，”她说，“二十二岁了，刚给我生了第一个外孙子。”

---一九八一年一月六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