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某文学老师通知我一个好朋友的小女儿，她的期末考试题目将会和《百年孤独》有关。自然，小姑娘被吓坏了，不光是因为她没读过这本书，还因为她另有好几门更难对付的课程要兼顾。幸亏她的父亲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文学培养，对诗歌的理解感受也优于常人，为她制订了一个水平相当高的强化培训计划，以保证姑娘后来去考试时这方面的知识比她的老师还要强出许多。不过，老师向她提出了一个完全出乎她意料的问题：《百年孤独》这本书的书名里出现了一个反着印刷的字母，这是为什么？老师指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行的那一版，封面由画家维森特·罗霍设计，确实有一个字母是反着的，那是他受到绝对独立的灵感启示设计出来的。小姑娘当然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我把这件事告诉维森特·罗霍的时候，他说换了他也一样回答不出来。

就在同一年，我的儿子贡萨洛需要回答一份文学方面的问答卷，一份在伦敦出的入学试卷。有一道题是这样的，问《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那只公鸡有何象征意义。贡萨洛对自己家里的风格太了解了，抵挡不住和那位身在远方的学者开个玩笑的诱惑，回答道：“那是只金蛋孵出来的公鸡。”后来我们得知，得到最高分的学生是这样按老师的讲解回答的：上校的公鸡象征着深受压迫的人民的力量。我知道以后，又一次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好运气而兴奋，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为这本书设计的结局是上校拧断了那只公鸡的脖子，用它煮了一锅汤以示不满，只不过到了最后一刻我又改变了主意。

好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搜集糟糕的文学课老师误人子弟的例子。我认识一位心肠极好的老师，在他眼里，胖胖的、贪得无厌、没有心肝的祖母从纯真的埃伦蒂拉身上榨取钱财索债，象征了资本主义的贪婪。一位天主教教会老师告诉学生，美人儿蕾梅黛丝升天这个情节是圣母玛利亚灵肉升天的一种诗意移植。另一位老师用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讲解赫伯特，我一篇短篇小说里一个大把撒钱、替所有人排忧解难的人物。“这是一种对上帝的美妙比喻。”老师这样说。真正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巴塞罗那的两位评论家，他们发现，《族长的秋天》这本书和贝洛·巴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在结构上完全相同。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因为我一向崇拜贝洛·巴托克，特别是他的这首钢琴协奏曲，可到现在我也没能弄懂那两位评论家所说的相同指的是什么。哈瓦那人文学院的一位文学老师花了好多时间分析《百年孤独》，最后他得出结论——这结论让人喜忧参半——说这部小说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凡此种种，都让我确信一点：这一类的解读技巧从长远来看最终都会成为一种新的虚构创作，有时甚至会沦为胡诌。

我应该是属于那种非常天真的读者，因为我从来没想过，小说家们除了字面的意思之外还想表达什么别的言外之意。当弗朗茨·卡夫卡说格里高尔·萨姆沙早晨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虫子时，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象征意义，我唯一好奇的是他到底变成了什么样的生物。我相信，在某个时代，地毯是真的可以飞起来的，而某些瓶子里也真的曾经装进过被囚禁的精灵。我相信，巴兰的驴子是说过话的——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唯一遗憾的是没能把它的声音录下来。我也相信约书亚用他的号角吹倒了耶利哥的城墙，唯一可惜的是没有人把那摧毁一切的音乐记录下来。最后，我相信玻璃硕士——塞万提斯书里的——真的是玻璃做的，就像他自己在发疯的时候所认为的那样；我也真的相信那个欢乐的现实，巨人高康大一泡尿浇在了巴黎的大教堂上[出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拉伯雷创作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作品讲述了巨人国王高康大及其儿子庞大固埃的故事。]。还有，我更相信，诸如此类的奇迹还在继续发生，如果我们看不见它们，大半都怪那帮糟糕透顶的文学老师往我们脑子里塞进了太多蒙昧主义的唯理性论。

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深怀敬意，更准确地说是怀有一种敬爱，而正因为如此，看到他们成为某种教育体系的牺牲品、被迫说一些蠢话时，我总是感到很痛心。一个令我终身难以忘怀的人就是从我五岁起教我阅读的女教师。她是个美丽聪慧的姑娘，从不希求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她是那样年轻，随着时光的流逝，甚至变得比我还要年轻。是她在课堂上给我们读了人生中听到的最初的诗歌，它们被我深深地记在脑海里永世难忘。我以同样感恩的心情记起了我中学的文学课老师，他是一个简朴而谨慎的人，引领我们在文学的迷宫中穿行而从不矫揉造作地过度解读。这种方法使我们这些学生能更自由、更个人化地体会诗歌的奇妙之处。总之，一堂文学课应该只是对阅读的良好引导。任何其他的企望都只会让孩子们感到害怕。这就是我作为过来人的看法。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