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能让我想重新当一遍孩子的事情，就是乘上一条船，顺着马格达莱纳河再去游览一番。那些当年没有做过这件事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曾经一年两次——一次去，一次回——做这样的旅行，中学六年加上大学两年期间一直如此，每次从生活中学到的都比在学校里学到的更多更好。在水量充沛的季节，从巴兰基亚走到萨尔加港逆流而上的旅行要花上五天时间，到达后再从那里坐火车到波哥大。在旱季，也是出行最频繁、最开心的季节，这段旅程有时长达三个星期。

火车从萨尔加港开出，整整一天都顺着怪石嶙峋的山梁向上爬行。在最陡峭的路段，它会向下溜上一小段，再一鼓作气冲上去，像一条巨龙一样气喘吁吁。有时候为了减轻火车的载重，还会让乘客下车步行爬到下一个山梁上。沿途的村庄都是冷冰冰、凄凉凉的，一辈子靠兜售讨生活的女商贩们沿着车窗叫卖黄澄澄的整只大烧鸡，她们卖的奶酪土豆吃起来有一股医院伙食的味道。火车到达波哥大是下午六点钟，正赶上这个城市进入它最难过的时刻。城市死气沉沉、寒风刺骨，有轨电车咣当咣当地在拐弯时擦出一溜火星，混杂着油烟的雨水下个不停。男人们上下一身黑衣，戴着黑色的帽子，个个都像是有什么急事似的行色匆匆，街上一个女人都看不见。可我们得在那里待上一年时间，装作学习的样子，其实心里都只盼着十二月快快来到，这样我们就又可以去马格达莱纳河上航行了。

那个时代的轮船都是三层的，有两根大烟囱，夜间开过去的时候就像一个灯火通明的小镇子，在身后留下一缕细细的音乐，也给沿岸村庄的人们留下种种缥缈的幻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轮船不同，我们这些轮船的推进轮不是在船的侧舷，而是在船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都没再看见过这样的轮船。轮船的名字起得直截了当、朗朗上口：“大西洋号”“麦德林号”“卡罗船长号”“大卫·阿朗戈号”。船长们就像康拉德笔下的人物一样，有点儿不讲理，却都是些好心肠，吃起东西来像野人一样，从来都不会在远远的舱房里独自睡觉。船员都自称“水手”，这有点儿牵强，好像他们是在海上航行一样。可到了巴兰基亚的酒馆和妓院里，和真正在海上航行的水手混在一起时，他们有个绝对不会弄混的名字：开汽船的。

白天里轮船走得很慢，能看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们这些乘客会坐在顶层甲板上消磨时光。岸边的鳄鱼像一段段树干，全都张着大嘴，等着有什么东西落入口中好饱餐一顿。轮船过处，尾浪惊起一群群鹭鸶直上长空，河旁的沼泽里有大群的野鸭，鱼儿成群结队地游过，几只海牛正忙着照顾它们的小宝宝，吼叫声就像是在广阔的河岸上唱歌。有时你的午觉会被一阵令人作呕的奇臭打搅，那是一头淹死的奶牛被泡涨的尸体，一动不动地顺着水流漂下来，肚子上还孤零零地站立着一只秃鹫。在整个旅程中，每天早上你都会被猴群和鹦鹉的喧闹声吵醒。

现如今，要是你说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个人，会显得相当稀罕。在马格达莱纳河的轮船上，所有的乘客最后都变得像一家人，因为我们大家都约好每年乘同一班船。埃尔哈赤一家在卡拉马尔上船；佩尼亚一家和德尔托罗一家——他们都是鳄鱼人的老乡——在帕拉图上船；埃斯托尔尼诺斯一家和比尼亚斯一家在马甘格上船；比利亚法内斯一家在埃尔班科上船。随着旅程的推进，场面也越来越热闹。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和一站又一站的村镇联系在了一起，时间短暂却令人难忘，许多人的命运也就此永远交织在一起。维森特·埃斯库德罗是个医科大学生，未曾收到邀请便去参加了加马拉的一次婚礼舞会，没得到允许就和镇子上最美的女子跳了舞，结果被她的丈夫开枪打死。也有相反的例子，佩德罗·巴勃罗·纪廉在巴兰卡韦梅哈醉醺醺地和他喜欢上的第一个女孩结了婚，直到现在还和她过得十分恩爱，他们生了九个孩子。还有那难得一遇的何塞·帕伦西亚，他是个天生的音乐家，有一次跑到特内里费参加鼓手大赛赢了一头奶牛，当场卖了五十个比索——在那年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有时候轮船会搁浅在某处沙梁上，一停就是十五天。谁都不会着急上火，因为可以继续狂欢，船长会给你开个证明，再盖上他朋友的印戳，这样你晚到学校就有了正当的理由。

一九四八年的一个夜晚，那是我最后一次乘船旅行，我们被岸边一阵撕心裂肺的凄惨叫声惊醒。鼎鼎有名的克利马科·孔德·阿韦略船长下令打开探照灯寻找叫声的来源。是一只母海牛被困在了一棵倒下大树的树枝间。“开汽船的”纷纷跳下水去，用绞盘上的绳索捆住它，把它拖了出来。那是只神奇的动物，看着就叫人心疼，有将近四米长，皮肤白白光光的，身体像女人一样，有着慈母般大大的乳头，一双忧伤的大眼睛像人一样流着泪。那是我第一次从孔德·阿韦略船长嘴里听说，如果再这样杀害河里的动物，这世界就要完蛋了，他不允许从他的船上开枪。“谁要是想杀人，给我回家杀去，”他这样喊道，“别在我的船上干这种事。”可谁也没有理睬他的话。十三年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这天，一个在墨西哥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大卫·阿朗戈号”轮船在马甘格港着了火，烧成了一堆灰烬。挂上电话时，我心里突然涌上一种恐惧的感觉，觉得就在那一天，我的青年时代结束了，那条我们日思夜想的河也已经见鬼去了。

它的的确确是见鬼去了。马格达莱纳河已经死去，河水里有了毒，它怀抱里的动物也全都灭绝了。一群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从那时起，政府也开始大谈河流的恢复问题，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消遣人心的闹剧。只有经过四代人，也就是说整整一个世纪持续不断的强化努力，马格达莱纳河的复原才会成为可能。

林地复育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在马格达莱纳河两岸种植59,110,000棵树木。我想把这个数字换个方式再说一遍：五千九百一十一万棵树。可是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种还是不种这些树，而是这么多的树要种在哪里。因为河流沿岸能用的土地几乎全是私有家产，要把这些树都种下去需要占据这些土地的九成。试问，有多少业主舍得让出他们九成的土地用来种树，放弃自己眼下百分之九十的收入呢？

此外，不光是马格达莱纳河受到了污染，它所有的支流也都一样。它们连上了沿岸城镇乡村的下水道，把工农业垃圾连同动物和人类制造的排泄物和垃圾都冲积下来，再汇入全国性秽物聚集地——庞大肮脏的灰烬之口。去年十一月，在托凯马，两名游击队员为逃脱军队的追捕跳进波哥大河，他们逃过了追兵，却险些因在水中感染送了性命。马格达莱纳河沿岸，特别是下游的居民，很久以来连纯净水都不敢用不敢喝，活蹦乱跳的鱼都不敢吃了。用一些妇女的话来说，他们能接收到的只有纯净的屎。

这项工程是巨大的，不过恐怕也是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几年前一个哥伦比亚与荷兰的联合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需要做些什么的完整规划，这个三十卷的规划眼下正在水文气象研究所的档案库里睡大觉。组织这项浩大工程的副主任海若·穆里约是一个来自安蒂奥基亚省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前半生献给了这项工程的研究，研究工作还没做完，他就献出了剩下的后半生：淹死在了寄托着他毕生梦想的河流中。与之相反的是，在最近这些年里，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愿意冒被淹死在这条河里的风险。马格达莱纳河沿岸村镇的居民们——再过几天他们就要随着“海螺号”的航行站在国家意愿的最前列——应该知道这一点，并且记住，从翁达到灰烬之口，有足够的选票选出共和国总统。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