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年前，我给墨西哥电影导演海梅·翁贝托·埃莫西约讲了我生活中的一件真事，希望他能把它拍成电影，可当时我觉得他并没有太上心。然而，两个月后，他突然毫无预兆地跑来对我说，脚本的初稿已经成形了，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起把终稿定下来。在构建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之前，我们先商定了能把他们诠释得最好的两个演员：玛丽亚·罗霍和埃克托尔·博尼利亚。此外，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指望他们俩和我们一起撰写某些对白台词，甚至可以留下一些桥段让他们在拍摄过程中用自己的语言即兴发挥。

这段故事里我唯一落到实处用笔写下来的就是——自许多年前在巴塞罗那从别人那儿听说它起——一个作业本上几条零散的笔记和一个初步拟定的名字：“不，我只是来打个电话”。然而到了检查脚本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名字不太合适，于是又临时给它起了一个：“我的爱人玛丽亚”。再后来，海梅·翁贝托·埃莫西约才最终给它定了这个名字：“我心中的玛丽亚”。这是最适合这段故事的影片名，它不仅与剧情吻合，而且风格一致。

电影的拍摄是大家齐心协力完成的。创作者、演员和技术人员勠力同心，手头唯一的一笔流动资金是韦拉克鲁斯大学提供的两百万比索——也就是说，大约八万美元，用电影界的话来说连买甜点都不够。电影用十六毫米彩色胶片拍摄，历经九十三天的高强度工作完成，而且是在酷热难当的波尔塔雷斯区——在我心目中最具特色的墨西哥城城区。我对这个区太了解了，因为二十多年前，我在这个区一家印刷厂的装订车间工作过，每个星期总有至少一天，下班后我会和那些手艺精湛的师傅、也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们一起到街区的小酒馆里痛饮一番，喝到恨不得把店中灯里面的酒精都倒出来喝光的地步。我们都觉得这里简直是《我心中的玛丽亚》天造地设的取景地。我看了刚杀青的电影，很高兴地证实了我们并没有搞错。它棒极了，温柔的同时又残酷无情，从放映厅出来时，我感觉自己被一股怀旧之情深深震撼。

女主人公玛丽亚在现实生活里是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姑娘，刚嫁给一个公共事业的职员。一天下午，大雨倾盆，她独自开车行驶在一条空空荡荡的公路上，车突然抛锚了。对往来车辆打手势求助整整一个小时都是徒劳，最后终于有一辆大巴车的司机对她起了恻隐之心。其实车带不了她走多远，但足够让玛丽亚找到一个有电话的地方，好打给她丈夫叫他来接她。她做梦也想不到，那辆坐满了一群无精打采的女人的包租汽车竟就此揭开了她本不该遭遇的荒唐一幕，由此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天黑了下来，雨还在下个不停，大巴开进了某个自然公园中间一座阴森森大楼的院子里。那群女人中间一个带队的用对小孩子说话的口气命令她们下了车，仿佛她们是一群小学女生。只不过她们其实是一群面容憔悴、心不在焉的成年女子，走起路来不像这个世界的人。玛丽亚是最后一个下的车，她现在倒不操心什么下雨不下雨的了，反正从里到外都湿透了。带队的女人把她们这群人交给了出来迎接的几个人，便又上车走了。直到此时，玛丽亚还没有察觉到，那三十二个安安静静的女人其实都是从别的城市送过来的病人，自己来到的地方是个疯人院。

在大楼里，玛丽亚从队里走出来，问一位女工作人员哪里可以打电话。正在引导病人的一个女护士让她回到队伍里，并甜甜地对她说：“在这边，美女，这边有电话。”玛丽亚和其他女人一起沿着一条暗暗的走廊走着，直到走进一间集体寝室，护士们开始为她们分配床铺。她们给玛丽亚也分了一张床。玛丽亚看见她们搞错了，觉得挺好玩，便对一个护士解释说自己的汽车在公路上抛锚了，她只是需要给丈夫打个电话。护士假装很用心地听完她的话，又把她带回她的床跟前，想说几句好话让她安静下来。

“知道知道，美女，”她对玛丽亚说，“只要你表现好，给谁打电话都没问题。可现在不行，明天再说吧。”

玛丽亚突然明白自己马上就要落入一个致命的陷阱，便飞一般地从寝室逃了出去。没等她跑到大门口，一个壮汉警卫便一把扭住了她，在另外两名警卫的帮助下给她套上了拘束衣。又过了一会儿，因为她不停地叫喊，他们给她注射了一针镇静剂。第二天，鉴于她一直坚持反抗，他们又把她送进了狂暴病人室，用高压冰水水枪冲得她精疲力竭。

午夜过后，玛丽亚的丈夫确认她没在任何一个熟人家里，便报警说她失踪了。第二天，她开的那辆汽车——此时已被小偷拆了个七零八落扔在那里——被发现了。两个星期后，警察宣布结案，给出的好心解释是玛丽亚厌倦了短暂的婚姻生活，和别人私奔了。

那时，玛丽亚仍然没能适应疗养院里的生活，不过已经温顺了许多。她仍然拒绝参加女病人们的户外游戏，但也没人再强迫她这样去做。毕竟，医生们都说，一开始都是这样的，不过迟早她们都会融入团体生活中去。在被幽禁了快三个月的时候，玛丽亚终于获得了一位外来访客的信任，那人答应给她的丈夫传个消息。

紧接着的星期六，玛丽亚的丈夫来探望了她。在接待室里，疗养院的院长用非常令人信服的话语向他介绍了玛丽亚的现状，还告诉他怎样才能帮助她恢复健康。院长提醒他，病人最痴迷的念头就是打电话，还教他在探望时应该采用什么方式，才能避免病人再一次陷入狂躁发作。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最重要的就在于顺势而为。

他果真是一字不差地遵照医嘱行事，可第一次的探访还是糟得不能再糟了。玛丽亚不顾一切地要跟丈夫离开这里，最后人们不得不再一次用拘束衣制服了她。不过，在之后的探访中，她一次比一次显得更温顺，于是丈夫每个星期六都去探访她，每次都给她带一磅巧克力糖去，最后医生们发话了，对他说这礼物对玛丽亚不太合适，因为她的体重在不断增加。从此，他就只给她带玫瑰花。

---一九八一年五月五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