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人讲起那个老花匠的故事是在好多年以前了。老花匠是在维西亚庄园里自杀身亡的，那是一处掩映在大树中的漂亮房子，位于哈瓦那郊区，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打那时起，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人讲起过这个故事，而且每次都说法不一。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这样的：因为老花匠坚持违背他的意志修剪树木，海明威决定解雇他，于是他才下决心走了极端。人们期望海明威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如果他写了回忆录的话——或者在他死后发表的某一篇文章里说出真相。但是，看来他没有这样做。

所有的不同版本在一点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早在海明威买下这座房子之前，老花匠就在这里工作，而且他的失踪很突然，且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四天之后，根据猛禽们准确无误的指引，人们在一口井的井底发现了他的尸体，那口井是挖出来给海明威和他当时的大美女妻子玛莎·盖尔霍恩提供饮用水的。但是，曾对海明威在哈瓦那的生活做过细致研究的古巴作家诺贝托·富恩特斯不久前公布了另一个不同的说法，它也许更符合这次有争议的死亡事件的真相。这座房子原先的总管告诉他说，发现死尸的那口井并不是供应饮用水的，而是游泳池水的来源。总管还说，他们经常会往井里撒一些消毒药片，虽然从数量上恐怕不足以消除一具完整尸体的毒素。不管怎么说吧，后一种版本推翻了最初的说法，因为按照那种太过文学演绎的说法，整整三天时间里，海明威夫妇一直在喝泡着死人的水。人们还传说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感到的唯一不同就是水变甜了。”

有许许多多吸引人的故事——书面的也好，口头的也罢——就是这样永久流传下来的，与其说是留在记忆中，不如说是留在了人们的心底，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故事，这个就是其中之一。也许这就是所谓文学中那些受难的鬼魂吧。这里面有一些是诗歌的臻品，你一见不忘，不会去追问究竟是什么人创作了它们；也有一些是我们随耳听来的，至于到底是听谁说的我们也没想到去弄个究竟，时间一长，连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不是做梦梦见的。所有这些故事里，毫无疑问最美的、也是最出名的一个要数那个刚出生不久的小耗子的故事，它第一次跑到洞外面去时碰见了一只蝙蝠，便惊奇万分地跑了回去，一面高叫着：“妈妈，我看见天使了。”另一个故事也是从真实生活中来，却大大超过了一般的虚构创作，它说的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天清晨，一个马那瓜的无线电爱好者试图和世界上任意一个地方取得联系，想告诉人们这个城市已经被一次地震从世界地图上完全抹去了。在忙了一个小时，发现仪表盘上传来的依然只有咝咝的声音时，一个更现实主义的朋友用一句话说服他放弃了努力。“没用的，”那朋友说，“全世界到处都一样。”还有一个故事，和上面这个一样真实，讲的是巴黎交响乐团的遭遇——差不多十年前，他们遇到了一件连弗朗茨·卡夫卡都意想不到的事，差点儿就此解散完蛋：指定给他们用以排练的楼房里只有一部水压电梯，一次只能上四个人，八十名乐师从早上八点开始上楼，四个小时后，当所有人都上了楼，又到了该下楼吃中午饭的时候了。

在众多读第一遍就会觉得精彩至极，之后一有机会便会反复回味的故事中，按我的品味来说，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W.W. 雅各布斯的《猴爪》。我记忆中能称得上完美的故事只有两篇：这算一篇，还有一篇是爱伦·坡的《瓦尔德马尔病例中的事实》。只不过对于后者的作者，我们连他内衣的质量都一清二楚，对前者的创作者则知之甚少。在我认识的博学之士中，也没有几个能说得出来他名字里的两个缩写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除非去查一下百科全书，我也是刚刚查到：威廉·魏玛克。他生于伦敦，一九四三年也死于伦敦，死时年方八十，他留下一部共十八卷的作品全集——尽管百科全书里没有提到——在图书馆里能占据六十四厘米的位置，然而他全部的荣耀都来自那篇只占了五页纸的大师级杰作。

最后，我多想记起来——而且我知道，再过几天就会有某位仁慈的读者来告诉我——是哪些作家曾创作了这样两篇故事，它们彻底激发了我青年时代的文学激情。第一篇讲的是一个绝望的人从十楼跳下，直落向大街，在坠落的过程中他透过窗户逐一看见了一家家邻居的私密生活，有家庭里的小悲剧，有偷情，也有短暂的幸福时光，都是你在公共楼梯间里根本看不到的事情，因此，就在他的身体撞上街道水泥地面的那一瞬间，他对这个世界的观念有了彻底的改变，结论是他越过那道伪门[指自杀。]永远放弃的生活还是值得一过的。另一篇故事讲的是两个探险家在雪地里迷了路，在度过了三个痛苦的日夜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间废弃的小茅屋。又是三天过去，其中的一位死去了。幸存的那一位在离小屋一百来米远的雪地里挖了个坑，把尸体埋了下去。谁知到了第二天，当他从宁静的梦境中醒来时，他发现同伴又回到了茅屋里，确实是死了，而且冻得硬邦邦的，像个正式来访的客人一样对着他的床坐着。他又把尸体埋了，而且埋得更远，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尸体又坐在了他的床对面。最后他疯掉了。人们从他写到那天为止的日记里知道了他的真实故事。对这个谜一样的事件的解释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看上去最为可信：这个幸存者被孤独折磨得太厉害，正是他自己在梦魇中把清醒时埋葬的尸体挖了出来。

我觉得在一生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最荒唐同时也最彰显人性的故事，是有人在一九四七年对里卡多·穆尼奥斯·苏伊讲过的那个，当时他正在西班牙托雷多省的奥卡尼亚监狱坐牢。那是一个内战开始头几天就在阿维拉监狱被枪决的共和派俘虏的真实故事。行刑队在一个冰冷的早晨把他从牢房里提出来，他们得一起走过一片白雪覆盖的原野才能到达刑场。国民卫队的人身穿御寒的大衣，戴着手套，头上还戴着三角帽，可即便裹得严严实实的，在穿过那片冰封的荒原时他们仍冻得瑟瑟发抖。那个可怜的俘虏，只穿了件绽开线的呢子夹克衫，唯有不断搓一搓自己冻僵的身体，一面大声抱怨天太冷了。到了后来，行刑队的指挥官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抱怨，大声呵斥道：

“他妈的，大冷天的别装什么烈士了。你想想我们几个吧，待会儿还得走回去呢。”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二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