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毫无节制的现实给文学提出的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词汇的贫乏。当我们谈到河流的时候，一个欧洲读者能想象到的最多无非是两千七百九十公里长的多瑙河。如果不给他描绘一下，很难让他想象五千五百公里长的亚马孙河是个什么样子：站在帕拉州的首府贝伦根本看不到对岸，河面比波罗的海还要宽。当我们写下“风暴”这个词的时候，欧洲人会想到电闪雷鸣，但很难让他们理解我们想表达的这种现象的含义。“下雨”这个词也是一样。在安第斯山脉，有的风暴可以持续五个月之久，一个叫萨维耶·马尔米耶的法国人是这样向他的同胞描述的：“对于那些没见识过这样风暴的人来说，他们完全想象不出它们发生时的威力有多大。一连几个小时，一个接一个的闪电就像是血流的瀑布，大气在持续不断的雷声里颤抖，爆炸声在广袤的大山深处隆隆回响。”他的这些描述当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杰作，但足以让那些最不轻信人言的欧洲人害怕得浑身发抖。

这一来就有必要创建一套新的词语体系来适应我们这个现实的规模。能说明这种必要性的例子不胜枚举。荷兰探险家F. W. 尤普·德·格拉夫在本世纪初到过亚马孙河的上游地区，说他曾遇到一条沸腾的小溪，五分钟就可以把鸡蛋煮熟，还说他到过一个地方，在那里不能高声说话，因为会立刻降下倾盆大雨。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个地方，我曾看见一个人对着一头耳朵里长了虫子的奶牛念咒语，又亲眼看见那些虫子一条条死去掉落下来。那人还说，只要把牲口的长相告诉他，再给他说说这头牲口在什么地方，也可以远距离做这种治疗。一九〇二年五月八日，马提尼克岛上的培雷火山爆发，几分钟里就摧毁了圣皮埃尔港，把那里的三万居民全都埋在了熔岩之下。只除过一人：卢德格尔·西尔巴里，他是那里的唯一一个犯人，当初为了不让他脱逃，专门为他建造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单人牢房，正是这牢房保护了他免遭劫难。

就说在墨西哥吧，要想表现这个国家不可思议的现实，可得写出好多卷厚厚的书来。我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了，还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就像我过去好多次做过的那样——观察一只瓦罐里的豆子怎样蹦蹦跳跳。好心肠的当地人给我解释说，那些豆子能蹦起来是因为里面寄居着一种幼虫，可这种解释太缺乏说服力了：这中间的奇妙之处不在于豆子会蹦是因为里面有虫子，而是豆子里面有虫子竟能让它会蹦。第一次看见一只美西螈（墨西哥钝口螈）也是我生命中一次奇异的体验。胡里奥·科塔萨尔在他的一篇故事里说，他是在巴黎植物园里看到这种蝾螈的，那天他本来是想去看狮子的。经过水族馆的时候，科塔萨尔这样描述道：“我避开那些毫无特点的鱼类，不期然见到了美西螈。”最后他这样说道：“我盯着它们看了一个钟头才离开，满脑子再也想不了其他事。”那天我在帕茨夸罗村也是一样，只不过我不是看了它一个钟头，而是整整一个下午，而且后来又去过好几次。然而，在那里还有个东西比这种动物本身更让我印象深刻，是钉在那所房子门上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出售美西螈糖浆”。

这种不可思议的现实在加勒比地区最为浓厚，实际上向北它扩张到美国南部地区，向南一直延伸到巴西。请诸位不要把这想象成一种扩张主义的胡言乱语。不：这是因为加勒比并不像地理学家们以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一种颇具同一性的文化区域。

在加勒比地区，在新大陆发现之前就存在的原始信仰和魔法概念的元素加上大量各式各样的文化的融合，在其后的岁月里汇聚成一种奇异的混杂，它在艺术方面的追求和自身的艺术生命力是无穷无尽的。非洲文化的加入是被迫而不光彩的，但后来居上。在这个世界的十字路口，形成了一种没有边界的自由之感，一种既无上帝也无准则的现实，在这里，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能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限制：昨天还是强盗，今天一觉醒来就当上了国王，逃犯变成将军，妓女当上总督夫人。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

我生在加勒比，长在加勒比。我了解这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岛屿。我骨子里这种失落感也许正是来源于此：我从未想过也从未能做过比现实更令人惊讶的事。我走得最远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把这种现实移植到一种诗的语境中去，但在我写的所有书里，没有任何一行文字不是以真实事件为根基的。这种移植的其中一例就是《百年孤独》中那条使布恩迪亚家族寝食难安的猪尾巴。本来我也可以使用别的什么形象，可我又一想，担心会生出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儿子恐怕是最不至与现实相符的小概率事件了。然而，这本小说刚一问世，美洲各地的不少男女便纷纷坦承说自己也长了一条类似猪尾巴的东西。在巴兰基亚，一个小伙子在报纸上露了面：他生来就有条尾巴一直伴随着他长大，他从未将它示人，直到他读了《百年孤独》。他的解释比他那条尾巴更加让人惊讶。“我从未想过告诉别人我长了条尾巴，我觉得很难为情，”他说，“不过现在，读了这本小说，又听了不少读过这本小说的人讲的话，我才知道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又过了些日子，一位读者给我寄来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在韩国首都首尔有个小女孩，生下来就长了条猪尾巴。和我写小说的时候的想法完全相反的是，首尔那个小女孩的尾巴被割掉了，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然而，我写作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段经历要数创作《族长的秋天》的准备阶段。我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把能弄到手的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的独裁者的资料看了个遍，目的是让我要写的这本书尽可能地远离现实。可我每前进一步，心中便多出一分失望。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直觉远比正牌预言大师的敏锐得多。海地的杜瓦利埃医生把国内的黑狗消灭殆尽，只是因为他的一个对手为了逃避他这个独裁者的追杀，放弃了做人的资格而变成了一条黑狗。弗朗西亚博士，他作为哲学家的威信如此之高，以至于卡莱尔对他有专门研究，而也是他下令像关死一间房子似的关闭了乌拉圭共和国，只留下一个窗口让邮件通过。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为埋葬自己的一条腿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洛佩·德·阿吉雷的手被砍下以后，顺流而下漂流了好几天，看到它漂过的人一个个都不寒而栗，心想哪怕是到了这步田地，这杀人成性的手里会不会还攥着一把匕首。在尼加拉瓜，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在他家院子里造了个动物园，一只大笼子被一分两半：一边装着野兽，只隔着一道铁栅栏的另一边关着他的政治对手。

萨尔瓦多信奉通神论的独裁者马丁内斯下令把全国的路灯都用红纸罩起来，认为这样就可以消除麻疹的瘟疫，他还发明了一种摆锤，每顿饭之前把它吊在饭菜上方可以检查是否被下了毒。至今还立在特古西加尔巴城里的莫拉桑雕像其实是内伊元帅的雕像，这是因为当年被派去伦敦订购莫拉赞雕像的小组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了它，觉得比定做一尊真的莫拉赞像要划得来一些。

总而言之，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作家，应该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承认：现实是比我们更好的作家。我们的命运，也许我们的光荣，就是怀着谦卑的心去模仿它，并尽可能模仿得好一些。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