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对一个班级的学生说了句不太负责任的话，说世界文学一个下午就可以学懂。班上一个女生——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秘密诗行的作者——马上接了下去：“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过来让您教教我们？”就这样，星期五下午三点学生们来了，我们一直聊到六点钟，最后不得不在德国浪漫主义停了下来，因为学生们也犯了不负责任的毛病，答应去参加一个婚礼。当然，我告诉他们，想在一个下午搞懂世界文学，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同时接受参加婚礼的邀请，因为结婚过上幸福生活的时间充裕，学习诗歌却不然。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玩笑，最后我的感觉和他们的完全相同：尽管我们没能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学完文学，至少我们都有了相当可观的基本知识，又无须去苦读让－保罗·萨特的书。

当你为一张唱片或是为一本书倾倒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想找个人说说的冲动。这种事在我身上发生过，那次是我碰巧找见了一张当时很少见的贝洛·巴托克的《为弦乐四重奏和钢琴而作的五重奏》；后来又发生过一次：我在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了美妙而罕见的奥托里诺·雷斯庇基的《小提琴与管弦乐队格里高利协奏曲》。这两张唱片都很不容易找到，我身边那些听音乐成瘾的朋友们也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后来我跑遍了半个世界想把它们买到手，好找个人一起听听。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从多年前便是如此，我觉得自己恐怕把这本书的整整一版都买走了，为的只是让朋友们可以随时带一本走。我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我们尽快找时间再聚一聚，聊聊我们心中至亲至爱的这本书。

我对上我文学课的好学生们解释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教学理念——当然，也许会有些太主观，也太简单了。实际上，我一直以为一门好的文学课需要做的只是引导学生们去读他们该读的好书。有些老师以吓唬学生为乐，其实每个时代非读不可的书并没有他们口中的那么多，只要不是有推脱不掉的婚礼要去参加，一个下午确实可以讲完。带着愉快的心情、带着自己的审慎判断去读这些书，自然是需要花上一生中许多个下午的时间，不过如果有学生可以做到，最终他们的文学知识比起最聪明的老师也会毫不逊色。接下来的一步有些让人害怕：专业化。再往下，就是人活在世上所能走的最烦人的一步了：博学。不过如果学生们想要的只是在和人见面的时候露上一手，他们就完全没有必要经历这三重炼狱中的任何一步，而是只需买上一部神奇的两卷本《书籍大全》，作者是路易斯·努埃达和堂安东尼奥·埃斯皮纳，编写于一九四〇年前后，书中按照字母顺序撰有一千多部世界文学主要著作的概述，包括每本著作的主要情节介绍和解读，还有关于作者及其时代背景的简介。当然，相对于一个下午的课所需要的书目，它可以说是多出了很多，可也有一个方便之处，那就是你不必真的把这些书都读上一遍。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两卷救命书已经在我的案头放了好些年了，好几回是它们把我从身处知识分子天堂时遇到的窘境中解救了出来，有了这两本书，而且根据对它们的了解，我可以确定无疑地告诉各位，很多社会娱乐和报纸专栏的权威人士一定也拥有这两本书，而且还经常使用它们。

幸运的是，人在一生中需要阅读的书并不是很多。不久前，波哥大的《笔墨》杂志向一群作家提了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书籍是哪些。要求是只列出五本，那些人所共知的除外，比方说《圣经》《奥德赛》和《堂吉诃德》。我的最终书目是：《一千零一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梅尔维尔的《白鲸》、《西班牙抒情诗集》——堂何塞·玛丽亚·布莱夸编纂的一本诗歌集，可以当作侦探小说来读，还有就是一本《西班牙语词典》，当然不是皇家语言学院的那一本。这份书单，和所有的单子一样，有可以讨论之处，由此衍生出来的话题可以说上好几个小时，可是我的理由简单而真诚：倘若我只读过这五本书的话——当然那些人所共知的要除外——也就足以写出我到现在为止所写过的东西了。换句话说，这是一份有专业特色的书单。不过，《白鲸》被列进来还有一番曲折。一开始我在这个位置上写的是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它在我心目中是一部完美的小说，只是在结构上稍逊一筹，而这方面已经有《俄狄浦斯王》珠玉在前了。后来我又想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我看来，在小说这个文学体裁中它算得上是写得最好的了，而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应该把它归入人所共知的那一类里面去。而《白鲸》，它的无序结构创造了文学中最美的乱象之一，它激发了我身上神话般的勇气，那无疑是我写作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总之，无论是一个下午就可以上完的文学课，还是关于五本书的调查，都引导人们再一次去想一想，有多少不应被忘怀的著作已经被年轻一代忘却。其中有三本，在二十多年前还处在一线的位置：托马斯·曼的《魔山》、阿克塞尔·芒思的《圣米歇尔的历史》和阿兰－傅尼埃的《大个子莫林》。有时我会想，把那些最勤勉的学生都算上，在今天的文学课上还有多少人会用心思去问一问，这三部已经被边缘化的书里究竟都写了些什么。你会觉得它们都曾经辉煌一时，可又都昙花一现，就像艾萨·德·克罗兹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若干小说，像阿道司·赫胥黎的《针锋相对》，那是我们在蓝色岁月里都患过的某种麻疹；或者像雅各布·瓦瑟曼的《小鹅人》，举出它与其说是因为诗歌还不如说是出于情结；或者像安德烈·纪德的《伪币制造者》，它也许比作者自身想象的还要假。在这退休书籍的养老院里，只有一例会让人们感到惊奇，那就是赫尔曼·黑塞的书，在一九四六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时候曾引发一场轰动，但很快就被人忘记了。不过最近几年里，他的书又被重新发掘出来，其力度不减当年，也许这一代人在他的书里发现了与自己的疑惑产生共鸣的玄机。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引发忧虑，而更像是沙龙里供人消遣的猜谜游戏。其实，不应该有什么必读之书，也不该有什么惩罚之书，健康的阅读方式是读到哪一页觉得受不了便就此打住。当然，对于那些自甘受虐、不顾一切要继续读下去的人们来说，也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把那些太难读懂的书放在厕所里。也许经过几年的良好消化，就可以达到弥尔顿在《失乐园》里描写的化境。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