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达巴黎是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从罗马坐火车到达了一个装饰着圣诞节灯火的车站，而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有一对对恋人相拥而吻。在火车上、地铁中、咖啡馆内、电梯里，战后的第一代人在各种公开场合纵情消费他们的爱情，这也是大灾大难之后唯一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得到的享乐。人们在大街上互相亲吻，丝毫不顾忌会不会影响到街上的行人，而行人也只是目不斜视、若无其事地绕过他们，这倒使人想起我们村子的人对野狗的态度，公狗黏在母狗身上在广场中央干起好事，大家也视若无睹。大白天里公然接吻在罗马不大常见——那是我在欧洲住过的第一个城市——当然，更不必说在那个年代到处都是雾蒙蒙的波哥大了，人们都假模假式的，连在卧室里接个吻都觉得有点儿难为情。

那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黑暗年代。透过街角的手风琴演奏出来的思乡之曲，透过大街小巷烤炉里烤栗子的香气，能感觉到一种压抑的气氛像贪得无厌的幽灵在飘荡。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上，警察会突然封锁某一家咖啡馆或是酒吧的出口，拳打脚踢地把脸长得不像基督徒的人统统抓走。没办法，我也是其中之一。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处：不光是脸，就连我讲法语的口音也成了坐牢的理由。第一次被塞进圣日耳曼－德－普雷警察局装满阿尔及利亚人的牢房里的时候，我深感屈辱。这是一种拉丁美洲式的偏见：蹲监狱是件丢人的事情，因为从小我们就不知道坐牢竟然还有政治原因和刑事原因之分，而家里的长辈们通常思想保守，致力于把这种混乱的思维方式灌输给我们且不断加以维护。我的处境更糟糕一些，因为即使警察把我抓起来的理由是我长得像阿尔及利亚人，我也得不到那些同在一间囚笼里的阿尔及利亚人的信任——虽说我长了一张挨家挨户推销棉布的嘴脸，他们讲起阿拉伯语来我还是一个字都听不懂。不过，天长日久，因为经常要在警察局里过夜，最后我和他们居然能听得懂对方的话了。一天夜里，他们当中的一位对我说，与其当个无辜的犯人还不如真的干点儿什么，便介绍我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做点儿事。他是个医生，名字叫阿默德·特巴尔，后来成了我在巴黎最好的朋友之一，可他在祖国获得独立之后去世了，死于另一种战争。二十五年后，当我受邀参加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独立纪念活动时，我对一位记者说了件让大家难以置信的事情：我唯一为之坐过牢的革命就是阿尔及利亚革命。

可那个年代的巴黎并非只有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一件事。它也是很长时间以来拉丁美洲流亡者中最盛行的目的地。那时候，在阿根廷掌权的是胡安·多明戈·庇隆——那时的他还不是后来的庇隆，秘鲁有奥德里亚将军，哥伦比亚有罗哈斯·皮尼利亚，委内瑞拉有佩雷斯·希门尼斯将军，尼加拉瓜有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将军，多米尼加有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古巴有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盛行一时的集权统治使得我们这些避难者也人数众多，以至于诗人尼古拉斯·纪廉每天一大早都会站在库哈斯大街他所住的圣米歇尔酒店的房间阳台上，把他刚从报纸上看到的有关拉丁美洲的消息用西班牙语大声宣读一遍。一天清晨，他高声喊道：“那家伙倒台了！”当然真正倒台的只有一个，可我们所有的人醒来时都充满希望，觉得倒台的是自己国家的那个家伙。

我到巴黎时只不过是个年轻气盛的加勒比人。我和这个城市之间有着太多的陈旧官司，也有着太多更陈旧的爱恋故事，可我最感谢它的一点是它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观察拉丁美洲的稳定角度。我们此前各自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从未有过的共同视角，现在在一张咖啡桌旁变得如此清晰，最终使得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我们其实都在同一条船上。只要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大街上挤满了人的咖啡馆里兜上一圈，就相当于游遍了整个拉丁美洲，你可以遇到各个国家的作家和艺术家，遇到正在遭受迫害或者正在酝酿革命的政治家。也有从来不去那里的，比如我与胡里奥·科塔萨尔的缘分就是如此——自从读过他的《动物寓言集》，我就一直对他心怀敬意，我在“老海军”酒吧等了他差不多一年，只因为有人告诉我他常去那里。十五年以后，我们到底还是在巴黎见了面，他依然是多年前我想象的那个样子：他是世上最高的人，从没有打算过变老。他还是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拉丁美洲人的老样子，就像他在一篇故事里描绘的那样，喜欢在雾蒙蒙的清晨去看怎么用断头台执行死刑。

空气里飘荡着布拉桑[乔治·布拉桑（Georges Brassens，1921—1981），法国歌唱家兼作曲家，唱片发行量曾高达两千万张，如诗歌般的作品使得他也有了诗人的称号。]的歌声。美貌迷人的塔奇亚·金塔纳本是个无所畏惧的巴斯克女子，却早被各国的拉丁美洲人同化成我们这些避难者中间的一员，她硬是创造出奇迹，用一只酒精炉做出了一大锅足够十个人吃的鲜美的海鲜饭。保罗·库罗，又是一个被我们同化了的法国人，专门为我们当时的生活方式造出了一个词：黄金苦难[原文为法语。]。我一直对自己的境遇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直到有一天夜里，我在卢森堡公园旁边瞎逛，突然发现自己整整一天连只毛栗子都没下肚，也找不到睡觉的地方。我沿着林荫大道逛了好久好久，心想能遇上一支专抓阿拉伯人的巡逻队就好了，这样他们就能把我抓去暖暖和和的牢房里睡上一觉，可我找了好长时间也没能遇上他们。天快亮了，浓浓的迷雾里，塞纳河畔已经模模糊糊现出了宫殿的轮廓，我迈开坚实的大步往西堤岛方向走去，脸上是一副刚刚起床要去工厂上班的本分工人的表情。穿过圣米歇尔桥的时候，我感觉到迷雾中我并不是孤单一人，因为我清楚地听见了有人从对面走来的脚步声。浓雾中，只见他从同侧的人行道上迈着和我相同的步伐走了过来，走近时我看见了他身上红黑相间的苏格兰式上衣，在桥中间擦身而过的时候，我看见了他乱糟糟的头发、土耳其人的小胡子、同样因饥饿和缺乏睡眠而愁苦的脸，也看见了他饱含着泪水的双眼。我的心一下子被冻得冰凉，因为待会儿我往回走的时候一定就是这副嘴脸。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巴黎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在我从斯德哥尔摩返回巴黎的此刻，这段记忆更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相比那时，这城市没有多大变化。一九六八年，我曾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来过这里，就想看看经过神奇的五月风暴之后这座城市怎么样了，我发现恋人们已经不在公众场合接吻，街道上铺路的石头也都重新铺好了，墙壁上那些史无前例的美妙标语已经被擦去：“想象至上”“水泥地下是海滩”“让我们相爱吧”，诸如此类。昨天，我旧地重游，只看见一件新鲜事：穿着绿色制服的市政人员骑着绿色摩托车穿行在大街小巷，每个人都带着仿佛星际探索才用得上的机械手一样的工具，在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里，收拾着一百万条狗每二十四小时拉在街上的狗屎。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