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墨西哥城里有许多我深爱的朋友，但它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要属我在查普尔特佩克公园的森林里度过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下午，天上落着太阳雨，我被这奇妙的现象深深吸引，以致失去了方位感，开始在雨中一圈一圈地漫步，走不出那片树林。”

发表这通感想的十年后，我又一次来到这里寻找那片迷人的树林，找见的却是树林在污染的大气下逐渐朽去，仿佛从那天起凋零的树木间便再也没有雨水落下。这一体验突然让我体味到，我和我家人生命中的多少时间留在了这座路西法之城中——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上占地最广、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以及自从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我们毫无名气、身无分文地到达尘土飞扬的中央火车站的那一刻至今天，这座城市，还有我们自己，都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这一天，就算它的日期没有出现在我那个早已失效的护照上，我也永生难忘，因为就在第二天一大早，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我叫醒，告诉我海明威死了。他把枪筒塞进嘴里轰碎了自己的脑袋，这种残暴如同标记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梅塞德斯和我当时已经结婚两年，罗德里戈还不满一周岁，此前的几个月我们一直住在曼哈顿区的一家小旅馆里。我当时的工作是古巴新闻社驻纽约记者——谁要是想被谋杀，没有比这个地方更合适的了。办公室设在洛克菲勒中心一座又脏又偏的老楼里，一间房子放电传机，另一间用作编辑部，总共只有一扇窗户，正对着一个地狱般的院子，不但凄凉难看还总有股冰冻的煤灰味，远处无时无刻不传来垃圾桶里老鼠争夺剩饭剩菜的撕咬声。当那个地方变得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的时候，我们把罗德里戈往篮子里一装，坐上第一辆公共汽车直奔南方。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全部资产就只有三百美元，外加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从波哥大给我们寄到新奥尔良哥伦比亚领事馆的那一百。这也能算得上是一个美妙的疯狂之举吧：我们的计划是穿过一片接一片的棉花田和一座座黑人村庄回到哥伦比亚，而我们唯一的向导就是脑海里刚刚读过的几本威廉·福克纳的小说。

作为一种文学体验，这一切都令人着迷，然而到了现实生活中——而且我们那时又是那样年轻——简直就成了胡来。总共十四天的大巴车行程走的都是偏僻的公路，热浪蒸腾，风景悲凉，一路上在糟糕透顶的小饭馆打尖，住的也都是更可怕的小旅店。在南方城市的大百货公司里，我们第一次见识了种族歧视的可耻：有两台公共饮水机，一台是白人用的，另一台是黑人用的，上面都挂着一清二楚的标识。在亚拉巴马州，我们花了整整一夜找旅馆住宿，所有的地方都说没有房间，直到最后一家旅馆值夜班的守门人偶然发现我们不是墨西哥人。不过，和往常一样，最让人受不了的还不是六月份炎热的天气里漫长得看不见头的旅途，也不是一路上小旅馆里难熬的夜晚，而是那糟糕透顶的饭菜。汉堡包就像是用磨碎的板纸做出来的，牛奶里一股麦芽味让人难以下咽，最后受不了了的我们只好和孩子一起分食糖水罐头。那一段英雄史诗般的旅程结束时，我们又一次能够把现实和虚构对照起来观察了。棉花田里矗立着帕特农神庙般洁白无瑕的建筑，农场主们靠在路旁小客栈凉爽的屋檐下睡着午觉，穷苦的黑人在茅草屋里勉强度日，加文·史蒂文斯大叔的白种后人们和他们身着薄纱闷闷不乐的妻子去参加星期日的弥撒：车窗外，约克纳帕塔法县那种可怕的生活都一一映入我们的眼帘，活灵活现，和大师笔下小说里的毫无二致。

然而，一到墨西哥边界，到了脏乱不堪、灰尘满天的拉雷多城[拉雷多（Laredo）为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城市、河港，位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格兰德河北岸，对岸为墨西哥的新拉雷多城。此处疑指后者。]——无数关于走私犯的电影已经让我们对这里相当熟悉——我们一路上的这种感情便都见了鬼。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一家小饭馆吃点儿热乎东西。头道菜是一种用金黄色的软糯米饭煮成的汤，和我们在加勒比地区做的大不一样。“上帝保佑，”梅塞德斯刚尝了一口就失声叫道，“哪怕就为了能天天吃上一口这样的米饭，我也情愿一辈子留在这里。”她根本想不到想留下来的愿望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但一切并不是源于那天的那盘炒米饭，因为命运和我们开了一个特别好玩的玩笑：我们在家里吃的大米，都是像走私一样装在来访朋友的行李箱里从哥伦比亚带过来的，因为即使我们早已学会了不吃从小吃惯的家常食物也能活得下去，可还是少不了这种满含爱国主义情结、一粒一粒雪白的大米。

我们抵达墨西哥城时晚霞灿烂，兜里只剩下最后的二十美金。我们前途渺茫，在这座城市里总共只有四个朋友。一个是诗人阿尔瓦罗·穆蒂斯，他的青春岁月都是在墨西哥度过的，可总像是一直没有长大。另一个是路易斯·维森斯，一个了不起的加泰罗尼亚人，为墨西哥文化生活深深吸引，不久前刚从哥伦比亚来到这里。还有雕塑家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坦科尔，此时正在墨西哥广袤的国土上到处树立纪念头像。第四位是作家胡安·加西亚·庞塞，我是在他到哥伦比亚为一次绘画大赛做评委时认识他的，只是第一次见面时我们俩都喝得醉醺醺的，恐怕谁也记不得谁了。可就是他，刚得到我抵达的消息就打来电话，用他那华丽的说话方式向我喊道：“海明威那家伙用他妈一杆猎枪把自己轰死了。”这一刻，我才能算是真的到达了墨西哥城，而不是头一天下午六点钟——我那时晕乎乎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怎么来的，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这些事我还是一无所知，可重要的是我们就身在此处。正如我最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所说的：我在这里写书，在这里抚养孩子们长大，在这里扎下了我的树根。

回顾过去——思念之情使过去变得弥足珍贵，这话一点儿不假——我第一次发现这座城市变了。查普尔特佩克的树林里，从前恋人们相拥相吻的情景看不见了，仿佛再也没有人相信一月份也会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真的越来越少。从没有，我从来没有在朋友们的心底看到过如此的犹豫踌躇。真的是这样吗？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