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早年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过，那时的青年作家的问题在于写作的时候就开始考虑成败。而他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只是想着为自己写作。“我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他说道，“那是一九二三年的事情，我总共印了三百本，除了给《我们》杂志社带去的一百本，其余的都送给了朋友。”发行部的一位主任，阿尔弗雷多·比安基，被吓坏了，看了博尔赫斯一眼对他说道：“可您不会是想让我把这么多书都卖出去吧？”“当然不是，”博尔赫斯回答说，“虽说这本书是我写的，我还没有完全疯掉。”那次的采访者亚历克斯·J. 西斯曼当时还是个在伦敦上学的秘鲁大学生，他又补充了点儿细节，在旁注里说博尔赫斯当时还建议比安基往挂在他们办公室衣帽柜里的大衣口袋里塞上几本，他们就是这样争取到几篇公开发表的书评的。

说到这个小故事，我想起了另一个知名度更高一些的，说的是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太太有一天看见年轻的威廉·福克纳正把纸铺在一辆旧推车上，用铅笔写着什么。“您在写什么？”她问道。福克纳连头都没抬，答道：“一本小说。”安德森太太只是发出一声惊呼：“我的上帝啊！”然而，几天后，舍伍德·安德森托人给年轻的福克纳带话说，他打算把福克纳的小说送去给一家出版商看看，唯一的条件是自己不必读它。这本书应该就是《士兵的报酬》，出版于一九二六年——也就是说，比博尔赫斯的第一本书晚三年，而在此之前福克纳已经出了四本书，只是那时他还没多大名气，不过出版商们对他的书都还能接受，退稿的现象并不太多。福克纳本人有一次也说过，在出版了这五本书之后他不得不去写一本耸人听闻的小说，因为前面几本挣到的钱根本不够维持家用。这本不得不写的书是《圣殿》，它很值得一提，因为它很好地表明了，在福克纳心目中，耸人听闻的小说是什么样的。

昨天，我同《时代》周刊的一位文学作者罗恩·谢泼德谈了将近四个小时，他正在准备一个拉丁美洲文学的研究项目，聊着聊着我就想起了这些伟大作家在他们起步阶段的一些故事。这次谈话里有两点使我很开心。第一是谢泼德只谈文学，也只让我谈文学，而且在没有丝毫卖弄的情况下表现出了他对其相当浓厚的了解。第二点是，他很认真地读过我所有的书，而且做过很认真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每本书的独立研究，而且还从它们的先后顺序和它们的整体关系上下了功夫，此外，他还花费了很大力气看了我不少的采访报道，以免总提些一成不变的老问题，落入窠臼。我对后一点颇感兴趣，倒不全是因为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这一点，在和任何一个作家谈话、哪怕是在和那些看上去最谦虚的作家谈话的时候，绝不能、也绝不应该排除——它还让我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把我个人关于写作这个行业的观点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在采访中，如果采访者没有读过他的某一本书，被采访的作家立刻就会发觉——哪怕只是通过小小的一点儿疏忽，而且从这一刻起，也许在采访者根本察觉不到的情况下，他就已经处于被动的地位了。然而，一个很年轻的西班牙记者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美好回忆，他认定我是那首当年风靡一时的关于黄蝴蝶的歌的创作者，对我的生平做了一次详尽的采访，可他一点儿都不知道，这首歌是来自一本书里，而那本书的作者正是在下。

谢泼德没有问任何具体问题，也没有用录音机，只是每过一会儿在一个学生练习本上简单记上两笔，他并不关心我以前和现在都得过些什么奖，也不想知道作家的责任究竟是哪些，也不问我的书卖出去了多少、赚了多少钱。我不想为我们的这次谈话做什么简述，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属于他而不是我了。可我又不禁要指出，这次采访真的是激励我前行的一件大事，因为我现在的生活就好比一条浑浊的河流，每天要回答好几遍同样的问题，答案也是千篇一律。更糟糕的是，要回答的问题和我的写作生涯越来越没有关系。谢泼德不一样，他从容不迫，文学创作中最神秘的那些东西在他那里都如呼吸一样进退自如，而在他走后，我陷入了对过去日子深深的怀念之中，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更单纯，你可以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无所事事，纵情享受只谈论文学的乐趣。

然而，所有我们谈过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也不及博尔赫斯的那句话对我有吸引力，没有它给我留下的印象那么深刻：“现在，作家们只想着成败。”类似这样的话，我也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我在各地遇到的青年作家们讲过。我曾见过有些年轻作家给小说匆匆收尾，为的是赶上某次大奖赛的截止时间，我也曾看见他们因为一句不合心意的批评，或者某个稿子被出版社退稿，就滑向痛苦沮丧的深渊。当然，并不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这般模样，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还有一回，我听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说了这样一句话，让我大惑不解：“任何一个作家，当他坐下来写作的时候都必须做出取舍，是要做个好作家呢，还是做个坏作家。”几年之后，我在墨西哥城的家中来了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他六个月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而那天晚上他更是志得意满，因为他刚刚把第二部小说的稿子交给了出版商。我被他这刚起步事业进展的神速惊得目瞪口呆，也如实表达了出来，而他愤世嫉俗的回答至今还被我不由自主地牢记在脑海：“那是因为你在下笔之前要左思右想，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等着读你写的东西。而我呢，我可以写得很快很快，因为读我书的人很少。”我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白了巴尔加斯·略萨那句话的意思：那个年轻人是想做个坏作家，实际上他也做到了，直到后来他在一家二手汽车交易公司找了个不错的差事，再也不用耗费时间去搞什么写作了。后来我转念一想，倘若那年轻人在学习写作之前先学习了谈论文学，他的命运恐怕又会是另一副样子。这些天里有一句时髦话：“少做多说。”当然，这句话更多说的是政治方面的背信弃义，不过要拿来说作家的事情也挺有意思。

几个月前，我对乔米·加西亚·阿斯科特说过，唯一比音乐更好的是谈论音乐，昨天晚上，我差点儿把这句话换成文学再对他说一遍。后来我又仔细想了想，这样说更好一些：唯一比谈论文学更好的是创作好的文学作品。

---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