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在波哥大有这么一种相当于报纸的东西，在全世界恐怕都很难找到先例。那是一块黑板，就像那个时代学校里用的那种，上面用粉笔写着最新新闻，一天两次放在《观察家报》的阳台上。就位于希门尼斯·德·克萨达大街和第七大道的十字路口——在很多年里一直被认为是哥伦比亚最漂亮的路口——那是波哥大市最热闹的地段，特别是在那块新闻黑板被摆出来的时候：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人群汹汹，急不可待，从那里经过的有轨电车不说被阻断了吧，反正走起来挺困难。

此外，当年那帮街头读者比起现在的读者来还多了一样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看见他们觉得好的新闻会鼓掌欢呼，看见不太满意的会吹口哨起哄，要是看见和自身利益相违背的还会朝黑板扔石子。这也可以算是一种积极的、即刻的参与，而通过它，出钱赞助这块新闻黑板的《观察家报》就有了一个比其他任何方法都要好的温度计，来测量舆论的温度。

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广播里倒是有很完整的新闻报道，但都是定时定点播出的，所以人们回家吃中午饭或是晚饭前会停下来等待这块黑板的出现，好带着对这个世界更全面的理解回到家里。一天下午——在一片惊愕的低语声中——人们得知卡洛斯·加德尔在麦德林因两架飞机相撞去世了。当有这样一类特大新闻的时候，为了用号外满足人们的焦虑心情，这块黑板会在预定时间之外多更换几次。每逢大选，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而且有时会做得相当漂亮，叫人久久难以忘怀，比如当年对孔查·贝内加斯在利马与波哥大之间那次轰动一时的飞行的报道，其中的一波三折就每小时一版地反映在那个新闻阳台上。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下午一点钟，人民领袖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身中三弹身亡。在那块黑板风云动荡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条如此重大的新闻就发生在离它这么近的地方。然而这条新闻没能在黑板上刊出，因为此时《观察家报》已经迁到了新址，改用更加现代化的系统和传播信息的手段，只有我们几个怀旧的老古董还会记起那个年代，那时的人们都知道什么时候是十二点钟了，什么时候是五点钟了，因为我们能在阳台上看见那块新闻黑板。

今天，《观察家报》里不会有人记得，在当年的波哥大那样一个遥远而阴沉的城市里，这种直接而又震撼人心的现代新闻手段最初是谁的主意。不过人们知道，从广义上来说，当时的主任编辑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他只上过小学，但毫无疑问将成为哥伦比亚最出色的新闻记者之一。如今，在他职业生涯满五十周年之时，所有他的同胞都知道，他的名字过去叫、现在仍然叫何塞·萨尔加尔。

一天晚上，在报社内部的纪念活动上，何塞·萨尔加尔比起开玩笑更像是真心实意地说，他在这次纪念活动中以一个大活人的身份受到了许多通常只会说给死人的褒奖。也许他没听见有人说，其实在他的记者生涯中，最了不起的并不是他干满了五十年——很多老人家都会有这样的资历，而是刚好相反：厉害的是从十二岁起就一直在同一家报社工作，而且那时他已经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想要找一份记者工作。实际上，早在一九三九年前后，何塞·萨尔加尔就总会在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停下脚步，透过窗户看上老半天，看着脚踏印刷机是怎样印出《今日世界》的。《今日世界》是当年一家品味多样化的报纸，很受欢迎，它拥有最多读者的是一个纯新闻栏目，叫作“我亲眼所见”，内容是读者自己口述的亲身经历。每篇文章一经采用，《今日世界》便会付五分钱稿费，这在那个年代可以办很多事情：买一份报纸，喝一杯咖啡，擦一次皮鞋，坐一次有轨电车，喝一瓶汽水，买一盒香烟，或是去看一场儿童电影，还有许许多多必需或非必需的东西都是五分钱。就这样，何塞·萨尔加尔刚满十周岁就开始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写下来寄去，不一定是为了挣那五分钱，更多的还是想看见自己写的东西被登出来，可惜他一次都没成功。幸亏如此，要不然两年前他就可以庆祝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了，那就太过分了。

他是从头做起的：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他家有个朋友在印刷《观察家报》的车间里上班，带他去了自己凌晨四点开始的早班干点儿零活。给何塞·萨尔加尔分配的是个重活，给排字车间铸铅字，他干活认真，引起了一位明星排字工的注意——这种人今天已经没有了。这位排字工也有两个特点使他在工友中颇为引人注目，一是他长得活像共和国总统堂马尔科·菲德尔·苏亚雷斯的双胞胎兄弟，再则是他也有着和总统一样非凡的语言天分，以至后来居然还成了语言研究院的候选人。在铸了六个月的铅字之后，何塞·萨尔加尔被当时的编辑部主任，阿尔维托·加林多，派到一家速成学校学习——尽管也就是学点儿正字法最基本的规则，后来又被提升为编辑部的通讯员。从此他在圈内一路向前，直到今天的位置：报社副社长，也是报社资格最老的工作人员。在开始写黑板新闻的那些日子里，有人在大街上给他照了张相，他穿了件交叉大翻领的黑外套，戴着一顶斜檐礼帽，完全一身卡洛斯·加德尔那个时代的时髦装束。而在他如今的照片上，他不再像别的任何人，只像他自己。

我进入《观察家报》编辑部工作时——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情——何塞·萨尔加尔是个不近人情的编辑部主任，他对我下达了一道在记者圈子里被称为黄金法则的命令：“扭断那天鹅的脖子。”[出自墨西哥诗人冈萨雷斯·马丁内斯的同名十四行诗，此处暗含打破现代主义对“美”的定义、避免脱离现实和反对异国情调的指令。]对于一个准备为文学献身的外省新人来说，这道命令和骂人也差不了多少。可何塞·萨尔加尔最大的长处也许就在于他善于把命令下得不让人觉得难受，因为他做这事时脸上的表情不像是你的上司，倒像是你的下属。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理他了，总之我一点儿也没觉得受到什么屈辱，反而很感谢他的忠告，而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成了一伙。

也许我们俩最感激对方的一点就在于，当我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连到了下班时间都停不下来。我记得有一回，教皇庇护十二世一直打嗝打个不停，怎么都止不住，在那历史性的三个礼拜时间里，我们俩连一分钟都没分开过，我和何塞·萨尔加尔不分昼夜地值守着，等待着两种极端的消息，不管哪种都行：要么是教皇停止打嗝，要么是教皇死于打嗝不止。星期天，我们一起开车沿着大草原上的公路兜风，收音机一直开着，心总是为教皇打嗝的事悬在半空，也不敢走得太远，为的是事情一旦有了个结果能迅速赶回编辑部去。我是在上星期参加他工作五十周年庆祝晚宴的那天晚上回忆起当初的岁月的，我觉得直到那时还没有人发现，何塞·萨尔加尔身上那股工作起来不眠不休的劲头，多半也是因为当年办新闻黑板报的积习难改。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