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忆起少年时光，兰斯对我来说不仅代表着家庭和社会身份的束缚，以至于我需要离开它寻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它对于我做出的选择又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就像我的耻辱之城。在这里，我曾多少次被称作“基佬（pédé）”或者其他类似的称呼？我不记得了。自从我与它相遇的那一天开始，耻辱就一直伴随着我。当然，我从一开始就认识它……谁不认识它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开始了解它了。甚至在知道它的意义之前，我就已经在家里或者家外听过无数次它的名字了。

我在前文中曾讲述父亲在看电视时会表达自己对政治人物的厌恶。同样地，他也会因为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性向异常”的人（有时是真实的有时只是推测）而表达对他们的憎恨。如果在一部电影的片头字幕中看到让·马雷的名字，父亲每五分钟就会说：“这是个同性恋。”“这是个娘娘腔。”“这是个基佬。”因为母亲每次看到他都会说她认为他很帅气，所以父亲的憎恨就更强烈了。母亲不喜欢父亲的这类用语，所以总是这样回应他：“但他并没有妨碍你什么！”或者“人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与你无关……”有时，她会变换语调，讽刺道：“可能吧，但他可比你有钱。”渐渐地了解自己的欲望所在以及自己的性向，对我来说意味着进入这样一个群体：它被成见所定义，被那些侮辱性的词汇所中伤。意味着我要接受这些侮辱给它的接受者带来的恐惧，意味着我会意识到我可能一辈子都要面对这样的攻击。侮辱是发自过去的传票，它们的含义只来自过去众多不断重复这些词汇的人们。“来自时间长河的令人头晕目眩的词汇”，就像热内诗中描述的那样。但这些侮辱对于它的接受者来说，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投射：他们被恐惧的预感所笼罩，他们所承受的这些词汇、这些暴力将会伴随他们一生。成为同性恋，就是成为靶子，并且，在还未真正成为靶子之前，也就是甚至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之前，就知道成为同性恋可能成为被我们已经听到过千百次的词汇（我们从来都明白这些词汇的侮辱性意涵）所攻击的对象。在我们之前，便存在着这被大众痛斥的形象，现在轮到我们扮演这样的角色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我们需要与自己的角色共处。即便存在众多不同的方式，它们也都会被打上相同的印记，这一印记来自越来越多的谩骂所形成的威力。同性恋并不是一个人们为了避免窒息而发明出来的东西（就像萨特在评论热内时使用的神秘用语），而是加诸我们身上的、迫使我们寻找出路以免窒息的东西。我不禁想到，我与自身社会阶级之间的距离（我努力建立的距离）以及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创造就构成了属于我的方式，我通过这一方式来处理自己已经变成的样子，以及只有通过想象自己与某些人不同（我确实与他们不同）才能变成的样子。在前文中，我通过描述自己的求学之路，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奇迹”：就我的情况而言，实现这一“奇迹”的动力很可能就是同性恋。

甚至在我还未意识到它是针对我的时候，侮辱性的话语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自己就使用过不止一次，在我十四五岁时，在明白了这些词汇形容的就是我这种人时，为了将它们从我身上转移开来，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让自己保持清白，我不断将这些话语使用在他人身上：我和班上两三个同学嘲笑学校里另外一个有些女性化的同学，将他称作“娘娘腔”。在侮辱他的同时，我也在间接地侮辱自己，最可悲的是，我模模糊糊地明白这个事实。但当时我却被一种不可抵御的想要证明自己属于“正常人”的渴望所支配，千方百计地想要证明自己并没有脱离“正常人”的群体。也许这是一种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他人的方式：一种驱魔术。

可没过多久，我就成为侮辱的直接对象，侮辱性词汇被用来直接形容我这个人。我被它们环绕，甚至被它们定义。它们无所不在，时刻提醒着我自己是违反规则，脱离常轨的人。在高中的操场上，在我居住的社区中……它们无处不在，隐藏着，随时准备出现，而其出现几乎就是无可避免的。17岁时，有一次我看到一辆汽车在大剧院（Grand Théâtre）和法院之间的一条路上减速，车里可恶的家伙们朝着街上的人喊道：“基佬！”于是我知道这是一处同性恋相互结识的地方，之后也开始造访这里。这就像一场组织好的密谋，除非那些言语攻击在每个角落不断被重复，否则它就不是绝对强大、完全有效的。我需要学会与之共处。还有别的办法吗？但我从未真正习惯它的存在。每次，那些反复被说起的对于我的侮辱性称呼都像一把刺痛我内心的尖刀，它还让我感到恐惧，因为这意味着即便我试图隐藏，人们仍然察觉到了我的身份，这还意味着我被赋予这一命运，即永远地、随时随地地处在被揭发、被诅咒的状态中。有人在公共场合这样揭发我：“你们看看他是个什么东西，他还真以为可以骗过我们吗？”事实上，笼罩我的整个文化氛围都在朝我喊“基佬”，或者是“娘娘腔”“鸡奸者”，或者其他卑鄙的用词，只要提到它们，我今天还会回忆起那从未消失的恐惧、伤痛，和它们在我精神深处印刻下的羞愧。我是羞辱的产物。我是耻辱的儿子。

人们会对我说：羞辱是次要的，欲望是第一位的，应该谈谈欲望！的确，正因为我们感受到羞辱试图攻击的欲望，我们才成为羞辱的目标。那时我参加过一段时间（在13到15岁之间）赛艇俱乐部，而且喜欢俱乐部里的男孩子，在我16岁成为一名政治组织的斗士时，我喜欢过组织中的男孩子。我最早的性经历是与两名赛艇俱乐部中的男孩，以及二年级时的一名同班同学，但不是和我提到过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的成员。即便他们不具有恐惧同性恋情绪，这些托洛茨基战斗主义者们也是彻头彻尾的异性恋者，至少不太能接受同性恋。当时我们在组织中朗诵关于“性革命”的赖希（Reich）式基督教义，内容是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它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理论对同性恋进行了批判：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是对力比多的压制和将力比多产生的能量转移至工作，所以性解放将引发另外一种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出现。文章中包含对同性恋的消极评价，认为同性恋只是一种性禁忌，注定消失。实际上，我每天都感觉到马克思主义中没有我的容身之所，在这里与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我的生活注定是分裂的。我被切成两半：一半是托洛茨基分子，一半是同性恋。两个身份似乎难以共处，事实上，我的确难以让两者和谐共处，而且感到越来越难以同时保留两者存在。我理解为什么1970年代的同性恋运动只有在与这类组织和政治思想脱离关系的基础上才会发生，即便它的某些部分仍然有着强烈的赖希式意识形态[法 盖伊·奥康让（Guy Hocquenghem）在1972年出版的《同性恋欲望》（Le désir homosexuel）（巴黎：Fayard，2000，页154）一书中激烈批评了赖希。关于1970年代发生的同性恋运动中一部分人展现出的对于赖希的狂热，请参看［法］蒂耶里·弗艾尔齐尔（Thierry Voeltzel）：《二十岁及之后》（Vingt ans et après）（巴黎：Grasset，1978），页18、29〔这本书的内容是一名20岁的年轻人和一位“年长的朋友”之间的对话，后者便是米歇尔·福柯。我在《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Rélexions sur la question gay）第433—439页中评论过这篇文章〕。]。福柯在1970年代中期书写的《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反抗，以及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反抗。他在书中建构了一种新的研究权利和社会变革的方法：他不仅试图将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从批判性思维（la pensée critique）和激进解放主义（la radicalité émancipatrice）中清除出去，还同样坚决地试图清除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共产主义假说”，以及拉康理论[法 米歇尔·福柯：《性史》（巴黎：Gallimard，1976），第一章：渴望知晓。我在《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gay）一书第三部分、《少数派道德》（Une morale du minoritaire）一书，以及《逃离精神分析》（Échapper à la psychanalyse）（巴黎：Léo Scheer，2005）一书中书写了我对福柯观点的分析。]。那么，顺便说一句，我们如何能不为今天的学术界又可悲地退回到这些陈旧的、僵化的、贫瘠的教条（当然，它们对同性恋运动或者更广泛地说性运动，时常是持敌对态度的）中而感到惋惜呢？这一倒退，就像它不可分割的反面一样，同样由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开始经历的反动时代中的政治主流所生发和召唤。

因为极少被满足，这些欲望（我的欲望）总是面临被压抑、被隐匿的命运。如果一种欲望，注定要被压抑、被隐藏、被公众否认，那这种欲望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一种欲望总是恐惧被嘲讽、被批判、被精神分析，而一旦跨越恐惧的阶段后，又不停地反复肯定和宣扬（有时是以戏剧化、夸张、带有攻击性、“过激”、“异教徒式”、“战斗性”的方式）自身存在的权利，这种欲望究竟是什么呢？这种欲望自身携带着本质性的脆弱，这是一种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自身可以意识到自身的、永远被焦虑所笼罩的（在大街上、在办公室）脆弱性。而且不仅仅是侮辱，它还包括所有我们听到的贬义的、诋毁的、贬低的、讽刺的、羞辱的词汇，哪怕我们不是这些用语的直接对象。“基佬”这个词以及它的近义词不断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在小学，在中学，在家里……听到这样的词我们感到被打击、被揭露，感到寒心，以至于即使对你说出这些词汇的人并没有想到他们说的便是你，你依然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些词汇所指的对象，哪怕它们实际上是用来形容别人的，而且只是泛泛地指向一个很模糊的范畴，我们仍然感到自己属于那个被指向的群体，虽然我们竭尽全力地想要脱离它。（这可能就是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试图脱离自身身份的那种强烈的、持续的欲望的最为重要的精神来源之一，也是为什么有些同性恋人士对于同性恋运动的存在有一种单纯的恐惧，因为同性恋运动旨在展示一个公共形象，确认自己可以在一个私人空间中自得其所，并“有权无视”外界社会，虽然这一幻想已经被他们的个人经验所揭穿，他们每天的生活经验必然证明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是如此不可分割，证明了“私人空间”本身就是公共空间的产物，也就是说，他们最隐秘的心理角落也同样是被性规则下达的指令所塑造的。）真实的侮辱或者潜在的侮辱——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接收到的以及我们怀疑指向我们的，同时我们试图压制的侮辱，再或者那些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在任何地方、无时无刻不受到攻击的那些暴力的、不停歇的侮辱——构成了我们与世界和他人的基本关系。一个个体，作为一个被侮辱的人生活着，作为一个被社会目光与言论所贬低的人生活着。一个通过被命名而被贬低的客体，就是一个被性规则的结构生产出来的屈从的主体（其中言语侮辱只是最显见的一点），而我们所有的意识（以及无意识，只要我们能够清晰地将这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分开来）正是被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变成了我们塑造自己以及自己个体身份的过程本身）所标志和塑造的。没有什么是纯粹心理的，所以：是性规则和它所规定的等级（这一等级日复一日地生产着心理机制和主体化方式）在起着狡猾而有效的作用。